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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9日下午，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了參與六四戒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1]向他們發表了《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2]。這是他唯一一次針對六四事件發表講話。在講話中，鄧小平堅信部隊出於正當理由使用武力，彰顯他堅定領導政府，澄清了內戰的謠傳，釋放出改革開放如期繼續的信號。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播出講話的部分片段[3]。
談及八九民運：
| “ |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的風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把問題的性質定為動亂。「動亂」這兩個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是這兩個字。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事態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軍隊，也有一批各個時期參加革命的骨幹還在，因此，事情現在爆發，處理起來比較容易。處理這一事件的主要難點在於，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麼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應該採取的行動難以出手。如果沒有我們黨這麼多老同志支持，甚至連事件的性質都難以確定。一些同志不了解問題的性質，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對待群眾的問題，實際上，對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眾，還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會渣滓。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我相信，經過認真做工作，能取得黨內絕大多數同志對定性和處理的擁護。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人民要求反腐敗，我們當然接受。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謂反腐敗的口號，我們也要當好話來接受。當然，這個口號僅僅是他們的一個陪襯，而其核心是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 ” |
談及六四清場：
| “ | 處理這件事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實踐證明，我們的解放軍考試合格。如果用坦克壓過去，就會在全國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謝解放軍指戰員用這種態度來對待暴亂事件。儘管損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贏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變觀點。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總之，這是一個考驗，考試是合格的。雖然軍隊裏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戰士們大都是十八九歲、二十歲出頭的娃娃，但他們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險面前，他們沒有忘記人民，沒有忘記黨的教導，沒有忘記國家利益，面對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他們當之無愧。我講考試合格，就是指軍隊仍然是人民子弟兵，這個性質合格。這個軍隊還是我們的老紅軍的傳統。這次過的是真正的政治關、生死關，不容易呀！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黨和國家的鋼鐵長城。這表明，不管我們受到多麼大的損失，不管如何更新換代，我們這個軍隊永遠是黨領導下的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永遠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永遠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同時，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是多麼兇殘，對他們，連百分之一的原諒都不應有。 | ” |
講話主要有三點：評定六四事件的性質、評估鄧小平自1978年以來主要政策的正確性、為未來的發展定調[5]。
他重申黨授權於解放軍在六四清場中動用武力的決定，表示有鑑於「國際的大氣候（大氣候指1989年東歐劇變）和中國的小氣候（小氣候指資產階級自由化）」，[6]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運動必然會發生。他又引用了《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指運動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共產黨，甚至將學生運動稱為「反革命暴亂」[5]。同時稱讚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對示威者採取果斷行動，是「人民的子弟兵」，並哀悼在清場行動中喪命的士兵。又說軍隊處理這件事時，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即是忠於「人民、黨的教義和利益」。他也知道黨領導層部分人士並不認同行動的過程，但從長遠角度來看，相信他們會改變看法[3]。
接着，他反覆問到他在20世紀80年代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正確，讓在場人士去「思考」這個問題。他表示，中國的目標是要到2050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認為唯有黨的領導和政治穩定才能使得這個目標實現。實際上這可以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國家的重點是經濟發展，但發展的同時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積極推動市場改革和對外開放[5]。
他表示，領導層未能堅決維護黨的領導，在意識形態層面靈活迎合西方價值觀，造成了事件的發生[3]。認為西方民主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標誌，這種意識形態不符合中國的內部情況[5]。他呼籲領導層重新鞏固年輕人對黨的正確觀念，有效地重新引入對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的限制。
六四事件發生時，鄧小平唯一的官方頭銜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意味着他掌握着武裝力量的統帥權。以這種身份發表講話，表明他沒有超越「官方」頭銜，實際上也讓人覺得他掌握了控制權，國家不再有內戰或起義的風險。講話也向低級軍官和普通民眾澄清對黨路線的質疑[8]。黨組織發動群眾學習講話內容。
講話前，為避免質疑他「垂簾聽政」的猜測，運動期間，鄧小平一直避開公眾的視野，除了參加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國葬並於5月中接見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告訴戈爾巴喬夫，鄧小平在中國是至高無上的權威，這使得鄧小平重回中國民眾及國際媒體的關注。講話明確支持軍方行動之餘，堅持施行經濟改革政策，而這些政策已成為鄧小平任期內的標誌。儘管如此，運動過後，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在黨內失去了顯着牽引力，改革的嚴謹性並沒有重回正軌，直到1992年南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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