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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川會議是1937年8月22日至8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陝西省洛川縣城北10公里馮家村的一個私塾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在抗日戰爭中如何定位的問題上進行內部統一意見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並在8月25日發佈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會址現設有洛川會議紀念館。
據中共中央檔案館記錄，洛川會議從8月22日開始，8月25日結束，議程分為四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博古、關向應、凱豐、彭德懷、張國燾、劉伯承、賀龍、張浩、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張文彬、肖勁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傅鐘等23人出席了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議程是「軍事外交問題」。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首先作了關於軍事問題的報告，從「軍事分區問題——戰界問題」、「軍委任務」、「鞏固後方問題」、「軍事教育——與前後方分工」四個方面進行闡述。他在報告中首先指出，抗日戰爭將是艱苦的持久戰。紅軍在戰爭中的目標有五個，分別是創造根據地，牽制與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以及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他提出紅軍應當採取「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為主要作戰方式。其後毛澤東又作了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問題的報告。他認為應當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防止1927年國民政府清黨事情重演，警惕國民黨的反共傾向。毛澤東發言後，朱德和林伯渠對戰界問題、軍事組織和人員補充問題進行發言。任弼時對國共兩黨關係問題作了發言。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做了明確的支持和論證。其他與會者也分別發言[1]。
張聞天，毛澤東，博古，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朱德，任弼時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了會議。主要議程為黨內人事安排問題。討論了「前方軍分會名單」、「各分部軍政委」、「西路軍問題」、「政治部問題」等[1]。
與會名單同22日。張聞天首先作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分析報告。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以及國民黨內部各派別（左、中、右派）對抗日戰爭的態度。接下來他又分析了地方黨政軍和國內群眾對抗戰的態度。報告中分析了中國當前的戰爭局勢，闡述了英國、美國、德意志和蘇聯對中國抗戰局勢的態度和採取的應對策略[1]。然後總結全面抗戰和持久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堅持抗日十大綱領，反對民族失敗主義[2]。
會議最後一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三項決議。會議決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書記），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副書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賀龍、林彪、劉伯承、張浩、葉劍英、徐向前等11人為委員。
洛川會議的主要議題有二。其一是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其二是對日作戰具體要如何打的軍事問題。會議上主要形成了兩種意見。洛甫、林彪、凱豐和毛澤東的意見包括：對國民黨應當保持「防人之心不可無」的態度，必要時應當減緩紅軍出動的腳步，將立刻全體出動改為先部分出動，壓迫國民黨承認共產黨和邊區的地位。紅軍出動腳步快慢不會影響紅軍的聲望。此外，蔣中正對共產黨以及紅軍的看法不會改變，必然以控制和削弱紅軍為目的。立刻全部出動只會進入蔣的圈套，而分批出動，先出動一個師，對共產黨有利。畢竟戰爭是長期的，先出動和後出動的軍隊都要打仗。主要作戰形式應當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彭德懷、朱德、周恩來、劉伯承則認為，紅軍不應當拘泥於宣言和邊區組織的地位，而應當順應局勢和人民的需求，及早出動，避免過遲出動而導致政治上的被動。過分警覺，靠大批紅軍留守邊區來保證國民黨不侵犯邊區是不對的。紅軍的基本任務是赴前線打勝仗，鼓舞士氣，山地運動戰固然重要，但也可以打運動戰。應當將運動戰和游擊戰緊密結合。[3]:87-88
中國共產黨決策層並沒有在這次會議上達成完全的共識，但最後的決定宣言，內容還是以毛澤東一派的意見為主。其中作出了一部分有限的讓步。同時在對國民黨關係的問題上，確立了基本的談判方針。可以作出有原則的讓步，在具體形式上做出妥協，但要全力保持黨和紅軍的自主性和獨立性。
關于軍事問題，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4]。」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四冊第九頁則記載毛澤東的主張為：「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這一說法被廣泛運用，並衍生出多種類似版本。但史丹福大學歷史教授萊曼·范斯萊克認為毛澤東從未說過這樣的話。但同時范斯萊克表示，在某些時刻某些地方，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於這種力量劃分[5]。
張國燾《我的回憶》 在記載發生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洛川會議時，該書387頁這樣寫道：
他認為日本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幸勝之理。前此中共強調武力抵抗日本，並不是認為就此可以打勝，而是為解決國內矛盾所必需。
他（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它主張八路軍應該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毛澤東接着強調中央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從後仍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候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脫。
我當場聽了張聞天、毛澤東的言論，覺得他們把底牌揭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遭到蹂躪，民族大義也不受重視，抗日烈火也沒有改變着兩個自私的陰謀家的心腸。我決定不過後果、仗義執言，首先指責張聞天的謬論。…中共既然與蔣介石同舟共濟，就不能有別的選擇，只有推動他們抗戰到底，影響他在內政上實施若干改革和求得進步。根據目前情況，蔣介石若失敗，中共也難逃失敗的厄運，因為彼此命運是連在一起的。
洛川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十大綱領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洛川會議後，中共中央發佈了改紅軍為八路軍的命令，開始抗日戰爭期間的國共合作。同年9月八路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下轄115師、120師、129師共三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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