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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濟慈[nb 1](英語:John Keats,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是英國詩人,與拜倫雪萊並稱為浪漫主義第二代詩人。濟慈的詩歌都在其去世前四年內發表,這些詩在他生前受到冷遇,但死後迅速出名。到19世紀末,濟慈已被認為是英語文學界的主要成員,並對前拉斐爾派影響深遠。1888年的大英百科全書稱他的一首頌詩為「最終的傑作」。博爾赫斯曾表示,與濟慈作品的相遇影響了他的一生。濟慈的頌詩是「帶有強烈感受性」的浪漫主義風格,藉由自然意象表達激情。如今,濟慈的詩歌仍在英語文學界佔據重要地位,其中尤以《夜鶯頌》、《希臘古瓮頌》、《睡與詩英語Sleep and Poetry》、《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英語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最為出名。

快速預覽 約翰·濟慈John Keats, 出生 ...
約翰·濟慈
John K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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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肖像,英國國家肖像館
出生1795年10月31日
 英格蘭倫敦
逝世1821年2月23日(1821歲—02—23)(25歲)
教宗國 教皇國羅馬
職業詩人
國籍 英格蘭
母校倫敦英皇學院
體裁詩歌
文學運動浪漫主義
代表作《夜鶯頌》、《希臘古瓮頌》、《睡與詩》、《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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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早年生活

濟慈於1795年10月31日出生在英國倫敦沼澤門英語Moorgate,父親湯馬士·濟慈,母親弗朗西絲·濟慈(本名弗蘭西斯·詹寧斯)。濟慈具體出生地點不明,儘管似乎家人將他的生日記為10月29日,但洗禮記錄顯示他的出生日期是10月31日。[1][2] 他是所有孩子中最年長的,有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最小的妹妹弗蘭西斯·瑪麗·「芳妮」後來嫁給了西班牙作家瓦倫丁·德·利亞諾斯·古鐵雷斯西班牙語Valentín de Llanos Gutiérrez[3] 濟慈的父親最初在其岳父約翰·詹寧斯的旅店當馬夫[4],後來他繼承了這家旅店,一家人也住在這裏。濟慈認為自己出生在這家旅店,一個卑微的出生地,但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如今這家旅店為環球酒吧英語The Globe, Moorgate所擁有,距離沼澤門地鐵站幾英里距離。[5] 濟慈在聖博托爾夫教堂英語St Botolph-without-Bishopsgate受洗,幼年進入聖母學校英語Dame school學習。[6][7]

父母本想送濟慈就讀伊頓哈羅公學,但因經濟問題作罷。[8][9][10] 1803年,濟慈被送至恩菲路鎮的約翰·克拉克學校學習,此處離他祖父母住處較近。相比其它名校,這所小型學校有更加自由的環境,課程安排也更為現代。[11] 在克拉克學校就讀期間,濟慈表現出了對經典作品及歷史的愛好,這些愛好伴隨了他短暫的一生。濟慈與校長的兒子查理斯·考登·克拉克成了好友,克拉克向他推薦了包括塔索史賓沙查普曼英語George Chapman在內的文藝復興作家。濟慈的朋友愛德華·福爾摩斯曾表示他性格急躁,「總是走極端」,懶惰且好鬥。不過在13歲時,濟慈決定將這些激情用於閱讀和學習,並因此在1809年夏天取得了人生首個獎項。[12]

1804年4月,濟慈的父親從馬背跌落,因顱骨骨折去世,當時濟慈年僅8歲。[13] 父親死前沒有留下遺囑,兩月後母親再嫁,四個孩子投奔居住在倫敦愛民頓的外婆愛麗絲·詹寧斯。[14] 母親在濟慈14歲時因肺結核去世,孩子的撫養權交給了祖母。母親在死前指定了兩個遺產保管者,李察·阿比和約翰·桑德爾。那年秋天,濟慈離開克拉克學校,成為醫師湯馬士·哈蒙德的學徒。查理斯·考登·克拉克仍與濟慈保持親密聯繫,他形容這段時光是「濟慈一生中最平靜的歲月」。[15] 過早失去父母的悲傷始終影響着濟慈。年輕的濟慈非常鍾愛維吉爾,14歲時,他將維吉爾的長詩《埃涅阿斯紀》翻譯成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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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與創作

從1814年起,濟慈擁有兩份遺贈,直至他的21歲生日。其中包括來自祖父約翰·詹寧斯的800英鎊,以及來自母親的8000英鎊(平分給四個孩子)。[nb 2][16][2] 似乎濟慈從未知曉800英鎊的遺贈,因此也從未申領。通常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遺產保管者李察·阿比的疏忽,但似乎阿比對這份800英鎊的遺贈也不知情。[17] 濟慈母親和祖母的律師威廉·沃爾頓必然知道,並有義務將遺產信息傳達給濟慈,但他似乎並沒有這麼做。這對濟慈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響,經濟問題一直困擾着濟慈,他期望有足夠的金錢擺脫債務,更加獨立的生活。[2]

我遊歷了很多金色的國度,
看過不少好的城邦和王國,
還有多少西方的海島,歌者
都已使它們向阿波羅臣服。
我常聽到有一境域,廣闊無垠,
智慧的荷馬在那裏稱王,
我從未領略的純淨、安詳,
直到我聽見賈浦曼的聲音
無畏而高昂。於是,我的情感
有如觀象家發現了新的星座,
或者像科爾特斯,以鷹隼的眼
凝視着大平洋,而他的同夥
在驚訝的揣測中彼此觀看,
盡站在達利安高峰上沉默。


《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穆旦譯)
1816年10月

結束在哈蒙德門下的學徒生涯後,濟慈於1810年10月成為了蓋伊醫院(如今隸屬於倫敦英皇學院)的醫學生。不足一個月後,他便於醫院內協助進行手術。[2] 由於濟慈曾長期接受醫療上的訓練,家人相信他將會在醫學方面發展;而當時濟慈的願望仍是成為醫生。[2][12] 他與其它醫學生一起住在南華克聖湯馬士街28號,合住者包括後來成為發明家與墨水巨頭的亨利·史提芬斯英語Henry Stephens (doctor)

作為醫學生的工作佔據濟慈越來越多精力,他不再有足夠時間寫作。濟慈的內心開始感到矛盾,他認為自己正面臨着嚴峻的選擇。[11][18] 1814年,19歲的濟慈寫下了現存的第一首詩《史賓沙模仿》。他被成為詩人的雄心所吸引,受到其他詩人如利·亨特英語Leigh Hunt拜倫的鼓舞,卻又被經濟問題困擾,他患上了抑鬱症。他的兄弟佐治·濟慈寫道,「他害怕自己永遠也無法成為詩人,而假如他無法成為詩人,他就會毀了自己。」[19] 1816年,濟慈取得了醫師資格證,這意味着他可以成為一名醫師、藥劑師或外科醫生,但在這一年末他告訴自己的監護人,自己決心成為詩人,而不是外科醫生。[2]

儘管濟慈繼續在蓋伊醫院學習,但同時他也投入更多時間學習文學和詩歌,尤其是對十四行詩的研究。[2] 1816年3月,濟慈的詩歌《噢,孤獨》發表在當時著名的自由派詩歌雜誌《考察者英語The Examiner (1808–1886)》上。[20] 這是濟慈發表的首篇詩歌,朋友克拉克稱這次發表對濟慈十分重要,因為這證明了他的夢想可以實現。[21] 這一年濟慈還寫了另一首詩《致兄弟》。[22] 夏天,濟慈和克拉克來到馬蓋特海邊,在那裏他開始了信件寫作。返回倫敦後,他住在南華克迪恩街8號,並準備進一步學習以成為皇家外科醫學院成員。[23]

1816年10月,克拉克將濟慈介紹給當時極具影響力的詩人利·亨特英語Leigh Hunt,亨特也是拜倫和雪萊的好友。五個月後,濟慈的第一本詩集出版,其中包括《我踮起腳站在山崗上》和《睡與詩》,這兩首詩都受亨特的風格影響。[20] 這本詩集並未引起關注,只有雷諾茲英語John Hamilton Reynolds在《冠軍》雜誌上對其表達了讚賞。[11] 詩集出版商查理斯&占士·奧利爾英語Charles Ollier對此感到羞恥,於是濟慈迅速將出版商換成了弗利特街泰勒&赫西英語John Taylor (English publisher)[24] 與奧利爾夫婦不同,濟慈的新出版商對他的作品充滿熱情,在詩集出版後僅一個月,他們就計劃出版新的濟慈詩集,並向他預付了稿費。赫西成為了濟慈的忠實朋友,出版社裏有一間專門的辦公室供年輕作家們使用。這家出版社的作家包括森姆·泰勒·柯勒律治威廉·赫茲利特約翰·克立爾英語John Clare湯馬士·傑佛遜·霍格英語Thomas Jefferson Hogg湯馬士·卡立爾查理斯·蘭姆[25]

透過泰勒&赫西英語John Taylor (English publisher)出版商,濟慈結識了律師李察·活豪斯,他為出版社中作家提供文學和法律方面的意見,對濟慈的詩集印象深刻。儘管活豪斯形容濟慈「任性、脆弱,容易受驚嚇」,但他仍為其天才所折服,他認為濟慈可躋身英格蘭最偉大的作家之列。兩人結識後不久便成了密友,活豪斯盡其所能記錄濟慈的詩作,這些材料成為了後世研究濟慈作品的主要來源。[2] 傳記作者安德魯·陌遜將活豪斯之於濟慈比作博斯韋爾之於森姆·約翰遜的關係,活豪斯不遺餘力的宣揚濟慈的作品,為他在文壇爭取一席之地,並將他的詩歌推往更高處。後來,活豪斯也是在根德郡格雷夫森德送別濟慈前往羅馬的朋友之一。[26]

儘管首部詩集評價不好,但亨特還是將濟慈放進了自己的散文《三位年輕詩人》(雪萊、濟慈和雷諾茲),並且他也從濟慈的詩歌《初讀賈浦曼譯荷馬有感》預見了濟慈的前程。[27] 亨特將濟慈介紹給圈子中的知名人士,包括《泰晤士報》編輯湯馬士·巴恩斯英語Thomas Barnes (journalist)、作家蘭姆、指揮家文森特·諾維羅英語Vincent Novello和詩人雷諾茲英語John Hamilton Reynolds[28] 這是濟慈人生中重要的轉折點,這位年輕的詩人首次以亨特所稱「新派詩人」的形象出現在公眾視野。[29] 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濟慈表示「除了心靈感情的聖潔和想像的真實外,我什麼也不確定 – 想像中的美必為真理。」[30][31] 這句話後來轉化為了《希臘古瓮頌》末尾詩行「『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包括 / 你們所知道、和該知道的一切」。1816年12月初,濟慈告知自己的監護人決定棄醫從文。醫學訓練花費了濟慈大量積蓄,儘管他的生活拮据,但仍為畫家班哲文·海頓英語Benjamin Haydon等人提供了借款,並且借給了弟弟佐治700英鎊。因大量借款,濟慈甚至無錢償還債務利息。[2][32]

濟慈從醫學院退學,因為住處潮濕而連續患上感冒。1817年4月,他和自己的兄弟搬到了咸斯特,在那裏他與佐治一起照顧患有肺結核的弟弟湯。這座房子鄰近亨特以及他在咸斯特的圈子,也鄰近受人尊敬的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柯勒律治。1818年4月11日,濟慈記錄了他與柯勒律治一同在咸斯特荒野的散步。在給佐治的信中,濟慈表示他和柯勒律治談論了「許多事情,……夜鶯、詩歌、詩意感受、形而上學。」[33] 大約在這段時間,濟慈被引薦給了查理斯·溫特沃斯·迪爾克英語Charles Wentworth Dilke和占士·賴斯。[34]

1818年6月,濟慈和查理斯·阿米蒂奇·布朗英語Charles Armitage Brown前往蘇格蘭、愛爾蘭和英格蘭湖區徒步旅行。濟慈的弟弟佐治和他的妻子佐治娜陪同濟慈前往蘭加斯特利物浦,然後從那裏前往美國,一直在肯塔基州居住到1841年,而後因佐治投資失敗而返回英國。與濟慈其他兄弟一樣,佐治夫婦都死於肺結核,當時肺結核並無有效治癒方法。[35][36] 那年7月,濟慈在馬爾島時患上了重感冒,「十分虛弱,嚴重發燒,無法繼續旅途」。[37] 8月返回南部後,濟慈繼續照料湯,也因此將自己暴露在了結核病菌中。有人指出,濟慈的肺結核——他的「家族疾病」正是從這段時間開始發展的。[30][38][39] 彼時人們對肺結核懷有偏見,總是將其與懦弱、壓抑的性慾或手淫聯繫在一起。濟慈在信中「拒絕為此疾病命名」[40],他的弟弟湯死於18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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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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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倫敦咸斯特荒野濟慈故居

湯死後,濟慈搬到朋友布朗在衡州斯泰德的房子居住,現在人們已將那所房子認為「濟慈之家」,此處距離他的舊居有大約十分鐘路程。1818-1819年冬天格外漫長,但這也為濟慈提供了許多創作靈感,這一年可被稱為他的「奇蹟年」,他在這段時期寫下了人生中最為成熟的作品。[30] 那時他受到赫茲利特關於英語詩歌系列講義的影響,並和詩人威廉·華茲華斯有過會面。[41][42] 在朋友眼中,濟慈似乎過着舒適的生活,但事實上他常需從監護人阿比和別的朋友那裏借錢。[2]

1819年4-5月,濟慈在這裏創作了五首頌詩,儘管5首詩的創作順序仍有爭議,但普遍認為它們以《賽姬頌英語Ode to Psyche》開篇。據房主布朗所說,濟慈在花園李子樹下寫下了《夜鶯頌[nb 3][43][44],他寫道「1819年春天,一隻夜鶯在房子附近築巢。它持續不斷的歌聲讓濟慈感覺快樂、平靜。有天早晨,他把餐桌前的椅子搬到了李子樹下,在那邊坐了兩三個鐘頭。回來時手裏夾着幾張文稿,悄悄把這些東西塞到了書裏。徵得他的同意後,我查看了這些文稿,它們有大概四五張,包含有對夜鶯歌唱的詩意感受。」[45] 不過該房子的另一擁有者迪爾克卻極力否認這個傳聞,在李察·蒙克頓·米爾恩斯英語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st Baron Houghton於1948年出版的濟慈傳記中,迪爾克聲稱這一傳聞是「純粹的妄想」。[46]

我的心在痛,困頓和麻木
刺進了感官,有如飲過毒鳩,
又像是剛剛把鴉片吞服,
於是向着列斯忘川下沉:
並不是我妒忌你好運,
而是你的快樂太使我歡欣——
因為在林間嘹亮的天地里,
你呵,輕翅的仙靈,
你躲進山毛櫸的蔥綠和陰影,
放開了歌喉,歌唱着夏季。


《夜鶯頌》首節(穆旦譯)
1819年5月

希臘古瓮頌》和《憂鬱頌英語Ode on Melancholy》都以十四行詩形式寫成,或許創作於《夜鶯頌》之後。[2] 濟慈的新出版商泰勒&赫西安排出版了他的長詩《恩底彌翁英語Endymion (poem)》,這首詩繼承了湯馬士·查特頓英語Thomas Chatterton的風格,濟慈稱其是「對我的想像力的測驗」。[2] 此詩遭到了評論界的普遍批評,以致拜倫也調侃說濟慈「讓一篇批評文送了命」。約翰·韋爾遜·克羅克英語John Wilson Croker在1818年4月的《季度評論英語Quarterly Review》中對此詩表達了嚴厲批評。[nb 4] 約翰·吉遜·洛克哈特英語John Gibson Lockhart在《布萊克活雜誌英語Blackwood's Magazine》中形容此詩「不動聲色的胡扯」。洛克哈特還諷刺性的寫道,「成為一名飢餓的藥劑師總要好過成為一個飢餓的詩人,所以請回到你的藥鋪里去吧約翰先生,去搗鼓藥膏、藥丸和膏油盒去吧。」[nb 5] 洛克哈特在《布萊克活雜誌》為利·亨特圈子(包括濟慈和赫茲利特)取了「倫敦佬」派英語Cockney School這個諷刺性的名字。這種敵意更多是來自政治而非文學批評,因為洛克哈特等人所批評的年輕作家們缺乏專業的詩歌教育,使用非正規的押韻和「低級用詞」,並且他們出生平凡,不像上層階級那樣畢業於伊頓哈羅牛劍等名校。[47]

1819年,濟慈寫了《聖阿格尼絲之夜英語The Eve of St. Agnes》、《無情妖女英語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海伯利安英語Hyperion (poem)》、《蕾米亞英語Lamia (poem)》和一部戲劇《奧托大帝》(直到1950年才上演)。[48] 住所花園賦予了詩歌《幻想》和《歌唱熱情和歡樂的詩人》的靈感。9月,濟慈的經濟狀況十分困窘,他考慮成為新聞記者或當隨船醫生。在絕望中,他帶着一本新的詩集拜訪了出版商[2],但出版商對這本詩集不感興趣,他們認為《蕾米亞》難以理解,並認為《聖阿格尼絲之夜》有一種 「瑣碎的厭惡感」和 "混合了感受與譏諷的『唐璜』風格」,他們表示這是「一首不適合女士的詩」。[49] 濟慈生前目睹的最後一部出版作品是《蕾米亞、伊莎貝拉、聖阿格尼絲之夜及其它》,這部詩集相較前兩部取得了更多好評,它後來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詩歌作品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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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貝拉·瓊斯和芳妮·布勞恩

1817年濟慈在喜士定郊遊時結識了了女友伊莎貝拉·瓊斯。瓊斯被描述為是個美麗、天才、閱讀廣泛的人,她並非出身上層,但經濟穩定,並在後來成為了濟慈圈子中的一員。[50][51] 濟慈從不掩飾他對瓊斯的吸引力,儘管他們似乎只是享受相聚卻從不作出承諾。濟慈記錄說1818-1819年冬天「常去她家」,在寫給佐治的信中,濟慈表示他「和她一同取暖」、「和她輕吻」。[52] 和瓊斯的幽會給濟慈帶來了許多靈感,《聖阿格尼斯之夜》和《聖馬可之夜》或許都與她有關,《明亮的星英語Bright star, would I were stedfast as thou art》最初的靈感可能源自於她。[51][53][54] 1821年,瓊斯是英國首先被告知濟慈死訊的人之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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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妮·布勞恩,攝於1850年

衡州斯泰德居住期間,濟慈遇見並愛上了一位年輕的女鄰居,方妮·布勞恩英語Fanny Brawne。布勞恩出生於1800年,濟慈的詩稿顯示他們在1818年11月相遇。[55] 和濟慈祖父一樣,布勞恩的祖父也經營一家旅館,他們都有家庭成員死於肺結核。她與濟慈的母親、妹妹有共同的名字「芳妮」,她有關於服裝製作和語言的天賦,並喜愛戲劇表演。[56] 1818年11月,她開始與濟慈熱戀,但因為當時濟慈的弟弟湯患病,濟慈需要時刻照顧他。[57]

1819年4月,布勞恩和母親搬進了濟慈所住的房子,因此這對情人得以每天見面。濟慈借給布勞恩一些書,他們會在一起閱讀。濟慈將詩歌《明亮的星》獻給她,作為雙方愛情的證明。這首詩的創作一直持續到濟慈去世前幾月,詩的內容與他們的關係緊密相連。「他的一切願望都與芳妮有關。」[58] 6月前的某個時候,他們達成了共識,但遠非是正式的訂婚。[59] 因為濟慈知道,自己沒有什麼可提供的東西,他生活困窘,看不到前途。作為一個掙扎在困頓中的詩人,這首先就排除了與布勞恩的婚姻可能。他們間的愛情仍是無望的,「明亮的星」的妒忌開始啃噬他,黑暗、抑鬱、疾病環繞着他,這些都反映在了詩歌《聖阿格尼斯之夜》和《無情妖女》中,跟隨他的不止愛情,還有死亡。「我在散步途中冒出兩個奢侈的想法,」濟慈在信中寫道,「你的可愛,和我的死亡。」[59]

1819年10月13日,在寄給布勞恩的信中,濟慈寫道:

我的愛讓我變得自私。沒有你我將無法存在 – 我可以忘記一切,卻仍想再見你一面 – 我的人生似乎就停在那裏 – 看不到遠處。你吸收我的一切,我感覺自己正在解體 – 我很痛苦,因為我沒有希望再見到你……我驚訝於那些為宗教犧牲的人們 – 我為此不寒而慄 – 我不再驚訝 – 我也能為我的宗教而犧牲 – 愛情是我的宗教 – 我能為此而死 – 我能為你而死。[60]

濟慈的肺結核日益嚴重,醫生建議他搬往氣候較暖的地區居住。1820年9月,濟慈前往羅馬,他明白此行可能是與布勞恩的永別。離開後,濟慈不再寫信給她,但仍與她的母親保持通信。[2] 五個月後濟慈死於羅馬。布勞恩寫給他的信都未存留。[61] 濟慈的死訊一個月後才傳到倫敦,而後六年布勞恩都處在他去世的悲慟中。直到濟慈去世十二年後的1833年,布勞恩結婚並有了三個孩子,她比濟慈多活了四十年。[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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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最後時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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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在羅馬時的居所

1820年,濟慈表現出日益加重的肺結核症狀,二月初出現肺出血。1820年2月3日,濟慈首次咳血,他對查理斯·阿米蒂奇·布朗說:「我知道血是什麼顏色,這是動脈血。我不能欺騙自己,這是我的死亡警告,我即將死去。」[64][65]

他大量失血,後續醫師又為他繼續放血。接下來的夏天基本是亨特在倫敦照料濟慈。根據醫師的建議,濟慈決定與朋友約瑟夫·塞文英語Joseph Severn一同搬往意大利。9月13日,他們離開格雷夫森德,四天後登上瑪麗亞·克勞瑟號帆船。10月1日,帆船到達盧沃斯灣,兩人上岸後又返回船上,濟慈在此時完成了《明亮的星》最終版本。[66][67] 去往意大利的航程並不順利:先是暴風雨,緊接着平靜的無風天氣又減緩了航行進度。到達拿坡里後,船隻因當時英國的霍亂爆發而被隔離十日。濟慈於11月14日抵達羅馬,那時溫暖的天氣已經過去。[68]

濟慈在1820年11月30日給查理斯·阿米蒂奇·布朗寫了人生最後一封信:「對我來說,寫信是世上最困難的事。我的胃還是很難受,在我嘗試翻開書本時尤為如此——不過相比隔離時我已經好受許多了。然後,我害怕受到在英國時任何有趣事物的誘騙。我有種持續的感覺,似乎我的真實生活已經逝去,我活的像是個已死之人。」[69]

濟慈搬進位於羅馬西班牙階梯的一座房子,這座房子現在是濟慈-雪萊紀念館。儘管有賽文和占士·克拉克英語Sir James Clark, 1st Baronet醫生的照料,濟慈的健康狀況仍不斷惡化。濟慈接受的醫療照顧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70] 1820年11月,克拉克聲稱濟慈的疾病源自「精神衰竭」,而病因主要來自他的胃部。最終濟慈被症斷為肺癆(肺結核),克拉克醫生每天只為他提供一條鯷魚和一小片麵包充飢,藉此控制飲食以減少流向胃部的血液。克拉克醫生還為病人放血:這在當時是標準的治療手段,卻也是造成濟慈虛弱的主要原因。[71] 塞文的傳記作者蘇·布朗寫道:「他們本可使用小劑量的鴉片,而濟慈在啟程時也曾讓賽文買一瓶鴉片。賽文沒有意識到的是,濟慈將鴉片視為一種潛在的自殺手段。在航行中,濟慈曾想從賽文那裏取得鴉片,但賽文不讓。到羅馬後,濟慈又再次嘗試……賽文感到為難,所以最終他去找醫生,而醫生把瓶子拿走了。於是結果就是,濟慈遭受巨大的痛苦,卻沒有任何緩解手段。」當賽文和克拉克醫生拒絕給他服用鴉片酊時,濟慈非常生氣,他反覆質問「這種死後的存在還要持續多久?」[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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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

生,若是夢,那麼死,可是睡眠?
幸福的場景可是如幻影逝去?
瞬間的歡樂如煙雲過眼,
我們卻認為死是最大的痛苦。

多麼奇怪呀,人在世上要流浪,
要度過悲慘的一生,卻不能拋開
一路的坎坷;也不敢大膽想一想
將來的死呵,只是從夢中醒來!


《死亡》(屠岸譯)
1814年

1821年1月,濟慈的健康狀況緩慢而穩定的向肺結核最後階段惡化。他的屍檢顯示他的肺幾乎已完全解體。[72] 濟慈咳血,渾身是汗,負責照料的賽文常看到他從睡夢中醒來,為自己仍活着而哭泣。賽文寫道:

濟慈開始叫喊,直到我為他顫抖不已[71]……大約四點,死亡接近了。(濟慈說)「賽文 – 我 – 扶我起來 – 我正在死去 – 我會死的輕鬆的;別怕 – 振作起來,感謝上帝它終於來了。」我讓他靠在我的肩膀上。他喉嚨中的痰似乎在沸騰,一直到十一點,他逐漸死去,非常安靜,我甚至以為他還在睡夢裏。[73]

1821年2月23日,濟慈在羅馬去世,他被埋葬在羅馬非天主教徒公墓。他臨終前請求葬於無名石碑下,只在石碑寫上「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賽文和布朗為濟慈樹立了墓碑,斷弦的里拉琴浮雕下刻有文字:

這座墳墓下埋葬的是一位年輕的英國詩人,他躺在臨終床榻,內心悲苦,鑑於惡毒敵人的強大力量,他惟願在此墓碑寫下:此地長眠者,聲名水上書。——1821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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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羅馬的濟慈墓地

這段墓志銘來自卡圖盧斯LXX:

一個女人對情人說的話,應當記在風裏,寫在水上。(拉丁語Sed mulier cupido quod dicit amanti / in vento et rapida scribere oportet aqua

法蘭西斯·博蒙特的《The Nice Valour》第五幕第五場有類似台詞:

你所有的良好事跡,都應當寫在水裏,但這個卻被刻在了大理石上。

賽文和布朗在墓碑上添加了其它文字,以抗議他人對濟慈作品的批評。亨特將濟慈的死歸咎為《季度評論》對其長詩《恩底彌翁》的嚴厲攻擊。正如拜倫在敘事詩《唐璜》所寫:

他那心靈,那天庭中的火焰一叢, 竟讓一篇文章把自個吹熄。[74]

葬禮後七周,雪萊在其詩《阿多尼英語Adonais》中悼念濟慈。[75] 克拉克在濟慈墓旁種了他喜歡的雛菊。出於公共衛生考慮,意大利衛生局燒掉了濟慈房間的家具,重新刷牆並更換了門、窗和地板。[76][77] 雪萊,這位濟慈最熱切的同伴,他死後的骨灰也被埋在同一公墓,賽文的墓地緊鄰濟慈。馬什在《泰晤士報》寫道:「這塊墓地舊區,濟慈下葬時幾乎還是荒地,但如今滿是傘松、香桃、玫瑰,和遍地的紫羅蘭。」[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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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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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墓地不遠處的浮雕

濟慈去世時年僅25歲,正式詩歌創作從1814年到1820年,只有六年時間,期間發表了四部作品。濟慈生前售出的詩集只有兩百多冊。[79] 他發表的首部作品是1816年《考察者》雜誌上的《噢,孤獨》,最後一部作品是1820年去羅馬前出版的《蕾米亞、伊莎貝拉、聖阿格尼絲之夜及其它》。濟慈從詩歌學習到成熟創作的時間很短。[80]

儘管濟慈詩歌創作生涯短暫而多產,但他主要的聲譽是建立為數不多的幾首頌詩英語John Keats's 1819 odes上的。[81] 並且也只有在他短暫生命最後幾年的創作中,才顯示出他死後被廣泛讚譽的內在激情。[82] 濟慈因生前遭受的冷落而認為自己一生毫無成就,他在1820年2月給芳妮·布勞恩的信中寫道:「我身後沒有任何永恆的作品 – 沒有任何能讓朋友為關於我的回憶而驕傲的東西 – 但我仍愛着一切事物內在的美,如果我還有時間,我會讓自己被記住的。」[83]

同時代許多著名詩人,例如亨特和雪萊,他們深知濟慈的天才和能力。[79] 他的崇拜者稱他「以自己的脈動」思考,他的風格比以往任何詩歌作品都更加充滿感受力,更生動華麗,他「用礦石填滿了所有縫隙」。[84] 濟慈在羅馬時常和雪萊通信,在他死後,雪萊宣稱是《季度評論》的惡毒批評殺死了濟慈。葬禮後七周,雪萊在絕望的輓歌《阿多尼》中表示,濟慈的早逝是個人與公眾造成的悲劇:

你最後的、最可愛的希望已成泡影;

他是一朵鮮花,花瓣還沒有張開

便受到寒氣,沒有結實而喪了命;[85][86]

儘管濟慈曾寫道「假如詩歌不像是樹木的葉子那樣自然生出,那麼還是別寫為好,」但他早期的詩歌卻並非自然,而是帶有刻意和長期學習經典作品的痕跡。他有內在的詩意感受力,但最初創作詩歌時仍像是個年輕學徒。[82] 濟慈的詩意感受來自朋友考登·克拉克早年推薦的經典作品,也與《考察者》主編利·亨特的偏好有關,濟慈小時候曾讀過這本雜誌。[87] 亨特藐視由蒲柏主導的奧古斯丁英語Augustan literature或「法國」學派,並攻擊早期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這些詩人當時已四十多歲,是粗陋、晦澀、粗俗的代表,老派浪漫主義的聲譽正處於低點。事實上,在濟慈成為詩人的頭幾年裏,他也在作品中呼應了這些批評,並一度以「新派」詩人自居。這使得他與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拜倫關係疏遠,並且也為《布萊克活》和《季度評論》的嚴厲批評埋下了伏筆。[88] 在濟慈去世時,他的評價與浪漫主義新舊兩代的污點聯繫到了一起:包含有第一代浪漫主義詩人的晦澀和後續亨特「倫敦佬」派的缺乏專業性。濟慈死後的評論形象混合了某些評論諷刺的失敗者,以及雪萊後來描繪的死於敏感情緒的天才。[88]

霧氣洋溢、果實圓熟的秋,
你和成熟的太陽成為友伴;
你們密謀用累累的珠球,
綴滿茅屋檐下的葡萄藤蔓;
使屋前的老樹背負着蘋果,
讓熟味透進果實的心中,
使葫蘆脹大,鼓起了榛子殼
好塞進甜核;又為了蜜蜂
一次一次開放過遲的花朵,
使它們以為日子將永遠暖和,
因為夏季早填滿它們的粘巢。


秋頌》首節[89]穆旦譯)
1819年9月

維多利亞時期,詩歌中開始流行放縱的幻想,於是濟慈的詩歌作品也被納入這類風格。作為主觀感受性的寫作標杆,濟慈的聲譽穩固增長。[88] 濟慈的作品受到劍橋使徒派的力捧,其中成員包括後來成為桂冠詩人丁尼生[nb 6],他視濟慈為19世紀最偉大的詩人。[42] 康斯坦斯·納登英語Constance Naden也是濟慈詩歌的崇拜者,他表示濟慈的天才隱藏在「對一切美的元素的細緻感受中」。[90] 1848年,濟慈去世後二十七年,李察·蒙克頓·米爾恩斯英語Richard Monckton Milnes, 1st Baron Houghton出版了首部濟慈傳記,為他後續成為英語文學重要人物奠定了基礎。包括約翰·艾佛雷特·米萊但丁·加百列·羅塞蒂在內的前拉斐爾派受濟慈詩歌《聖阿格尼斯之夜》、《伊莎貝拉》和《無情妖女》啟發,創作了許多色彩鮮明的著名畫作。[87]

阿爾加儂·斯溫伯恩在1882年的大英百科全書中稱「《夜鶯頌》是人類歷史最終的傑作」。[91] 直到20世紀,濟慈的作品仍是許多詩人,例如威爾弗雷德·歐文葉芝艾略特的靈感來源,歐文將濟慈的去世日期記為哀悼日。[88] 評論家海倫·文德勒英語Helen Vendler稱濟慈的頌詩「是英語這門語言的最終體現。」[92] 莊拿芬·貝特認為《秋頌》是「每一代人都認同的近乎完美的英文詩歌」[93],M·R·雷德利稱這首頌「是我們語言中最完美無瑕的作品。」[94]

哈佛大學霍頓圖書館英語Houghton Library收藏了大量濟慈信件和手稿。另外還有一些文稿收藏於大英圖書館、位於咸斯特濟慈故居、位於羅馬的濟慈-雪萊故居,以及位於紐約的摩根圖書館與博物館。從1998年起,英國濟慈-雪萊紀念協會設立了年度濟慈-雪萊詩歌獎英語Keats-Shelley Prize for Poetry[95] 1896年,皇家藝術學會藍色牌匾在濟慈故居揭幕。[96]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曾表示,與濟慈作品的相遇影響了他的一生。[97]

傳記

濟慈的傳記都不是生前熟悉他的人所寫。[98]在他去世後不久,出版商隨即宣佈將出版《關於濟慈的回憶》,但濟慈的朋友拒絕配合,因此該出版計劃被擱置。李·亨特所著《拜倫勳爵和他的同僚們》給出了一些關於濟慈的第一手記錄,其中強調濟慈所堅持的卑微出身,這種誤解持續至今。[2] 隨着濟慈在藝術界的出名,他的筆記、文稿、信件等逐漸被集結出版。[98] 但早期敘述常有自相矛盾、偏向或爭議之處。[98] 濟慈的許多朋友,例如布朗、賽文、迪爾克、雪萊,以及他的遺產保管者李察·阿比,出版商泰勒,女友芳妮·布勞恩等人都在其死後發表過對他的評論。這些早期文本被後續的傳記參考引述,逐漸構成了濟慈充滿傳奇的一生。[99]

雪萊宣稱濟慈的成就無法與其所受的痛苦分開,疾病使他衰弱,而細緻的情緒也無法與困苦生活協調,因此他被「精神化」,表現出現今人們想像的遭受痛苦的肺結核患者形象。[100] 濟慈的首部傳記由李察·蒙克頓·米爾恩斯所寫,出版於1848年。而後著名的濟慈傳記作者還有:西德尼·科爾文英語Sidney Colvin羅拔·吉廷斯英語Robert Gittings華特·積遜·貝特英語Walter Jackson Bate、艾琳·沃德、安德魯·莫遜英語Andrew Motion。後續傳記因寫作時間較晚以及缺乏準確的肖像,濟慈的形象被誇大和浪漫化,成為了與貧困鬥爭、英年早逝的英雄主義浪漫詩人形象。現存多數濟慈肖像都於其死後所作,濟慈生前友人大多認為這些肖像沒有表現出他的特質和激情。[2]

其他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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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倫敦蓋伊醫院的濟慈雕塑

1973年,大英百科全書公司拍攝了《約翰·濟慈的一生》,電影由約翰·巴恩斯英語John Barnes (film producer)導演,濟慈的扮演者為約翰·斯特賴德英語John Stride,芳妮·布勞恩的扮演者為賈尼娜·法耶英語Janina Faye[101]

2009年英國電影《璀璨情詩》以濟慈與芳妮·布勞恩的愛情故事為主要內容,影片由新西蘭女導演珍·康萍編劇並執導。[102] 故事情節改編自安德魯·莫遜英語Andrew Motion在1997年出版的濟慈傳記,由本·威士肖扮演濟慈,艾比·柯尼施扮演芳妮·布勞恩。[103]

桂冠詩人西蒙·阿米蒂奇為濟慈去世200周年紀念撰寫了詩歌《我以某人說話……》,這篇詩歌最初於2021年2月20日發表在《泰晤士報》。[104][105][106]

2007年,一尊由史超域·威廉遜英語Stuart Williamson創作的濟慈雕塑被放在了濟慈曾工作學習的蓋伊醫院,雕像由桂冠詩人安德魯·莫遜揭幕。[107]

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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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慈的詩《死亡》,寫於荷蘭萊頓布雷斯特街113號牆上

濟慈的書信最初集結發表於1848和1878年。19世紀時,這些信件常被視為是無關緊要的文本,是對濟慈詩歌研究的偏離。[108] 但到20世紀,濟慈的書信開始受到廣泛推崇,並如同他的詩歌一樣被研究[42],它們被視為英語書信文學的典範。[109] 詩人艾略特稱這些信件「無疑是英語詩人寫下的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東西。」[42][110] 濟慈曾花費大量時間思考詩歌本體,及其結構和影響,這顯示出濟慈超脫於現實處境的興趣,他非常容易受到形而上學、政治、時尚、科學等話題吸引。艾略特寫道,「濟慈關於詩歌作出的幾乎所有陳述都是正確的,並且甚至比他寫下的任何詩歌都更好,更成熟。」[108][111]

濟慈加入他的文學圈子前的信件幾乎沒有存留。但從1817年春天起,大量文稿顯示出他高超的書信寫作技巧。[2] 他幾乎明天都向朋友們、其他詩人、評論家、小說家、編輯們寫信,新的想法不時出現在這些日常分享新聞、取樂、評論時事的信件里。這些新奇想法帶有超凡的幽默和批判力。[2] 它們來自「不自覺的意識流」,來自了解自身本性和弱點後形成的本能。[108] 當佐治前往美國後,濟慈在寫給他的信中常有大量細節描繪,因此這些信件也就如「真實的日記」,與濟慈的生活緊密相關。這些日記式的書信還附帶濟慈對自身哲學的探索,包含有細緻的描寫和想法的詩歌初稿。[112] 羅拔·吉廷斯英語Robert Gittings視這些信件為「精神日記」,它們不為特定他人所寫,而是為自身作出的綜述。[108]

濟慈也常反思詩歌創作的背景和構成,部分信件被認為是對未來創作的詩歌的構想。[108] 1819年2月到5月,他寫下了許多優秀的信件。[2] 在寫給佐治的信中,濟慈探討了世界作為「造靈的山谷」的觀點,這為數月後創作的頌詩作出了預言。[108][113] 此外,濟慈在信中還構造了眾多公寓的大廈英語Mansion of Many Apartments和變色龍詩人(Chameleon Poet)等理念,這些觀點獲得了公眾的注意。[114] 關於詩意的心靈,濟慈寫道:

它沒有自我 – 它是一切,也是虛無 – 它無個性 – 它享受光與暗;……它讓有德的哲學家感到震驚,讓變色龍詩人感到愉悅。它喜歡黑暗面,這對它沒有危害,就如它也喜歡光明一面;因為兩者都以猜測而終。詩人是最無詩意的東西,因為他沒有特徵 – 他持續的尋找 – 並填充其它事物 – 日月,海洋,男女,這些都是衝動的產物,它們富有詩意,有不變的屬性 – 詩人沒有這種屬性;沒有特徵 – 他絕對是神創造的萬物中最無詩意的東西。

濟慈使用消極感受力英語Negative capability表示我們「處於非確定性、謎團、疑問之中,但不帶有任何急躁追求事實和理由的能力……滿足於一半的知識」,相信個人內心感受力。[115] 他後來又寫道「除了心靈感情的聖潔和想像的真實外,我什麼也不確定 – 想像中的美必為真理 – 無論它事先是否存在 – 因為我也對所有愛之激情持有相同觀點,它們都在崇高的、創造性的本質之美中」[116],這些文本表達了濟慈對作為詩人的意義的看法。[41]濟慈在給雪萊的信中寫道「我的想像是修道院,而我是修習其中的僧人」。1819年9月,在寄給雷諾茲的信中,濟慈感慨「這個季節多麼美妙 – 空氣多麼清甜。溫度多麼柔和……我從未像現在這麼喜歡收穫的田野 – 啊,好過寒氣四溢的綠色初春。不知為何,遍地穀茬看着溫暖 – 就像有些圖畫也看着溫暖 – 它們引我周日散步時駐足,然後我寫下了它」。[117]秋頌》是濟慈最後一篇頌詩,是英語文學中最著名的詩歌之一[nb 7][nb 8],最後一節開頭如下:

啊,春日的歌哪裏去了?但不要

想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樂——

當波狀的雲把將逝的一天映照,

以胭紅抹上殘梗散碎的田野;

濟慈在書信中很少提及自己的童年以及現時困窘的生活,或許是因為談論這些事物有些尷尬。他從未談論過自己的父母。[2] 在生命最後幾年,隨着健康狀況急轉直下,濟慈的關切轉移到了對絕望和病態的痴迷。1870年出版的濟慈與芳妮·布勞恩信件合集就集中在這一時期,這些信件體現出濟慈生命的悲劇性一面,在當時引發了廣泛批評。[108]

主要作品

註釋

參考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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