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魯（1856年12月21日—1932年8月7日），字芝棟，亦作子鈍、芝洞、子棟，號竹心、芝田，晚年又號鈍叟，筆名別號九嵕山樵、瓶園老人、心太平軒老人，陝西禮泉人，清朝官員。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1]
生平
光緒五年己卯科優貢，光緒十一年（1885年），以優貢中舉，光緒十二年進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2]。光緒十五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3]。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時，宋伯魯任監察御史，以個人名義為康有為上書光緒帝，有《請講明國是正定方針摺》、《請催舉經濟特科片》、《請改八股為策論摺》等。宋與楊深秀聯名上疏光緒帝《請將守舊禮臣立賜降斥疏》，痛斥禮部尚書許應騤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不久六品官禮部主事王照請禮部尚書許應騤代奏《請皇上奉皇太后聖駕巡幸中外摺》，又被許扣壓，使光緒帝一氣撤銷許應騤等里六人職務，是為「禮部六堂官事件」。[1]
此外，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4] 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至中國訪問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議進行「中美英日四國合邦」，於是康有為於八月初三晚間要求楊深秀、宋伯魯等人向光緒帝上奏合邦的計劃。楊深秀在八月初五（陽曆9月20日）向光緒帝奏請「聯合英、美、日本，勿嫌合邦之名不美」，宋伯魯更在八月初六（陽曆9月21日，亦即戊戌政變發生的當天）向光緒帝奏言：
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5]
雷家聖指出，慈禧太后於獲知此事之後，驚覺事態嚴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按照李提摩太向康有為的建議，是要中美英日四國將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給一個「百人委員會」來管理，建立一個比現在歐盟更緊密結合的聯邦，藉以對抗俄國，這在當時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但身為高級知識份子的李提摩太卻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動機令人懷疑，可能是以合邦為名，誘使中國先交出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宋伯魯更向光緒建議要向李提摩太與伊藤博文「商酌辦法」，則控制權將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計劃，可以說是一個外交的騙局，利用康有為、宋伯魯等人對國際知識所知有限的弱點，誘騙康有為等人與光緒將中國各種重要權力交給外國人，任由外國操控宰割。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佈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6]」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指出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戊戌變法失敗後，宋伯魯被清廷下令革職拿問。他事先得李岳瑞密報，避於意大利使館，旋攜眷匿居上海三年余，期間一度赴日本。1902年，宋伯魯返回陝西，被陝西按察使樊增祥抓捕，囚禁三年後獲釋出獄，應伊犁將軍長庚之邀請赴新疆，主持新疆通志局，纂修新疆省志。1908年寫成《新疆建置志》、《新疆山脈志》各四卷。宣統元年（1909年）長庚調任陝甘總督，宋隨長庚東返。宣統三年（1911年）夏返回家鄉。[1]
1918年，宋伯魯當選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參議員。1920年，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解散。[7][1]晚年，宋伯魯任陝西省通志局（館）總纂、館長，主持續修《陝西通志》。[1]
1932年8月7日，逝世[8]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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