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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又稱四清運動（簡稱四清），是1963年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以後，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的一場政治運動，意圖「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1][2][3]。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1][2][4]。
四清運動於1965年基本結束，與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緊密，常被視為文革的預演[2][5][6][7]。四清運動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城鄉地區，在兩三年內造成了大量人員的非正常死亡，包括被迫害身亡和自殺等，部分區縣的死亡人達數百人甚至數千人[2][8][9][10]。據相關研究人員，四清運動期間77,560人被逼死、總共5,327,350人受到迫害，產生了大量了冤假錯案[11][12]。
對廣大農村幹部和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一直是毛澤東關心的一個大問題。1957年7月反右派鬥爭開始不久，毛澤東發表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表示「我贊成迅即由（中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幹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13]。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農村群體人口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要在農村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1960年起，中央先後在農村開展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1961年11月13日，中央又一次發出《關於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4]。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再次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5]。
大躍進時期農村基層幹部的表現，毛澤東也意識到問題不是局部的，毛在一個批示中寫：「有大信陽事件，必有小信陽事件，只是程度不同。」[16]劉少奇後來認為：大躍進產生的問題與基層幹部的問題相關，他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農村基層政權和許多城市企業的領導權已成為的反革命的兩面政權。[17]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澤東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8]:9。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澤東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彙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情況[18]:10。毛澤東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問題並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之高度重視，感到不滿，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18]:10。中央工作會議於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增產節約運動和「五反」運動，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反對投機倒把、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18]:10。但該指示只在縣級以上單位實施[19]。中央工作會議重點討論開展社會主義教育的問題。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講話時插話指出：「我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現在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會議後，各地紛紛把農村社教運動當做一件大事來做，並且初步總結經驗，上報中央，毛澤東對這些經驗報告極為重視，選其重要者，及時批轉各地，催促參照實行[18]:12。會後毛澤東便着重研究農村如何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目前在農村工作中的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1963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介紹了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後又發現東北局宋任窮和湖南省委的報告，具體講述了當地社會主義教育經驗，包括「正面教育」、「群眾自我教育等」。[註 1]1963年4月間，毛澤東又先後收到幾個報告，主要有4月4日保定地委關於「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之報告，這個報告第一次提出「四清」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分工、清理財務」[18]:12-13。毛澤東到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討論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之覆信稿時，特地提請他們注意報告；但當時大家心思都不在這裏，沒有怎麼討論[18]:13。毛澤東覺得重要問題沒有引起注意，實在有必要強調；便找彭真來幫助起草轉發報告批語[18]:13。毛澤東指定彭真（後加陳伯達）具體主持決定之起草工作，決定後來定名為《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18]:14。從5月2日至5月12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會議，主要討論和修改決定草案稿，參加會議有彭真、陳伯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參加會議[18]:14。毛澤東特別看重幹部要和群眾一道參加勞動，同群眾打成一片，不能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但就總體而言，是建立在對階級鬥爭形勢之過分估計上，因而對幹部思想，及對實際工作之指導，都產生「左」之影響[18]:21。
1963年5月杭州會議，毛澤東把各中央局書記召集到杭州，舉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小型會議。會中指出「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一套。」5月10日和5月11日，毛澤東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後修改四稿，決定草案共10個問題[18]:21。在5月11日晚的講話中，毛澤東着重強調「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傷人太多」；12日凌晨，毛澤東又找到各大區的書記，再次強調。5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決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指導文件[18]:27，後來被稱為「前十條」。在前十條中，關於四清的定義是：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顯然，這時的四清運動大體上是，一個矛頭指向農村基層幹部經濟清查運動。杭州會議後，「四清運動」初步展開。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
1963年，各地立即展開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的試點，多數單位情況不錯，但在試點中也暴露出一系列問題。當年下發的《中央關於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嚴禁打人的通知》就指出「根據許多地區的材料反映，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有些地方發生打人和亂搞鬥爭等違法亂紀現象」，例如：在湖南省麻城縣，共鬥爭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罰跪的42人。同年3月15日，帥孟奇在《關於湖南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中》提到，二月底湖南省因為鬥爭自殺76人。
中共中央視察組在八省視察工作後，向黨中央的報告中寫到：要防止急躁情緒；對於上中農、工作人員中的地富和資本家子女、犯錯誤的幹部，要正確對待，防止出差錯；對於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要在不損害嚴肅性的原則下，儘可能從寬處理；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
到1963年9月，中央機關之「五反」運動基本結束[18]:27。9月6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議程之一就是討論《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18]:28。10月25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印發和宣傳〈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草案）〉的通知》，先後由鄧小平和劉少奇修改，並將題目改為《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中的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由毛澤東批准發出，後被稱為「後十條」。在這一文件中明確規定運動的要點是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組織貧下中農隊伍、四清、幹部參加集體勞動。雖然與前十條相比，沒有太多新意，但是意識形態內容明顯更加突出了。後十條與前十條相銜接，主要是對前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群眾做了許多政策規定。最主要的是強調「運動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工作隊不應包辦替代。其次文件強調：第一：必須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界限，並且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第二：必須團結中農，正確對待上中農。第三：正確對待地富反壞分子問題。第四，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為了達到這些要求文件提出了許多政策界限。另外後十條還提出要結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整頓農村黨的基層組織。
然而後十條的效果並不理想。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前後，死了2000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25天內就死了74人。1963年11月末，劉少奇之妻王光美帶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試點，總結出桃園經驗進行推廣。12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之後，各工業部門從機關到企業紛紛設立政治部，迅速擴大到所有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很大加強；事實證明，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普遍設立政治部，不能說是一個成功經驗[18]:33-34。
運動全面展開後，中央大大增加對防止修正主義範圍，之後的階段爭議較大。
1964年6月2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中，提出「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不再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在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之前，不能強調團結95%以上的幹部，依靠基層。[20]
6月8日，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防止修正主義的問題時說：「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裏，白銀廠、小站就是搞修正主義。」關於「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裏」的估計，影響了運動之後的發展走向。
6月17日，由譚震林主持修改「後十條」；後根據陳伯達的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7月，劉少奇在各地多次講話中強調：後十條中團結95%以上的幹部規定不恰當，要改；二是要擴大四清的範圍，不止是經濟，經濟、政治、思想、組織四個方面的問題統統要搞清；三是要在運動中集中精力打殲滅戰。他還表示，要「放手發動群眾，要了解和掌握群眾運動的火候，注意不要燒過頭。燒到多少度了，就要勸群眾、積極分子：不要繼續搞了，要實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眾運動過火時，是有些徵象的。群眾運動過了頭，群眾中有些就不贊成，但不敢講話；因為空氣是那樣，怕說了右傾，是庇護地主、富農，庇護四不清幹部。講的話都是一樣的。[21]」
1964年6-8月，劉少奇帶王光美從北方到南方，在十四個省市作巡迴視察、報告。劉少奇返回北京後，1964年8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對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劉少奇在大會上說：搞運動，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不蹲點，就不能做領導工作；現在敵人利用這個《後十條》來頂工作隊，第二個十條對於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寫得不夠，「以後不要強調了」。[22]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李新的回憶，在劉沒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着劉少奇走到台中央」。[23]8月4日，預定隨同劉前往廣州修改《後十條》的田家英向毛請示對修改《後十條》還有甚麼意見時，毛提到兩點：「第一，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22]8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又決定，由劉少奇負責《後十條》的修改工作。8月16日，劉在廣州給毛寫信稱，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見，中南局也贊成他的建議，並準備在中南五省推行，這就是改變原來「四清」以縣委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力量先搞一個縣，此即以後在全國各地推廣的以「四清工作總團」、「四清工作分總團」取代地委和縣委的方法。[22]8月19日，劉又給毛寫信說陳伯達「極力主張」把王光美的報告下發各地，劉要求批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在為中央代擬的批語中寫道：王光美的報告是有「普遍意義的」。[22]8月27日，毛就下發王光美的報告批示：「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24]9月1日，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告。而劉少奇在各地視察時的講話早已在各省市傳達，並在全國各地貫徹落實。北京市委抽調11695名工作隊員，「集中力量到通縣打殲滅戰」。
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此文件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有的地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改變了原《後十條》草案中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首先要解決幹部中的問題，並規定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被正式使用於《後十條修正草案》。在《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後，一時全國各地都在查找「小台灣」，甚至連武漢大學哲學系這個小小的單位，也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兩面政權」。[25]
以後的運動中，工作組的人數和權力都被大大增強。中央工業、交通戰線的16個部共抽出3901人，占幹部26%。桃園經驗在全國宣傳，後十條的修正案中提出「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於此同時，一樣在全國宣傳的還有陳伯達負責的天津小站奪權的「經驗」。從此，不被團結的幹部越來越多。青海省一個公社，工作組認為需要撤職處分的幹部佔總數的47%。暴力事件發生頻率又一次提高。在北京郊區通縣，去了2萬多人，有110個工作隊打了人，自殺70多起。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利用各地負責人在京參加全國人大三屆一次會議的時機，召集各中央局的領導幹部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段時間，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兩方面：運動性質和運動方法。
在運動性質上毛澤東多次公開指出「關於運動性質的幾種提法，即「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後一種提法比較恰當。」而前一種提法正是劉少奇的觀點。
在運動方法上，劉少奇認為主要矛盾在基層富裕農民與群眾，而毛澤東提出，先不管下層，而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整當權派，先搞豺狼後搞狐狸。
1965年1月，毛澤東在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他反對運動中的「人海戰術」集中過多人員，「繁瑣哲學」學習文件內容過於繁瑣，「冷冷清清」不依靠群眾。提出「四清」運動「一是不要讀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紮根串聯」。會議後毛澤東講話主要內容被整理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該文件把四清運動定義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後來1970年斯諾問毛澤東什麼時候覺得必須把劉少奇在政治上搞掉，毛澤東答「就是發佈二十三條的時候。」據李新稱，當時搞四清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多數人認爲，《二十三條》的許多新精神， 與桃園經驗大不相同，甚至是批判了桃園經驗中的某些作法，例如搞秘密串連等神秘化做法。[26]
1965年1月5日，宋任窮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講到現在形勢一年比一年好，生產一年比一年好的時候，毛澤東插話說「在人大會議上講的一片光明，在工作會議上講的一片黑暗，對不上頭啊」。隨着「四清」運動深入發展和運動中種種問題暴露，毛澤東對不少幹部嚴重脫離人民群眾，以至同群眾對立問題越來越感到憂慮[27]:6。
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認為這場運動連同文化戰線的批判都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而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各地的四清運動也就慢慢退出了歷史舞台。
| “ | 1963年至1965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1965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 ” |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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