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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拉丁語：Concilium Œ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簡稱梵二大公會議、梵二會議、梵二，又稱紐曼會議[1]，是天主教會第21次大公會議[2]，也是距今最近召開的一次大公會議，於1962年10月11日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開，1965年12月8日由次任教宗保祿六世結束。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是天主教會歷史上第21次大公會議。起初，人們以為它是第一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的續會，但後來羅馬教廷作出了澄清了：它將是另一次新的大公會議，取名「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3]。
在1959年6月29日所頒佈的《忝登伯鐸寶座》通諭中，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指出此次大公會議的目標將會是：「發揚聖道、整頓教化、革新紀律」[2]。 本次會議最其重要的結果，即是認同被傳教國之傳統可以與天主教相容，且可以互相援引，令使爭議三百多年的中國禮儀之爭畫下句點，並且將所謂的《利瑪竇規矩》予以尊重。
出席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天主教會領袖最多達2540位，其中至少四位在後來出任教宗：分別為若翰·蒙蒂尼、阿爾比諾·盧恰尼、嘉祿·沃爾蒂瓦、若瑟·拉辛格。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是歷代大公會議中，在組成上十分理想的一次會議。原因是：
1959年5月17日，聖神降臨節，教宗宣佈成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籌備委員會，此次大會正式進入籌備階段。籌備委員會組成如下：
- 一個中央委員會；
- 十一個組：神學組、教區行政組、司釋及教民紀律組、修會組、聖事組、禮儀組、教育組、東方禮教會組、傳教組、教友生活組及教宗宮廷禮儀組；
- 三個秘書處：新聞事業秘書處、基督徒合一秘書處和總務秘書處。
中央委員會、組和秘書處，均由一位主席、多位委員、若干專家顧問和很多秘書組成。組和秘書處的任務是：參考世界各教長和各聖部的建議，然後研究教宗指定的問題。中央委員會是由教宗自己或者自己的代表為主席，委員包括樞機、宗主教、主教、修會會長、組的主席和秘書處的主席，共有70多名。中央委員會的任務是：督導及配合各組及秘書處的工作，向教宗匯報成果，並負責起草未來大會的進行程序。
1960年11月14日，教宗主持籌備會議的開幕典禮，宣佈本屆大公會議的重點：「不僅在根據啟示和傳統，強調某一教義或紀律，更在重振基督的真精神，加強基督徒生活的價值和光輝。」典禮後，各部門便開始工作。 1961年6月至62年6月期間，中央委員會共進行了7次聚集，召開了55次會議，審查了72項提案，為正式會議作好了準備。
教宗在籌備階段的末期，通過通諭和廣播，呼籲所有教友為此次會議禱告，並欽定大聖若瑟為此次大會的主保。另外，工作人員也進行聖伯多祿大殿的粉刷裝飾工作。大會會場就設在聖伯多祿大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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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團：由十位樞機組成。在此次大會第一期內，這十位樞機輪流代表教宗主持大會。在另外三期內，他們則成為大會的「元老院」，監視大會的進行。
- 大會特別事務處：審察由各個教長提出的重要的新問題，在需要的時候，向教宗匯報或向他提供意見。
- 大會法庭：大會行政問題的上訴法庭，用來解決大會教長之間和各個機構之間發生的糾紛。
- 全體成員：當時的教會法典規定：樞機、宗主教、首席主教、總主教、定座主教、兼理教區首長及若干修會總會長，有權利參加會議並享有投票權。在此之外，教宗若望廿三世還邀請了所有領銜主教，而且給予他們投票權。所以，參與這次大公會議的教長人數，最多時高達2400位左右。
- 10個小組委員會和基督徒合一秘書處：這11個單位，都由教宗任命1名主席和9名委員，加上從與會的教長中選舉的另外16名委員組成。由他們向大會提出草案，並按照教長們的建議修改、甚至重寫草案。
- 神學及法律專家：協助各個小組的委員們編寫草案，隨時準備向大會作出解釋或者報告。他們可以列席全體會議，但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教長，所以除非被邀請或者被詢問時，不能發言。此次會議，教宗任命了460位神學及法律專家，其中包括235位教區神父和225位會士。著名神學家K.Rahner便是其中之一。
- 觀察員：由東正教、基督新教和其他非天主教團體所派來的代表構成。觀察員可以列席全體會議或公開會議，但是沒有發言權。
- 貴賓：由基督徒合一秘書處邀請，並以個人名義列席此次大會。貴賓並不代表某教會或團體，也沒有發言權。
- 旁聽員：由獲邀請列席的教友組成，沒有表決權，只有在被邀請的時候才可以在大會發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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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程序，分為公開會議、全體會議和小組委員會議。
- 公開會議由教宗和全體教長一併出席舉行，是大會中最為隆重的一種，也歡迎其他國家的政要和首長出席。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上，公開會議共有10次：第1至第4期的開幕式，第2、3、4期的閉幕式和大會在第4期期間頒佈不同決議的儀式（1962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16項決議，有5項是在第2和第3期的閉幕式上頒佈的。其餘11項，是在第4期上述3個儀式上頒佈的。在頒佈決議時，大會會對決議進行表決，只有獲得全體三份之二的贊成票的決議才能通過。決議獲得通過後，教宗和教長們會在決議上一一簽名。
- 全體會議的主要作用是討論和表決各項決議草案。此次大會共舉行了168次全體會議。教長們會先研究某一決議草案是否能作為討論的基礎，如果多數教長認為不能，那麼草案會被退回有關小組令其修改或者重寫。相反地，如果可以，那麼教長們會以書面或口頭的形式來發表該草案的意見，小組會依據教長們的意見對草案進行修改。最後，大會對修定後的草案作三次表決。在第1次表決時，教長們可以投贊成票、反對票或有條件贊成票。然後小組會對草案作最後的修改。第二次表決，教長們就只能投贊票或者反對票了。最後，等到草案里的每一章都獲表決通過後，大會會對整個草案作一次整體的表決，從而完成審查決議草案的程序。
- 小組委員會會議就是在小組各個成員之間召開的會議。會議上，小組委員和大會的專家和顧問負責起草或修改大會的各項決議草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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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1日至12月8日）1962年10月11日上午8時30分，此次大會的開幕式在聖伯多祿廣場舉行。出席開幕式的主教超過2400名，還有意大利總統和很多國家元首列席。在開幕式上，教宗指出大公會議的任務是：「使教會自我革新，推進基督徒中間的合一，為能向人類更有效地宣講福音。」大會開幕後，首先選舉各個小組的委員。法國主教團代表全體教長，起草了《大會告全人類書》，表達了關懷全體人類和願意為全體人類服務的誠意；並提出大會特別關心的兩個問題：國際和平問題和社會正義問題。
然後，大會進入了審議草案階段。第一個討論的是《禮儀草案》。其中較受爭議的議題包括：（1）禮儀中的語言；（2）禮儀當如何適應不同地區文化的需要；（3）地方主教團在禮儀問題上的職權等。最後，大會通過了這個草案的序言和第1章。在第1期會議中，大會也討論了《啟示淵源草案》、《大眾傳播工具草案》、《東方禮教會合一草案》和《教會草案》。因為大多數教長不滿意《啟示淵源草案》，教宗指示把草案退給有關小組重寫。而《大眾傳播工具草案》，大會則要求把它縮短成若干原則和一個牧靈訓諭。對於《東方禮教會合一草案》，大會希望它能與基督徒合一組的另一草案以及《教會草案》中論大公主義一章，合併成一個草案。關於《教會草案》，最後由於時間所限，只進行了初步討論，來不及得出任何結論。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第1期的會議，於1962年12月8日閉幕。
在第一期會議結束前教宗宣佈：將把70多個草案縮編成20個（其後再縮編成17個）以提高大會進行的速度。還要成立一個協調委員會，用來督察各個小組的工作，務必使他們提出的草案不致相互衝突。這些是大會休會期間主要的工作。
1963年6月3日，教宗若望廿三世因病逝世，終年82歲。1963年6月21日，若翰·蒙蒂尼樞機被推選出來繼任教宗，名號為保祿六世。當選後第二天，新教宗便宣佈將繼續進行大公會議。後來，新教宗調整了大會的結構：加設了由4名樞機組成的督察團，負責主持全體會議；並以新成立的「協調委員會」取代了原來的「大會特別事務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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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29日至12月4日）1963年9月29日，大公會議第2期會議開幕。保祿六世指出大會的目標是：
- 認識教會本身，特別是有關主教的職務和主教與教宗的關係。
- 教會的革新。
- 各基督教會的合一。
- 教會面對現代世界。[6]
教宗還特別指出：「如果天主教會應該為過去教會的分裂承擔責任，那麼天主教會將會謙遜地呼求天主的寬恕。如果天主教會曾經開罪過其他非天主教的弟兄，那麼天主教會也會求他們寬恕。另一方面，天主教會也會誠心地寬恕所有開罪過天主教的人。」
開幕式後，審議草案的工作亦隨即開始。以下是第二期會議的重點：
- 討論《教會草案》，包括：
- 論教會為奧跡；
- 論天主的子民；
- 論教會的聖統組織，特論主教；
- 論平信徒；
- 論教會內成聖的義務。[7]
其中較重要的議題包括教會與非天主教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關係、教宗與世界主教團的關係、恢復執事職、平信徒為普通司祭等。經討論後，教長們多接受：「主教的職務乃繼承自宗徒團，而世界主教團與羅馬教宗在一起時，擁有對教會的最高管轄和訓導權；但這並不削弱教宗首席權的地位。」此外通過表決，大會將《聖母草案》納入《教會草案》之內。
- 討論《教區行政草案》，包括：
- 論主教與聖部的關係；
- 論助理主教及輔理主教；
- 論全國主教會議；
- 論教區及教省的劃分；
- 論本堂及教省的劃分等。[6]
- 討論《大公主義草案》，包括：
- 論天主教大公主義的原則；
- 論大公主義的實行；
- 論與天主教分離的基督徒；
- 論天主教對非基督徒，特別是猶太人的態度；
- 論信仰自由。[6]
因為教長們對第4章和第5章不能達成一致，所以大會只接受第1章至第3章為討論的基礎。談到大公主義的原則時，大會草案指出：「天主教本身也需要認錯和悔改，並重視分離弟兄所擁有的真理、成聖方式和福音價值。」
在第2期會議期間，大會還表決了《禮儀草案》餘下章節和《大眾傳播工具草案》。這兩個草案在第1期會議時已有討論。
1963年12月4日，大會舉行第二期會議的閉幕式。在閉幕式上，經表決，教宗隆重地頒佈了決議《禮儀憲章》和《大眾傳播工具法令》。在頒佈決議時，教宗用了嶄新的用語即：「教宗偕同各主教，批准、規定和命令這些議案，並公佈集體的決定。」由此可見，教宗再也不是單獨行事，而是用他的主席權，偕同全世界主教們，一起宣佈共同的決定。
在第二期會議休會期間，教宗往聖地朝聖，在那裏會見了東正教的宗主教。在會面時，兩位教長除了互相贈送禮物外，並一起誦讀《若望福音》第17章，祈禱信徒們合而為一。這次會見充分表現出教宗召開大公會議的目標就是：「革新教會和渴望與分離弟兄們的合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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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14日至11月21日）1964年9月14日，大會舉行了第3期的開幕式。教宗和來自19個國家的教長，圍繞着祭台舉行共祭儀式，這是禮儀改革的最初成果。教宗在開幕致詞中特別強調，教宗主席權和世界主教團之間的關係，兩者不僅沒有衝突，而且是相依共存的。在第3期會議中，旁聽員的大幅增多，包括了7位女平信徒，21名男平信徒和8位修女。[8]
以下是第3期會議的重點：
- 繼續討論《教會草案》，即審查：「教會的末世性」和「論聖母」兩章。在「論聖母」一章中，草案沒有提及「聖母為教會之母」，但保留了「諸寵中保」的稱號。草案中清楚說明：「基督是天主與人類間唯一的中保，聖母中保的角色完全隸屬於基督。」這點曾引起教長們激烈的爭論。[8]
- 討論《主教在教會內的牧職草案》，這是第2期會議《主教及教區行政草案》經修訂後而形成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3章，就是：
- 主教與普世教會；
- 主教與教區；
- 及主教與自己教區以外各種組織的關係。[8]
討論的結果是，主教們意識到必須改變自己生活的方式，必須拋棄以前的排場和官僚作風，改變為簡單樸素的，以基督為榜樣的生活。[8]
- 討論《信仰自由草案》：這本來是《大公主義草案》中的一章。這是一個迫切的議題，因為許多人批評天主教會在天主教會不佔優勢的國家要求信仰自由，卻在天主教會佔優勢的國家抵制信仰自由。討論後的共識是：「大會公認當有信仰自由，但不能陷入宗教上的不可知論或旁觀主義，大會承認真理應為眾人所接受，但同時尊重每人主觀良心所指示的，因為這是人善和惡行為的最近準則。」 [8]
- 討論《猶太教和非基督宗教草案》：這也本來是《大公主義草案》中的一章。在討論這個草案時，教長們一致請求刪除控告猶太人殺主耶穌基督的罪名，還有些教長要求在此草案內取消猶太人或猶太教字樣。所以，草案最後被定名為《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的宣言》。 [8]
- 討論《啟示草案》：這是第一期會議《啟示淵源草案》經修訂後的新草案，此草案共有6章，分別是：
- 論啟示本身；
- 論啟示傳授的兩個管道－聖經與聖傳；
- 論聖經的靈感與無誤；
- 論古經；
- 論新經；
- 論閱讀聖經。 [8]
草案中強調「聖經的無誤」是指聖經中所教導的真理無誤，並鼓勵教友們應該勤讀聖經。 [8]
- 討論《教友傳教草案》：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是天主教歷史上，第一個談到教友的大公會議。此草案有5章，分別是：
- 論教友對傳教的權利和義務；
- 論教友傳教的幾個範圍；
- 論教友傳教的目的；
- 論教友傳教的不同方式；
- 論傳教時教友與聖職人員；
- 教友與非基督徒的關係。 [8]
重點是要重建平信徒的地位，並且讓他們主動地參與教會生活。
- 討論《司鐸草案》：教長們大都覺得草案的條文太平庸、太重法律而缺少靈性。大會希望草案應該具有更紮實的道理及牧靈屬性，並超越法律主義的束縛，所以大會將草案退回給有關小組重寫。 [8]
- 討論《東方禮教會草案》：這個草案的重點是要表達尊重珍惜東方禮儀的傳統，並且保存這個傳統。草案中包括恢復宗主教的制度和權力，恢復東方禮司鐸施行堅振的權利，主日罷工得彈性實施，恢復五品等級制度，並為避免東方禮教會被拉丁禮過分地影響而變質，確定凡是由東方禮教會歸正的人不能參加拉丁禮教會等。但有教長質疑由西方教會掌握的公會議，有沒有權力來為東方公教會立法。最後，大會建議將此草案的名稱改為《東方公教會草案》，並加上一條條文說明這條法令的一切措施，都是臨時的，直到天主教會和分離的東方教會達到圓滿合一時為止。 [8]
- 討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草案》：發起與全世界的對話是教宗若望廿三世一貫的立場，也是這次會議的基本意向。這個草案共分為4章，就是：
- 人的使命和受造世界的價值；
- 教會在受造世界內的任務；
- 教友在今日世界中；
- 和現代世界的重大問題。 [8]
還有些問題以附錄的形式提出，就是：
- 個人在社會中、婚姻與家庭、文化、經濟與社會生活；
- 國際大團體與和平。 [8]
草案強調人生目標不只是暫時的，也是永生的，暫時是為永生作準備。因此，本性與超性界不是分離的，而是合而為一的。本性與恩寵，俗務與靈修，也不是分離的，而是合而為一的。
除了以上的草案外，大會第3期還討論了其他4個較短的草案，就是：
- 《論教會傳教工作草案》；
- 《論修會草案》；
- 《論基督徒教育草案》；
- 《論司鐸之培育草案》。 [8]
此外，關於《婚姻聖事草案》，大會決定把它交由教宗處理，因此這次大會沒有對「婚姻聖事」發佈任何決議。
1964年11月21日，大會第3期閉幕式，教宗和24位教長代表舉行共祭，氣氛非常融洽。其後，經表決，教宗和教長們共同頒佈了3個決議，就是《教會憲章》、《東方公教會法令》和《大公主義法令》。
在第3期會議休會期間，教宗赴印度出席「國際聖體大會」。透過這次出訪，教宗親自實踐了大公會議的幾個方針，就是：實踐傳教職責，與非基督徒對話和與現代世界對話。[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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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14日，第4期會議開幕。教宗宣佈為實踐世界主教團與教宗間的合作互助，他將建立一個世界主教會議。開幕式後的第2天，教宗收到了君士坦丁東方禮宗主教的賀電，預祝此次大會的成功和圓滿結束。以下是第4期會議的要點：[9]
- 討論《信仰自由草案》：因少數教長反對原草案，這個草案在休會期間被重寫。但重寫後仍有很多反對的意見。有教長認為信仰自由只適用於天主教內部，對於其他宗教則不能享有此項權利。另外，有教長認為信仰自由的思想會降低公教人員傳教的熱情，並使天主教會陷於自相矛盾，因為在歷史上教會曾借用過政權來鎮壓其他信仰。但也有教長指出教會承認歷史上的錯誤並不會減損教會的權威。最後，在有很多反對票的情況下，草案獲得通過。[9]
- 討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草案》：這草案在休會期間被改寫。修改後的草案分為兩部份，第1部分說明教會關懷並願意服務於全人類，還有描述世界在各方面的進步和改變的情況和由此引發的嚴重問題。第2部分討論現代的幾個重要問題，包括婚姻、文化、經濟、政治、和平及推動聯合國組織。其中對於正義戰爭和核武器等問題，大會曾經有過激烈的爭論。[9]
- 討論《教會傳教工作草案》：這草案在休會期間被擴寫為較長的草案。討論集中在改組「羅馬傳信部」和強調「主教在傳教區的首要角色」。此外，草案強調「非基督宗教是為準備人獲得救恩，是人類獲救的特殊途徑，但只有公教會才是人類獲救的正常途徑，為此傳教工作仍是教會的迫切職任。」[9]
- 討論《司鐸草案》：這個草案在休會期間被重寫。新的草案指出了幾個重要問題，包括司鐸在教會內的角色、司鐸的靈修、出世與入世兩要素的如何相互配合等等。[9]
在第4期會議期間，除了上述的討論以外，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在表決上。最後，在1965年10月28日、11月18日和12月7日的公開會議上，教宗聯同教長們發表了餘下的11項決議。而且在12月7日那天，天主教和東正教彼此廢除了加給對方的絕罰，在羅馬和東方的法納耳（Phanar），雙方同時宣讀了相互寬恕書，取消了1054年兩教會對對方判處的絕罰，使基督教東西兩教會合一的希望放出光芒。[9]
1965年12月8日，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舉行閉幕式。教宗在全體教長和教眾前舉行感恩祭。在講道中，教宗強調天主教會關懷眾人，特別是在鐵幕內沉默教會中的教友，和所有遠離教會，甚至與之為敵的人。在奉獻禮中，教廷授予五位主教1億意大利里拉，為幫助各地教會的急需。感恩禮完畢時，教宗為一塊基石祝聖，並準備為紀念聖母與教會的聯繫，在羅馬近郊興建一座命名為「教會之母」的聖堂。此外，為具體地表露《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教導，表示教會願意走向世界各階層的人，與他們對話，教宗準備了6份「告書」，分別是《告執政者書》、《告思想與科學者書》、《告藝術工作者書》、《告工人書》、《告貧困患病及受苦者書》及《告青年書》，在感恩禮後由樞機們朗讀。最後，在向各教長作臨別贈言時，教宗清楚指向將來，他說：「各位，啟程的鐘聲已響起，你們即將離散，去會晤全人類，帶給他們基督福音的喜訊和衪革新的教會，為這目標，我們大家已經一起辛苦工作了四年。」[9]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決議總共有16篇。[2]
- 第二階段（1963年）公佈了兩篇決議：
- 〈禮儀〉憲章
- 〈大眾傳播工具〉法令
- 第四階段（1965年）公佈了11篇決議：
- 〈主教在教會內牧靈職務〉法令
- 〈司鐸之培養法令〉
- 〈修會革新法令〉
-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
- 〈天主教教育〉宣言
- 〈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
- 〈教友傳教法令〉
-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 〈司鐸職務與生活法令〉
- 〈教會傳教工作法令〉
- 〈信仰自由〉宣言
本次大公會議在天主教會內引發了一些群體的反對，他們質疑此次大公會議是否合理，甚至與羅馬天主教會產生分裂。反對派別主要包括兩支，一支為傳統主義天主教徒和宗座缺出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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