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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科学植物学理论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森科主義（俄語：Лысенковщина，羅馬化：Lysenkovshchina）是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反對遺傳學及重科學的農業，於20世紀中葉開展的政治運動。該理論傾向拉馬克主義並全盤否認自然選擇理論，極力宣傳春化現象和嫁接的優勢。後來，李森科主義被定義為因政治、宗教或社會需要，故意歪曲科學事實或理論的偽科學行為。
3000多名反對李森科主義的主流生物學家受蘇聯政府壓制，遭到解僱或監禁，乃至被處決，其中曾指導李森科的農業學院主席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就死在獄中，蘇聯的遺傳學研究則完全陷入停滯。神經生理學、細胞生物學等其他生物學科的研究及教學受到影響，乃至被完全禁止。
波蘭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等東方集團國家，以及東德都曾將李森科主義定為官方的「新生物學」，雖然程度各有不同。李森科主義也曾在中國科學界佔據主流多年。
李森科的政治運動得到蘇聯政府全力支持。約瑟夫·史太林親自修改李森科的演講稿，體現他對李森科學說，也就是後來的李森科主義的支持，但他對李森科認為一切科學本質上都面向階級的說法有所懷疑[1]。李森科後來成為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主席。
20世紀初，在奧古斯特·魏斯曼、托馬斯·亨特·摩爾根等人的努力下，遺傳學理論孟德爾定律發展成重實驗的生物學研究領域，重新探討孟德爾的研究。他們發現，遺傳基因帶有生物特徵，這些特徵儲存在每個細胞核的染色體中，而染色體會受隨機變化影響，產生突變，在有性生殖時拆分重組，否則就會從親本原樣傳遞給後代。其中一些有用的變化會通過自然選擇在群體傳播，還是在農業中以植物配種的形式傳遞[3]。與該定律相反拉馬克主義則認為生物體可以將生命周期內的後天特徵傳遞給後代，意味着人體的變化會影響種系的遺傳物質[3][4]。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假定歷史有普遍性、永恆性，推測社會集體層面的大規模變化不可避免[5]。集體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關鍵要素。相反，達爾文的隨機突變概念認為個體能夠繁殖和改造後代，有悖於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被認為具有強烈的自由主義傾向[6]。馬列主義理論家認為李森科主義是生物學的新分支，主張「辯證法表明發展具有演化和革命兩面性」。他們認為達爾文只是發現了「演化」的路徑，米丘林和李森科則是將發現生物發展的「革命性」道路「往前推進了一大步」[7]。
遺傳學的一個根本原理是：確認由環境變化引起的個體性狀變化如果不導致基因變化，就不能遺傳給下代，即獲得性不能遺傳。這一原理同達爾文的進化論、特別是同被稱為「目的論」的拉馬克關於生物器官的「用進廢退」論有衝突。這些衝突原來就已經不局限在自然科學領城裏了。當恩格斯的《勞動在從猿到人的轉變中的作用》發表後，問題就更趨於複雜化。在這篇著名的文章裏，恩格斯是承認獲得性遺傳的。他寫的名言「手不僅是勞動的器官，而且是勞動的產物」明白無誤地表明了他的傾向性。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必然要起來批判否認獲得性遺傳的經典遺傳學。[8]
1930年左右，蘇聯農業推行農場集體化，富農被消滅，但因此陷入危機。隨之而來的1932年大饑荒促使政府尋找解決糧食嚴重短缺的良方[9]。李森科批評現代遺傳學是「資產階級偽科學」，提出作物可以迅速適應環境變化，適合蘇聯社會及農業的階級鬥爭[10][11]。官方媒體發表熱情洋溢的文章，聲稱「西伯利亞變成花園果園」、「蘇聯人民改造自然」，部分反對者則認為李森科在為「神秘主義、愚民政策和落後」辯護[7]。
1928年，否認自然選擇和孟德爾定律的特羅菲姆·鄧尼索維奇·李森科聲稱已經開發出根本上大幅度提升作物產量的技術，包括春化現象、物種轉變、後天特徵的繼承及無性雜交[3]。他特別推崇其中的春化技術，認為將小麥種子暴露在濕度高、氣溫低的環境中，可以大幅度提升作物產量。不過這種技術並不算新鮮，產量也沒有達到他的預期。他後來聲稱自己能夠將硬粒小麥轉變成普通小麥，只需要兩到四年的秋種即可。由於硬粒小麥有28條染色體（1組7條，共4組）的四倍體，普通小麥是42條染色體（1組7條，共6組）的六倍體，當時西方的遺傳學家深知這不可能實現[3]。
李森科進一步認為拉馬克的後天特徵遺傳理論也可以應用在植物上，例如馬鈴薯塊莖中的「小眼」，儘管這些植物部位的遺傳差異就是已經知道的體細胞突變[3][12]。他還表示嫁接樹苗的時候，接穗會永久改變原種的遺傳特徵。這構成了日後的無性繁殖理論，該理論被劉永勝等人認為可能是由基因水平轉移導致的[11]。
伊薩克·伊茲列維奇·普列岑特將李森科帶進公眾的視野，利用政治宣傳手段，將他描繪成開發出革命性農業技術的天才。李森科隨之而來的名氣為創造平台，譴責理論遺傳學，推廣自己的農業手段。反過來，力挺他的政治宣傳機器誇大他的成績，強調虛假的實驗結果，完全忽略他的失敗[13]。
李森科的政治成就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對蘇聯共產黨及蘇聯意識形態的逢迎。1920年代集體農業出現慘重損失後，李森科的新方法被蘇聯官員認為鋪平了「農業革命」的道路。李森科出身於農民家庭，堅定信仰列寧主義[14][11]。黨報讚揚李森科的「務實」成果，質疑批評他的人居心不良[14]。
相比於強調耐心和觀察力的科學，李森科的「農業革命」具有更強的政治號召力[15]。李森科被納入共產黨的等級制度，主管農業事務。他利用自己的地位譴責生物學家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16]，罵他們是生物學的破壞者，妄圖癱瘓、摧毀蘇聯的經濟。另外，他否認理論生物學和應用生物學及控制組和一般統計等概念[17]：
| “ | 我們生物學家對數學計算一點也不感興趣，數字計算證明孟德爾學派的統計公式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們不想屈服於盲目的機會......我們堅持認為生物規律與數學規律不同。 | ” |
後來約瑟夫·史太林的公開支持，讓李森科更加洋洋自得。1935年，李森科將他在生物學界的對手比作抵制蘇聯政府集體化戰略的農民，認為傳統遺傳學家反對他的理論，就是在反對馬克思主義。李森科在演講中說出這番話的時候，在觀眾席里的史太林第一個站起身鼓掌，高喊「李森科同志，太棒了！太棒了！」[18]。有史太林的站台，李森科和普列岑特更加大膽地抨擊其他公開反對李森科的遺傳學家，包括李森科的前導師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他們因為批評李森科，遭到監禁或處決[19][14]。
1948年8月7日，由史太林批准、李森科組織的一周會議進入尾聲[15]，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宣佈從那時起教授李森科主義，表示那是「唯一正確的理論」。蘇聯科學家被迫譴責其他與李森科相悖的研究[20]。批判李森科的聲音被指為「資產階級」、「法西斯主義」論調，同時類似的「非資產階級」理論也在蘇聯其他領域的學院蓬勃發展，其中有語言學的雅弗理論，藝術領域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唯一能在史太林有生之年成功躲避清算命運的，或許只有蘇聯的一小群原子核物理學家。托尼·朱特發現：「史太林很明顯遺忘了他的核物理學家，從未沒有懷疑過『他們』的計算。史太林很可能瘋了，但並不愚蠢[21]。」
1934年到1940年間，在李森科的告誡及史太林的批准下，大批遺傳學家被處決，包括伊薩克·阿戈爾、所羅門·萊維特、格里戈里·列維茨基、格奧爾基·卡爾佩琴科和喬治·納德森)，也有一些被送進勞改營。1940年，前蘇聯遺傳學家、農業科學院主席尼古拉·伊萬諾維奇·瓦維洛夫被捕，1943年在獄中去世[22]。
1936年，來到列寧格勒遺傳研究院研究果蠅的美國遺傳學家赫爾曼·約瑟夫·馬勒被批評為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者、帝國主義者，是法西斯主義的推動者，覺察到風向的他離開蘇聯，在西班牙共和派的幫助下，回到美國[23]。1948年，遺傳學被正式宣佈為「資產階級偽科學」[24]。3000多名遺傳學家因為抨擊李森科主義被囚禁、解僱或處決，遺傳學研究陷入停滯，直到1953年史太林去世才恢復[25][26][27][28]。
1952年底，情況有所變化，各報紙開始發文批評李森科主義。然而由於李森科向尼基塔·赫魯曉夫展示了他在混合農業試驗中獲得的所謂成績，常規遺傳學的回國進程在赫魯曉夫時期放緩。批評李森科主義再度被禁止，但不同觀點可以自由表達，在史太林統治時期被囚禁的遺傳學家獲釋或平反。禁令最終在1960年代中期被取消[29][30]。與此同時，李森科主義在西方國家不斷被認為是偽科學[31]。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蘇聯科學界得以清除李森科主義的影響。
踏入21世紀，俄羅斯再度出現討論李森科主義的的現象，《文化報》等報紙和生物學家開始「尊敬」李森科[30]。遺傳學家列夫·日沃托夫斯基聲稱李森科推動現代發育生物學的發展，不過他的言論未獲支持[30]。表觀遺傳學領域的部分發現有時被推崇為延遲證實了李森科理論，儘管兩者有着明顯的高度相似性（遺傳性狀不改變DNA也能傳遞），但李森科認為環境引起的變化是遺傳的主要機制，而不是被他否認的DNA。後來發現的表觀遺傳的隔代效應弱於遺傳效應，而且經常不穩定[32]。
其他東方集團國家也將李森科主義定為官方的「新生物學」，但程度各不相同。
共產波蘭的政治宣傳大力弘揚李森科主義。官媒攻擊「資產階級的孟德爾定律-摩根主義和帝國主義遺傳學帶來破壞」，如同希特拉的《我的奮鬥》。經常改寫蘇聯政治宣傳論調的法國共產主義者、《法國信函》總主編皮埃爾·戴克斯在《人民論壇報》發表文章《法國科學家承認蘇聯科學的優越性》，讓人以為李森科主義已經被整個進步世界接受[7]。然而科學界反對引入李森科主義。部分學者出於政治目的，勉強接受李森科主義，但瓦茨瓦夫·加耶夫斯基極力反對將李森科主義帶入大學[33]，最終被禁止接觸學生，到華沙植物園繼續完成科學研究。1956年，李森科主義被極力拒絕。之後華沙大學於1958年建立了首個遺傳學系，由加耶夫斯基擔任系主任[33]。
共產捷克斯洛伐克於1949年採納李森科主義。雅羅斯拉夫·克日仁內茨基（1896–1964）是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李森科主義的著名人士，曾在講座中批判李森科，最終於1949年被農業大學以「為既定的資本主義制度服務，認為自己高於工人階級，敵視人民的民主秩序」為由解聘，1958年被囚禁[34]。
在東德，儘管部分大學教授李森科主義，但只有小部分科學家追隨，比如漢斯·斯塔布，以及與西柏林交換情報的研究機構。儘管如此，李森科主義還是出現在教科書中，直至赫魯曉夫於1964年倒台[35]。
李森科主義於1949年至1956年間是中國科學界的主流聲音，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在一次遺傳學研討會上，李森科主義的反對者自由地批評李森科主義，為孟德爾學派辯護[36]。在研討會的議事錄中，談家楨曾發言稱：「既然蘇聯也開始批判李森科，我們也應該敢於批評他」[36]。兩種學派曾有一段時間並存，儘管大饑荒時期糧食較差，李森科學派的聲量較高[36]。
唯一一位支持李森科學派的西方科學家是皇家學會院士、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物理學教授、共產主義者J·D·伯納爾[37]，他曾公開為李森科辯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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