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主力之爭[1]，或稱為領導抗戰之爭[2]、抗日戰爭領導權爭議[3]:104、抗日戰爭主導權之爭[4]:71，是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之間，對誰領導中國展開對日軍事抗爭、最終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政治爭議。至馬英九政府時期，抗戰主力之爭仍是中華民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主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之間的爭議。
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及其支持者皆宣稱己方領導了抗日戰爭、展開對日軍事行動，帶領全國民眾取得勝利，對方則是消極抗戰[a]。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其在抗戰的領導地位，被視為其執政合法性基礎之一[b]。到2010年時，除中國共產黨或中國國民黨領導取得抗戰勝利，以及兩黨共同領導、分別領導、階段性領導取得抗戰勝利的觀點爭議外[3]:104—107，還存在蘇聯出兵（東北亞）決定中國抗戰勝利[8]，以及美國贏得對日軍事勝利，客觀上決定了中國抗戰勝利的觀點。
歷史背景
中華民國政府的前身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被視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是實質上的國府最高領袖[c]。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後，早已走上武裝革命之路。國共雙方本已勢同水火，但日本侵華逐步擴大的現實和1936年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年國共談判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接受國府改編，成為國民革命軍（簡稱國軍）的一部分，是為八路軍、新四軍。紅軍改編後僅名義上歸屬國軍，仍由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亦擁有了合法地位。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日本宣戰，與中國成為盟友。1943年時，同盟國在戰場上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太平洋戰場上，以美軍為主力的盟軍節節勝利，消滅了日本大部分有生軍力，而在中國戰場，國府卻在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中潰敗，聲望受挫。亦與中共軍隊於1944、45年在中國北方取得的戰果形成鮮明對比。在華北等地的中共軍隊此時已轉入戰略反攻階段。山東根據地1944年對日大反攻中，膠東軍區部隊在8月底9月初秋季攻勢作戰中，收復文登縣、榮成縣兩縣縣城，是全國淪陷區中，中國軍隊最早徹底收復[d]的縣城。9月14日，中國遠征軍經過一百多天苦戰，收復騰衝縣，是為國軍第一個徹底光復的縣城。
1945年，隨着盟軍逼近日本本土，國軍開始進入反攻，在廣西發動桂柳戰役，收復失土。至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之時，國府已收復此前淪陷於日軍之手的數座大城市，如柳州、桂林與福州，然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前首都——南京等仍還在日軍佔領之下。同時，進入反攻階段後，國軍戰績取得相當大的斬獲，掌握了戰場主動權。雖有指稱「在1945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期間，在江西、福建等地不斷有縣城淪陷於日軍之手[e]。同一時間，中共在北方則不斷收復淪陷區與縣城[9]。」的說法，但實際上國軍在1945年5月底至8月15日所發起的一系列反攻不僅幾乎收復廣西全境（包括桂林與柳州等重要城市），且在江西從南雄攻抵南昌，並奪回沿海地區多處口岸，如福州、長樂、連江、永嘉等，且對雷州半島日軍形成壓制之勢[12]。
爭議演變
抗戰期間，國共雙方雖有共同目標，但因各自利益而摩擦不斷。1938年武漢會戰後，中日雙方進入戰爭相持階段，國共摩擦更為劇烈其後，國民政府指責中國共產黨消積抗戰的說法開始出現，即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或稱中共在敵後戰場的游擊戰是「游而不擊」[5]。
1941年皖南事變後，作家海明威評論說：「為他們的黨着想，中共當然要想法擴展，不論他們在紙面上接受什麼領土限制。」由於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軍隊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海明威還說，「根據我在西班牙(內戰裏)的經驗，共產黨總是拚命給人假象只有他們在努力作戰。」[13]
1945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提出：共產黨領導的武力和民眾已成了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14]。8月13日，毛澤東發文，指抗戰勝利屬於人民，蔣介石在抗戰時期「袖手旁觀，等待勝利，保存實力，準備內戰。」抗戰勝利，從峨眉山下山摘桃[6]。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共摩擦隨即演變為國共衝突，後升級為第二次國共內戰。國府失敗致使國府遷台，兩岸分治。取得戰爭勝利的中國共產黨則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政至今。
中國共產黨主政中國大陸後，一直沿襲毛澤東的論點——中國共產黨為抗戰的「中流砥柱」，更將中國國民黨及國府定位於積極剿共、消極抗日[14]。中國大陸學界長期將蔣介石的安內攘外主張歸為「不抵抗政策」，視為「只剿共，不抗日」的妥協、投降政策[15]。又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伊始即與美國長期對立的緣故，在政治宣傳中，較少提及美國及美軍在對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以致過分誇大中國共產黨及軍隊在抗日敵後戰場的作用[16]。
1956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會見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時，談到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時，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f]。」但這一觀點並未被過多的宣揚[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國府抗戰「下山摘桃」的評價持續到文革結束[14]。1978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推行改革開放，政治氛圍日漸寬鬆。中國大陸學界中，對國府抗戰研究長期空白的狀態結束。1980年代後，因新論著、史料不斷出現、發佈，中國大陸學界觀點產生變化[3]:110。對中國國民黨暨中華民國的抗戰歷程給予一定肯定。但有指一些大陸媒體沿襲中華民國（台灣）方面資料，對中華民國戰績過於誇大[16]。在中國大陸的歷史學研究領域中，形成盲目提高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地位和作用、貶低中國共產黨地位和作用的風氣[3]:111。
至今，中國大陸學界和政府說法，指中國共產黨是抗戰中流砥柱，功勞為國共所有，不分主次[1]。中國大陸民間輿論觀點大抵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相同，進入網絡時代後，中文網絡上開始發出不同聲音。國府（國軍）抗戰主力論在中文網絡[3]:109和中國大陸民間輿論[17]獲得部分認同。2009年，華夏文摘刊文《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到底打死了多少鬼子？》，以國軍、共軍和日軍公開的陣亡數字進行估算，指國軍擊斃日軍約40萬，共軍擊斃日軍在1萬6到2萬6之間。[18]亦有指國軍戰績被中文網絡過度神話，釣魚文《國軍52軍浴血諾曼第》被視為批駁國軍神話的例子[19]。另一方面，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信力缺失的背景下，貶損中國共產黨及中共軍隊抗戰戰績的論點在網絡上不斷出現。即使中共支持者撰文反駁後，各類偽史、謠言仍被中文網絡輿論引為信史[20]。中國大陸學者盧毅認為此類社會輿論觀點，一是來源於對長期片面宣傳的反彈，二是因相關研究停滯，缺乏正面回應[3]:111—112。
中國大陸學者盧毅將抗日戰爭領導權的爭議歸納為：一、中國共產黨領導說，中國大陸學界主流觀點；二、中國國民黨領導說，中華民國（台灣）學界觀點；三、共同領導說，最早在1984年全國抗日根據地問題討論會上提出；四、分別領導說，1985年中國現代史第四次學術討論會提出；五、領導權轉移說。還有一類觀點，不贊成再爭議「領導權」問題[3]:104—108。
2015年，時值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除9月3月在北京天安門舉辦大閱兵外，此間更展開一系列政治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取得抗戰勝利這一論點被不斷重申，於是台海兩岸之間關於抗戰主力之爭論戰再起。中華民國陸軍退役上將郝柏村圍繞抗戰主力之爭發表言論，重申中華民國政府領導正面戰場抗戰。其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焰發文反駁。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亦有其他學者圍繞這一主題發表文章[14]。外界亦有評論將中國共產黨主導的抗戰紀念活動稱為「荒謬」[1]。
中華民國國防部在8月28日發表聲明，指：八年抗戰是中華民國政府主導，由蔣介石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浴血奮戰，其歷史真相絕不能以任何方式扭曲與篡改。勸誡國軍退役袍澤不要前往中國大陸參加中國紀念抗戰活動，維護國家及歷史的尊嚴[1]。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九三閱兵講話時，只是籠統提到中國人民經過鬥爭取得抗戰勝利，未如前例提及中共為抗戰中流砥柱，更未涉及國共抗戰功勞。9月5日，鮑彤表示，指抗戰真實的歷史是，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軍民，和不接受或拒絕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軍民一樣，全體都在當時的抗日戰爭中進行着英勇的鬥爭。「毛（毛澤東）單獨給一部分人戴上『中流砥柱』的桂冠，意味着對大多數人的敵視、違反事實，分裂了抗日力量。他認為習近平此次講話，沒有隨聲附和前人的錯誤論斷，發人遐思。錯而能改，理應成為新的開端[14]。
2017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宣佈，將教科書上的「八年抗戰」改為「十四年抗戰」。這一改動，被中華民國方面媒體視為爭奪抗戰話語權[21]。
2019年7月6日，代表共青團的官方帳號在內地的多個社區平台上再次發表文章，駁斥有關「八路軍消極抗日」——「抗戰斃敵僅851人」的說法，並在文章的結尾強調："無論是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與日軍的22次會戰，還是共產黨軍隊深入敵後的規模不大但數以萬計的游擊戰，都值得我們銘記。"[22]。
2020年9月，時值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之際。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在《求是》發文，除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團結抗戰的政治領導核心」的論點外，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開闢的敵後戰場和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是堅持抗戰和奪取抗戰勝利的決定性力量」，「逐步成為全國抗戰的主力，促使中國渡過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亦是戰略反攻階段的決勝力量。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要牢記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要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23]
其他觀點：蘇聯或美國決定了對日勝利
有輿論觀點認為，1945年時，蘇聯出兵東北亞和美國的核打擊（廣島核爆、長崎核爆）對取得抗日戰爭勝利有重要意義。由此產生「蘇武論」、「屈原論」[24]。有作者稱為蘇聯「參戰決定論」、美國「原子彈決定論」[25]:60。一般指蘇武論、屈原論在抗戰勝利當年即產生[3]:104。有說法，這一論調可追溯至1945年8、9月間的陪都重慶新聞界慶祝抗戰勝利的宴會。以「日本投降的原因」為謎面，以中國歷史人物為謎底進行解謎。謎底「屈原」，即美國投下原子彈（廣島核爆、長崎核爆），日本無條件投降。謎底「蘇武」，即蘇聯出兵東北亞，日本戰敗，隨後宣佈投降[4]:71。
2014年時，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周永生教授表示，即使沒有蘇聯出兵，即使沒有美國對日本扔下核武器，中國的抗日戰爭仍然能獲得最後的勝利，這一點毫無疑問，只不過獲得勝利的時間要進一步延長[8]。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副館長李宗遠的觀點不同。李指出，國共兩黨抗戰爭議產生的「日本自動投降論」，以及「屈原論」、「蘇武論」，不符合歷史事實，極大貶低中國打敗日本的作用和地位，更否定中國——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的巨大貢獻。「我們必須以勝利者的姿態，應該在每年的9月3日舉行活動，隆重紀念抗戰勝利，大力宣傳中國是抗擊日本、打敗日本的決定性力量的歷史事實，應摒棄歷史虛無主義，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歷史，學習歷史。」[24]
2015年8月美國之音網站登載，由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客座研究員韓連潮撰寫的文章[26]指，基於美國戰勝日本的歷史事實，「美國才是抗日的中流砥柱」。他指美國在最終戰勝日本起到關鍵作用，美國對日本的軍事打擊，最終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格局。亦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表示認同[16]，指在中國以往的政治宣傳中，否定美國貢獻，誇大中國方面戰果。認為中國必須正視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國力、軍力遠遜於日本的事實，客觀看待歷史。
不過在199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印發由熊宗仁撰寫的《何應欽晚年》卻宣稱日軍大將岡村寧次明確對何應欽說：「過去和日軍打過仗的，中國軍隊最強，俄、英、美次之。」[27]。且韓連潮在文章中嚴重貶低中國戰績，誣指抗戰期間中國軍隊未曾殲滅任何日軍步兵聯隊，然根據日本戰後出版的部隊史《若松聯隊回想錄》所載的步兵第65聯隊在華作戰8年所接收補充人員次數與人數可看出，僅該聯隊就在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冬季攻勢、常德會戰、豫湘桂會戰等多次戰役遭遇國軍殲滅性打擊，以至於在多次戰役期間與之後必須接收極多補充人員填補因陣亡與重傷致殘產生的大量永久性減員缺額（可恢復之傷兵不在補充範圍內）[28]，韓連潮在文中亦誣指國軍在各大戰役造成的日軍傷亡均不超過6,000名，然日軍中國派遣軍編制主任山田義次在一號作戰前根據中國派遣軍10多次主要作戰的損害進行研究，評估一號作戰應需要17萬名補充人員（經短暫治療即可返回崗位繼續作戰的輕傷者應不在補充範圍），以此可見日軍在歷次大型會戰之作戰傷亡人數動輒數以萬計，遠高於韓所誣稱的不到6,000名，而日軍在一號作戰的湘桂部分之陣亡與病死人數也超過10萬[29][30]，更有甚者，韓於文中稱日軍在華作戰從無敗績，然實質上國軍在台兒莊戰役、萬家嶺戰役、隨棗會戰、崑崙關戰役、上高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湘西會戰等多次重大戰役均取得無可質疑的重大勝利，足見韓文嚴重低估中國戰力與戰績，偏見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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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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