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哲事件是1974年11月由「李一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廣州市貼大字報，借批判「林彪體系」呼籲民主和對法制的建議而引起的一宗事件。1979年2月6日，中共廣東省委為事件公開平反。[1][2]
「李一哲」背景
「李一哲」是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期一張著名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署名[3][4][5]。該大字報主要由三人合著，署名是各取一字而成，分別是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李正天、高中學生陳一陽和工廠工人王希哲[6]。另外，時任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技術部副主任郭鴻志也有參與撰稿，但是除了他們還有好幾十人在李一哲集團里進行辯論，並支持大字報的寫作、分發和複印。[7][8]
「李一哲」在1973年9月13日、12月12日和1974年11月7日寫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三篇草稿[9][3][4]。1973年底，有傳聞四屆人大即將召開[10]，「李一哲」曾在同年12月上旬把文章上書毛澤東[9]，李正天後來接受訪談時稱文章被攔截了[8][10]。
事件始末
1974年11月10日，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在廣東廣州的鬧市中山五路—北京路口公開張貼，成千上萬的人日夜圍觀與抄寫，道路塞車[11][6]，在國內外引起轟動和爭論[12][13][14][15]。大字報共二萬六千多字，長達六十七張白報紙，內容呼籲民主和對法制的建議，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形式，矛頭直指中共建國以來極左運動踐踏民主法制的種種弊病。大字報還未點名地指出了當權者的許多罪行，並且聯繫這些現象，分析了社會主義「體系」本身存在的嚴重問題[16][7]。廣東方面將大字報呈送中央，要求定性，「四人幫」成員江青說它是「解放後最反動的文章」[1]。
同年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將《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定性為「反動大字報」，並迅速組織全省批判[1]。12月3日，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以「宣集文」為筆名對大字報進行批判[1]，稱其為「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及在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惡意攻擊」。這批判文件被發送至全國的黨員幹部（據說印刷了10萬份），並附有大字報原文，因此「李一哲」的文章在全國各地幹部中廣泛流傳[9][1][7]。
針對「宣集文」的屢次批判，「李一哲」先後發表了《反批判書》、《嚇人戰術——評某些權威的批判》、《請君入甕——二評某些權威的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嗎？——三評某些權威的批判》、《杜崗的把戲——四評某些權威的批判》、《論無產階級中的特權階層》、《二十五個問答》等一系列大字報，以諷刺的手法反擊官方的批判[9][17][8][18]：
「宣集文」說「李一哲說封建獨裁專制的惡習慣深中於群眾乃至一般共產黨員的頭腦之中」，因此，「宣集文」說這是「強加」，是「誣衊」廣大群眾、黨員。
其實，這句話也不是李一哲創造的，而是毛主席說的（見毛選《井岡山的鬥爭》）。也是我們逐字逐句抄下來的。那麼，按照你們的說法，豈不是毛主席在「強加」，在「誣衊」廣大群眾和廣大黨員了麼？你們該當何罪？你們該不該打板子？
1975年，廣東省委對李正天開展了多達數百場的批判會，其中面對面的辯論大會就達一百多場，常常是萬人大會[20]。當中有七十多場成了武鬥會，李正天剛上台，就因為不低頭遭到暴打，還有人衝上台對他拳打腳踢。[10]由於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趙紫陽指示允許李正天答辯，在這些批鬥會中，會場氣氛激烈，發生了戲劇性的情況：批鬥會變成了被批鬥者與批鬥者的辯論會。據說由於「李一哲」有一定理論水平，也掌握了一定的事實，辯才也不錯，他們利用這種批鬥會，作為表達自己意見的論壇，常常使得批判他們的人，反而受他們質問。[1]同年8月，李正天和陳一陽分別被押往粵北石人嶂鎢礦和九佛農場勞動，王希哲留廣東水產製品廠勞動[9][2]。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後，在清查「四人幫」運動中，「李一哲」的問題不但沒有平反反而升級了。[1]
1977年3月2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和郭鴻志四人同時被捕[2][13]。同年12月中旬舉行的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公開宣佈「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團。其罪名為「四人幫大亂廣東的社會基礎」。後來，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分別被判有期徒刑。一批與「李一哲」有牽連的幹部和青年，也受到隔離審查和內部批判。[1]
1978年8、9月，在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的領導下，廣東省委數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問題，並數次報告黨中央。同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召開常委會討論此案，開始為「李一哲」平反，並於12月30日釋放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郭鴻志等人。[1]
1979年2月6日下午，廣東省委在廣州友誼劇院召開了「李一哲反革命集團」平反大會，有一千多名群眾參加。會上，省委常委寇慶延宣讀了《中共廣東省委員會關於處理「李一哲」案件的決定》。[1][10]
《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摘錄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的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止地蔭及其家族，親友乃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地位上的實際的世襲，並且圍繞着他們的私利，改變事業、企業的社會主義方向，實行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扶植起了一批特殊於人民利益並與人民利益相對立的「新貴」集團和勢力來。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了維護已得的特權和攫取更多的特權，他們必然要打擊堅持原則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鎮壓起來反對他們特權的人民群眾，非法剝奪這些同志和群眾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甚至隨意關押他們殺害他們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3][4][7][11]
幾百年幾千年出現的一個「天才」…無限崇拜「天才」——絕對忠於「天才」，按「天才」的意志辦事——誰反對「天才」就打倒誰。這不是一條極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線麼？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對任何一個問題「問一個為什麼」——「天才史觀」簡直取消了八億個大腦。[3][4][7][9]
「什麼？你們要民主？你們是反動派！因為你們是反動派，所以不能給你們民主」，他們振振有詞，喜歡引用毛主席關於人民民主與專政的關係的一段話。[3][4][7]
評價及影響
《王希哲自傳: 走向黑暗》：「李一哲大字報貼出後，除了署名『梁斷元』的批判文章外[15]，周圍貼滿了密密麻麻的支持小字報和紙條，批滿了各色要求的字句。群眾急切希望得到文章的油印本。」[9]
李正天在訪談中提到：「當時由於那種特定的歷史條件，有人把這篇文章上報中央，我在廣州美術學院就有人找過我，問我︰『你這篇文章說到堅持林彪體制的是誰？』我就回答︰『就是江青一伙人』。」[8]
訪問學者陳奎德認為：「李一哲大字報是批極左的，雖然其術語還帶有中共話語系統的特點，但其核心，是從西方民主法治觀念出發的。大字報是文革後期對紛紛亂世、對運動無休無止、對人人自危的社會狀況的厭倦情緒的反映，在當時頗得人心，流傳甚廣，影響很大。它為結束文革作了思想準備，也開啟了隨後的『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的先聲。」[21]
史雲、李丹慧認為：「儘管從字面上看，『李一哲』的大字報主要是抨擊林彪集團，沒有批評，反而歌頌毛澤東，甚至江青、王洪文，但是它卻涉及到了當時社會主義制度存在的根本性的弊病——缺乏民主機制……文章以批判林彪體系為名猛烈地抨擊當時的封建專制，這在當時為數不多的反主流上書、傳單和大字報中並不罕見。但獨特的是，文章還同時不遺餘力地謳歌了文化大革命和『大民主』，提出了以毛澤東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反封建的看似荒謬命題。」[16]
參考文獻
擴展閱讀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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