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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1838年1月12日—1924年10月5日),男,台灣實業家、哲學家。生於大清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廈門,臺北大稻埕仕商,既是以茶葉貿易致富的豪商,也是臺灣基督長老教會的奠基者,著有《天演論書後》、《東西哲衡》、《哲衡續集》、《宗教五德備考》、《耶穌教聖讖闡釋備考》、《聖經闡要講義》等,闡揚基督新教長老宗教義,力圖駁斥天演論進化論,被譽為「臺灣茶葉之父」、「臺灣第一位思想家」。
李春生出生於清道光18年12月17日(西曆1838年1月12日)福建泉州府同安縣廈門。父親李德聲以擺渡維生,母林氏,有姊一人、兄三人,排行么兒。因家貧自幼失學,常與長姊同為父工作間送飯,也與鄰童沿街叫賣水果。約莫十四、五歲時(咸豐元年,1851年)隨父於福建廈門竹樹腳禮拜堂受洗,開始學習英文及漢文典籍,逐為成華洋之間的溝通橋樑。1857 年任職廈門英商怡記洋行(Elles & Co.),從事洋貨茶葉貿易,此後一度自行創業「四達商行」,然 1864 年(同治元年)太平軍攻打漳州,使得廈門商業停頓,隨後李春生受怡記Elles氏推薦給蘇格蘭茶商約翰·陶德,轉到其創設的淡水寶順洋行(Dent & Co.)擔任買辦與和記洋行經理,同時也經營「三達石油公司」煤油生意。
《臺灣通史》〈貨殖列傳〉將李春生與陳福謙、黃南球並列[2] ,《臺灣省通志稿》卷七〈人物誌‧歷代人物篇〉中〈貨殖〉 一節亦為之列傳[3] 。
李春生也熱衷參與政務。1874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時曾投書香港《中外新報》撰寫〈臺事〉七篇議論國事,建議與日本議和、並加強防務。隔年 2 月則始擔任清廷的洋藥釐紀念總局監察委員、臺灣茶葉顧問等職務。1878 年(光緒 4 年)受臺北知府陳星聚任命為臺北城建築委員,與板橋林本源家的林維源共同督造,四年後臺北城竣工受巡撫丁日昌薦舉五品同知銜加賞戴藍翎,而後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勸請李春生與林維源於大稻埕築千秋街與建昌街,鼓勵外商投資。1890年福建臺灣省設蠶桑局,林維源任局長、李春生則任副局長,於觀音山麓種植桑樹。隔年蠶桑局因劉銘傳內調而廢止,李春生則因功加同知銜,賞賜花翎。李春生也與林維源合組了「建昌行號」。除了擔任「築城委員」外,曾擔任過「土地清丈委員」及臺灣鐵道「敷設委員」,對臺灣鐵路建設也有貢獻。
1894年爆發甲午戰爭,1895年4月17日清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被割讓;5月29日,日軍依照條約前來接收,臺灣民主國與日軍爆發乙未戰爭,6月2日,清方與日方完成台灣交接,6月2日,日軍攻下基隆,臺灣民主國兵敗如山倒,敗兵次日退入臺北並在臺北城內劫掠,騷亂不絕。李春生等仕紳協議,派商人代表辜顯榮單獨前往基隆,並透過美國記者禮密臣(J. W. Davidson)、英商托姆遜(Thompson)、德商奧利(Ohly)前往基隆請日軍進駐維持秩序,6月11日,日軍進入臺北,方使秩序安定。
8月,李春生向總督府申請各地設「保良局」,李春生擔任設於大稻埕的保良總局會辦。事後李春生因辦理保良局及協助維護臺北城治安有功,臺灣總督府乃上報日本內閣賞勳局同意表揚,隔年(1896年,明治 29 年)2月3日李春生以外國人身分獲頒勳六等旭日章,與禮密臣隨總督樺山資紀赴日考察,寫下《東遊六十四日隨筆》。1900 年,孫文曾訪臺,希望總督兒玉源太郎支持革命,未果。期間孫文皆由李春生接待。
李春生篤信耶穌基督,曾藉由約翰·陶德結識當時在臺灣傳教的馬偕博士,並且積極協助其傳教。1884年清法戰爭爆發時多處教堂受鄉民搗毀,爾後重建則由李春生等人士興地出資。臺北市長老教會如濟南基督長老教會、李春生紀念基督長老教會、大稻埕長老教會等皆有李春生家族貢獻。晚年李春生貢獻基督教,竭力宣揚教義,1901 年(明治 35 年)擔任大稻埕長老教會長老,並不斷著述闡揚基督教,有冊《東西哲衡》、《哲衡續編》、《民教冤獄解》、《民教冤獄解續編補遺》、《宗教五德備考》、《聖經闡要講義》、《天演論書後》等,後世學人譽為「臺灣第一位思想家」。1924 年 10 月 5 日(舊曆9月7日)逝世,享年88歲。墓葬於大龍峒營盤之原(圓山附近)[4],後因都市發展之故,遷葬於今新北市樹林區。
曾天從所編撰的《臺灣省通志稿》卷六〈學藝志‧哲學篇〉:「至於其根本論值,則似有一貫精神透澈於其間者。基督教之宗教道德精神是也。」而中西牛郎也曾為其小傳定調李春生的思想體系以基督宗教為其中心[5][6]。 李春生獨尊基督新教,對天主教、東正教及伊斯蘭教則抱持否定態度,就傳統中國思想則肯定儒家、排斥釋教、道家學說,對近代時興的天演論、民主思想、共產思想也有所批判。李春生信仰基督新教,奉「天道」為其思想體系之核心,而就其晚年撰寫〈孟子與墨子之較量〉也肯定墨子「兼愛」的和平觀念[7] ,可窺視其中心思想。
李春生對時興的西方思想幾近採取批判的態度,一方面出自於其基督宗教擁護的立場,一方面則是他對天演論、民主、共產思想的理解來自於嚴復所譯赫胥黎《天演論》、穆勒《群己權界論》添加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的內容。李春生站在基督宗教立場上,以上帝為天道說,駁斥天演論的現代科學觀外,更指出此物競天擇學說會導致天道大同的淪喪。
李春生褒孔教而貶釋道,在於他認為孔子有天道的信仰,並且引用《論語》、《中庸》等著述論證其立場,也因釋道偶像崇拜違逆天道而斥絕。李春生認為,孔子後繼的儒家學人捨棄天道思想,使得黨同伐異層出不窮,釋道二教趁虛而入。他引述《詩經》、《尚書》等,說明儒家早期承襲中國神道設教,其道德觀是以基督宗教為基礎,然而在孔子刪《詩經》、《尚書》、秦朝焚書、後儒誤讀而揚人性棄天道超越性的說法後,而偏離大同為一的天道論[8] 。
李春生(著),李明輝、黃俊傑、黎漢基(編),2004,《李春生著作集》。臺北: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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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生家族裔譜 |
李春生與元配妻子李鄭預才育有三子,分別為長子李景盛、次子李高盛、三子李添盛[11],其中長子李景盛與其妻李陳款育有李延齡[註 1]、李延禧[註 2]、李延緒(夭亡)、李延修[註 3]、李延彬[註 4]、李延旭[註 5]等六子;次子李高盛[註 6]育有李延坤[註 7]、李延獻[註 8]、李延綿[註 9]三子;三子李添盛[註 10]育有李延琛[註 11]、李延榮[註 12]、李延澤[註 13]、李延弼[註 14]、李延濤[註 15]等五子,李春生總計有孫子十四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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