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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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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英語：New Confucianism），又稱當代新儒家或現代新儒家，為現代儒家學派，起源於20世紀初的中華民國早期，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活動於臺灣、香港、美國等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之後，當代新儒家在中國大陸也重新發展。
 | 此條目的主要貢獻者與本條目所述的內容疑似存在利益衝突。 (2014年5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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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況
當代新儒家指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全盤西化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力擴大，一批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對中國仍有價值，並謀求發展中國文化和社會現代化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
1921年學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學衡雜誌的創刊，以純學術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國文化的精粹，同時也引發了新儒家哲學思辨的興起。如方東美便說：「返宗儒家，融合中西哲學，以建立新儒學」。
當代新儒家的共通點是一方面致力對儒、道、釋三家作出新的詮釋及應用，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學思想融會在中國傳統智慧之內，從而肯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等現代思想，嘗試完成中西哲學會通的工作。
1949年前後，新儒家學者如唐君毅等因時勢動蕩而移居香港，並在香港設立新亞書院，對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作出不少貢獻。
1958年1月，由唐君毅起草，經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修改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四人名義聯署發表於《民主評論》，學術界通稱之為「當代新儒家」宣言[1]。
1984年，由湯一介、馮友蘭、張岱年、朱伯崑等共同發起，聯合海內外數十位教授，建立民間學術團體「中國文化書院」，邀請新儒家相關學者公開講學，舉辦了梁漱溟、馮友蘭思想國際學術會議[2]。
根據新儒家學者蔡仁厚在2005年6月1日在《成報》發表的「當代新儒家的學術貢獻」，他認為新儒家有表述心性義理、發揮外王大義、疏導中國哲學、消納西方哲學、會通中西哲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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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 第一代約興起與活躍於1910年代至30年代1921年至1949年，代表人物有張君勱、熊十力、梁漱溟、馬一浮等
- 第二代約興起與活躍於1930年代至40年代，代表人物有馮友蘭、賀麟、錢穆等
- 第三代約興起於活躍於1950年代至70年代，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方東美
- 第四代約興起於活躍於1970年代至今，代表人物有余英時、成中英、劉述先、杜維明、霍韜晦、姚新中等[5]
不過需要一提的是，所謂劃分並不完全以活躍時間為區間，如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便一直到1960年代尚有活躍，而第二代代表人物錢穆也活躍於6、70年代。在活躍時間之外，同時也以思想之異同來做區分。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被弟子尊稱為新儒家「三聖」。[6]。
- 熊十力
- 梁漱溟
- 張君勱
- 馮友蘭
- 方東美
- 唐君毅
- 牟宗三
- 徐復觀
以上八人被美稱為「新儒學八大家」
常被外界認為是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余英時本人並不認為自己是新儒家，同時又不認同其師錢穆應被列入新儒家[7]。對於錢穆、余英時能否列入新儒家，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劉述先則認為余英時不屬於新儒家，但錢穆仍可被認為屬於這一流派[2]。
新儒家可被分為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及大陸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把政治視作心性的副產品，其不太關注社會狀況，它已因在政治方面上對台灣民主化進程所作的貢獻有限一事而在政治上被邊緣化，海外新儒家則致力在海外傳播儒家思想，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的大陸新儒家關注政治方面上的事宜[8]。大陸新儒家早期的代表人物蔣慶最早對港台新儒家展開激烈的批判[9]。
相關理論
江剛認為對於儒學的分期對新儒家來説是很重要的，學者沈有鼎、牟宗三、杜維明、李澤厚及干春松等都對儒學作出了分期。
沈有鼎把中國思想文化分為三期： 第一期是從起初直至秦漢時期，文化上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第二期是從魏晉時期直至明清時期，文化上表面上屬於儒家但實際上屬於道家的玄思精神，第三期是現今時期，文化上是在第二期的基礎上對第一期儒家的回歸[10]。
牟宗三提出了三期説： 第一期是從孔孟荀三人到董仲舒，第二期是程顥及程頤二人、朱熹、陸九淵到王陽明，第三期是現今時期[10]。
李澤厚批駁了三期説，他反對新儒家以心性論為道統並此基礎上對儒學發展史作出概括，他提出了四期説： 第一期是先秦時期，以禮樂論為代表，第二期是漢朝時期，以天人論為代表，第三期是宋明理學時期，以心性論為代表，第四期是在心性論所造成的困境的基礎上的，其以所謂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為代表[10]。
江剛又認為，儘管幹春松沒有明確地作出分期，不過其作品可以衍生出不同於上述説法的另一説法，他表示干春松把孔子與經典之間的關係視為儒學史的一個核心問題[10]。
熊十力認為孔子大道之業為真正的民主的思想，並闡述了大同之治，群龍無首，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最高的民主政治[11]。
蔡仁厚則認為，儒家是從民本到民主。首先，民本是順着「修德愛民」而來，而民主一直沒能實現的原因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三大問題：一、朝代更替，二、君位繼承，三、宰相地位。與此同時，中國自古政道與治道並未分離。皇帝即代表整個政權，並沒有想出一個法制來安排。因民主政治是屬於「公天下」，而中國社會「家天下」由來已久，故此政權轉移沒有一個制度化。而中國傳統政權轉移只有兩種：一為革命，二為打天下。兩者都屬於非理性。雖然傳統社會有禪讓，但是它並沒有制度化、規範化，故此牟宗三才說中國傳統政治有治道而沒有政道[12]。
牟宗三融合德國哲學家康德的思想並於其作品《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的序言宣稱「你以為中國這一套未必是康德之所喜，是因為你不解中國這一套之本義、實義，與深遠義故......我以為真能懂中國儒學者還是康德。」
安樂哲、郝大維等學者認為，儒家應當在中國哲學思維的特殊性中去理解，而不應當附會到西方的思維框架中去。同時，他們又認為儒家學說的內容和關注社群共同生活的約翰杜威民主思想有相通的地方。新儒家學者通過儒家思想和以杜威為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的會通，構建出關注社群生活的儒家民主主義[13]。
相關質疑
學者鄧曉芒認為，新儒家要想在當代社會發揮積極的作用，就必須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不僅要繼承和發揚儒學的優良傳統，也要批判和超越儒學的局限和弊端，不僅要尊重和保護中華文化的特色和價值，也要開放和融合世界文化的多樣和財富，不僅要堅持和實踐儒學的道德和和諧的理想，也要關注和解決儒學的理性和自由的問題[14][15][16][17]。
學者傅偉勳在各方面上對新儒家作出了抨擊，他聲稱新儒家在面對西方思想的時候，「目的無非是要指責西方思想的局限性，籍以標榜中國儒學的優位，或是在借用西方思想及其方法論，當作補充中國儒家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泛道德主義的註腳罷了」，屬於新儒家的學者缺乏創造力、在理論建構方面上有着各種失敗、過份重視道德主體性的挺立而忽視對一般知識的開發、一味排斥大乘佛學而不能領會部份佛學思想的精妙之處、缺乏宗教學的視野及意識等等[18]。
思想家韋政通表示他認為新儒家所提出的中國的傳統中有很多民主思想的重要種子這一説法是主觀的和武斷的，他也表示自己反對新儒家所認可的中國民主會從傳統中自然地生長出來這一説法，並且表達了對於關於「良知的自我坎陷」的學説的不滿，他聲稱「這是在玩概念的遊戲」[19]。
一部分哲學界探討了二十世紀新儒學運動的發展[20]，並且質疑它實際上是一場全新的思想運動還是一場主要是回顧性創建的運動。試圖回答有關這一新保守主義哲學運動的問題，包括：
- 「儒家思想的共同話語使中國和海外的中國學者之間的交叉融合成為可能？」；
- 「這種話語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地理、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分歧？」；
- 「為什麼這麼多中國知識分子將儒家思想等同於中國文化認同？」；
- 「20世紀90年代儒家在中國和台灣的復興是否代表了真正的哲學復興，還是基於政治和文化因素的興趣復興？」。
陳忠信在一篇論文中批駁了新儒家所認可的民主開出論，他講解了牟宗三所提出的論證方法及其基礎，並且探討了結構馬克思主義者阿圖色對黑格爾所持有的一些觀點所提出的批判意見，陳忠信聲稱 牟宗三所創立的關於歷史總體性的理論是一種唯心主義本質論，其把諸多問題都歸因於心性這一所謂的本源形態，並且認為歷史會遵循特定軌道，但其實歷史構造或社會構造是極其複雜的，歷史是沒有目的及主體的過程，新儒家所認可的這一理論缺乏堅實的基礎，也無法解答 如果結局早已被註定，人的自主性還有甚麼意義 這個問題，對於民主政治必定會出現一説的信念使新儒家忽視了相關的實踐問題，新儒家在這方面上無法為儒家關於政治的理想創造出在社會上的新的和具體的展現方式[21]。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陳瑞麟在一篇論文中批駁了新儒家所發展出來的科學開出論，其探討了關於「良知的自我坎陷」的學説，陳瑞麟聲稱 牟宗三所認可的哲學理論認為無限心是終極實在，這一學説被一些學者稱為「徹底的唯心論」， 其認為「先驗的道德界」及「經驗的現象界」均是由所謂的無限心所開出的，相關學説認為道德主體通過自我否定來轉出認識主體，「民主與科學開出論」是牟宗三新儒學理論體系的核心， 然而，陳瑞麟聲稱 認識主體並不一定需要通過自我否定才能夠被轉出，道德主體及認識主體可以被視為主體的不同的功能或面向，而且現代西方科學建基於「主客平行架構」，其預設了一個可知可及的、無法被化約到經驗現象界的客體世界，以儒家思想為本的中國傳統文化雖開出了傳統中國科學，但不能夠開出現代科學，牟宗三使用康德式架構所重建的儒家思想無法開出現代經驗科學，他把物自身理解為道德主體的無限心，導致事實領域的存有論被消除，科學開出論面臨着根本的困難[22]。
學者葛兆光曾經撰文嚴厲地批評了大陸新儒家人士，他指控大陸新儒家人士想要令儒家思想成為人民絶對的宗教信仰和激進地反對普世價值觀等等[23]。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白彤東則撰文對此作出回擊[24]。
獨立作家蕭三匝在一篇文章中區分了港台新儒家所重視的心性儒學和大陸新儒家所重視的政治儒學，並在文章中對大陸新儒家人士作出了批評，並且提出了「儒家復興三議」，聲稱現今的新儒家過份固守儒家的一切教條、缺乏開放心態，他勸告當代大陸新儒家説：「要緊扣孔子"仁者愛人"的宗旨，愛活着的中國人。不要擔心中華性的喪失，文化是一個動態構建的過程，不要試圖用自己理解的具體教條強迫人削足適履。」[25]
蕭三匝又聲稱蔣慶是大陸新儒家的「精神領袖」，並且對蔣慶所提出的對於自由民主制的抨擊意見作出了回應，另外，他批駁了蔣慶所宣揚的關於所謂的王道政治的理論、 聲稱其十分荒唐，此外，他對蔣慶所持有的觀點提出了一系列質疑[26]。
參見
參考資料
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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