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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李體制是與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相關的政治術語。習李體制原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和擔任國務院總理初期的李克強兩人共同執政的政治體制，承接被稱為胡溫體制的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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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李體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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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中國共產黨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 | |
| 2012年11月15日-2023年3月11日（習近平－李克強） 2022年10月23日-至今（習近平－李強） | |
  中共中央第五代領導集體主要成員包括習近平、李克強與李強等。上圖為2013年的習近平與李克強，下圖為李強。 | |
| 建立日期 |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 2013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2023年3月11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
| 解散日期 | 2023年3月11日（習近平－李克強） |
| 組織與人物 | |
| 國家領袖 | 習近平（中共中央總書記） |
| 國家元首 | 習近平（國家主席） |
| 政府首腦 | 李克強 李強（國務院總理） |
| 副政府首腦 | |
| 成員政黨 |  中國共產黨 |
| 歷史 | |
| 選舉 |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
| 前任 | 胡溫體制 |
自2022年中共二十大開始李強的破格晉升並在2023年接替李克強的國務院總理職位[1]，該詞的涵義亦出現延伸，可指整個李克強執政時期（「習近平－李克強體制」）[2]，亦可包含隨後的李強執政時期（「習近平－李強體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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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李體制」一詞的使用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者換屆時開始的，與「胡溫體制」一詞具有承接關係。在胡錦濤執掌權力期間，其並未獲得「領導核心」稱號，在官方提及中央第四代領導集體時，會使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而非使用「核心」一詞。在被稱為「九龍治水」的胡溫時代，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個人權力受限，其個人在黨內的影響力也不如其前任江澤民大，因此在黨內排名第三、作為政府首腦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則在此期間更具實權，外界也因此通常將兩人相提並論，形容為「胡溫體制」 [4]。
2007年10月22日，時年54歲的習近平和時年52歲的李克強在中共十七屆一中全會上越級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隨後在2008年3月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二人分別當選國家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2010年10月習近平沿襲胡錦濤的接班方式，在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李克強則任國務院黨組副書記、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並負責政府多項重要工作；加上兩位領導人外訪的規格均達到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級別，因此「習李體制」接替「胡溫體制」 基本無懸念[5]。
當時，兩人形成的執政體系亦被稱為「新一代」習李體制[6]，含有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共同執政的意味。儘管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主次之分，「習李體制」和「胡溫體制」一樣原本含有權力並行的意思，強調的都是總書記主管黨務、軍事和全局，總理則主管經濟事務。這種體制的另一個特徵是黨政分開，總書記和總理分別在黨務和政務上具有相應的最終決策權。[7]
然而，在短短數年內習近平借反腐敗運動集中權力，建立其「核心體制」，而李克強的地位和權力隨之急劇下跌而變得較為邊緣化，以致此時共產黨的執政體製發生重大變化，有分析認為「習李體制」至此已結束[1]。另有分析則將該詞的概念擴大到習近平和李克強其後的執政時期，此時共產黨的執政體制和此前的胡溫體制相比已有明顯轉變。
隨後在2023年3月的第十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與習近平關係密切且沒有國務院工作經驗的李強接棒李克強成為新一屆國務院總理，有分析認為「新時代」習李體制或新的習李體制形成，「習李體制」一詞的涵義再次發生演變。此時「李」除了李克強外亦可指李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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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2年至2013年，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向第五代中央領導集體過渡。201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上，習近平與李克強入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一、第二），習近平接替胡錦濤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外界認為「習李體制」形成。另外，中共第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人數精簡為七名，除了連任的習李兩人外，其他五位按序排列分別是：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和張高麗[9]。習近平和李克強也分別是第一個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生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
2013年3月14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李克強接替溫家寶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習近平和李克強分別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把手和二把手。
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大上以「全票」當選十九屆中央委員[10]，並於隨後的中共十九屆一中全會上連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繼續維持在黨內首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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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和李克強上任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外均有出現使用「習李新政」來形容兩人領導下的新一屆領導班子的現象[11]，顯示出對當時剛上任不久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施政的期待。有分析稱當時的中國社會正值迫近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的時刻，而習近平、李克強兩人幾次重要亮相併傳遞重大信號，並提出具體的改革思路，比如摒棄GDP至上的思維模式、改變制度以治理腐敗、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等。「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即為李克強執政初期提出的口號[12]，並有李克強經濟學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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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反腐敗工作的進行，習近平和王岐山兩人的權力不斷增加，後者先後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在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上，習近平被確立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的地位[13]。其政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此同時，伴隨着習近平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和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等新設立的重要職位，其權力明顯擴張並滲透到了原屬李克強掌控的國務院的各個領域。李克強的權力亦相應明顯收窄，只剩下了一部分行政權限。中共中央的權力架構和運行機制至此出現了重大變化，已不能與之前的「胡溫體制」同日而語[7]。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被確立了一錘定音、定於一尊的權威[14]，有分析稱這標誌着自鄧小平時期發展的集體領導制度已經瓦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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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習近平第二個總書記任期逐漸走向尾聲，尤其是在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後，外界開始傳出習近平和李克強之間不和的說法，並將李克強在國務院的種種發言判斷為與習近平「公開唱反調」[16]。例如在2020年，在習近平「動態清零」方針下，中國大陸新冠肺炎疫情初期提出「地攤經濟」以期快速恢復經濟秩序，但旋即被叫停，期間部分媒體例如法國國際廣播甚至將李克強比作與其同姓的李鴻章，將其形容為「裱糊匠」「李中堂」等[17][18]。以及李克強在同年的國務院記者會上聲稱「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們平均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引發海內外熱議[19]。該說法也被認為是在唱衰習近平的脫貧攻堅工作，對中共所計劃的在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造成衝擊[20]。
在2020年8月的北斗三號開通儀式上，甚至出現了不給出席人員為李克強鼓掌的機會讓李克強公開出糗的尷尬局面，甚至發生習近平橫眼蔑視李克強的情形，被解讀為習李矛盾公開擺上枱面[21]。2022年，隨着以習「堅持動態清零方針不動搖」為標誌的過當疫情防控開始對國家經濟以及政府公信力造成影響，外界開始出現習李矛盾加劇的看法，尤其是在臨近二十大黨組織換屆期間，習李矛盾的激化、公開化甚至造成了諸如「習下李上」之類的政治謠言[22]。
2022年10月23日，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克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位名次由李強所取代，僅次於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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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習近平打破既有慣例續任其總書記的第三個任期，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上，李克強並未繼續留任政治局常委，引發外界對其未來職務的猜測。同時，從無國務院副總理資歷且沒有中央或國家機關工作經驗，但與習近平有多年共事經歷的的李強，被破格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提拔為排名第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並逐漸接替李克強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力（如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等）。2023年3月10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以全票再次連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是首位任期超過10年的國家主席，任期超越毛澤東在內的歷任國家主席。3月11日，李強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標誌着李克強正式「裸退」以及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形成。[23][23]
至此，「習近平－李克強體制」為「習近平－李強體制」所取代。有分析將此次換代描述為「新時代」習李體制（或「習李體制」新時代）[8][3]的開啟，也有將其稱為新的「習李體制」[24]、另一個「習李體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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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八、十九屆中共中央期間，中國共產黨黨內主要包括下列機構，主要由習近平和李克強領導。
在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後，李克強所擔任的職務（如國務院總理、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主任等）逐漸為李強所取代，李強還從2023年11月起兼任了新設機構中央金融委員會的主任。[25]
|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23年11月17日) |
從2019年末起，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現，並於2020年初開始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蔓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指揮下，2020年1月，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成立，李克強任組長，直至中共二十大召開後[26]。2022年底，該小組的工作開始由李強接管，疫情防控政策也開始從動態清零向「乙類乙管」過渡[27]。
|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23年3月29日) |
李克強政府致力於實施去槓桿化，經濟再平衡，簡政放權的李克強經濟學。同時軟化過去「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態度，提出「新常態」，對GDP等經濟數據容忍度變高[28]。新政初期，李克強總理試圖實踐「釋放改革紅利」的概念，推進上海自貿區的成立及政策鬆綁，但是在接近成立1周年時，自貿區負責人戴海波被免，政策改革同時也延後，部分評論認為習李政府在改革上遇到了挫折，變得更加謹慎[29][30]。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後，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創新投資與融資機制，引入社會資本參與水電、核電、網絡接入、民用空間設施、鐵路、航運、機場、供水供熱、污水垃圾處理、公共交通、農業、水利、環境監測、等教育、醫療、養老、體育健身和文化設施等項目的投資，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31]。
2014年，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6月13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研究中國能源安全戰略。習近平就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提出五點要求：第一，推動能源消費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費。第二，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第三，推動能源技術革命，帶動產業升級。第四，推動能源體製革命，打通能源發展快車道。第五，全方位加強國際合作，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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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習近平在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八二憲法）公佈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表示：「我們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善於使黨組織推薦的人選成為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員，善於通過國家政權機關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支持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照憲法和法律獨立負責、協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要帶頭厲行法治，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不斷推進各項治國理政活動的制度化、法律化[38]。」
2014年1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表示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提出黨的政策是國家法律的先導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據和執法司法的重要指導。主張「要善於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形成法律，通過法律保障黨的政策有效實施，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黨的政策成為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的意志，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的政策[38]。」
2014年2月，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表示西方國家的價值理念保持穩定性和持續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制度設計、政策法規制定、司法行政行為等都置於核心價值理念的統攝之下。」提出「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轉化為具有剛性約束力的法律規定，用法律來推動核心價值觀建設。各種社會管理要承擔起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責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體現價值導向，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鼓勵、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制約[38]。」
習近平、李克強有意推動包含司法獨立等原則的司法改革[39][40]。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後強調依法治國方針，提出以「依憲治國」為先[41]。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宣佈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
2018年1月18日至19日，中共十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提議將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加入憲法序言、將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的每屆任期改為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即刪除連任一次的限制），並添加與監察委員會相關的內容[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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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李政府傾向於使用比自改革開放以來更為積極、高調與強硬的外交政策[44][45]，被部分人士認為是拋棄了鄧小平定下的韜光養晦政策。儘管頻繁使用正式的軍隊做出動作，但是對公民自發遊行示威，宣示主權不予鼓勵[46]。在防空識別區和海上鑽井平台部署等強硬行為後，習政府轉為嘗試較柔性的絲路基金、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政策，並在亞投行上取得了國際支持。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中繼續倡導中共建政以來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設立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誼獎」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卓越獎學金」兩個獎項[47]。
2013年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作重要演講時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48]，即沿着陸上絲綢之路，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計劃加強沿路的基礎建設[48]，也計劃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49]。
隨後，在海域問題上，習李政府開始填海造島，建設機場，雷達，燈塔等設施，強硬的針對南海周圍國家宣示主權。2016年7月根據菲律賓的請求，常設仲裁法院作出裁決，支持菲律賓的意見，對中方提出的歷史權利等全部聲明予以否決。
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後，中國政府突然調轉方向，將原本親密的中韓關係迅速降溫，對韓國採取以經濟為主要手段的報復行動，針對韓國娛樂業和薩德用地相關的樂天集團，開動宣傳機器，實施了廣泛的抵制。 隨後韓國表示向WTO提交調查請求，隨後美國議員嘗試提交動議，呼籲中國停止恐嚇韓國，回到朝核問題本身[50][51]。
在香港方面，習李政府依舊強調保持香港高度自治。然而，在此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8月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須符合「愛國愛港」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要求的行政長官候選人引發佔領中環運動[需要更深入解釋]。其後劉雲山對佔中保持嚴厲的輿論鎮壓，其掌控的中宣部屬下的人民日報連續發社論攻擊運動的動機和參與人員，各個新聞報道的網絡評論也保持嚴格的審核，並只展出事先準備好的網評員評論。10月，中國政府逮捕對佔中做出報道的德國《時代》周報記者[52]。
|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23年3月29日) |
2012年2月14日，習近平於華盛頓特區出席舉歡迎午宴演講時談到人權問題時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事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但在人權問題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眾多，區域差異大，發展不平衡，在進一步改善民生和人權狀況方面，還面臨不少的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繼續從本國國情出發，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人民願望和要求放在心上，採取切實有效的政策措施，大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推動中國人權事業不斷取得新的進展[53]。」
2013年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習近平取代胡錦濤，西方的「無國界記者」將他列入「新聞自由公敵榜」其中。無國界記者組織發表聲明，「習近平接替胡錦濤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中國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並沒有因為此而有所變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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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23年3月29日) |
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設置。會議決定，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任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任副主席，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兼任國安委辦公室主任，下設常務委員和委員若干名[55]。
2014年4月15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56]。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李克強、張德江出席會議。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是我們治黨治國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重大原則。我們黨要鞏固執政地位，要團結帶領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國家安全是頭等大事[57]。
2014年2月27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是中國共產黨於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2014年2月27日成立的一個建設和發展網絡的領導小組，旨在提高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戰略使擁有6億網民的中國從網絡大國加速成為網絡強國。習近平作為組長在第一次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的重大戰略問題」，要「從國際國內大勢出發，總體佈局，統籌各方，創新發展，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絡強國」。把網絡安全和信息化比作「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必須「統一謀劃、統一部署、統一推進、統一實施」。要創新改進網上宣傳，運用網絡傳播規律，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的時、度、效。還提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58]。
2014年5月21日，習近平在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提出，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正是亞信精神的集中概括。以亞洲方式實現亞洲安全夢，實現亞洲的自立、自強，離不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亞洲安全問題絕不限於亞洲，解決的思路也不局限於亞洲[59]。
2015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了新的《國家安全法》。黃安偉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認爲此舉是習近平想要加強中共統治的表現。此外，他還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準備通過一部限制非政府組織的法律和一部《反恐法》[60][61]。
 | 此部分需要精通或熟悉政治的編者參與及協助編輯。 (2023年3月24日) |
外界廣泛認為，在習李體制期間，由於習近平權力的不斷集中，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之間在管轄範圍和權力上的既有平衡已被打破。外媒大致認為李克強為中共建政以來最弱勢的總理，在其任期的大部分時間內並未如同預期般與習近平達成共治，且下一任總理，不論其人選為何，已不再具有重要性[62]。因此，「習李體制」一詞（若包含李克強執政後期）已不再具有從前「胡溫體制」（或更早的「江李朱體制」）時期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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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觀點認為，類似胡溫體制的「習李體制」沒有實際存在性。不同於之前的江胡時期集體領導下，政府總理掌握有經濟和社會民生等方面的實際權力。經過上任初期的過渡，習近平主政時期高層的各類實際權力完全掌握在黨總書記手中，總理擁有的只是一部分行政權限。因此，習李體制一詞的使用頻率隨之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習核心體制」[63]。
- 也有政治評論家認為，隨着習近平和王岐山兩人權力的不斷增加，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期間擔任中紀委書記的王岐山協助展開了一系列反貪腐運動，以及2018年王岐山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後，實際上在中共十八大之後只存在「習王體制」[64]。其中的王亦指王滬寧（習近平時代主要的意識形態沙皇）。王滬寧和王岐山分別是十八大以及其後除習近平外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局常委之一[65]。
- 關於習李體制的定義以及其持續的時間亦有爭議。有分析將李克強執政後期包含在「習李體制」之內，並認為其一直延伸到2023年李克強卸任，李強接棒李克強成為國務院總理後正式落幕。此處「習李體制」指整個「習近平－李克強體制」。但是另有分析則將李強執政後的「習近平－李強體制」亦稱為「習李體制」，其中的李亦指李強。[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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