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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民變，又稱晚明民變、明末農民戰爭，或稱李自成、張獻忠之亂等，是從明朝天啟七年（1627年）叛軍與明軍作戰開始，直至清朝順治年間結束的一場民變。大部分官方史料認為晚明民變是由於拖欠軍餉、給養不足及強迫徵兵所致，加上連串的饑荒，促成民變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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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後期至天啟年間氣候顯著變冷，進入小冰期，氣候持續惡劣。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降[1]。與此同期，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以來的最低點。整個明末時期始終伴隨着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此後中原氣候持續下降，天下大亂，狼煙蜂起[2]。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3]。而此時皇權旁落，中央和地方離心離德，社會各階層和朝廷之間激化矛盾。而其深層次矛盾則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制度體系—宦官和賦稅制度[4]。
明後期屯田制中的軍屯制度到後來弊端暴露無遺[5]，例如：剋扣糧餉；屯田多被軍官、豪強和內監占奪，使得軍隊失去了糧食的來源；軍紀敗壞，殺良冒功[6]；再加上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也是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7]。
明中期以後，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庫的藏銀輸入戶部，導致國家財政內外交困，面臨破產[8]。明末期間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又不合時宜地增收三餉，不斷地加派賦稅，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征礦稅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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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末年，在陝西地區開始出現小規模民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定調為農民起義，但人數往往不多、缺乏聲勢，許多的民變領袖也不為所知。這一階段的民變曾經被部分地方志記錄，如《漢陰縣志》記載「四十三年（萬曆），流賊劫掠鄉村，出沒無常，爲地方患」。陝西附近的山西和四川也遭到民變的影響，四川巡撫尹同臯曾經上言「陝西流盜由保甯[註 1]入川，蹂躪廣元、神宣之間」。[10]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白蓮教徐鴻儒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於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事，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於五月先期發動。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叛亂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歸附的民眾有約十萬[11]。其時，於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叛亂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同年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被殺害，叛亂失敗[12]。之後的民變繼續維持小規模，主要以打劫搶掠、打家劫舍等方式進行，通常將富戶作為目標，還沒有攻城掠地的情況發生。[13]
在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地區發生旱災，米貴民飢[13]。爆發民變的澄城縣位於陝西關中平原，該縣在當時十分貧窮，史籍記載澄城土地貧瘠、賦稅和徭役嚴重[10]。是以變動一觸即發。
歷史學家袁庭棟認為明末民變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鬥爭最尖銳、對後世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次民變[14]。
部分學者指出，民變軍迫於生計，反抗暴政值得稱揚。但是有文獻指出，民變軍的燒殺搶掠比官軍更加讓人髮指，雖然統治階級所寫的歷史對民變軍有污衊，但是也無法掩蓋民變軍借着反抗官府的旗號在各地作惡的事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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