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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程（英語：social engineering）是社會科學中的一門學科，是指透過政府、媒體或私人團體大規模影響特定的態度和社會行為，以便在目標人群中產生所需的特性。社會工程也可以從哲學上理解為一種實現新的社會建構的意圖和目標的確定性現象。
關鍵決策會影響億萬人的安全和生存。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1905年的研究《社會結構的當前問題》（The Present Problems of Social Structure）[1]提出的科學理論指出，社會不能再使用過時的社會管理方法良好運作。為獲得最佳結果，所有結論和決定都必須使用最先進的技術，並包括可應用於社會結構的可靠統計數據。據此，社會工程學是一種基於數據的科學體系，用於開發可持續設計，從而實現智慧地管理地球資源以及人力資本，使人群中擁有最高水平的自由、繁榮和幸福。
任何組織都可以進行社會工程，無關規模、公共或私營部門的贊助。社會工程中的最系統、最普遍的運動是一些由強大的中央政府及權力機關進行的，它們廣泛地在管轄境內對個人和文化施加影響。[來源請求]由於專制政權的濫用和其他非包容性的社會工程試驗，該詞在某些情況下帶有貶義。
社會工程學可以用作獲得各種不同結果的手段，例子包括使用它的不同政府和其他組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着電視的出現，關於這種操縱可能性的討論變得尤為活躍，而對社會工程技術（尤其是廣告和有偏見的新聞）的討論在西方消費資本主義模型中仍未間斷，且十分重要。
R. D. Ingthorsson指出，人類從出生起就是一個生物，但是從那時起就透過社會影響（教養/社會化）而成為一個人，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一種社會建構，是社會的產物。
荷蘭實業家J.C. Van Marken於1894年在一篇文章中引入了術語「sociale ingenieurs」（荷蘭語「社會工程師」，對應英語「social engineers」）。他的理念是，現代僱主在應對人為的挑戰時需要專家的幫助，就像他們需要技術專長（傳統工程師）來應對非人為挑戰（材料、機器、過程）一樣。1899年，該術語在美國出現，當時「社會工程」這一概念也因這類社會工程師的使命而得名。《社會工程學》（Social engineering）是1899年一個小型期刊的標題（1900年更名為《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1909年，該期刊的前編輯威廉·H·托曼（William H. Tolman）的一本書以此為標題（1910年譯為法文）。這標誌着Van Marken創造的術語的本義用法終結。隨着社會福音運動社會學家埃德溫·L·厄普（Edwin L. Earp）的《社會工程師》（The Social Engineer）在美國1911年的「效率狂熱」（efficiency craze）期間出版，該術語的新用法開始出現，此後逐漸成為標準：「社會工程」指的是將社會關係視為「機器」的方法，[2]而這些「機器」要以技術工程師的方式應對。
實施社會工程的先決條件是有大量關於欲實施工程的社會的可靠資訊，以及實施工程的有效的工具。[來源請求]在過去百年間，獲取此類資訊的難度大大降低。在印刷機發明之前，富人以外的群體很難獲得可靠的資訊，因為用於傳遞資訊的媒體過於昂貴。隨着資訊時代的興起，資訊可以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分配和生產。同樣，數碼技術也增加了有效工具的種類和使用範圍。但是，它也產生了可靠性存疑的資訊。
最為徹底的社會工程運動出現在一些威權主義政府的國家中。而非威權政府則傾向於依靠更持久的社會工程運動來創造更漸進但最終影響深遠的變革。政府也會透過內置於諸如經濟政策和稅收政策中的激勵和抑制措施來更微妙地影響行為，而且這已經持續了幾個世紀。
1920年代， 蘇聯政府開始了一場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公民的行為和理想，用新的蘇聯文化取代了俄羅斯帝國的舊社會框架，創造了蘇維埃新人。蘇聯使用報紙、書籍、電影、大規模移民，甚至建築設計手法來充當「社會凝聚器」，並改變個人價值觀和私人關係。更負面的例子有政治處決（例如1952年莫斯科「被謀殺的詩人之夜」），可能還有對成為大屠殺受害者的恐懼，它們在蘇俄的社會工程框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類似的例子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躍進」（1958–1961）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及紅色高棉對柬埔寨的反城市化改造（1975–1979）。
在新加坡，政府的住房政策試圖在所有政府補貼的組屋區內促進種族融合，以增強種族和社會凝聚力，同時為公民提可負擔的住房。[3]
美國的「毒品戰爭」、知識產權和著作權範圍的不斷擴大，以及作為政治工具的對選舉的宣傳。迄今為止，這三個例子中最成功的推廣選舉的運動已經進行了兩個多世紀。
在英國和加拿大的法律體系中，改變公眾對行為的態度被接受為法律禁止一些行為的主要作用之一。
1920年代，魏瑪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理論家，例如狄奧多·阿多諾，觀察到了大眾文化的新現象，並對其新的操縱力發表了評論。由於納粹黨興起，這些理論家於1930年左右離開德國，其中許多人在美國結成了法蘭克福社會科學研究所（University of Frankfurt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納粹德國成立後，新政府還利用各種方法來影響政治態度並重新定義個人關係。約瑟夫·戈培爾領導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是塑造公眾輿論的協調、精細且有效的工具。
1967-1974年希臘軍政府時期，政府試圖不僅透過政治宣傳，也透過發明新的詞語和口號，例如palaiokommatismos（舊黨）、Ellas Ellinon Christianon（基督教希臘人的希臘）和Ethnosotirios Epanastasis（救國革命，意為政變），來操縱希臘民眾的觀點。
1970年代，坦桑尼亞政府在維吉吉行動（Vijiji Operation）中進行了強制性村鎮化政策，以促進集體農業。[4]
在埃及，2013年以來，威權政府和由情報機構、軍方控制的媒體實施了社會工程。他們策劃了一場政變，推翻了首位民選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5][6][7]媒體一直批評穆爾西任總統一職期間的一舉一動，這激起了民眾對他的強烈反對，導致民眾於2013年6月30日在解放廣場上示威。穆爾西的許多支持者走上街頭支持他。後來，他們被定性為「恐怖分子」，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將軍要求穆爾西為他制止恐怖主義提供支持，他們隨後在拉巴大屠殺中被殺害或被捕入獄。[8][9][10]此後，塞西一直透過控制媒體和偽造證據和新聞等社會工程來獲得支持，封鎖任何反對他的新聞社和VPN提供商，以阻止公民獲得除他控制的新聞以外的任何新聞來源。[11][12][13]社會工程還被用於命令學童重複支持西西的話，例如「塞西總統萬歲」。該視頻在Facebook上經分享後，有150萬人觀看。許多埃及人認為，這是在孩子心中留下的印記，目的是改變他們的行為和思想，他們擔心會發生另一場革命，就像2011年1月的罷免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並由青年和年輕人領導的革命。這類似於納粹德國中希特拉對兒童的利用。[14]
卡爾·波普爾在其經典的政治科學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柏拉圖的符咒》，1945）中考察了批判性和理性的科學方法在開放社會問題中的應用。在這方面，他在民主社會工程學（他稱之為「零星社會工程」）和烏托邦社會工程學之間做出了至關重要的區分。
波普爾寫道：
因此，零星工程將採取找尋社會上最重大最緊迫的惡行並與之鬥爭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終極的善，並為之奮鬥的方法。[15]
根據波普爾的說法，「零星社會工程」和「烏托邦社會工程」之間的區別是：
它是一種改善人類命運遭際的明智的方法與另一種方法之間的區別，後者假如真的加以嘗試，會很容易地導致不可容忍地加劇人類苦難。其區別在於，前者可以在任何時間加以運用，而後者的主張會容易成為持續的拖延行動的手段，把行動拖延到以後各種條件更為有利的時候。其區別還在於，前者是迄今為止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我們將看到，包括蘇俄在內）推一真正取得成功的改善事物狀況的方法；而後者，無論在哪裏，只要加以採用，就會導致採用暴力而不是採用理性，如果不是導致放棄這個方法本身，至少也得導致放棄原來的藍圖。[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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