船津和平工作又稱船津工作，是在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後，日本一些人為了防止事變擴大，於同年8月派船津辰一郎前往中國進行斡旋工作。船津和平工作因此得名。
經過
1937年7月7日深夜，盧溝橋事件爆發[1][2][3][4]。7月8日，中國共產黨呼籲中國國民對日全面抗戰[1][2]。7月9日，雙方暫時進入了停戰狀態。7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表示了抗議[1][4]，中國共產黨和日本關東軍則積極尋求將事變擴大[3]。
日方有些人希望不通過正式的外交談判解決問題，而是由駐地軍隊與地方政府通過協商解決問題[4][5]。華北的日軍因此與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之間進行談判[2][4][5]。日方的停戰條件是根據軍中央的指示提出的，儘管戰鬥中中國方面的損失更大，但停戰條件中包含了要求中國方面的道歉等[3][5]。7月11日，北平特務機關長松井久太郎與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之間一度達成了停戰協議[2][4][5]。
然而就在同一天，日本政府又指責此次事件是中國方面有預謀實施的武力抗日行動，並決定從本土、朝鮮、滿洲派遣增援部隊[4]。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原本是反對擴大衝突的，因此本打算不增派部隊，但在接到國民政府中央軍正北上的情報後，為了保障僑民和駐地軍隊的安全，石原莞爾又決定派遣增援部隊[4]。陸軍大臣杉山元向昭和天皇表示「事變大約一個月內可解決」[5]。隨後關於停戰協議達成的報告傳來，日本方面暫時決定不從本土派遣支援部隊，但繼續從朝鮮、滿洲派遣增援部隊[4][6][7]。
蔣介石在廬山聽說了盧溝橋事件的消息後，命令何應欽加快編組部隊，並將部隊調動到華北的要地，還指示準備向前線調派100個師的兵力。[8]在與周恩來會談後，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廬山聲明，明確表示仍將繼續為和平而努力，但如果無法實現，則只能竭盡全力抵抗[3][5][8][9]。7月19日，蔣介石提出和談條件：
- 中國主權和領土不可侵犯
- 禁止在河北省非法改變行政組織
- 國民政府地方官員不能因日本的要求而變動
- 第二十九軍不受任何限制
蔣介石表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行為並同意這四個條件，願意進行談判。同時，如果日本不在此時停止軍事行動，即便中國沒有勝算，也已準備好與日本抗戰，並呼籲國民奮起[6][8]。蔣介石政權還表明，現地停戰協議應當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並宣佈任何違背國家主權的現地協議為無效[4][8]。這表明國民政府決心不再重蹈九一八事變的覆轍[4]。
7月20日，第一屆近衛內閣召開了內閣會議，決定動員3個師團[3]。但是，迅速派兵的計劃被擱置[3]。7月25日，廊坊事件發生，日本方面表示日本軍遭到中國軍隊槍擊[4][6]。7月26日，日本方面以保護在北平居住的日本人為由，派兵進入北平城內，但城門被關閉，城牆上的中國軍隊對日軍開火，導致廣安門事件發生[1][5][6]。27日，決定增派的3個師團被實際派遣[3]。7月28日，日軍在華北地區發起了總攻擊，戰爭最終全面爆發[3][5]。7月29日，通州事件爆發[1][5][6]。同日，日軍佔領了天津，南開大學在空襲和炮擊下被摧毀[5]。7月31日，蔣介石再次明確表示和平已無希望，只有徹底抗戰，隨後釋放了被監禁的抗日七君子。這使得之前對蔣介石持懷疑態度的中國人也相信蔣這回是真的要堅決抗日了。[5]
盧溝橋事件後，陸軍內部有聲音提出應利用此事件一舉打擊中國的抗日態度，鞏固日本在華北的地位，這種聲音不僅來自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而且來自關東軍和朝鮮軍[10]。當時的陸軍中存在一種觀點，認為根據中國在滿洲事變以來的反應，只要以日本的武力威懾，中國就會屈服，這就是「對支一擊論」，提出這一主張的被稱為「擴大派」[4][10]。他們認為，應利用此機會出兵中國，讓華北不再由中國中央政府管治[4]。「擴大派」中有陸軍大臣杉山元、陸軍省的田中新一、參謀本部的武藤章和永津佐比重[4][10]。「擴大派」並不是一開始就打算與中國進行全面戰爭，他們認為有可能將戰場限制在華北，在那裏給予中國一擊，就能使其屈服。[4]
與之相對的「不擴大派」中，有參謀本部參謀次長的多田駿、石原莞爾、河辺虎四郎、陸軍省的柴山兼四郎[3][4][10]。他們主張為了應對蘇聯，應該將注意力轉移到滿洲國，想辦法壯大滿洲國，而且儘量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4][10]。同時，他們認為中國的抵抗力不可輕視，一旦與中國的武力衝突全面化，衝突將陷入泥潭，蘇聯可能趁機軍事介入，這種情況必須避免[4][10]。「不擴大派」的核心人物是石原莞爾，但當石原莞爾試圖說服「擴大派」時，反被他們反駁稱自己正是以石原莞爾在滿洲事變中的行為為榜樣，這讓石原莞爾啞口無言[3]。
7月11日，第一次近衛內閣將盧溝橋事件稱為「北支事變」[11]。當天晚上9點，近衛文麿首相邀請了將近100名來自政界、財界、媒體界的人士到首相官邸[3][11]。近衛在會上表示「要為了促使中國反省而派兵」[3]。
另一方面，近衛文麿通過政界浪人秋山定輔作為中介，派遣宮崎滔天的兒子宮崎龍介前往中國，嘗試直接聯繫蔣介石[7][11][注釈 1]。宮崎於7月23日離開東京，但行動被陸軍憲兵隊泄露，次日在神戶被憲兵隊拘留，此次行動以失敗告終[7][11]。
甚至還有近衛文麿本人前往南京的計劃[7][11]。7月12日，石原完爾向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建議，希望近衛首相能親自前往南京與蔣介石直接談判[11]。聽聞此事的近衛文麿，儘管當時身體不適，但表示寧願帶着護士也要前往南京[11]。然而風見章認為，即便雙方首腦能夠達成一致，但雙方的軍隊未必願意停戰，協議可能無法執行，反而會使情況更加複雜化，因此反對雙方進行首腦會談[11]。近衛文麿同意了風見的意見，改提議派遣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前往南京[11]。風見章向廣田提出了這一建議，但最終沒有實現[11]。
近衛文麿的親近人物，西園寺公望的孫子西園寺公一也在7月下旬前往上海，接觸了與蔣介石一派親近的江浙財團要人，但由於隨着淞滬會戰的爆發，西園寺公一未能取得成果[11]。
在日本軍攻佔北平和天津地區後，局勢暫時趨於緩和時，天皇示意近衛文麿考慮通過外交談判解決問題。接着，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要求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制定外交解決方案[12][12]隨後石射豬太郎、外務省、陸軍、海軍的相關人員進行了討論和協調。石射豬太郎整理了各方提出的停戰條件[12]。在陸、海、外三部門首脳的連日協商後，日本方面於8月4日正式敲定停戰條件。停戰條件的內容如下[12][13]：
- 終止塘沽協定、何梅協定、秦土協定
- 將盧溝橋一帶設為非軍事區
- 解散冀察政務委員會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由國民政府直接管理
- 增派的日軍撤回日本國內
- 中國政府要承認滿洲國
- 締結《中日反共條約》
- 中國暫停排日
- 中國暫停特別貿易及自由飛行
日本方面將提出的和談條件告知前日本駐上海總領事船津辰一郎[12][14]。儘管此時妻子病危，船津辰一郎還是接受了任務[12]。船津辰一郎被選中代表日本斡旋的部分原因船津辰一郎有多年在中國各地擔任領事的經驗，這使得他可以與有影響力的中國官員接觸[13][14][12][13][14]。
船津辰一郎於8月4日離開東京，8月7日抵達上海[12]。然而就在此時，自盧溝橋事變爆發前就一直在華北出差的川越茂回到上海，川越茂告訴船津辰一郎，他將親自向中方通報和平條件[12]。船津辰一郎於8月9日會見了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局局長高宗武，當時船津辰一郎只是向高宗武表示儘快解決華北問題會有好處[12]。高宗武也於同日下午會見了川越茂，川越茂在會談中正式提出了日方的停戰條件[12]。
然而就在同一天傍晚，海軍特別登陸部隊連長大山勇夫在上海乘車視察虹橋機場地區時被中國軍人槍殺（大山事件），局勢驟然變得緊張起來[13][15]。船津辰一郎於是四處奔走，試圖勸說中方達成和平解決方案，但在8月13日，中日軍隊在上海開戰（淞滬會戰），並於8月14日爆發全面衝突[15]。 在此之前，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寵惠還在奉行對日綏靖政策，而且正與日高信六郎進行和平談判。船津辰一郎的和平努力無果而終。日本方面提出的停戰條件自然無法落實[15]。
參考文獻
另見
外部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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