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法國（法語：France Libre）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法理上被維希法國取代後宣稱為法國唯一合法政府的政治實體，領袖是法國準將夏爾·戴高樂。1940年法國淪陷後，6月自由法國作為流亡政府於倫敦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其武裝自由法軍（Forces françaises libres）是盟軍的一方，主要在歐洲和北非戰場與軸心國作戰，同時支援法國抵抗運動[note 1]在德佔區對納粹德軍進行敵後破壞，並成功於1942年9月後獲得部分法屬西非殖民地作為反攻本土的戰略據點。
自由法國 France Libre（法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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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194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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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歌：馬賽曲（官方） 游擊隊戰歌（非官方）[1] | |||||||||
 自由法國領土變遷見中文版圖例 | |||||||||
| 地位 | 流亡政府 (1940年9月前) 領土限於盟軍控制區的地方政府 (1940年9月後) | ||||||||
| 首都 | 巴黎 (法定) 倫敦 (1940年9月前) 布拉柴維爾 (1940年9月後) 阿爾及爾 (火炬行動後) (實際) | ||||||||
| 領袖 | |||||||||
• 1940-1944 | 夏爾·戴高樂 | ||||||||
| 歷史時期 | 第二次世界大戰 | ||||||||
• 六一八呼籲 | 1940年6月18日 | ||||||||
• 帝國國防委員會 | 1940年7月11日 | ||||||||
• 法國國家委員會 | 1941年9月24日 | ||||||||
• 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 | 1943年6月3日 | ||||||||
• 布拉柴維爾會議 | 1944年2月8日 | ||||||||
• 臨時政府 | 1944年6月3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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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第三共和國於法國戰役中崩潰，菲臘·貝當等傾法西斯主和派控制法國政府並和納粹德國簽訂第二次貢比涅停戰協定，由此建立了傀儡政權維希法國。原法軍依協定被全部解散，僅留下10萬左右的「停火部隊」（Armée de l'Armistice）以維持非佔領區秩序[2]。法國五分之三的領土將被德國「臨時佔領」至兩國締結和約為止，且需向納粹德國支付天文數字的軍費[3]。後者還拒絕歸還法軍戰俘，超過160萬人被送往德國本土及其佔領區充當勞力，維希政權甚至需要將部分人口遷回北方[4]。法國七十年的共和制被貝當的獨裁政府取代，憲法淪為一紙空文，法國徹底喪失完整的主權。準將夏爾·戴高樂反對屈辱的停戰，逃往英國並通過英國廣播公司（BBC）於6月18日廣播呼籲（Appel du 18 juin）法國人民加入自由法軍抵抗納粹入侵，並在1940年10月27日成立帝國國防委員會以管理效忠自由法國的海外殖民地。
起初，僅有太平洋、印度與赤道非洲的幾塊殖民地於1940年8月至9月響應戴高樂，其餘法屬領地均全數宣佈效忠維希政權並反對自由法國[5]。隨着盟軍節節勝利，自由法國的控制區才不斷擴大，最終於1942年11月控制了法蘭西殖民帝國的大部分領土。
自由法國的武裝力量在各地與軸心國作戰，他們的足跡遍佈從中東到中南半島、北非的每一場戰役。自由法國海軍與英國皇家海軍、加拿大皇家海軍[6]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並肩戰鬥。自由法國空軍建立起來之前，部分飛行員還參加了英國皇家空軍、蘇聯空軍及特種空勤團。1942年7月13日，自由法國整合為戰鬥法國（France combattante），以強調與納粹作戰的不僅有海外的自由法軍，還有德國佔領區的抵抗運動戰士。
如果從法理上討論，自由法國政府在北非光復後就結束了流亡時期，因為它此時就由倫敦遷往阿爾及爾[note 2]並成立了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作為統領抵抗力量的臨時政府。1944年8月25日，自由法軍第二裝甲師與當地的抵抗組織解放巴黎，自由法國政府回到首都並改組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於戰後的1946年再次改組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至此結束了1940年第三共和國解散後的一系列臨時政權。
1943年8月1日，維希政權的非洲軍團殘部正式與自由法軍合併，組成法國解放軍。1944年中旬法軍規模超過40萬，他們先後參與諾曼第登陸與龍騎兵行動，最後和盟軍共同解放了巴黎。他們還投身亞爾薩斯、阿爾卑斯及布列塔尼戰場，二戰結束時，法國士兵人數已超過130萬，在歐洲的盟軍里排名第四，其中大部分戰士參與了解放法國和對德國本土的進攻。
1940年：流亡政府
1940年，納粹德國開始執行黃色方案，他們迅速擊潰了荷蘭與比利時的軍隊，攻入低地國家，英國派出遠征軍和法軍一起前往比利時抵擋德軍進攻，然而由古德里安率領的德B集團軍卻突然從阿登森林殺出，攻克色當後長驅直入[7]，把英法聯軍的主力圍困在了法國北部及比利時。到5月底，英法軍隊已被分割在了數個小包圍圈中，包括敦刻爾克、加來、布洛涅、科地區聖瓦勒里和里爾。敦刻爾克大撤退不僅保存了英軍的大量有生力量，還使得許多法國士兵能夠繼續戰鬥，特別是從里爾撤回來的幾個師[8]。
5月27至6月4日期間，從敦刻爾克海灘撤到大不列顛島上的英國遠征軍超過20萬，負責掩護撤退的法軍也有約14萬人保存了下來[9]。不過與現在人們普遍的看法不同，當時的交戰雙方都沒把這次撤退當作法國戰役的結尾，德國於當年6月開始執行紅色方案，進攻法國南部，而從敦刻爾克撤出的許多法軍又回到了法國，繼續參加與德軍的作戰。指揮完敦刻爾克撤退後，亞倫·布魯克在6月2號登陸瑟堡，他用加拿大第一師重組了英國遠征軍，因為這個師是英國唯一編制還完整的部隊。與某些猜想不同，法軍在6月的士氣反而高於5月，他們於索姆河重構了防線[10]，還輕鬆擊退了意大利法西斯對阿爾卑斯地區的進攻。然而由於先前在法國北部的慘敗，此時的法軍嚴重缺乏裝甲部隊，並且面對納粹空軍的駭人轟炸，他們也缺少可以還擊的戰鬥機，這倒不是因為與德軍的空戰，而是法國南部機場數量不足導致的超負荷運轉所致[11]。
6月1日，夏爾·戴高樂晉升準將，5日，保羅·雷諾任命他為國防次長[12]，戴高樂得以進入內閣[13]。這位新晉準將長期以來以挑戰權威觀念聞名軍中，1912年他從聖西爾軍校畢業後就要求調往貝當的步兵團，後者倡導的戰術是「火力收割」，與當時盛行法國的「全力出擊」觀念截然不同[14]。戴高樂還是現代裝甲戰理論的倡導者，曾經寫過多本書來宣傳他的戰術思想，可惜這些理論並未被法國政府採納，反而是納粹德軍相當重視[15]。戴高樂指揮的第4裝甲師也是法國戰役中少有的有能力反擊德軍的法國部隊，在蒙科爾內戰役中這個裝甲師一度在德軍的防線上刺入了十幾公里[16][17]。不過戴高樂個人的人緣並不好，1940年他逃往英國時，沒有一個他的直屬下級選擇追隨他[18]。
莫里斯·甘莫林在5月20號被免職後，新任法軍指揮官是時年73歲的馬克西姆·魏剛，他和貝當一樣是一個堅定的仇英主義者，將敦刻爾克撤退視為英國不可靠的一大證據[10]。戴高樂後來回憶，這位新任總司令在德軍於6月8日重新發起進攻後就「失去了希望」，他很快放棄抵抗並和納粹簽署了停戰協議[19]，儘管如此魏剛在戰後的審判中依然被判無罪，因為他確實盡其所能安排了軍事部署，同時試圖爭取有利的和平條件。戴高樂是一小群主張繼續抵抗的內閣成員之一，雷諾派他前往倫敦與英國談判，試圖締結英法兩國的完全同盟。不過談判還未有結果時雷諾就因受不了失敗主義者的壓力於16日辭去總理職位，交由貝當組建新的政府[20]。戴高樂17號先飛抵了巴黎淪陷後法國政府的所在地波爾多，不過同日在得知了貝當已經與納粹達成和約後，他又飛回了倫敦[16]。
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將軍通過英國廣播公司（BBC）呼籲法國人民起來抵抗納粹的侵略，他號召士兵、水手和飛行員等加入與法西斯的鬥爭：
- 「法蘭西絕非孤身一人。她並不孤單！她並不孤單！在她身後是一個龐大的帝國，她可以與大英帝國結盟，控制海洋繼續戰鬥，還能夠充分運用美國無限的工業資源。」
- 「無論發生什麼事情，法蘭西抵抗的烽火都不能熄滅，也絕不會熄滅。」
英國內閣的一些成員對這次廣播持保留態度，他們認為這篇演講有可能激怒貝當政府，使他們將已成為英國心頭之患的法國艦隊交給德國人[22]，儘管溫斯頓·邱吉爾自己也有疑慮，不過他還是同意了戴高樂的行動。
在法國「6月18日呼籲」（Appel du 18 juin）當天並沒有被多少人聽到，不過在不久的將來，連同戴高樂之後幾天的的通訊與演講[23]將在法國本土及殖民地廣為人知，成為使這個國家和民族感到驕傲的自由之聲。
6月19日，戴高樂再次向法國人民廣播，宣稱「一切形式的政府都已消失」，由於當局「被敵人奴役，所有的機構都已失能」，所以繼續戰鬥是法國軍人們「非常明確的責任」[24]。
這篇演講成為了日後戴高樂組建流亡政府的法理基礎，它宣佈貝當政府將要與納粹簽訂的停戰協議不僅僅是不光彩，更是非法的，一旦條約落筆，法國政府自身便是犯了叛國罪[24]。朱利安·積森等學者提出了另一種觀點，即維希法國在法理上是唯一的合法政府，而戴高樂和他的擁躉們是革命者，他們與同在倫敦的荷蘭、比利時等流亡政府性質並不相同[25]。值得注意的是關於第三共和國的法理繼承還有一種說法，那就是自由和維希法國皆非完全自由、合法、主權和獨立的繼承者，因為兩國的媒體在提及自己時都竭力避免使用「共和國」這個詞，也未作出有關法理繼承的宣稱。維希政權方面避而不談的一個原因是貝當推行之所謂「國家革命」，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徹底消滅法國的共和制傳統[26]。
1940年6月22日，貝當元帥正式與德國簽署停戰協議，24日他又和意大利政府達成了類似的條款，兩份文件同時於6月25號生效[27]。7月10號，皮埃爾·拉瓦爾脅迫議會投票通過1940年憲法，賦予了政府首腦貝當包括修憲在內的全權[28]以組建新的威權政府，是為維希法國（Régime de Vichy）。由於巴黎被德軍佔領，因此旅遊小城維希暫時成為其政府所在地。與此同時，維希政府主導了對戴高樂的缺席審判，並以叛國罪判處他死刑[29]。戴高樂則認為自己是合法的雷諾內閣中存留至今的唯一閣員，而貝當的掌權才是違背共和憲法的政變。
法國淪陷後，溫斯頓·邱吉爾開始擔心法國海軍的艦船一旦落到德國或意大利人的手裏會對英國本土構成極大威脅[30]，他強烈要求維希方面要麼把艦船全部交給盟軍，要麼就將海軍開往英國、法國或兩者都認可的某個港口以在戰爭期間保持中立。邱吉爾必須確保法國海軍一定不能幫助德軍入侵不列顛，而摧毀它便是阻止其最有效的辦法，儘管如此，貿然對貝當政權發起攻擊也許會激怒其倒向軸心國[31]。
1940年7月3日，法國海軍上將馬塞爾·般奴·讓蘇爾收到了英國人發來的最後通牒：
就現在的情況而言，將你們的艦船交給德國人無論是對我們，還是對你們正在抵抗的同胞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我們決心戰鬥到底，如果最終取得了勝利，將絕不會忘記法國曾與我們並肩戰鬥過，不列顛的意志與她的完全相同，而我們唯一的敵人便是德國侵略者。將來若擊敗了敵人，我們將莊嚴地宣佈恢復法國的領土和榮光。正是因此，才必須確保法國最優秀的艦船不能為我們共同的敵人所用。現在，奉國王陛下政府之命，我們要求所有凱比爾與瓦赫蘭港內的法國艦船於以下行動方式中任選一種，以確保在戰爭時期的完全中立：
(a) 加入我們繼續與德軍戰鬥，直至戰爭勝利。
(b) 以儘可能少的船員在英國方面的控制之下，將艦船轉移至英國港口，隨行的法國船員將儘快被遣送回國。
如果您選擇以上兩個選項中的任一個，那麼在戰爭結束後，我們會將所有臨時徵用的船隻歸還法國，若有船隻在戰鬥中損傷或沉沒，英國政府自當賠付所有損失。
(c) 如果你覺得有義務遵守停戰條約，決定不將這些艦船用於對抗德國人，免得他們撕毀協議。那麼請以儘可能少的船員駕駛艦船至海外的法國港口，例如西印度群島的馬提尼克——這樣我們可以放心這些船隻在戰爭中能夠保持中立。亦或者將艦船交給美國託管[note 3]，船員會在戰爭結束後被送回法國。
若您拒絕執行以上的任何一種方案，那麼我將非常遺憾地要求您在6個小時內自沉所有艦船。
最後，如果不能達成以上的任何一點，那麼我將不得不執行國王陛下政府的命令，即不惜一切代價或手段也絕不能讓這些艦船落入德國人手中。[32][33]
讓蘇爾剛開始打算接受英國人的第三條提議，將艦船開往馬提尼克[34]，該省的首府法蘭西堡是一個優良深水港，並且當地的總督依然效忠貝當政權。但與其他高級軍官經過長達十個小時的討論後，也許是出於對維希當局的忠誠，也可能是沒有意識到局勢的緊迫，讓蘇爾選擇拒不接受最後通牒[35]。英國海軍上將占士·薩默維爾於是命令英國艦隊向港內的法國海軍發起進攻，在幾乎零傷亡的情況下，迅速擊沉或重創了三艘法國戰列艦[31] 。由於維希海軍秘書處宣稱英國方面沒有給出任何妥協選項[35]，這次襲擊在法國引起了極大憤慨，特別是海軍（近1,300名法國水兵在戰鬥中喪生[33]），一時之間法國的仇英情緒高漲，紛紛將英國人稱作「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這次事件的發生意外加強了維希政府對民眾的凝聚力，也使得許多法國士兵對是否要投誠自由法軍產生了遲疑[36]。
儘管如此，仍然有不少法國海軍官兵選擇站在盟軍這一邊並在隨後加入了自由法軍，如布雷潛艇紅寶石號，船員幾乎全體投票支持與英國繼續並肩作戰[37]，還有驅逐艦凱旋號，當時最大的潛艇絮庫夫號。1940年11月7日，普爾米奇號（Poulmic）巡邏艇在英倫海峽觸雷，這是自由法國海軍首次在戰鬥中遭遇損失[38]。
弩炮行動後，法國海軍仍保有相當的實力，其本土的主力艦隊與殖民地的許多艦隻依然忠於貝當元帥。但由於停戰條約與英國的海上封鎖，這些艦船難以得到適當的更新與維護[39]，同時不斷遭遇英軍的打擊。至1941年5月下旬，英國共捕獲、擊沉或扣押了143艘法國船隻，總噸位約792,000噸[40]，其中大部分都被交還給自由法國海軍[40]。1942年11月，為了防止法蘭索瓦·達爾朗帶領維希政權倒向盟軍，納粹德國發起安東行動佔領法國南部並試圖奪取土倫港的法國艦隊，最終大多數法艦在德軍抵達前自沉[41]。此次事件後，其餘留在維希殖民地的艦船紛紛轉投盟軍。
1940年9月，趁着英國遣送滯英士兵的機會，1,700名法國海軍官兵坐上一艘隸屬於國際紅十字會的醫療船返回祖國。不過這並不影響德軍潛艇對其發起無差別攻擊，最終約400人淹死或失蹤[42]。
中將埃米爾·穆塞里爾是自由法國海軍的首任司令，他響應戴高樂的號召，於6月底率領一批艦船抵達英國[43]，隨後受命組建流亡政府的海軍[44]，繼他之後菲臘·奧利瓦諾、佐治·蒂埃利·達讓里厄也先後擔任過司令。自由法國海軍在攻佔法屬北非的火炬行動、大西洋海戰中的護航行動、支援法國本土的抵抗運動以及諾曼第登陸和龍騎兵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43]。戰爭期間，自由法國海軍總計有大約50艘主要艦艇以及幾十艘小型和輔助船隻。其編制還包括六個營的海軍陸戰隊和突擊隊，以及兩個海軍航空兵中隊，其中一個在英國皇家海軍光輝級航空母艦不屈號上，另一個是反潛的卡塔利娜斯中隊。此外，還有170餘艘法國商船也加入了同盟國一方[45]。儘管名義上自由法國海軍的總部在倫敦，但其軍營、訓練艦以及海軍學校等設施均位於樸茨茅夫[45]。
1941年：海外領地
由於盟軍短期內沒有反攻法國本土的能力，戴高樂將目光投向了法蘭西龐大的海外領地。
戴高樂剛開始樂觀地認為與英國殖民地聯繫緊密的法國非洲領地應該會支持自己[46]，而事實上法屬赤道非洲的總督皮埃爾·布瓦松是貝當元帥的忠實追隨者，整個地區唯一態度模稜兩可的是位微言輕的乍得總督菲利克斯·埃布埃。布瓦松很快因他的忠誠被維希方面拔擢為「殖民地高級專員」，辦公地點遷往達喀爾，這使得埃布埃對乍得的控制力大為增強。8月26日，在當地最高軍事長官的幫助下，乍得總督宣佈他所轄的殖民地加入自由法國[47]。由於軸心國的勢力難以滲透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到八月底，法屬赤道非洲（包括國聯託管的法屬喀麥隆）除法屬加蓬外的所有法國殖民地全部宣誓效忠戴高樂[48][49]。
這些殖民地給自由法國帶來了至關重要的兵源——大量從非洲殖民地招募的軍隊成為了自由法軍的主力，據艾力·詹寧斯的估計，至1944年起碼有27000名來自法屬赤道非洲與喀麥隆的士兵在自由法軍中服役[50]。1940年7月至11月間，自由與維希法軍在黑非洲發生多場戰鬥，雙方互有勝負。
達喀爾是法屬西非的重要軍港，拿下該港口便可以切斷維希西非屬地和其本土間的聯繫。英國首相邱吉爾提議從海上發動進攻，他認為當龐大的英法聯合艦隊在海平面上現出身影時，維希政權派來的總督會毫不猶豫地選擇投降。1940年9月，盟軍發起達喀爾戰役，也稱威嚇行動，調集皇家方舟號航母、兩艘戰列艦、五艘輕重巡洋艦、十艘驅逐艦與近8,000人的登陸部隊向達喀爾港發起進攻[51]，港內的維希法軍立即利用岸炮和黎希留號380mm的大口徑主炮還擊[52]。經過兩天戰鬥盟軍四艘重型戰艦被擊傷，而維希方面僅損失一艘驅逐艦和兩艘潛艇。25日盟軍迫於損失不得不放棄進攻計劃，達喀爾戰役最終以自由法國的失敗告終。雖然這次失敗主要責任不在戴高樂，然而還是嚴重影響了他在軍隊中的威望，強烈的羞辱感使他一度考慮過自戕[53]。
1940年11月，勒克萊爾將軍奉命對加蓬發動陸上進攻並迅速拿下了利伯維爾，加蓬戰役後法屬赤道非洲全部飄揚起了洛林十字旗，自由法國的處境大為好轉[54]。戴高樂來到西非後對第一個宣佈效忠的非洲殖民地乍得相當感興趣，他以個人名義前往調查了這個位於利比亞南面的貧困地帶[55]。儘管此時法屬赤道非洲已經完全處於自由法國的控制之下，不過由於之前達喀爾戰役的失利，法屬西非完全倒向了維希政府，直到安東行動後這些殖民地才逐漸被戴高樂收編。
同年10月27日，帝國國防委員會在布拉柴維爾成立，該委員會對內主要負責統籌管理效忠自由法國的殖民地，對外在法理上暫時作為自由法國的官方政府[56]，其成員基本是各殖民地的總督和高級軍官。戴高樂也藉此機會重申自由法國是第三共和國的唯一合法繼承者，並強調維希政府是「偽政權」[57]。
1941年2月，自由法軍調轉兵鋒向意屬利比亞的昔蘭尼加地區發動進攻，在庫夫拉戰役中勒克萊爾擊敗意軍，進佔庫夫拉綠洲[54]。1942年，自由法軍又在英軍長距離沙漠群的幫助下攻克費贊省部分地區[54]。1942年底，自由法軍與英聯軍合兵的黎波里塔尼亞，發起突尼西亞戰役[54]。
法國在遙遠的亞洲與太平洋上也有着相當數量的殖民地，而這些海外領在本土投降後同樣面臨着政治上的抉擇。1940年夏季，法屬印度、新喀里多尼亞、波利尼西亞及新赫布里底先後宣佈效忠自由法國，引起了美國的注意[48]。在之後的太平洋戰爭中，這些南太平洋島嶼成為了盟軍對抗日本帝國重要的戰略基地。
1940年9月，日本入侵效忠維希政府的法屬印支，無力抵抗之下維希方面只好外交抗議了事。1945年3月9日，日本發起明號作戰，史稱三九政變，至五月完成了對法屬印支的全面佔領。但日本的統治並未維持多久，僅僅三個月後八月革命爆發，越盟率領下的革命軍迅速瓦解了日本的軍事管制。日本投降後，越南以北緯十九度線為界分別被劃為中英受降區。
1940年6月至1943年2月間，華南的廣州灣租界（Kouang-Tchéou-Wan 或 Fort-Boyard）由自由法國管轄。1940年法國陷落後，國民政府宣佈承認流亡倫敦的自由法國並與其建立了外交關係。由於廣州灣完全處於國統區內，因此開始其並未受到軸心國的攻擊，直到1943年2月國軍敗退，該租界才告淪陷[58]。
1941年12月24日，自由法國海軍少將埃米爾·穆塞利爾率領三艘護衛艦和一艘潛艇登陸聖皮埃爾及密克隆群島，將這個海外領劃入了自由法國的管制。而這個行動由於觸犯了美國長期以來堅持的門羅主義政策而引發了後者外交抗議。另外，美國當時依然與維希政府保持着正式的外交關係，該行動使得首個美洲法屬領地加入同盟國[59]，美國政府擔憂這可能促使貝當進一步向軸心國靠攏。
美國政府與自由法國的關係一向不好，小羅斯福對戴高樂始終抱有敵意，他深信這位將軍要在法國建立軍政府並成為一個獨裁者[60]，實則有可能是他覺得戴高樂風格強硬，在將來可預見的冷戰中會帶領法國成為獨立於美蘇的第三極。受到美國的影響，美洲的法屬領地幾乎是所有法國殖民地中倒戈最晚的一批，馬提尼克直到1943年7月才宣佈加入自由法國。
1941年，英軍在意屬東非發起東非戰役，意圖奪取厄立特里亞與埃塞俄比亞地區，自由法軍負責配合英軍作戰。
1941年6月，敘利亞-黎巴嫩戰役（出口商行動）爆發，大英帝國本土以及各自治領的部隊和自由法軍組成聯軍參戰[61]。戴高樂在開戰前曾向邱吉爾保證敘利亞的維希法軍會響應自己的號召，然而實際情況與預想相去甚遠[62]，在維希政府的宣傳下，當地駐軍勇敢地與「世仇」（英國）作戰，並將保衛敘利亞視為國家榮譽[63]。自由和維希法軍在大馬士革附近遭遇，雙方外籍軍團（維希的第13半旅團與自由法軍第6外籍步兵團）經過激烈交火後約有1,000人死亡。1941年7月12日，亨利·登茨將軍和他的維希黎凡特軍團最終向盟軍投降[62][64]。
敘利亞在戰前即為法國的委任統治地[64]，英軍在佔領後仍將其歸還自由法國，佐治·卡特魯被任命為黎凡特地區的高級專員。1943和1946年伊拉克與黎巴嫩在法國的安排下分別獨立。儘管戰役取得了勝利，自由法軍卻並不像預想的那樣受到普遍歡迎：近38,000名維希法軍戰俘中只有5,668人自願選擇追隨戴高樂，其餘的人要求當局將他們送回法國本土[65]。
1941年12月7日，日本襲擊珍珠港，次日美國正式向德日宣戰，與此同時納粹德國發起的颱風行動遭到挫折，德軍在莫斯科城下損兵折將。自由法國原本暗淡的前景終於迎來了重大轉機，此後勝利的天平不斷向盟軍傾斜，人們也開始意識到希特拉最終會被擊敗。法國國內對自由法國的支持顯著增長。1942年的安東行動之後，德軍對法國的佔領完全喪失了合法性，維希法軍士氣大減，不再積極抵抗盟軍[66]。
隨着自由法國影響力的增長，溫斯頓邱吉爾建議戴高樂成立一個比帝國國防委員會更加正式的政府以彰顯其正統性。1941年9月24日法國國家委員會在倫敦成立，這個委員會的職能依然是協調各殖民地及抵抗力量，但規模相較其前身更大。戴高樂在成立該組織時刻意將自由法國中威望能與自己競爭的成員，如埃米爾·穆塞里爾、安德烈·拉巴特等全部排除在外，只留下了那些「唯唯諾諾的人」[67]。需要注意的一點是，儘管戴高樂在所有的抵抗運動領袖中最出名，但他並不是唯一組織了成規模抵抗軍的人，亨利·吉羅在火炬行動後接管了北非的維希法軍，一度成為戴高樂領袖地位的有力競爭者，甚至得到了小羅斯福的支持，但在權力鬥爭中敗給戴高樂，被迫於1944年4月辭職隱退[68]。
法國國家委員會成立的同日，美國國會通過對自由法國的租借法案，標誌着其影響力的進一步擴大。
1942年6月，為了防止安齊拉納納港成為日本海軍向大西洋進攻的跳板，英軍發起馬達加斯加戰役，意圖在擊敗駐島的維希法軍後佔領法屬馬達加斯加。11月5日，當地總督阿曼德·阿奈特終於向盟軍投降，和發生在敘利亞的情況一樣，僅有很少的一部分維希戰俘選擇加入自由法軍，大部分人要求將他們遣送回國[69]。戰役結束後，自由法國將軍保羅·勒讓蒂霍姆被任命為馬達加斯加高級專員[70]。
1942年：北非戰事
1942年，隨着德國援軍在十字軍行動後重整旗鼓，北非局勢出現逆轉，英軍節節敗退，厄溫·隆美爾率軍逼近加查拉防線[71]，埃及王國和蘇彝士運河受到了直接威脅。馬里-皮埃爾·柯尼希負責指揮南翼的自由法軍第一步兵師，他在比爾哈凱姆戰役中堅守陣地，與納粹非洲軍團從5月26日一直鏖戰到6月11日[72][73]，阻擋十倍於己的敵人半月之久，以傷亡370人代價打死打傷德軍3,300餘人，成功掩護盟軍向阿拉曼撤退[73][74]，同時也證明了自由法軍在盟軍中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6月12日，也就是戰鬥結束的次日，英軍總司令克勞德·奧金萊克在談及這場戰役時說道：「盟軍應對法國部隊和他們英勇的柯尼希將軍報以極大的欽佩和感激之情」[75]。就連希特拉也被自由法軍的頑強所震撼，他對剛從北非戰場返回的記者盧茨·科赫（Lutz Koch）說道：
你知道嗎，先生？事實再一次證明我是對的，法國人是僅次於我們第二優秀的戰士！哪怕是在如今的出生率下，法國仍隨時能調集上百個師！戰爭結束後，我們必須得多找幾個盟友才能壓制住能取得如此壯舉的國家，他們在比爾哈凱姆的表現已經震驚了整個世界。[76]
德軍少將弗雷德里希·馮·梅倫廷在他的回憶錄《坦克戰》裏寫道：
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間盟軍在伯納德·蒙哥馬利將軍指揮下與納粹非洲軍團爆發第二次阿拉曼戰役，由於缺乏彈藥、後勤和兵源補給，隆美爾終於被人數佔優的英軍擊敗，被迫從埃及撤往利比亞，北非戰場迎來了轉折點。
1942年11月16日，英美聯軍共計63,000人在法屬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登陸[79]，對法屬北非發起了全面反攻。這次行動的長期目標是將德意軍隊趕回歐洲，控制北非與地中海，進而為1943年反攻意大利打開局面。盟軍在進攻發起前依然認為維希法軍只會做象徵性抵抗，然而戰鬥開始後頑強的防禦再次擊碎了這種幻想。維希部隊在北非拉鋸戰中遭受了慘重的傷亡[80]，一名外籍軍團士兵在看到自己的戰友死於美軍轟炸後寫道：「自法國的陷落開始，沒有一天我們是不想着獲得解放的，然而我們卻不想看到這種方式（的解放）。」[80]
11月18日，法國抵抗力量響應盟軍的反攻在阿爾及爾發動政變，他們攻佔市政廳並逮捕了多名高官（包括北非總指揮阿爾方斯·朱安，海軍上將達爾朗等），還癱瘓了19軍團的指揮系統，使其沒有及時阻截盟軍登陸。達爾朗被轉交給盟軍後，英美意識到這是一個換掉戴高樂的絕佳機會。美軍上將艾森豪威爾先是批准釋放了達爾朗，緊接着就與法屬北非當局達成合作協議[81]，後者將所有基礎設施和防禦工事轉交美軍，而達爾朗則被提名為法屬西非和北非高級專員[82]，這個舉動徹底激怒了戴高樂，他拒絕承認達爾朗的地位合法。
亨利·吉羅是一名法國陸軍上將，在法國戰役中被德軍俘虜，後被關押於德累斯頓的戰俘營中。經過兩年籌備，他在1942年4月成功越獄。11月10日逃到阿爾及爾後亨利與美國人合作，同意成為達爾朗的下屬並接手在非洲的維希法軍[83]。同日晚些時候，達爾朗下達停火命令，維希法軍開始成建制倒戈自由法國。不過這些新加入的軍隊面臨缺乏武器與士氣低落的困境[80]。
達爾朗的二次倒戈使德國人對維希政權完全失去信心，儘管後者驚慌失措地向希特拉做出保證，元首仍然決定消除這個隱患。1942年11月11日，德意聯軍發起安東行動，公然違反第二次貢比涅停戰協定，出兵佔領之前保留給貝當政府之「自由區」以及法屬突尼西亞[82]，該行動加速了維希法軍的叛離。同月27日，維希非洲軍團決定加入盟軍，這支部隊先在突尼西亞作戰六個月，1943年4月又作為法國遠征軍參與了對意大利的反攻。
1942年12月24日，達爾朗在阿爾及爾被年輕的君主主義者邦尼爾·德·拉·夏貝爾刺殺。儘管夏貝爾是亨利·達斯蒂爾·德拉·維熱里領導的抵抗組織[note 4]成員，但歷史學家普遍認為這次暗殺是其個人舉動，並未受到任何組織或國家的指使[82]。12月28日，經過長期封鎖，法屬索馬里蘭的維希法軍在攻擊下被迫撤出。1943年1月，西印度群島的瓜德羅普與馬提尼克，還有拉美的法屬圭亞那決定加入自由法國。11月自由法軍接收到新一批租借法案中規定的武器，足以新武裝8個師並歸還之前租用的英國裝備。
北非的維希法軍在達爾朗的命令下紛紛倒戈自由法國，這促使納粹德國開展安東行動以阻止維希政府倒向盟軍，不過行動反而加速了維希法軍意志的崩潰。至突尼西亞戰役打響時，前維希的非洲軍團已經與自由法軍完成了整合[84][85]。
達爾朗遇刺後，亨利·吉羅得到美國支持成為其地位的實際繼承人和自由法國內部戴高樂的有力競爭者。後者希望在法國謀取政治地位並同意作出一定的妥協，贊成由軍事資歷更深的吉羅擔任法軍總司令。值得懷疑的是，戴高樂下令逮捕了許多參與阿爾及爾政變的法國抵抗運動領導人，而羅斯福的代表羅拔·丹尼爾·墨菲卻沒有對此提出任何抗議。之後美國人派讓·莫內向吉羅施壓，要求他廢除維希政府制定的法律以增強自己的合法性。不久克雷米厄法令頒佈，恢復了法屬阿爾及利亞猶太人的公民身份，民主政體得到重建，集中營里關押的猶太人與共產主義者也被釋放[86][87]。
1943年1月，吉羅與羅斯福、邱吉爾和戴高樂參加了卡薩布蘭卡會議。會議主要討論了盟軍對戰爭的總體戰略[88]，並承認吉羅和戴高樂對北非的共同領導[89][90]。亨利·吉羅和戴高樂隨後成為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聯合主席[91]，該委員會於同年6月3日正式成立，主要負責整合火炬行動後自由法國獲得的北非領地。
民族解放委員會在阿爾及爾繼續起到臨時政府的作用，徵集了更多部隊，並協作盟軍重新組織、訓練和裝備了自由法軍，為將來的意大利戰役和突破德國大西洋壁壘做準備。此外，戴高樂認為亨利·吉羅與維希政權的聯繫太緊密[92]，並且對美國人言聽計從[93]，兩人繼續進行權力鬥爭。之後由於發表同情國家社會主義的爭議言論以及在審判中公開支持前維希官員皮埃爾·普切烏[94]，越來越多原本吉羅的支持者變成了戴高樂派[87]，而其本人則逐漸邊緣化，最終在1943年11月的政府改組中被解除聯合主席職務。次年4月，法軍總司令頭銜取消，無法忍受被調任閒職的吉羅[95]選擇在馬札格蘭退休。
諾曼第-涅曼中隊是自由法國空軍下屬的一個戰鬥機編隊，1942年9月在戴高樂的建議下於黎巴嫩里亞格成立，初名「諾曼第中隊」[96]，在東線戰場由蘇聯第一航空軍指揮。該團聞名是因為其為二戰期間參加東線戰事的唯一一支西方盟軍空中作戰部隊（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陸軍航空隊的短暫干預除外），也是唯一一支一直與蘇聯並肩作戰，直到歐洲戰場結束的盟軍部隊。
該部隊最初隸屬於自由法國空軍的第三戰鬥機大隊，由讓·圖阿斯內（Jean Tulasne）指揮。由於戴高樂認為法國軍人在各個戰線上同時服役可以增加自由法國日後復國時的籌碼，因此該編隊被派去援助蘇軍。其在1943年3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期間共計參加三場戰役，摧毀了273架敵機，並獲得了來自法國和蘇聯政府的大量訓令嘉獎與榮譽勳章，其中包括榮譽軍團勳章和紅旗勳章。約瑟夫·史太林因該中隊在維爾紐斯攻勢中掩護蘇軍強渡涅曼河而在其原名前加「涅曼」作為榮譽稱號[97]。
1943年：反攻歐陸
自由法軍在突尼西亞戰役中與英聯邦軍隊一起從法屬北非的南部發起攻勢，而前維希的非洲軍團則與剛登陸的美軍由西向東推進，雙方部隊最終在突尼西亞會師。該地區的戰鬥隨着軸心國軍隊於1943年7月向盟軍投降告一段落。
在1943-1944的意大利戰役期間，自由法軍總計有大約7萬[98]至13萬人參戰。法國遠征軍中60％是殖民地士兵，主要為摩洛哥人，剩餘的40％白人則多數是黑腳[99]。這些士兵參加了攻破冬季防線和古斯塔夫防線的戰鬥，並在卡西諾山戰役中表現出色[100][101]。然而摩洛哥古米爾人在這些行動中大規模強姦和殺害意大利平民，造成摩洛哥人事件[102]，被認為是盟軍在戰爭期間犯下最嚴重的大規模暴行之一，而這些行為往往是在法國軍官冷眼旁觀，甚至是鼓勵的情況下發生的[103]。而法軍針對平民的暴力事件甚至直到羅馬解放後仍時有發生[104]。由於此事被納粹的宣傳機構拿去抹黑盟軍，特別是自由法軍，後追授法國元帥的讓·德·拉特爾·德·塔西尼將軍不得不作出澄清，宣稱此事件僅為孤例[105]。
1943年9月，隨着意大利新政府與盟軍達成停戰協定，重組的法國第一軍登陸意佔科西嘉島（維蘇威行動），將其從法西斯的統治下解放了出來[106]。
1944年：解放本土
1944年6月，盟軍發起大規模兩棲作戰，登陸諾曼第，旨在為霸王行動奪取一個歐陸橋頭堡，對法國本土的解放開始。儘管行動初期諾曼第特有的博卡日地形與納粹軍隊依託大西洋壁壘進行的頑強抵抗大大拖慢了盟軍的推進速度，其依然在7月25至31日的眼鏡蛇行動後突破阿夫朗什[107]，粉碎了德軍將登陸部隊封堵在半島上的企圖。8月14日，龍騎兵行動開始，美法聯軍登陸普羅旺斯，與此同時法國游擊隊發起全面起義，駐法德軍為了防止陷入被兩面夾擊的窘境，迅速組織了撤退，至1944年9月，法國全境基本解放。
為了緩解德軍在東線施加的巨大壓力，開闢「第二戰場」成為了盟國，特別是蘇聯在1943年的當務之急。雖然意大利已於9月的卡西比爾停戰協定後退出戰爭，但納粹德國迅即發起軸心行動佔領了亞平寧半島中北部。狹長半島易守難攻的多山地形意味着德軍僅需有限的部隊就足以保護和維繫其在意北扶植的法西斯傀儡，盟國短時間內難以取得更大突破。意大利戰場陷入僵局後，從英倫海峽向法國本土發起大規模登陸作戰的計劃便被提上了日程。早在前一年，加軍和數百名英國突擊隊就發起過試探性的迪耶普戰役[108]，結果防禦嚴密的法國港口使登陸傷亡慘重[109]。為此，盟軍為新的作戰計劃進行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如修建人工港口（桑葚港）及多個浮動碼頭[110][111]，鋪設海底輸油管線（冥王星行動）[112]，對法國的鐵路系統和德軍基建設施進行密集轟炸（運輸計劃）[111]，以及大範圍的軍事欺騙，像是編造美國第一集團軍群這樣只存在於紙面上的虛擬部隊讓德國人相信盟軍的登陸地點會選定在英倫海峽最窄處的加萊附近[113]。
在諾曼第登陸前後，自由法軍總人數已達到約50萬[114]，還有隸屬於英特種空勤團的900名傘兵。1944年8月1日，勒克萊爾率領法國第二裝甲師在猶他海灘登陸，緊隨其後踏上故土的是自由法國其他部隊。
卡昂作為諾曼第地區的最大城市，盟軍原計劃在D日當天攻克，然而英加部隊和駐守德軍卻陷入了血腥的拉鋸戰，以至於整座城市在戰鬥結束後幾乎找不到一棟完好的建築。七月下旬，乘着納粹的注意力被卡昂戰役吸引，美軍發起眼鏡蛇行動迅速突破了德軍左翼[107]，衝出半島沿海岸線向布列塔尼進軍。法國第二裝甲師參與了封鎖法萊斯口袋的戰鬥[115]，這場包圍戰俘虜了超過50,000名德國人[116]。
盟軍登陸前，本土游擊隊已進行了數周激烈抵抗。在特別行動執行處與戰略情報局的支持下，抵抗組織配合運輸計劃發起的大規模轟炸系統性破壞了鐵路，摧毀橋樑並切斷德軍之補給線，同時向盟軍提供了前者的佈防情況。游擊戰不斷給德軍造成傷亡，大片偏遠地帶成為了他們的禁區，而「馬基」們卻可以來去自如，這種農村游擊隊得名於法國南部常見的馬基斯灌叢帶[117][118]，此類地形給抵抗者提供了理想的掩護。德軍曾調集近萬人對韋科爾地區進行掃蕩並取得勝利[119]，不過諸如該類連綿不斷之敵後運動大大加速了盟軍於普羅旺斯登陸後的推進。
曾在意大利作戰的法國遠征軍主力從意大利前線撤出後被編入塔西尼將軍指揮的法國第一集團軍，並與美國第七軍團合併[120]，組成美國第六集團軍群[121]。正是這支部隊執行了入侵法國南部的「龍騎兵行動」（也稱「鐵砧行動」）。計劃中法國第二軍的目標是佔領土倫（法國最大軍港）和馬賽（法國最大商港）兩座城市的港口，以保障登陸部隊補給線[122]。那裏駐防的德軍大多是二線部隊，還包括相當數量的東方軍團成員[120]，以及僅僅一個裝甲師，即第11裝甲師[120][122]。盟軍在登陸過程中只遭受輕微傷亡，接着便沿羅訥河谷和拿破崙之路對倉皇撤退的德國人展開了全力追擊，12天內法軍就完成戰略目標並殲滅德軍兩個師[123]。隨後在9月12日，法國部隊成功與佐治·巴頓率領的美國中央陸軍會師。土倫和馬賽很快不僅向第六集團軍提供補給，還為奧馬爾·布拉德利將軍的第十二集團軍群（其中包括巴頓的部隊）保障了後勤。次年塔西尼指揮下的法國第一集團軍成為第一批進抵萊茵河與多瑙河的盟國部隊。
隨着德軍大規模撤退，1944年11月右翼的法國解放軍佔領亞爾薩斯-洛林並向阿爾卑斯一帶的德軍發起進攻，而中線則由從南向北推進的美軍（第十二集團軍群）和北部的英國及英聯邦軍隊組成（第21集團軍群）。在左翼加拿大軍隊掃清了英倫海峽沿岸的殘敵，並於當年9月4日佔領安特衛普[124]。
7月20日密謀失敗後，希特拉下令絕不能讓巴黎落入盟軍之手，一旦遭到威脅就將其摧毀，他對於華沙也有相似的計劃（華沙起義後由武裝黨衛隊執行）。8月9日，拉瓦爾抵達巴黎，他希望能與美國人合作，委託某個第三共和國政府成員在巴黎組建政府，這樣維希政權在法理上就會成為一個必要的過渡，掩飾先前納粹傀儡的性質[125]，然而這個計劃隨着一周後德軍對政府成員的強行轉移而破產[126]。
基於德軍摧毀巴黎的風險和其他戰略考量，德懷特·艾森豪威爾計劃繞過這座城市[127]。與此同時，巴黎工人自1944年8月15日起發動總罷工，幾天後升級為當地抵抗組織的全面起義[91]。鑑於巴黎附近的盟軍始終沒有動作，戴高樂和自由法國政府開始向艾森豪威爾施壓。將軍本人對這種拖延感到極為憤怒，他不願意在巴黎重現華沙起義失敗後於波蘭首都發生的慘劇，之後戴高樂甚至命令勒克萊爾指揮第二裝甲師脫離盟軍，單槍匹馬向巴黎發起進攻。最終，艾森豪威爾同意調派美國第四步兵師支援法軍[127]。
盟軍遠征部隊最高司令部（SHAEF）要求進入巴黎的自由法軍要儘可能全由白人組成，然而由於法軍編制中存在大量西非黑人，想要保證這點相當困難[128]。勒克萊爾最終決定派出一支分遣隊先行抵達巴黎，第二裝甲師（由10,500名法國白人，3,600名馬格里布人[129][130]與乍得軍團第三營第九連主要是共和軍流亡者的350名西班牙人組成[131]）則在次日跟進。這支先遣隊由雷蒙德·德龍上尉指揮，有幸成為第一支先於第二裝甲師進入巴黎的盟軍部隊，登陸寶劍海灘自由法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一營突擊隊也在這批法軍當中。
8月25日，巴黎軍政長官迪特里希·馮·肖爾蒂茨無視希特拉要求戰鬥至最後一人並摧毀城市的命令[132][133]，向法軍投降。歡呼雀躍的人群湧入街道慶祝着巴黎解放，戴高樂和自由法軍以及隨後到達的美國第28步兵師於次日沿香榭麗舍大街舉行閱兵式，留下了歷史性的一幕。
1944年6月3日，也就是D日前三天，戴高樂應邱吉爾邀請從阿爾及爾飛抵倫敦，同日共和國臨時政府取代之前的民族解放委員會正式成立[127]，標誌着法國共和體制之重建與自由法國法理意義上的結束。本土解放前夕，臨時政府面臨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法國將來不會受盟國軍事管制[134]以及喪失任何主權，還有便是維持解放區的後方秩序。
隨着8月25日巴黎解放，臨時政府遷回首都並在次月9號建立起新的「聯合政府」[134]，成員包括戴高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甚至無政府主義者，團結了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前抵抗組織。新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標主要是確保戰後法國作為盟軍一員對德進行軍事佔領以及獲取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自然這需要其在西線的巨大軍事貢獻來支持。
在法國，對戰時與納粹佔領軍合作人員的官方審判（合法清洗）很快開始，數個據稱的維希政府效忠者被指控參與了由黨衛軍少校約瑟夫·達南德建立的準軍事法西斯組織法蘭西民兵[135]而進入監獄。民間則出現了完全不經審判的私刑處決（野蠻清洗）[136][137]，婦女們因據傳與德國人發生性關係，進行了所謂「床榻合作」，就被逮捕剃頭甚至遊街展示，其中部分為暴徒毆傷[138]。
8月17及20日，皮埃爾·拉瓦爾和貝當在德軍「護送下」先後來到貝爾福[139]，隨後兩人於9月7日被強行轉移至德國南部的錫格馬林根飛地[140]，在那裏貝當與他的1,000名追隨者（包括路易-費迪南·塞利納）建立起流亡政府以挑戰巴黎政權的合法性。為了抗議對他的強制轉移，貝當拒絕就職，最終由費爾南·德·布里農代任。次年4月22日，也就是阿爾及利亞第三步兵師佔領史特加的同一天，法軍到達該鎮並逮捕流亡政府成員，維希法國宣告結束。1942至1944年擔任維希政府總理的拉瓦爾以叛國罪被處決，「法國國家元首」、「凡爾登的英雄」貝當也被判處死刑，但戴高樂將其特赦為終身監禁[140][141]。
作為1944年至1945年間法國的戰時過渡，臨時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本土在淪陷後崩潰的各項制度，並作為盟軍主力之一繼續對德戰爭。它還做出了幾項重要的改革和決定，例如賦予婦女投票權[142]、建立國家行政學院以及為將來法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奠定基礎，臨時政府一直延續到1946年10月14日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成立為止，其為後者制定了一部新憲法[143]。
1945年：戰爭結束
1944年末至次年年初，隨着蘇軍與盟軍分別從維斯瓦河及萊茵河向德國本土推進，德軍在東西兩線構築的防禦迅速崩潰，二戰的歐洲戰場逐步進入尾聲。1945年4月柏林戰役爆發，蘇軍於是月底攻入納粹德國首都，元首希特拉自殺，海軍元帥鄧尼茨接任總統後立刻開始籌劃與盟軍的和談事宜。5月8日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正式簽署投降書，持續近五年的戰爭宣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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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自由法軍規模達到56萬之眾（包括176,500名黑腳、63,000名本土白人、233,000名馬格里布人以及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80,000黑人）[144][145]。為了儘早朝萊茵河與德國本土推進，臨時政府大量徵召新兵，同時採用久經戰陣的內務部隊成員作為軍事幹部和預備精銳輔助訓練，迅速重建並擴編了法國陸軍[146][147]。儘管德軍過去對法國本土的佔領造成了經濟混亂，然而受益於租借法案，新建部隊裝備精良且補給充足，數量在當年末更是猛增到100萬。法軍主要在亞爾薩斯-洛林和阿爾卑斯地區作戰，還負責圍攻戒備森嚴的法國大西洋海岸潛艇基地，為了抵抗盟軍的登陸，希特拉於1941年初下令在大西洋壁壘沿線建立多個混凝土製的U艇船塢，這些地處拉羅謝爾和聖納澤爾等沿海港口的堅固基地始終未能被攻克[148]，在45年5月德國投降前起到作為楔子在後方牽制盟軍兵力的作用[149]。
8月底為了緩解法國鐵路系統被破壞造成的後勤問題，盟軍發起紅球快遞計劃[150]，利用高速公路和運輸卡車進行補給[151]，此時西方戰線沿着比利時東部及北部邊境與洛林穩定了下來。之後盟軍的推進速度就大大減緩，攻守雙方沿着齊格菲防線互相拉鋸，44年冬季美軍先行發起許特根森林戰役，然而因傷亡慘重卻收效甚微而被迫停滯。次年1月德軍在突出部之役中試圖反攻，失敗後其部隊遭到重創[152]，盟軍這才得以於1945年的頭幾個月逐步向萊茵河轉進。
1944年11月，法國第一軍在一次奇襲後奪取貝爾福隘口，德軍認為他們已經開挖戰壕準備過冬。然而第二裝甲師作為參與了諾曼第登陸和解放巴黎的法軍精銳，迅速於當月23日攻克地區首府斯特拉斯堡[153]，成功兌現近4年前庫夫拉戰役後指揮官勒克萊爾的誓言[153][154]，「在我們的三色旗，我們美麗的三色旗飄揚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上空之前，（我們）發誓絕不放下武器」，而當年他攻佔那個意大利要塞時麾下甚至不滿連級的單位，如今已成長為一支滿編裝甲師。
法國第一裝甲師隸屬於前述登陸普羅旺斯地區第一集團軍下屬的第一軍， 其是首個到達羅訥河（1944年8月25日）、萊茵河（1944年11月19日）與多瑙河（1945年4月21日）的西方盟軍部隊。1945年4月22日，也是它攻克巴登-符騰堡州的西格馬林根，逮捕了包括貝當元帥在內被納粹當局安置在霍亨索倫家族城堡的維希流亡政府成員。第一集團軍之後參與阻截了1945年1月西線敵人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反撲，並於同年1月下旬至2月初在美國第二十一軍協助下消滅了科爾馬包圍圈里的德國第19軍團大部。4月，第一集團軍在黑森林圍殲黨衛軍第18軍並橫掃德國西南部。其在戰爭中獲得的座右銘「Rhin et Danube」（萊茵與多瑙）紀念着這支軍團穿越兩條德國大河的壯舉。
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結束，自由法軍總數達到1,300,000人，編制包括大約40個師，在歐洲戰場的盟軍里排名第四，僅次於蘇聯、美國和英國[155]。臨時政府緊接着便向太平洋派出遠征軍團以奪回先前丟失的法屬印度支那，但日本投降後越盟隨即發動八月革命，在軍團到達前於9月2日搶先宣佈獨立[156]。
此時阿爾方斯·朱安任法軍總參謀長，不過5月7日在蘭斯代表法國對德受降的卻是法蘭索瓦·塞維茲將軍，而於歐戰勝利日率團赴柏林參加國防軍投降簽字儀式的則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塔西尼[157]。蘇美英在先前之雅爾達會議上已決定三方對德進行分區佔領，不過之後法國也獲取德國、奧地利和柏林市內的佔領區，使其不僅擺脫了先前貝當政府扮演的「納粹合作者」形象，以自由法國勝利的光榮洗刷了先前屈膝投降的恥辱，還確認了這個傳統西歐資本主義大國在冷戰中繼續享有的戰略性地位與關鍵作用[158]。
1944年6月3日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戴高樂自任為臨時總統，然而二戰三巨頭（羅斯福、史太林和邱吉爾）並不認可他的新職位，雙方因此產生了激烈衝突。儘管早在自由法國成立之初，邱吉爾便承認戴高樂流亡政府的領袖地位[160]，然而他卻不是名正言順的民選總統。最終在「聯合政府」成立一個月後的10月23日，三巨頭才承認了其合法性[161]。
戴高樂於巴黎解放後的講話中指出，「在親愛和令人欽佩之盟軍的幫助下，我們已經成功將他（德國人）從家園裏趕走了，但這還不足以使我們對此後發生的事情後感到滿意。我們想以，也應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他的領土」，將軍顯然希望法國像三巨頭一樣被視為二戰的勝利者，儘管德國無條件投降書第一款表明其他西方盟國並不認同這一看法[162]，然而隨後對佔領區的劃分鞏固了戴高樂的野心。
自由法國人
在1943年8月前，如果要成為一名「自由法國人」，可以加入法國國家委員會的軍隊，也可以通過受聘為該委員會的文職人員來獲得此身份。1943年6月初，法國國家委員會與前維希政府在北非的代表合併為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8月1日，自由法軍和維希政府的非洲軍團（1940年簽訂停戰協議後，由於納粹德國的軍事限制極為苛刻，因此維希法國只保留了很少的部隊，非洲軍團是其中的主力）組成法國解放軍（Armée française de la Libération）[163]，在此之後自由法國招收的所有軍事人員都會被編入這支軍隊。
在許多文獻中，「自由法國人」描述的是任何在1940年的停戰協定後依然與軸心國戰鬥的個人或單位。戰後，為了平息國內關於「自由法國人」榮譽的爭奪，法國政府給出了該術語的官方定義：根據1953年6月的內閣令（instruction ministérielle du 29 juillet 1953），只有在1940年法德達成停戰到1943年8月1日新法軍成立期間仍留在盟軍中堅持與法西斯戰鬥的法國公民才能被稱為「自由法國人」[164][165]。
自由法軍
儘管戴高樂呼籲士兵們繼續抵抗，然而開始時幾乎沒有一支部隊願意與自由法國站在一起。到1940年6月底僅有7,000名士兵加入了自由法軍[98][167]，四分之三滯留在英國的法軍現役要求將他們遣送回國[31]。
法國人民因為政治上的分歧而割裂，幾乎每個法國人都不得不在兩個政府中選一個，而支持其中一邊的人又常常深恨另一方的支持者[36]。1940年，法國上將勒內·戈弗洛伊拒絕率埃及亞歷山大港內的法國艦隊投靠戴高樂，他在給怒氣沖沖的英軍寫的信中解釋了自己，同時也是大多數不願意承認戴高樂政權之法國人的觀點：
另一方面，沒人相信英國能夠獨自支撐納粹的進攻。1940年6月，貝當和他的幾個將軍告訴邱吉爾「不出三周，英國就會像一隻小雞一樣被擰斷脖子」[168]。在法蘭西殖民帝國廣袤的疆域中，僅有法屬聖海倫娜（6月23日在該領地名譽總督佐治·克林「Georges Colin」的倡議下宣佈效忠自由法國）和太平洋中英法共管的新赫布里底群島（7月20日）響應戴高樂的號召。自由法國直到當年8月底才得到了法屬赤道非洲至關重要的支持[169]。
相較於困在敦刻爾克的陸軍，被英國繳械或擊沉的海軍，法國空軍飛行員甚至連叛逃自由法國的機會都沒有。他們的行動被貝當政府嚴格控制，當局明確規定「所有自主行事的人員都將被視為叛國」，大量警衛被佈置在港口以防止有人試圖登船[170]。不過在1940年的夏季，還是有十幾名法國飛行員成功轉移到英國，他們志願加入皇家空軍並參與了不列顛空戰[171][172]。飛行員中還有更多的抵抗者，他們繞路遙遠的法屬海外殖民地抵達直布羅陀，最終在英重組為自由法國空軍[173]。
法國海軍顯然比其他軍種更有能力在第一時間響應戴高樂的呼籲。大部分軍事人員在最初都選擇了追隨貝當元帥，但仍有約3,600名水手駕駛着超過50艘船從世界各地駛向不列顛，加入皇家海軍繼續與納粹作戰，這股力量之後構成了自由法國海軍的核心[167]。法國投降後，她在戰前唯一的航母「貝阿恩號」滿載着戰鬥與轟炸機駛離了美國港口。該艦指揮官既不願意效忠維希政府，又對響應戴高樂有所顧忌，最終將她開到了遠離歐洲戰場的西印度馬提尼克，貝阿恩號的水手們也對投靠英國打擊納粹毫無興趣，這艘過時的航母就這樣在港中靜靜地躺了四年，直到戰爭結束時，她的戰鬥機在熱帶氣候的影響下已經生了鏽[174]。
法蘭西殖民地的許多人認為有必要去保衛一下他們遙遠的「祖國」，這是戴高樂自由法軍三分之二的兵源。
自由法軍中有來自法屬太平洋群島的士兵。1941年4月約550名志願兵響應了戴高樂，主要來自大溪地島。他們在北非戰場（如比爾哈凱姆戰役）、意大利戰役中出力甚多，還參與了解放法國的大部分過程。為了應對寒冷的天氣，1944年11月275名倖存的志願兵被運送回鄉，他們的崗位由法國內務部隊取代[175]。
自由法軍還包括了5,000名非法裔的歐洲士兵，他們基本都被編入了法國外籍軍團。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逃亡自西班牙的共和派，他們都是經歷過西班牙內戰的老兵，1944年8月大約還有350個[131]。
自由法軍的不同軍種之間有種族差異。1944年8月之前，裝甲部隊或步兵單位中的機械化成分一般由白人士兵負責，而非技術性的步兵則主要是殖民地有色人種擔任，幾乎所有的軍官和士官都是法國白人。第二裝甲師和第一裝甲師作為自由法國的精銳部隊，75％的士兵為歐洲人，其餘25％是馬格里布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是第二裝甲師被戴高樂派去解放巴黎[128]。法軍的第五裝甲師幾乎全由法國白人組成。
根據意大利戰場的記錄，阿爾及利亞第三步兵師和摩洛哥第二步兵師由60％的馬格里布人與40％的歐洲人組成，而摩洛哥第四步兵師的成分則為65％的馬格里布人及35％的歐洲人[99]。1945年，這三個師原來分別擁有的一個由北非士兵組成的旅被法國內務部隊成員取代[176]。自由法軍第一師和殖民地第九步兵師都擁有一個旅的塞內加爾特遣隊精銳。第一師還有一個法國海軍陸戰隊的混合旅以及來自太平洋諸島的志願兵[175]，它的編制中還包括一個外籍軍團旅。1944年9月下旬至10月間，塞內加爾特遣隊和太平洋群島的志願兵均被從法國本土募集的新兵取代[177]。與此同時，從法國本土招募的新兵（共12個師）補充進了自由法軍，組成包括第十步兵師在內的新一批部隊。第三裝甲師也在1945年5月份組建，不過由於納粹的投降其並未參加戰鬥。參加英國皇家空軍、蘇聯空軍和不列顛特種空勤團的自由法國飛行員基本上都來自法國本土。
在1943年春季，戴高樂完成了對北非殖民地的整合，大量殖民地士兵被補充進了自由法軍，使得法國白人佔比相對減少了。與此同時，不少抵抗組織成員經由西班牙逃離法國本土，前往北非與自由法軍會合，在這個過程中又損失了不少人（根據尚-諾埃爾-文森特「Jean-Noël Vincent」的統計，大約有10,000人），這再次加高了法軍內部殖民地士兵之佔比。因此排除這兩個事件所帶來的干擾因素，根據一份1942年10月30日駐倫敦自由法軍國務少將的一份報告，自由法國全部戰鬥人員總計61,670人，其中殖民地士兵共20,200人，黎凡特特別部隊計20000人（非自由法軍）[178]。
1943年5月，尚-路易-克雷米埃-布里爾哈克（Jean-Louis Crémieux-Brilhac）援引聯合規劃參謀部的數據，認為自由法軍此時的地面戰力由79,600名士兵組成，其中包括21,500人的黎巴嫩-敘利亞特別部隊，2,000個來自北巴勒斯坦的有色人種及650位被派往倫敦總部的人員[179]。根據前自由法軍服役人員亨利-埃科夏爾（Henri Écochard）的統計，當時軍中至少有54,500名士兵[180]。
2009年，研究自由法國的法國學者尚-法蘭索瓦-穆拉西奧萊（Jean-François Muracciole）在其作品中重估了自己與亨利-埃科夏爾之前的統計，他認為後者嚴重低估了殖民地士兵的人數。依憑法蘭索瓦新的研究，從1940年夏季自由法軍成立至1943年中旬與維希政權的非洲軍團合併重組的3年間，共計73,300人加入了自由法軍。這其中有39,300位法國人（包括法國本土公民及定居海外殖民地者），30,000名殖民地士兵（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3,800個外國志願者。以下是各軍種的服役人數[181][182]：
陸軍：50,000人；
海軍：12,500人；
空軍：3,200人；
國內抵抗組織：5,700人；
自由法軍委員會：1,900人。
勒克萊爾將軍指揮的第二裝甲師中還包含兩隊女志願兵：通常由十幾名女性組成的陸軍羅尚博小組（Rochambeau Group）和僅有9人的海軍艦船婦女支隊（Woman Service of the Naval Fleet）。她們的職責一般是在火線上搶救傷兵，給他們止血，然後再將其通過擔架轉移到救護車輛上，接着還要頂着敵人的炮火把車子開到據前線僅幾公里的野戰醫院[183]。
自由法國飛行員皮埃爾·克洛斯特曼的一則趣事[184]也從側面反應了自由法軍的精神：有一次長官訓斥皮埃爾的戰友在制服下面墊了一件黃色羽絨服還穿了一雙黃鞋，沒有個士兵的樣子，他那位戰友回答道：「先生，我只是一個自願參軍來這裏的平民，在打一場正規軍（指已經投降的第三共和國陸軍）都不願意打的戰爭！」
洛林十字
自由法國國徽的特徵是銀色的菱形方格中央鑲嵌着一個紅色的洛林十字
海軍少校佐治·蒂埃里·阿讓利厄建議採用洛林十字作為自由法國的標誌。洛林十字本是統治洛林公國的安茹家族紋章[185]，該公國在18世紀中葉歸屬法國，然而普法戰爭後，其連同周邊地區被德意志帝國侵佔。隨着19世紀後期法國領土收復主義的興起，洛林十字成為失落省份的象徵[186]，代表着民族主義，特別是對德復仇。這個古老的符號也可以與聖女貞德產生聯繫[187]，後者在百年戰爭期間多次率軍擊敗英國侵略者，解除奧爾良之圍並幫助王太子在蘭斯加冕為查理七世，於最危難的時刻拯救了法蘭西。而現在貞德的家鄉被納粹再次併入了德屬亞爾薩斯-洛林，使用洛林十字作為徽標不僅可以在外交上回擊貝當政府的賣國行徑，還可以與維希方面所謂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使用的萬字符形成明確區分[188]。
在海軍中將埃米爾·穆塞里爾接任自由法國海空軍總司令兩天後，他發佈第二和第三號一般性指令，創造了法國海軍艦首旗與徽章。前者由法國三色旗與紅色的洛林十字組成，後者也以洛林十字為主要特徵。值得一提的是，現代法國船隻若與當年自由法國海軍中的戰艦同名——如紅寶石（S601）和凱旋者號（S616）核潛艇仍可在其艦首懸掛洛林十字旗，以示榮譽與紀念。
時至今日，仍有一座紀念碑矗立於蘇格蘭格里諾克的萊爾山頂[189]，其外形是一個洛林十字與船錨交疊在一起。建造該紀念碑的資金是通過報紙上的訂閱募捐來的，意義是紀念英勇的自由法國海軍官兵將船艦從克萊德灣中開出，穿越千里參加大西洋海戰。在它旁邊還有一塊牌子用以紀念在戰鬥中沉沒的兩艘花級輕型護衛艦——艾莉莎（Alyssa）、密莫薩（Mimosa）號，與絮庫夫號潛艇[190]。在當地，這塊牌子還代表着人們對在長堤之尾爆炸的梅勒·布雷澤號驅逐艦的追憶[191]。
抵抗運動
貝當元帥在6月17日呼籲法軍停火後，第一批法國抵抗組織即於當月成立。而法德、法意停戰協定的簽署則促進了更多團體的形成。這些組織數量眾多，規模各異，政治意識形態相互差別極大，使得之後對其的統合指揮相當困難。著名團體有法共領導的自由射手和法國游擊隊[193]，而法西斯主義火十字團的部分成員甚至也參與了抵抗運動。
隨着國內抵抗力量的不斷增強，戴高樂將軍制定了一項將零星分散的游擊團體整合到他直接領導下的計劃，並將統合後的自由法國武裝改名為「戰鬥法軍」（Forces Français Combattantes）。1942年1月2日，讓·穆蘭作為戴高樂和佔領區游擊隊的官方代表帶着資金與設備被空降回法國[192]，以協調八大主要抵抗組織的整合。1943年5月在各方代表的一致同意下，全國抵抗委員會誕生[194]。然而可能由於叛徒泄密[195]，同年6月穆蘭和其他抵抗組織領導人在里昂突然被蓋世太保抓獲，次月即死於酷刑[196]。
戴高樂在法國本土的影響力也在變強，1942年一位抵抗運動領導人稱他為「戰火中法國唯一可能的領導人」[197]。大量無法離開法國的戴高樂主義者留在維希領土和軸心國佔領軍的管轄區里，建立一整套包括宣傳人員、間諜和破壞分子的網絡來騷擾和挫敗敵人。之後抵抗運動武裝的正式名稱改為法國內務部隊。1944年10月至次年3月，許多內務部隊正規化，被合併進法國陸軍[198]。
榮譽與紀念
1940年11月16日，戴高樂設立位階僅次於榮譽軍團勳章的解放勳章以獎勵在自由法國運動中表現出色的部隊或人物[199]。至1946年該勳章停止發放，共授給1,036名個人（271枚為追授）、18個軍事單位和5個城鎮[note 5][199]，大團長是戴高樂本人，至戰爭結束時僅有700多名獲獎者倖存[200]。
1945年7月，自由法國人協會（l'Association des Français libres）創建，成員遍佈世界各地，旨在保持自由法軍退伍老兵間的聯繫，互相支持以維護團體權益。1945至2000年間，總計出版了310期公報。2000年，該協會自主解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法國基金會（Fondation de la France libre），主要負責紀念活動和保存歷史遺蹟，總部位於巴黎。現在法國各地都能看到裝飾有洛林十字的紀念碑，6月18日呼籲也居於其歷史上最著名的演講之列[201][202]。
註釋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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