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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22日[2],在敦煌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圓籙,為了保護莫高窟,四處籌集錢財,進行大規模清掃。當日他的助手楊果往第16窟(現編號)的牆壁上磕煙鍋頭,聽到有空洞回音,告訴了王道士,二人於是半夜破壁探察,發現了北側甬道壁上的一個小門。打開後,發現一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現編號為第17窟),內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書和紙畫、絹畫、刺繡等文物5萬多件,這就是著名的「藏經洞」。[3]
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曾向敦煌縣令汪宗瀚、安肅道道台廷棟並甘肅藩台報備,卻無引起這些官員重視,只下令王圓籙就地封存[4]。王圓籙出售部份經卷給附近居民,當作符咒,宣稱可以治病,消息引起了西方探險家們的興趣。
1907年5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以其師爺蔣孝琬以四十個馬蹄銀錠買走七千份古寫本、刻本卷子、殘片散頁六千多號,以及一些佛絹畫、佛幡等,總計29箱。這些作品日後放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
1908年春,法國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從官員口中聽到消息,立刻趕往敦煌莫高窟與王圓籙進行交易,以五百兩銀子買走六千餘件。伯希和在將大批經卷裝箱從天津乘海輪運往法國巴黎之後,又帶一些經卷到北京向羅振玉、蔣斧、王仁俊、曹元忠、董康等請教內容,遂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識界大嘩,紛紛呼籲請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竊奪、購買。朝廷才在1910年派員至敦煌將經卷運回北京。啟運時清點尚有九千餘卷,三個月後到達北京時只剩下八千餘卷,存放於京師圖書館。
藏經洞內有大量的儒家典籍。在這些古本還有如鄧粲的《晉紀》、虞世南的《帝王概論》、孔衍的《春秋後語》等等,都是第一次見到的。許多歌辭、俗賦、白話詩、話本,全都是從未見過的,唐代詩人韋莊的長詩《秦婦吟》,不曾收錄在《全唐詩》中。在佛教文獻中,許多是《大藏經》中的佚文佚經。宋真宗時被明令禁絕的「變文」,在藏經洞內出現。所有文獻基本上全是手寫的。
在京師派大員到敦煌莫高窟前,王圓籙認為這些經卷奇貨可居,便事先從藏經洞中偷搬出許多綑經卷,別藏於寺廟的轉經桶中或其他洞窟。
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與吉川小一郎從王圓籙手中購買近三百卷寫經,另外他們還在各窟搜尋到一批佛經寫本。
1914年,俄羅斯地理學會成員謝爾蓋·奧登堡從王圓籙手中買進二百件寫經。奧登堡還對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對南區和北區的石窟作了搜尋,搜得殘片剩頁近一萬八千號。
1931年,王圓籙去世。一說王道士晚年患有精神異常[5],其實他只是裝瘋賣傻。王圓籙去世後,他的弟子為他修「道士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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