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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古典哲學家（1770－183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德語：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常縮寫為G. W. F.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國哲學家，其時代晚於康德，是德國19世紀唯心論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黑格爾出生於今天德國西南部巴登-符騰堡首府斯圖加特；卒於柏林，去世時是柏林大學（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學）的校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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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來源請求]，黑格爾的思想，標誌着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運動的頂峰，對後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歷史虛無主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黑格爾在後世爭議很大，一派認為黑格爾的思想為自由主義開闢了一條新的出路，而另一派認為黑格爾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為法西斯主義提供思想基礎[來源請求]。
1788年，18歲的黑格爾進入杜賓根大學（位於德國巴登-符騰堡邦）的新教神學院學習，在那裏，他與史詩詩人荷爾德林、客觀唯心論者謝林成為同窗摯友，同時，為斯賓諾莎、康德、盧梭等人的著作和法國大革命深深吸引[來源請求]。在深入觀察了法國大革命的整個演進過程後，三人合作致力於批判康德及其後繼者費希特的唯心主義哲學。只花兩年，也就是1790年，黑格爾就拿到杜賓根大學的哲學碩士學位（德國在西元2000年之前的傳統學制沒有學士學位）。1793年，拿到新教神學博士學位，取得在大學神學院任教的資格。
1793年離開杜賓根之後，黑格爾首先來到瑞士伯爾尼，在將軍卡爾·弗里德里希·馮·施泰格的家裏當家庭教師兩年。施泰格是個自由主義者，家中藏書豐富。黑格爾此時期大量閱讀施泰格的藏書，尤其是孟德斯鳩、格老秀斯、霍布斯、休謨、萊布尼茲、洛克、馬基維利、盧梭、沙夫茨伯里、斯賓諾莎、修昔底德、伏爾泰等人的著作。這段時期是黑格爾養成他在哲學、社會科學、政治、經濟方面廣博知識的基礎[來源請求]。
1795年，黑格爾與施泰格的家教契約結束，荷爾德林介紹他到法蘭克福的葡萄酒大盤商約翰·諾厄·戈格爾家裏當家教。在這裏黑格爾繼續對經濟和政治的研究[來源請求]，
1799年，黑格爾的父親過世，留下一小筆遺產，讓他得以無經濟憂慮地重拾學術之路[來源請求]。
1801年他來到耶拿大學哲學系，首先以一篇自然哲學論文《論行星軌道》（De orbitis planetarum）迅速取得哲學博士與講師資格，這篇文章用辯證法批判了牛頓的自然觀[2]，然後在同年冬季學期講授他的第一堂課：邏輯與形而上學。
1805年，在歌德與席勒的推薦之下，黑格爾成為耶拿大學的正式教授。
1806年10月，耶拿大學任教時期，黑格爾完成了第一部著作《精神現象學》的初稿。不過旋即拿破崙軍隊攻佔了耶拿城，黑格爾被迫離開，來到班堡。因此《精神現象學》的出版是在1807年，他擔任班堡日報編輯的短暫時期。
1808年起，黑格爾歷任紐倫堡新教文理中學的校長（1808-1816）[3]、海德堡大學哲學系教授（1816-1818），最後於1818年應聘到當時的普魯士首都大學－－柏林大學哲學系（今日的「柏林洪堡大學」），接任費希特的教席。
1829年成為柏林大學校長。
1831年因霍亂，卒於柏林大學校長任內。
哲學上，黑格爾極為讚賞並且效法康德，他認為康德的「道德律令」是一種不同於消極自由，或習慣自由的，真正自由的體現，但他也批評康德自在之物的觀念，該概念會推出人永遠無法認識客觀事物的結論。黑格爾哲學的重要性超越康德之後的學術論戰[來源請求]，他概述那個時代的創傷與幸福，並且宣告新世界的誕生不僅展現在哲學上，也展現在國際政治上。既然「世界精神」即將進入新時代，哲學也將達成它最後的目標；對包羅萬象的歷史與人性產生完全的理解。
一般認為，黑格爾為哲學領域增添了新向度，即哲學的歷史向度。不可否認，哲學家原本就會提及並褒貶他們之前的哲學家；然而，真正的哲學史觀念——不只是哲學觀念，還包括人類理智體系地演進的觀念——卻是個嶄新且令人興奮的觀念。黑格爾哲學是一種自覺的嘗試，企圖超越過去兩千五百年來界定人類思想的各種優異思想與哲學論戰[來源請求]。黑格爾堅持，必須在「世界精神」的大脈絡下觀察這些歷史上的思想與衝突，如此將會發現這些衝突只是局部的混戰與不合，而非決定性的對立。世俗主義與一神論、科學與精神、理性與熱情、個人與共同體——這些概念各有恰如其分的位置，雖然都是有用的概念，但是在涵蓋所有人類經驗與知識的歷史「辯證法」中，卻往往彼此衝突[來源請求]。
1807年，黑格爾出版第一部作品《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精神現象學》是一段偉大的概念旅程，帶領我們從最基本的人類意識概念，走向最包羅萬象而複雜的人類意識概念。它的目的在於獲致真理——「絕對」真理——但「絕對」並不代表「最終與完成」，而「真理」也不代表「事實」。黑格爾追尋的哲學真理是無所不包的觀點，而「絕對」這個驕傲的用語其實是宏觀哲學下的一種謙卑態度：意識到我們都是宏觀脈絡下的一小部分。個人對知識與真理的貢獻絕對不是決定性的，相反地，總是局部、「間接」且片面的。
《精神現象學》的核心關切是精神——將所有人類與自然囊括在內的宇宙靈魂觀念——的本質。《精神現象學》的結論在於無所不包的精神，在這個精神中，並非所有的不合都已化解，所有的爭端都已解決，所有的問題都已回應；而是無論不合有多嚴重，爭端有多激烈，問題有多難回答，全都結合在這個精神中。可以說黑格爾從理論上統一了世界。
黑格爾在世時出版的作品還有《哲學全書》、《邏輯學》和《法哲學原理》。其他有關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美學和哲學史的著作，則是在他去世後，根據他當年演講時學生所做的筆記匯編而成。
黑格爾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來理解哲學的歷史和我們身處的世界本身.黑格爾將這個世界看成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為解決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例如，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但正因為是絕對的初次，它也是絕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惡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只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現。
在《歷史哲學》的前言中，黑格爾闡述：「哲學表明，意識是存在於它無限多個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說，意識是存在於自由的、無限多的形態之中，而對立的抽象內省的形態只是它的一種反映。意識是自由的、獨立存在的、有個性的，僅僅屬於精神。」
所以作為單獨概念的「意識」，由兩部分組成，兩者都各有無限多個「形態」，一部分是原則性的，另一部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的具體反映，所以他又說：「通常意義上的意識存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事物總體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對事物具體反應的抽象概念。」
他同時說：「每個人的自我意識不同，對事物的反應也不同，和原則性的意識有所偏移，但是對於一個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偏移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取決於他的正常狀態，取決於他對上帝的尊敬程度。要了解這種概念的程度，屬於形而上學的範疇。」
所以，雖然黑格爾的語言很難懂，但他闡述了：形而上學必須要研究每一個事件中的命題和反命題如何聯繫的機制，因此必須要比較每一個歷史事件中的例子和它們的原型，了解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和不同的地方。
黑格爾對人類社會抱有一種有組織性和目的論的觀念，他的著作語言豐富而難懂，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非常令人迷惑。
黑格爾在《哲學筆記》中提到:「理性何等強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總是在於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動，這種活動讓對象按照它們本身的性質互相影響、互相作用，它自己並不直接參與這個過程，而只是實現自己的目的。」黑格爾認為，人的理性可以作用於其他事物的運動，可以使其他事物之間產生聯繫，相互影響。[4]
黑格爾的學說在後代很長時間內一直引起爭論，他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幾乎任何學派都對他的學說給予肯定或提出批判[來源請求]。
歷史學家將受到黑格爾影響的人分為兩個敵對陣營，黑格爾右派和左派[來源請求]。黑格爾右派的代表是他在柏林洪堡大學時期的學生們，他們擁護福音正統的宗教觀念，擁護後拿破倫時代的政治保守主義。
黑格爾左派，有時也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他們繼承黑格爾學說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張無神論，在政治領域主張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路德維希·安德列斯·費爾巴哈和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這些年輕的黑格爾信徒經常在柏林希貝爾酒吧[5]聚會、爭論，這裏的氛圍造就了對以後150年有很大影響的思想家們，形成了無神論、人文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基本觀念。
但是幾乎沒有一位黑格爾左派宣稱自己是黑格爾的追隨者[來源請求]，有幾位還公開批評黑格爾的哲學，但是這種歷史上的區分法仍然在現代學院哲學中使用，黑格爾左派對黑格爾的批評導致一個全新的領域—關於黑格爾和黑格爾理論的文學作品。
當代對在校學生來說，為了方便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分為三個階段，「正題」（例如在法國歷史上的大革命）、「反題」（大革命隨後的恐怖階段）和「合題」（自由公民的憲法保障狀態）。這種分法並不是黑格爾自己提出的，最早見於費希特的對個人和全體之間聯繫的一個模擬描述。黑格爾學者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三段論法會掩蓋黑格爾理論的真實論點，雖然黑格爾曾經說過：「要考慮到兩個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絕對的和最終的目的；第二，實現的方法，也就是說知識和意識的主觀方面，包括生命、運動和活動。」（正題和反題），但他沒有使用「合題」這個術語，而是用「整體」。「這樣我們就了解了整體道德和實現自由的狀態，以及其後這兩種元素的主觀整合。」
黑格爾運用這種辯證法體系解釋哲學、科學、藝術、政治和宗教的歷史，但是現代評論家指出黑格爾經常修飾歷史的真實以適應他的辯證法模式。卡爾·波普爾在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出，黑格爾體系文飾了威廉三世的統治，他認為1830年代的普魯士是理想的社會。赫伯特·馬爾庫塞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爾作為一個國家權力的辯護士，為20世紀極權主義的興起開闢了道路。實際上黑格爾並沒有為這些權力形式辯護，只是認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為這些權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亞瑟·叔本華藐視黑格爾對歷史的解釋，認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義的，是「偽哲學」，許多英國的哲學家都遵從這種看法。
黑格爾的自然哲學是其哲學體系中遭到批判最多的地方。[6]雖不乏可取之處，但不能否認的是他的多處自然哲學論述與自然科學中已發現的事實是相違背的，這或多或少影響了其哲學體系的瓦解。[6]不僅他的哲學體系在科學界名譽掃地，許多科學家對形而上學的厭惡態度也與之相關。[6]德國領袖數學家菲利克斯·克萊因指出，流行一時的新人文主義和黑格爾哲學抑制了柏林的科學生活。[7]直到19世紀20世紀初，通過洪堡（指威廉·馮·洪堡和亞歷山大·馮·洪堡兩兄弟）的努力，自由的科學生活才開始興起。[7]
20世紀黑格爾的哲學開始復興，主要是因為幾個原因，一是發現黑格爾的哲學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源頭，還因為黑格爾的歷史觀開始復活，再有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性得到廣泛的認同，將黑格爾的理論重新帶到馬克思經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喬治·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掀起一股重新了解評價黑格爾的著作熱，黑格爾的復興也引起對黑格爾早期著作的興趣。現代美國的哲學家也明顯受到黑格爾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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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生前在柏林時期，居住於Am Kupfergraben 4a的老房子裏，就在柏林大學主建築後面的河邊（地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該屋於二戰後被拆除，原址蓋起了新房子，而且只有4號，不再有4a號。5號房子外面有一面紀念碑，寫着黑格爾曾於此居住、於柏林大學任教的事蹟；也因此經常被誤會黑格爾是居住於5號房子，其實是已不存在的4a號[8]。附帶一提：5號房子的某層是德國前任總理安格拉·默克爾的私人住宅，所以樓下總是有警察站崗；這排房子正對面，於1910年開始興建了佩加蒙博物館，是一棟以收藏特洛伊神殿、巴比倫城門真品而舉世聞名的博物館。
黑格爾葬於柏林的多榮帖恩小鎮墓園，位於今日柏林市中央區的地鐵U6線上，Naturkundemuseum和Oranienburger Tor兩站之間（地圖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是遊客容易參訪的紀念處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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