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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華中師範大學，位於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辦學源頭可以追溯到1871年成立的文惠廉紀念學堂（中文名為文華書院），正式校史始於文華書院1903年增設的大學部，後逐步發展成為文華大學。1924年改制為華中大學，若干高校逐步併入。1927年，文華圖書科獨立，稱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後併入武漢大學）。1949年，接管華中大學，後改為公立，稱為「公立華中大學」。1952年，與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和中原大學合併組建為華中高等師範學校，遷往武昌桂子山，後經若干次合併組建，1985年正式定名為華中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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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年，美國聖公會決定在中國開始傳教，1866年，決定在中國內地開展傳教工作，1867年，第一位主教抵達武漢。
1871年10月2日，美國聖公會在武昌設立了教會寄宿學校，定名為「The Bishop Boone Memorial School」，中文名為文華書院，以紀念聖公會來華的第一位主教文惠廉。[1]這個日子也是華中師範大學校慶日的來源。[2]
1890年，文華書院增設高中，成為六年制完全中學。1903年，文華書院設立了一個三年制的大學部，稱為「正館」。原中學部和補習班則稱為「備館」。從「備館」畢業的學生，可繼續升入「正館」學習。
1909年，在時任文華書院校長翟雅各博士的努力下，文華書院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註冊成為一所正式大學，後於1911年首次授予九名學生學士學位。「正館」執行大學學制，將學制改為四年，定名為「文華大學校」。「備館」則改為「文華大學校中學部」。[3]在傑克遜博士任職校長期間，文華書院的面積擴展到20英畝，在校中學生從100名增加到三百多名，大學生五十名。[1]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文華大學師生劉靜庵、周蒼柏、張純一、盧春榮、余日章、韋卓民、康明德等人參加起義或為起義將士提供幫助，辛亥首義軍歌《學生軍軍歌》由張純一作詞，余日章作曲，創作於1906年的文華大學聖誕堂，後來在革命將士中傳唱開來，被選作起義軍軍歌。[4]起義勝利後，康明德第一個將鐵血十八星旗豎立於武昌蛇山上[5]。
1924年4月，經華中大學理事會會議表決，《文華大學重組報告》和《劃分文華大學與中學的建議》得到通過。文華書院劃分為文華中學與文華大學，各自獨立辦學，互不存在隸屬關係。文華書院校園從前門之後門的路以西的區域和建築屬於華中大學，以東的屬於文華中學，在分界線上的聖堂共同使用。文華中學可以繼續使用文華公書林，並可以在公書林的二樓禮堂召開大型會議，華中大學的學生則可以使用文華中學的翟雅閣健身所和運動場，直到購買土地建立華中大學體育場為止。[6]
後來，文華大學與另兩所高校合併組建華中大學，獨立辦學的文華中學致力於中學教育，為華中大學提供優秀生源，逐漸發展成為今武昌文華中學。
華中大學各前身中，以文華書院規模較大。早期建築中聖誕堂至今保存完好，20世紀初，又陸續建造了教學樓、文華公書林（圖書館）、翟雅各健身所、多瑪室、博約室、顏母室等建築。
1899年5月6日，美國聖公會牧師韋德生的姐姐、圖書館學家、教育家韋棣華女士（被黎元洪譽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之皇后」）來武昌看望弟弟，並在弟弟的建議下，留在中國，在文華書院擔任英語老師的工作。
當時，文華書院藏書匱乏，閱讀條件有限，而整個武漢三鎮內，都沒有一座向公眾開放的公共圖書館。1902年，韋棣華女士深感於此，和友人一起籌辦閱覽室，稱為「八角亭閱覽室」。[7]後來由於得到美國聖公會牧境堂教區所屬學校的支持，藏書量日增，成為初具規模的圖書室。圖書室自成立之日起就對公眾開放，還派人在武漢三鎮派發閱覽證，宣傳公書林服務社會文化的意義。[8]
1905年，文華書院的圖書館正式開工奠基。1910年春，韋棣華的學生沈祖榮協助韋棣華將館舍擴大成圖書館，命名為文華公書林，5月16日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附設於文華大學，作為文華大學與文華中學共同的圖書館。文華公書林對武漢三鎮市民開放，設立多處分館，並在武漢各大中學校批量寄存圖書供學生借閱，定期更換，還舉辦各種演講會、音樂會、戲劇表演等活動。[9]文華公書林是武漢第一所藏書公開、管理較為完善、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學校圖書館，也是中國第一所兼具公共圖書館性質的圖書館。[10]1914年，韋棣華派出沈祖榮（中國第一位赴美留學攻讀圖書館學的學生）赴美國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學習，獲學士學位後於1917年歸國。
據1918年3月調查，館藏中文圖書就有1,012種11,771冊，西文6,704本。每季閱覽人數達7,238人，年經費達3500元。圖書採用《杜威十進位分類法》分編。[3]
1920年，韋棣華與沈祖榮在武昌文華大學一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學教育機構——文華圖書科。收大學畢業和肄業二年以上學生學習圖書館學專業，學制3年，分自費生與免費生兩種。文華公書林成為該專業的實習圖書館，由學生協助管理。
1885年，英國循道會創辦武昌博文書院（Browen College），開設中文、數學、天文、地理、地質、宗教學、物理、化學等科目，學生成績優異。
1907年，張之洞擴建武漢，修建「勸工場」，特撥大東門一塊地修建山形西式樓房與博文書院交換。此時的博文書院分為中學部與大學部。據1910年數據，博文書院有學生130人，其中中學生106人，全部住宿。1909－1920年，博文書院共有22名大學生准予畢業，全部為文科學生。[1]
1924年，博文書院大學部併入私立武昌華中大學，中學部繼續獨立辦學，1928年更名為武昌博文中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制為武漢市第十五中學。
1899年，英國倫敦傳道會在漢口花樓居巷創辦博學書院（Griffith John College），學生人數從建校時的40人發展到四年後的100人。開設課程有中文、算數、幾何、代數、格致溯源、史地、圖畫、體操、聖經等，學費每年100元。
1907年，博學書院遷往漢口韓家墩，分為四部：中學部、師範部、神學部以及華英學校（大學部）。
1922年，學校開始從事高等教育，並向香港大學輸送畢業生。[1]
1924年，博學書院大學部併入華中大學。中學部繼續獨立辦學，1928年更名為私立漢口博學初級中學，1932年恢復高中，改稱私立漢口博學中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制為武漢市第四中學。2009年恢復原校名「博學中學」，新老校名同時掛牌。現其對外使用的校名為「武漢四中·博學中學」。[11]
1917年，美國復初會在岳州創辦湖濱書院，1921年發展成為專科學校，1929年併入華中大學。[1]
雅禮大學的起源與眾不同，她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大學生佈道熱運動的結果。
1901年，一些耶魯大學學生和校友擬定佈道工作計劃，決定前往中國傳教。1902年6月2日，耶魯國外佈道會成立。
1903年，各教會傳教士決定邀請耶魯佈道會在湖南長沙建立一個教育機構和傳教基地，耶魯佈道會接受了邀請，不久改名為雅禮協會，計劃建立一所發展醫藥教育的高水平學校。
1906年11月16日，作為預科學校的雅禮學校在長沙開學，有24名學生。1908年，胡美博士（Edward Hume）開辦了一所臨時醫院。1912年，首批畢業生從雅禮畢業。同年，雅禮與湖南省政府達成了開辦醫療培訓的嘗試性協議。1913年，醫科大學預科班和護士培訓班開學，次年與湖南省政府達成長期協議，是年又增設文理學院。1916年，醫科學校招收第一班學生。據統計，在併入華中大學之前，共有10屆69名學生畢業。[1]
1926年底，雅禮大學受政治時局影響被迫關閉，桂質廷博士帶領幾名希望繼續求學的學生和許多自然科學儀器來到武昌，準備來年併入華中大學。[1]
1929年，雅禮大學正式併入華中大學，雅禮中學繼續獨立辦學，後發展為今長沙市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也在雅禮大學校園內繼續辦學。
1922年，在華中傳教的五個傳教會教育事務的負責人在漢口會晤，建議在武昌籌建華中大學。
各位負責人以為很快就能得到各自的組織同意，於是就把時間定在了1924年9月，地點定在文華大學的校園，暫定三年試驗期。不料雅禮協會反對加入聯合，復初會直到1924年9月開學前夕仍未表態，因此，華中大學最開始之時只是在美國聖公會、英國循道會、倫敦傳道會三個組織資助下開辦的。[1]
1924年，武昌文華大學與武昌博文書院大學部、漢口博學書院大學部合併組成私立武昌華中大學，公推前文華大學校長孟良佐博士（美國人）為校長。
這時的華中大學是以文華大學為絕對主體建立起來的，校園、校長、主要師資力量和絕大多數學生均來自文華大學，博文書院則只派出了一位老師和兩位學生[6]，因此，與其說這時的華中大學是一所新學校，不如說它是文華大學的延續。三校大學部合併後，中學部繼續各自獨立辦學，並為華中大學提供優秀生源。
1924年9月8日，華中大學開始辦學，設文、理、圖書三科。華中大學有89名學生註冊，其中有34名新生。[6]
1924年10月2日（1871年該日，文華書院成立），舉行華中大學開學典禮；11月1日，華中大學正式開學，這也是華中大學以後每年在11月1日舉行慶祝活動的原因，此後每年的入學典禮和校慶日都在這一天舉行。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50年，後改為在文華書院成立日和華中大學開學典禮日10月2日舉辦校慶活動，這一紀念日被華中師範大學延續至今[2][12]。同年12月，華中大學舉行了韋棣華來華25周年紀念活動。[13]
1925年，中國爆發了反基督教、反外國教會的運動，運動蔓延至武漢，引發警民衝突，導致若干學生死亡[14]。幾天後，文華中學和華中大學的學生都被放回家，這一年的畢業生也沒有舉行正式的學位授予典禮。
1925年9月10日，華中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了，僅有75名學生註冊。
1926年，經過各傳教會理事會討論，華中大學持久計劃獲得通過，決定把華中大學辦成男女同校的大學，將孟良佐校長原來的房子改建為女生宿舍。1926年10月25日，華中大學秋季開學註冊，共有78名學生註冊學籍，其中有11名女生。[13]當年，雅禮大學桂博士攜學生前來華中大學，充實了華中大學力量較為薄弱的理學院。
1927年2月，出於對政治局勢的憂慮，大多數西方教職員離開學校，在韋卓民帶領下，中國教職員工承擔起了全部教學任務和校園工作。但不久後韋卓民前往倫敦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桂質廷博士前往瀋陽任教於東北大學，孟良佐校長也早已於前一年前往美國為華中大學募捐，華中大學的辦學陷入了困境。[15]
1927年5月，國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華中大學、文華中學因受政治時局影響而停辦，學生被送往華北或華東地區的大學繼續完成學業。9月，政治局勢穩定，文華中學複課，不到一年，註冊學生超過200人。
沈祖榮堅持繼續開辦文華圖書科。武漢國民政府准予立案，1929年8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文華圖書科獨立出來，成立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3]
1928年1月，孟良佐校長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高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討論中國的教會大學的相關問題。許多與會代表主張不在華中地區保留教會學校，但是孟良佐校長提出了重建華中大學，並在1924年華大的基礎上再擴大規模的提議。高等教育委員會同意了孟良佐校長的提議，並把華中大學列入《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規劃》中。與會大學決議成立中國基督教大學董事會聯會，後來成為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以下簡稱「聯合董事會」），華中大學成為其會員學校。[14]
1929年1月底，五個教會的代表在孟良佐的住處制定了華中大學重新開學的計劃，並向各自的教會報告。5月，五個教會的代表再次會晤，選舉韋卓民擔任華中大學校長，任期五年。五個教會向華中大學提供教師，雅禮協會提供理科實驗儀器，美國聖公會提供華中大學原校址。會議決定，華中大學招生規模為240人，其中三分之一為女生。華中大學重建時，設立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三個學院，科系設置為：中文、歷史、英語、經濟、地理、宗教、生物、化學、物理，數學和音樂為較次要的系。[6]
華中大學的領導人和負責文華圖專的沈祖榮都希望文華圖專重新成為華中大學的一部分，然而雙方在學生訓練、課程設置以及兩校領導者的關係方面出現分歧，但在關係學生前途的畢業生學位問題上雙方達成默契性的非正式協議，華中大學將文華圖專達到要求的畢業生推薦至協作單位任職，三名學生被推薦至華中大學學習，並被授予正式學位。
1930年，文華圖專決定正式成為獨立學院，但仍在文華校園內辦學，在華中大學圖書館附屬建築內上課，在華中大學圖書館實習，並住在圖書學校的房子裏。文華圖專校長沈祖榮繼續擔任華中大學圖書館館長。[16]直至抗戰時期兩校分別遷往雲南和重慶，他才離開這一位置。
1931年，韋棣華女士因病在武昌逝世。後來，華中大學和文華圖專曾在1937年和1947年兩度為複合而努力，但很遺憾最終仍未成功。
按照中華民國政府的規定，擁有三所及以上學院的大專學校為大學，否則為專科學校，華中大學剛好達到標準，1931年12月，教育部批准華中大學以「大學」的級別註冊。在接下來的幾年，學校體系逐漸完善，教學設備和建築日趨豐富，學校開始進入鼎盛發展時期。1935－1937年，華中大學註冊學生人數突破200人，師資力量也有所提升，1936年6月，27名畢業生被授予學士學位，這是華中大學成立以來人數最多的一屆畢業生。
隨着華中大學的畢業生逐漸走向社會，在各大領域嶄露頭角，1937年，華大校友會正式成立，並選派三名成員擔任校董會董事。
全面抗戰爆發後，原定前往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求學的學生放棄計劃，改為留在武漢高校學習，其中大量學生進入華中大學，使得學生人數超過了計劃招收的240人，再加上金陵大學部分師生逃往武漢，借用了華中大學的部分設施，導致華中大學設備緊張。[1]
華中大學校醫院桂雄五博士帶領幾名學生在武昌南站成立了一個救護站，救護路過的負傷戰士，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嘉獎。
12月13日，南京淪陷，武漢危急，華中大學許多師生提議西遷，但校評議會認為日軍不會立刻奪取武漢，所以決定先派幾位老師到西邊探探風，學校工作照常進行。至次年6月學年結束，日軍仍未進攻武漢，華中大學校園也沒有在日軍空襲中受到損傷。事實證明，學校領導對時局的判斷是正確的。6月初，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為華中大學下一學年撥款4000美元，聯合董事會也為華中大學募集到一筆資金，華中大學獲得了西遷的經費。
參考幾位前去探風的老師的報告，校董會決定開始西遷，學校先走水路到湖南衡陽，再乘火車至桂林，桂林校友會和廣西大學為華中大學提供了許多幫助，但是隨着形勢變化，10月份，廣東和湖北相繼淪陷，桂林成為了政治軍事中心，連日遭到日軍轟炸，學校不得不再次西遷。1939年元月，學校的師生員工借道越南前往雲南昆明。經雲南省教育廳龔自知廳長推薦和韋卓民校長實地考察，華中大學決定遷至大理喜洲。[1]在喜洲租借民房作為教學生活建築，並曾短暫地與廣州協和神學院合作辦學。[2]
在桂林與喜洲期間，華中大學曾分別發行校刊《華大桂聲》和《華大滇聲》。[17][2]其中前者恰好與後來的華中師範大學校址桂子山與校花桂花暗合，也因此成為後來的華中師範大學校媒名稱。[2]
抗戰期間，華大學生積極組織抗日運動，宣傳抗日、民主、救國等進步思想。從西南聯大政治系轉學來的李志疆在1940年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創辦《蒼洱半月刊》。[18]1942年，日軍進犯雲南騰衝龍陵一帶，華中大學學生和大理師範學生、當地高中生百餘人組織義演《放下你的鞭子》、《游擊隊之母》等戲劇，從當地工商界募捐得法幣四萬餘元，送到前線慰問抗日將士。「一二·一」昆明學生運動時，華中大學通電支持。[1]
華中大學籌備遷校事宜時，曾邀請文華圖專一同遷校，但沈祖榮拒絕了這一建議，決定攜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及文華公書林部分圖書一起遷往重慶。由於時間以及運輸等原因，僅僅在文華圖專保存的文華公書林藏書中選帶了兩千餘冊圖書、檔案運往重慶。1938年武漢淪陷後，文華公書林未帶走的四萬餘冊書刊損失殆盡，館舍建築遭到嚴重破壞。抗戰結束後，華中大學和文華圖專相繼返漢，二者分別建設自己的華中大學圖書館和韋棣華紀念圖書館，均不再沿用文華公書林之名。[19]
1943－1944年，華中大學組建戰後規劃委員會，制定了戰後十年發展規劃。計劃將學生人數擴展到600－800人。1945年8月，抗戰勝利，華大得到消息後決定縮短該學年的假期時間，爭取在1946年4月前完成全學年教學任務，並在4月底返漢復校。[6]
1945年10月份，孟良佐校長先行一步回到武漢，開始籌備復校工作。但文華校園被軍隊進駐，經過長時間交涉，軍隊終於撤退，華中大學開始組織人員修復校舍建築，並在校外租借了部分房屋，解決了教學設施和師生住宿問題。1946年，美國聖公會將文華校園內的文華圖專全部建築劃歸華中大學使用[19]，華中大學獲得了大量的教學用房；由於戰後重建工作和市水電的供給，華中大學終於結束了自辦水電的歷史。同時，經過署理校長卞彭年的努力，華中大學師資力量逐漸充實。
1946年，返漢復校後的第一個學年，有兩千多人報考華中大學，三百人被錄取。[6]於是，華中大學開始了她的學生人數最多、教師隊伍最為壯觀的復校第一年。復校後，學校設有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經濟商業系、歷史社會系、哲學心理組、宗教組），理學院（物理系、生物系、化學系、數學組），教育學院（教育學系、音樂組，1947年增加教學系、體育組）共三個學院九個系五個教學組。[6]
受到國民政府金圓券政策影響，給學校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困難，校方不得不將教職員一月一次的工資改為分兩次分別發出。[20]後來改為以美元作為計薪單位，防止薪水貶值。
1947年，華中大學從國內外購買圖書和設備，開始重建圖書館。1948年春，在英國在華基督教大學促進會的聯繫下，蘭克約瑟基金會向華中大學捐贈四千五百英鎊用於新圖書館建設。[7]
在1948年，戰爭局勢變得明顯不利於國民黨，中國的十三所教會大學在上海召開「應變緊急會議」，會上討論了當前所面臨的形勢和教會大學的應變措施，提出「目前的趨勢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起，在社會變動中教會能擔任什麼角色」的問題。會議決定堅定學生的基督教信仰，鼓勵學生獻身宗教，加強學生的課業負擔和課外活動，使之無暇參加政治運動的方針。[6]但在張敏、李麗華、陶漢芬、尚家齊等中共學生領袖的領導下，華中大學成立了共產黨的地下支部，在華中大學校內發展黨員，並得到了許多老師的支持，在鬥爭激烈時，為了免受損失，有些地下黨員還到外籍教授家中暫避，得到他們的保護。[18][1]華大學生們還組織了「活命大拍賣」的公宣活動，組織民教站用自編課本教鐵路工人識字，參與了全市悼唁武漢大學「六·一」慘案烈士活動、後潮救災、抗議景明大樓美軍強姦案和北京沈祟案等政治活動。[18]
武漢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曾「勸告」韋卓民帶學校遷往桂林，韋卓民拒絕了這一帶有脅迫性的「勸告」，要求全校「愛護學校、風雨同舟、力持鎮靜」。[6]
1949年5月16日，解放軍佔領武漢。包括華中大學在內的武漢各大高校學生與市民一起湧上街頭歡迎解放軍入城，學生們還主動上街，志願為市民講解新政府的政策。
1950年，校長韋卓民作為發起人之一，參與了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發起，作為教會大學的華中大學，也因應這一運動，調整了自己的宗教政策。[6]
華中大學組織了研習會，學習新政府的政策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知識。許多外籍教師對共產黨抱有期待，表現積極，華中大學校委會通過了外籍地理老師、華中大學勞動模範陶吉亞的提議，將華大辦學宗旨中「培養中國之忠實國民」改為「培養世界公民」，以因應共產黨所倡導的國際主義。[1]但也有外籍教師受到衝擊，例如席珍珠老師因為在課堂上發表「西藏不屬於中國」、「中國的關稅不應該自主」等言論，遭到學生批判，被華中大學開除。[6]
中共執政初期，華中大學與新政府的關係相當融洽，宗教事務也正常進行，但到了1950年，形勢急轉直下。一方面，中國人民志願軍參與抗美援朝戰爭後，美國宣佈凍結新政府在美國的全部資產，中國大陸也做出了對等的回應，其中一個部分就是教會大學的國有化；另一方面，由於韋卓民在與美國的信中讚揚了解放軍軍紀良好、講道理、有禮貌，遭到美方人士質疑，甚至懷疑韋卓民受到了共產黨的收買或者脅迫，他們認為共產黨統治後會破壞一切，儘管有聯合董事會執行秘書麥默倫等人的努力彌合，但華中大學與教會的關係變得不如從前。
我們和解放軍人員有過接觸，……，他們良好的紀律及禮貌給我們很好的印象。這是在舊政府下兵士中沒有見到過的現象。在和新政府人員的接觸中，他們是十分誠實而講道理的，他們的態度是令人敬佩的。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很有趣，每件事都是那麼新奇，那麼富有挑戰性，每個人都有着這樣混合着一些焦急的期望，但這同樣是有趣的，它使人又變得年輕了。
——韋卓民致麥默倫的信[6]
在國內外形勢變化下，華中大學主動與政府接洽，申請改制為公立大學。華中大學的改制方向是一所師範大學，以適應中南地區教育師資的需要。1952年7月，成立了以中原大學校長、中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部長潘梓年為主任委員，韋卓民校長和中原大學教育學院王自申院長為副主任委員的改制委員會，隨着中原大學、中華大學及其他高校部分科系的併入，華中大學逐步改制為華中高等師範學校。
1952年的這次大規模院系調整，奠定了其後近四十年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並一直影響至今[21]，包括華中大學在內的所有教會學校也一併隨之走入了歷史。
美國聖公會的「華中大學基金會」為華中大學保留海外資產至今。[22]
私立武昌中華大學，是中國第一所不靠政府和外國人而獨立創辦的私立大學。它將中國古代興辦私學的教育傳統和近代日本、歐美大學體制相結合，開創出符合近現代中國國情的高等教育模式。
1912年，湖北黃陂縣陳宣愷和陳朴生先後捐田二百石，白銀三千兩，官票五千串，家藏書籍三千餘部，同時還爭得友人的支持和幫助，經過一番努力，籌建了私立中華學校，分設男女兩部、中學部，由陳宣愷先生任校長。租校舍於武昌府后街與曇華林兩處。同年八月開始招生。[23]1915年3月，教育部正式認可該校為大學，並以倡辦人陳宣愷為學校正式代表人。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中華大學奉令疏散，先西遷湖北宜昌小溪塔，武漢淪陷後，又遷到重慶市南崖米市街。1939年，學校在渝租借基地，籌建臨時校舍。1946年春，學校復員遷回武昌舊址。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華大學的化學、國文兩系與私立華中大學等高校合併成立華中高等師範學校。[24]
1953年，中華大學、中原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相關系科合併成立中南財經學院（即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其他科系併入武漢大學。
中原大學是1948年國立河南大學的左翼勢力在河南省寶豐縣大白莊村建立新河南大學的基礎上由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陳毅改名為中原大學，國立河南大學教授范文瀾出任校長。隨着形勢變化，1948年11月中原大學又遷回開封，由潘梓年擔任校長。1949年8月，中原大學的醫學院歸入河南大學，中原大學的教育、財經、新聞等院系搬遷至武漢市，至1952年被拆分至新組建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
由於華中高等師範學校、華中師範學院和華中師範大學除名稱外沒有顯著的區隔，因此統稱為華中師範時期，各個階段不單列章節。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以原公立華中大學為主體，集中了私立中華大學，廣西大學湖北教育學院，南昌大學，華南師範學院，平原師範學院，海南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組建了華中高等師範學校。文華圖專和韋棣華紀念圖書館在此次調整中併入武漢大學，真正地與華中大學分道揚鑣，發展成為今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16]
1953年學校改名為華中師範學院。
第一任院長王自申在兩年多任期中主持了院系調整和資源、設備整合工作；並且決定全面學習蘇聯；動員全校師生參與桂子山新校區建設，逐步從曇華林校區向桂子山搬遷。1954年2月，王自申院長病逝於任上。[25]
第二任院長楊東蓴在學校講話中強調「建設社會主義需要真才實學」，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弱化教學的主張，將華師的工作拉回到「以教學為主」的正軌上。1954年到1966年的12年中經歷了多次政治風波和三年困難時期，雖然多次嚴重損害學校元氣，但是華師較為平穩地經受磨鍊熬了過來。桂子山校區的建設初步完成，學校完全搬遷到了新校區，隨着華中大學和文華圖專相繼重組離開，文華校園劃歸湖北中醫藥大學使用。[16]華師的教學與行政兩支隊伍也已經形成，為華師將來幾十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25]
1962年湖北大學的一部分併入。1965年起，華中師範學院開始接受外國留學生。1970年，中南民族學院的一部分、湖北教師進修學院、湖北函授學院併入。
文革期間，華師也受到巨大波及，許多同學、老師因為莫須有的罪名遭到批判，學校的教學科研秩序遭到嚴重破壞。例如後來成為華師校長的章開沅老師，被紅衛兵認定為隱藏在桂子山的「中宣部黑線人物」遭到批鬥，章老師與朋友交流學術的「紫竹院把酒論學」被視為造反派秘密集會。[26]位於學校旁邊的大總統黎元洪墓被來自華師和武大的紅衛兵砸毀。[27]
改革開放後，華師的發展重新走入了正軌。1985年8月5日，經國家教委批准，學校更名為華中師範大學。由於中原大學在中國教育史、革命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原大學與華中師範大學的關聯，1984年3月26日，教育部根據中宣部的指示，發出了《關於編寫〈中原大學校史〉的通知》，由「中原大學的後繼者之一」華中師範大學作為主編單位，由華中師範大學顧問陶軍任主編[28]。由於鄧小平是中原大學的創辦人之一，華師在為編寫《中原大學校史》進京搜集資料和採訪以及後來將書稿送中央審閱期間，趁機邀請鄧小平為華師題寫校名。11月20日，鄧小平應邀題寫「華中師範大學」。
2001年，已劃歸湖北中醫藥大學的文華校園內，文華公書林館舍遺址遭到拆除。[16]
2005年，華中師範大學進入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名單，2007年獲得985優勢學科創新平台專項經費支持。
2011年，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新館落成，舊館不再承擔圖書借閱職能，改制為校史館、檔案館、新聞傳播學院、學生心理諮詢中心和學生事務大廳的辦公地點，並復名「文華公書林」。[10]
| 學校名稱及起訖年月 | 姓名 | 職務 | 任職時間 |
|---|---|---|---|
| 文華大學 1903－1924.7 |
翟雅各（詹姆斯·傑克遜） | 校長 | 1903－1915 |
| 孟良佐（艾爾弗雷德·A·吉爾曼） | 校長 | 1915－1924 | |
| 私立華中大學 1924.9－1951.9 |
首任校長 | 1924－1929 | |
| 韋卓民 | 校長 | 1929－1951 | |
| 公立華中大學 1951.9－1952.11 |
華中大學改制委員會副主任 | 1951.9－1952 | |
| 潘梓年 | 中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 | 1948.11－1949.12 | |
| 華中大學改制委員會主任 | 1949－1952.11 | ||
| 華中高等師範學校 1952.11－1953.10 |
建校委員會主任委員 | 1952.11 | |
| 華中師範學院 1953.10－1985.8 |
楊東蓴 | 院長 | 1954.4－1957.6 |
| 劉介愚 | 院長 | 1963.4－1966 | |
| 黨委書記 | 1954－1966 | ||
| 黨委書記 | 1980.12－1983.12 | ||
| 白瑞西 | 臨時黨委書記 | 1972.6－1980 | |
| 革委會主任 | 1972.10－1978.8 | ||
| 院長 | 1978－1980.1 | ||
| 高原 | 黨委書記 | 1983.12－1985.12 | |
| 劉若曾 | 院長 | 1980.12－1983.12 | |
| 章開沅 | 院長 | 1983.12－1985.8 | |
| 華中師範大學 1985.8至今 |
校長 | 1985.8－1991.3 | |
| 王慶生 | 校長 | 1991.6－1999.1 | |
| 高原 | 黨委書記 | 1985.8－1986.4 | |
| 戴緒恭 | 黨委書記 | 1986.12－1995.11 | |
| 路鋼 | 校長 | 1999.1－2001.2 | |
| 谷士文 | 校長 | 2001.2－2003.4 | |
| 晏章萬 | 黨委書記 | 1995.11－2003.6 | |
| 馬敏 | 校長 | 2003.6－2011.9 | |
| 黨委書記 | 2011.1－2017 | ||
| 丁烈雲 | 黨委書記 | 2003.6－2011.1 | |
| 楊宗凱 | 校長 | 2011.9至今 | |
| 黃曉玫 | 黨委書記 | 2017年至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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