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建構主義（英語：social constructionism）是社會學和傳播學中的認識論，它考察人們如何共同建構對世界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是人們對現實的共同假設的基礎。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是意義是與他人協調發展的，而不是由每個人獨立發展的。[1]
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可能因社會環境或社會建構所處的時期的發生事件而有所不同。[2]金錢或貨幣可視為社會建構的一個例子，因為社會上的人們同意賦予它重要地位和價值。[2][3]自我概念/自我認同也是社會建構的一例。[4]查爾斯·庫利根據他的鏡中自我理論主張：「我不是你以為的我；我不是我以為的我；我是我以為你以為的我。」（I am not who you think I am; I am not who I think I am; I am who I think you think I am.）[2]這顯示了社會中的人們如何建構沒有人或語言來驗證就無法存在的思想或概念。[2][5]
社會建構有強弱之分。[3]弱社會建構依賴原始性事實（夸克等難以解釋或理解的基本事實）或制度性事實（由社會習俗形成）。[2][3]強社會建構依賴於人類的一些觀點和知識，這些觀點和知識不僅存在，而且是通過社會建構起來的。[2]
起源
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86或1887年寫道：「沒有事實，只有詮釋。」沃爾特·李普曼在他的1922年的《公眾輿論》（Public Opinion）一書中提出，人與環境之間的真實環境太大、太複雜，而且瞬息萬變，無法直接認識。每個人都會建構自己的偽環境（pseudo-environment），這種偽環境是主觀、有偏見且必定更精簡的世界的心理形象，而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的偽環境都是虛構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中，但在不同的世界中思考和感受」。[6]李普曼說的「環境」可稱為是「現實」，而「偽環境」更像是今天所謂的「建構現實」。
後來的社會建構主義植根於「符號互動論」和「現象學」。[7][8]隨着Berger和Luckmann的《現實的社會建構》（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於1966年出版，該概念得以確立。逾40年後，許多理論和研究都信奉以下基本原則：人們「在被社會和文化世界創造的同時，也創造自己的社會和文化世界」。[8]這種觀點顛覆了社會過程「既活潑又嚴肅，揭露也隱藏、創造也破壞我們的行為活動」的觀念。[8]它提供了「西方知識傳統」的一種替代選項，在舊有傳統中，研究者要「通過提出命題的方式誠懇地尋求現實的確定性」。[8]
用社會建構論的話來說，「理所當然的現實」（taken-for-granted realities）是由「社會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培育出來的；此外，現實不是「等待通過實證主義科學探究被發現」的客觀真理。[8]相反，「爭奪真理性和合法性的多種現實」是可以存在的。[8]社會建構主義理解「語言和交流的基本作用」，而這種理解促成了語言學轉向，後來又轉向話語理論。[8][9]大多數社會建構主義者都信奉「語言不是反映現實，而是構成（創造）了現實。」[8]
社會建構主義的廣義定義在組織科學中有其支持者和批評者。[8]研究各種組織和管理現象的建構主義方法越來越普遍，並且有上升發展的趨勢。[8]
Andy Lock和Tomj Strong認為，社會建構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可追溯至18世紀意大利政治哲學家、修辭學家、歷史學家和法學家詹巴蒂斯塔·維柯。[10]
Berger和Luckmann認為馬克斯·舍勒對社會建構主義有很大影響，因為他創立了知識社會學的概念，而相關概念對社會建構主義產生了影響。[11]
Lock和Strong認為，其他對社會建構主義產生較大影響的思想家有：埃德蒙德·胡塞爾、阿爾弗雷德·舒茨、莫里斯·梅洛-龐蒂、馬丁·海德格爾、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保羅·利科、尤爾根·哈貝馬斯、伊曼紐爾·列維納斯、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巴赫京、瓦倫丁·沃洛希諾夫、利維·維谷斯基、喬治·賀伯特·米德、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格雷戈里·貝特森、哈羅德·加芬克爾、厄文·高夫曼、安東尼·紀登斯、米歇爾·福柯、肯尼斯·格根、瑪麗·格根、羅姆·哈里，以及約翰·肖特。[10]
批評
批評者認為，社會建構主義通常忽略了物理和生物科學的貢獻，或將其錯誤套用於社會科學領域。[12]作為一種理論，社會建構主義特別否認生物學對行為和文化的影響，或者認為它們對理解人類行為不重要；但科學界的共識是，行為應當是生物和文化影響的複雜結果。[13][14]社會建構主義還否認或在很大程度上輕視意義和語言對個體的作用，試圖將語言視為一個整體結構，而不是個體用於交流自己對世界的經驗的一種歷史工具。文化研究領域尤其如此，個人和語言前的經驗被視為無關緊要，或被視為完全由社會經濟上層建築決定和建構。
1996年，為了證明社會建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缺陷，物理學教授艾倫·索卡爾向學術期刊《社會文本》提交了一篇毫無內容的論文，故意將文章寫得晦澀難懂，但使用了同類論文常用的專業詞彙和術語。這次投稿是一場社會實驗，目的是知道該雜誌社是否會「發表一篇通篇胡話的文章，只因為它看起來不錯而且迎合了編輯的意識形態先入之見。」而該論文果然得以發表。[15][12]1999年，索卡爾與合著者尚·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出版了《知識的騙局》一書（在美國出版時題為Fashionable Nonsense，即「時髦的胡話」），批判了後現代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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