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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
國際人權組織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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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英文:Human Rights Watch,縮寫:HRW)是一個從事人權研究和宣傳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位於紐約,負責調查和報告戰爭罪、危害人類罪、童工、酷刑、人口販運、婦女和LGBT權利等問題。它向政府、公司和個人施壓,要求他們尊重人權,並經常代表難民、兒童、移民和政治犯開展工作。[1]

該組織成立於1978年,名為赫爾辛基觀察,其目的是監督蘇聯遵守1975年《赫爾辛基協議》的情況。其獨立的部門於1988年合併為人權觀察組織。該組織每年發布約100個國家的年度報告,旨在概述全球人權狀況。1997年,人權觀察作為國際反地雷組織的創始成員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它在2008年《集束彈藥公約》中發揮了主導作用。[2][3]
2011年,人權觀察的年度支出總額為5060萬美元,2014年為6920萬美元,2017年為7550萬美元。[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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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1978年,羅伯特·L·伯恩斯坦、傑里·拉貝爾和阿里·奈爾共同創立了人權觀察組織,作為一個美國私人非政府組織,名為赫爾辛基觀察組織,旨在監督蘇聯對《赫爾辛基協議》的遵守情況。赫爾辛基觀察採取了一種通過媒體報道和與政策制定者的直接與政府公開溝通的做法。赫爾辛基觀察組織表示需要國際社會關注蘇聯及其歐洲衛星國的人權狀態,它為20世紀80年代東方集團的民主改革做出了貢獻。[7][8][9]
美洲觀察成立於1981年,當時血腥的內戰席捲了中美洲。美洲觀察組織依靠廣泛的實地事實調查,不僅解決了政府軍的侵犯人權行為,還應用國際人道法調查和揭露了反政府組織的戰爭罪。除了在受影響國家引起關注外,美洲觀察還研究了外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向侵犯人權的中美洲政府提供軍事和政治支持方面所發揮的作用。[10]
亞洲觀察(1985年)、非洲觀察(1988年)和中東觀察(1989年)被添加到「觀察委員會」中。1988年,這些委員會聯合起來共同成立了人權觀察組織。[11][12]
2021年4月,人權觀察發布了一份報告,指責以色列種族隔離,並呼籲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對巴勒斯坦人的「系統性歧視」,成為第一個調查侵犯巴勒斯坦人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13][14]
2020年8月,中國制裁了人權觀察社執行主任,以及其他四個美國民主和人權組織的負責人和六名美國共和黨議員,因為他們在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中支持香港民主運動。這五個組織的領導人將制裁視為一項政治措施,以回應美國之前對11名香港官員的制裁,具體細節不詳。後續制裁是對6月頒布《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反應。2021年10月,《紐約時報》報道稱,由於中國的制裁,人權觀察離開了香港,香港的局勢從此將由人權觀察社的中國團隊監控。離開的決定是在香港對民間社會團體進行更廣泛的鎮壓時做出的。[15][16]
2023年3月8日,巴林取消了兩名人權觀察組織工作人員參加當月舉行的第146屆各國議會聯盟(IPU)大會的入境許可,而人權觀察組織在IPU享有常駐觀察員地位。[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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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根據《世界人權宣言》(UDHR),人權觀察反對侵犯宣言規定的基本人權,包括死刑和對性取向的歧視。人權觀察倡導宗教自由和新聞自由等基本人權自由。它試圖通過公開向政府及其政策制定者施壓,遏制侵犯人權的行為,並說服更強大的政府對侵犯人權的政府施加影響,從而實現改革。[18]
人權觀察發表了關於違反《世界人權宣言》規定的國際人權法以及它認為的其它國際公認人權法的研究報告。這些報告被用作提請國際社會關注虐待行為並向政府和國際組織施壓進行改革的基礎。研究人員執行實況調查任務,調查可疑情況,還使用外交手段,與受害者保持聯繫,製作有關公眾和個人的文件,在危急情況下為他們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並引起當地和國際媒體的報道。人權觀察在其報告中提出的問題包括社會和性別歧視、酷刑、童子軍、政治腐敗、刑事司法系統中的虐待以及墮胎合法化。人權觀察組織記錄並報告了各種違反戰爭法和國際人道法的行為,最近一次記錄發生在也門。[19]
人權觀察組織還支持世界各地因工作而受到迫害並需要經濟援助的作家。赫爾曼/哈米特基金由劇作家麗蓮·海爾曼的遺產資助,這些基金以她的名義設立,並以她的長期伴侶、小說家達許·漢密特的名義設立。除了提供財政援助外,赫爾曼/哈米特贈款還有助於提高國際社會對因捍衛人權而沉默的活動家的認識。[20]

每年,人權觀察都會向在捍衛人權方面表現出領導力和勇氣的活動家頒發馬丁·恩納爾斯人權捍衛者獎。獲獎者與人權觀察密切合作,調查和揭露侵犯人權行為。[21][22]
人權觀察是1998年成立停止使用童軍聯盟的六個國際非政府組織之一。它也是國際反地雷組織的聯合主席,該運動是一個由民間社會團體組成的全球聯盟,成功遊說引入了禁止使用反步兵地雷的《渥太華條約》。
人權觀察是國際言論自由交流組織的創始成員,該組織是一個全球非政府組織網絡,負責監督全球的審查制度。它還共同創立了集束彈藥聯盟,該聯盟促成了一項禁止此類武器的國際公約。人權觀察僱用了275多名工作人員,包括國家專家、律師、記者和學者,在全球90多個國家開展業務。總部位於紐約,在阿姆斯特丹、貝魯特、柏林、布魯塞爾、芝加哥、日內瓦、約翰內斯堡、倫敦、洛杉磯、內羅比、首爾、巴黎、三藩市、悉尼、東京、多倫多、華盛頓特區和蘇黎世設有辦事處。人權觀察組織保持對其報告的大多數國家的直接訪問。古巴、朝鮮、蘇丹、伊朗、以色列、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烏茲別克和委內瑞拉是少數幾個阻止人權觀察組織工作人員訪問的國家之一。[23][24]
人權觀察的前執行主任是肯尼斯·羅斯,他於1993年至2022年擔任該職位。1981年宣布戒嚴令後,羅斯對波蘭的虐待行為進行了調查。後來,他將重點放在海地,該國剛剛擺脫杜瓦利埃獨裁統治,但仍然受到問題的困擾。羅斯對人權重要性的認識始於他父親講述的1938年逃離納粹德國的故事。他畢業於耶魯大學法學院和布朗大學。[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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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觀察和大赦國際都是位於北大西洋英語圈國家的國際非政府組織,負責報告全球侵犯人權的行為。主要的區別在於團體的結構和促進變革的方法。[26]
國際特赦組織是一個大規模的會員組織。動員這些成員是該組織的核心宣傳工具。人權觀察組織的主要產品是針對危機的研究和長篇報告,而國際特赦組織則遊說並撰寫詳細的報告,但也專注於大規模寫信活動,將個人作為「良心犯」並遊說釋放他們。人權觀察公開遊說其他政府對侵犯人權者採取具體行動,包括點名逮捕具體個人,或對某些國家實施制裁,例如呼籲對實施達爾富爾殺戮運動的蘇丹最高領導人實施懲罰性制裁。該組織還呼籲釋放在蘇丹被拘留的人權活動家。[27]
人權觀察組織對侵犯人權行為的記錄通常包括對衝突的政治和歷史背景的廣泛分析,其中一些已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報告往往包含較少的分析,而是側重於具體的侵犯權利行為。
2010年,喬納森·福爾曼稱,人權觀察不如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組織沒有得到廣大會員的支持,而是依靠富有的捐助者,他們喜歡看到該組織的報告成為頭條新聞,出於這個原因,像人權觀察這樣的組織可能「過於關注媒體已經關心的地方」,尤其是以色列。[28]
經濟和服務
截至2008年6月的財政年度,人權觀察報告收到了約4400萬美元的捐款。[29]2009年,人權觀察組織表示,其近75%的財政支持來自北美,25%來自西歐,不到1%來自世界其它地區。
根據2008年的一項財務評估,人權觀察報告稱,它不接受政府的任何直接或間接資助,而是通過私人和基金會的捐款提供資金。[30]
2010年,開放社會基金會的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宣布,他打算在十年內向人權觀察組織撥款1億美元,以幫助其在國際上擴大努力:「為了更有效」,他說,「我認為該組織必須被視為更具國際性,而不是美國的組織。」他繼續說道,「人權觀察組織是我支持的最有效的組織之一。人權支撐着我們最大的願望:人權是開放社會的核心。」這是人權觀察組織歷史上最大的捐款,使其300名工作人員增加了120人。[31][32]
慈善導航組織於2018年給予人權觀察組織三星評級。其財務評級從2015年的三星提高到2016年的最高四星。商業改進局表示,人權觀察符合慈善導航組織的問責標準。[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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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內容
人權觀察發表了許多不同領域的報告,並編寫了一份年度《世界報告》,[35]概述了全球人權狀況。[36]該書自2006年起由七故事出版社出版;當前版本的《2020年世界報告》於2020年1月發布,涵蓋了2019年的事件。[37][38]《2020年全球報告》是人權觀察組織對全球人權實踐的第30次年度審查,包括對近100個國家的人權實踐和趨勢的審查,以及執行主任肯尼斯·羅斯的介紹性文章《中國對全球人權的威脅》。人權觀察廣泛報道了1994年盧旺達種族滅絕、[39]剛果民主共和國、美國性犯罪者登記處及其青少年的適用範圍過大等問題。[40][41]
2004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成為人權觀察檔案館的保管機構,該檔案館是一個活躍的收藏機構,記錄了世界各地數十年的人權調查。檔案是從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的諾林圖書館轉移過來的。它包括行政檔案、公共關係文件、案件和國家檔案。除出於安全考慮的一些例外情況外,哥倫比亞大學社區和公眾可以獲得實地記錄、對侵犯人權行為據稱受害者的錄音和轉錄採訪、錄像和錄音帶,以及記錄自1978年赫爾辛基觀察成立以來的活動材料。人權觀察檔案的某些部分不對研究人員或公眾開放,包括董事會、執行委員會和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這限制了歷史學家理解該組織內部決策的能力。[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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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
部分人士批評人權觀察政治性的反西方、反華或反伊斯蘭,而還有一部分人士則批評人權觀察支持西方、支持伊斯蘭。一份埃及出版物的報告中提到,「政府經常指責:人權組織(包括人權觀察)引入西方日程表,從而冒犯了當地的宗教、文化價值觀。」[44]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人權觀察在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時過於偏頗、以至於有某種「政治偏見」:例如人權觀察曾發表對西藏的言論,批評稱政府勸誘藏民從「貧窮而穩定」的生活轉向現代經濟條件下的不穩定生活,稱政府誘使西藏人進入水泥房居住,但還是得到人權組織(包括人權觀察)的強烈抨擊,這種批評帶有明顯的政治偏見[45][46]。人權觀察表示,大規模強制遷移多方面嚴重違反人權,包括違反居民意願、補償過低、新屋質量太差、居民對錯誤缺乏上訴管道、居民對強制遷移政策沒有發言權[47]。
2008年,人權觀察公布一份報告《查維茲執政的十年》(A Decade Under Chávez)抨擊委內瑞拉在烏戈·查維茲統治下的人權狀況,上百名學者專家連署抗議報告內容充滿扭曲與醜化,連署者包括被稱為「美國良心」的諾姆·杭士基。[48]2014年1月初,人權觀察出版第24本年度世界人權報告,其中有關委內瑞拉的篇幅僅有六頁,卻被找出30個公然說謊、扭曲與省略之處[49]。
2014年5月12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與梅里德·科雷根·麥奎爾寄了一封抗議信《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Close Your Revolving Door to U.S. Government)給人權觀察,這封抗議信一共獲得131名學者專家連署,批評人權觀察成員與美國政府之間有着複雜且密切的關係,且批評人權觀察對於各國的人權標準經常與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及外交利益保持一致,認為這些現象已經損害人權觀察的獨立性與公信力[49][50][51]。2014年6月3日,人權觀察網站刊登執行董事肯尼思·羅斯的公開信,條列了人權觀察近年來針對美國所撰寫的十餘項人權報告,內容包括譴責美國中央情報局、批評反恐戰爭、關心囚犯人權等等,表示人權觀察同樣關注美國政府侵害人權的行徑,並未偏袒美國;但羅斯承認,人權觀察董事會成員34人及諮詢委員200多人中,確實有部分人士曾經任職於美國政府,但人權觀察謹慎確保成員過去的工作關係不影響人權觀察的工作內容,以維護人權觀察的公正性[52]。
2014年5月,人權觀察公布一份報告《懲罰抗議》(Punished for Protesting),報告指委內瑞拉的反政府抗議者正面臨政府「系統性的侵權行為」,並認為委內瑞拉安全部隊涉嫌對抗議人士刑求,並認為委內瑞拉司法體系忽略並容許這些現象存在。2014年6月26日,數十名人權行動者在紐約發起一場小規模抗議,從《紐約時報》辦公室前遊行到帝國大廈人權觀察總部門口抗議,抨擊《紐約時報》與人權觀察長期自甘於擔任美國政府及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工具,特別是近年來扮演攻擊與抹黑委內瑞拉政府的角色,不譴責美國政府涉入程度不一的2004年海地政變、2009年洪都拉斯軍事政變等侵害人權的重大事件;同時批評,人權觀察對委內瑞拉政府的譴責,主要來自委內瑞拉反對派未經證實的說法以及斷章取義的例子,忽視或正當化委內瑞拉反對派各種有計劃的暴力行為。人權觀察拒絕派員接受抗議者遞交的抗議信[51]。
2014年6月8日,美國社會主義雜誌《雅各賓雜誌》刊登文章《人權觀察的旋轉門》(Human Rights Watch's Revolving Door),揭發人權觀察成員與美國政府官員的關係,質疑此種關係是人權觀察對拉丁美洲左派和右派政府採取差別對待的原因。2014年6月11日,美國網絡媒體《Democracy Now!》邀請人權觀察發言人與《關閉給美國政府的旋轉門》主要草擬人同台辯論,人權觀察拒絕。2014年7月8日,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等人發表文章《人權觀察拒絕砍斷美國政府的紐帶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出手重擊》(Nobel Peace Laureates Slam Human Rights Watch's Refusal to Cut Ties to U.S. Government),要求人權觀察認真並嚴正面對外界質疑,並要求人權觀察立即將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從其董事會除名;人權觀察完全不予回應[49]。
2016年6月29日,美國非牟利組織「透明化倡議」發布2016年度全球200家智庫及遊說團體財務透明度評估報告,報告所列43家美國智庫及遊說團體中,人權觀察與美國和平研究所並列「兩星級」,開放社會基金會連續第三年墊底(沒有星級);而人權觀察與美國和平研究所都在官網上列出全部或大部分捐款人姓名,但很少或沒有提供財務信息。人權觀察發言人埃瑪·戴利(Emma Daly)說,更詳細的信息發布於人權觀察紙版年度報告,「絕大部分對外公開」,「我們之所以沒有在網上公開,是因為許多捐款人、尤其是年齡大的捐款人不希望我們這樣」[53]。
2019年1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因應美國正式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納入美國法律,宣布制裁人權觀察,並批評人權觀察為境外反華勢力、於反修例風波中「表現惡劣」[54][55][56]。2020年1月12日,人權組織發布信息說,該組織執行長肯尼思·羅斯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57]。
2020年8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宣佈對11名美國國會議員及民間人士實施制裁,當中包括人權觀察執行長肯尼思·羅斯;羅斯在推特發文:「我要說清楚,我驕傲的所謂『極壞行為』是為香港人民發聲,他們抵抗北京壓迫他們的自由。」[58]
2021年3月1日,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沈逸表示,人權觀察和其他類似組織存在三個最大的問題:「首先,該組織所倡導的人權是工具性的:它只服務於該組織以及美國外交政策和戰略背後的力量。其次,該組織對人權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們認為,其他國家應該無條件學習美國政治制度,而不考慮其他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利益。第三,該組織已不再是活化石,而是後冷戰世界的殭屍;換句話說,它的人權理念在實踐中已經破產,它已經死了。」[59][60]
2021年7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宣布,對包括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內的6人1實體實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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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 中東的學術自由
- 美國自由運動
- 無國界律師組織
- 赫爾辛基人權委員會
- 人權第一
- 國際言論自由交流
- 世界反對死刑聯盟
註釋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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