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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恐懼，也稱恐跨、反跨（英語：Transphobia），是一系列對跨性別者、變性人或對性別轉換的負面態度，感受或行為。指稱對於不符合社會性別期望的人的恐懼、無知、誤解、厭惡、排斥、仇恨、暴力，以及歧視攻擊。[1][2] 恐跨的觀點常與恐同一起出現，因此經常被認為是恐同的一部分。[3][4] 恐跨類似於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5] 是偏見與歧視的一種。而非白人跨性別者常同時受到以上三種歧視。[6]
未成年跨性別者可能因其身份而經歷性騷擾、霸凌、校園欺凌、寄養、社會福利機構，以及來自家庭的虐待。成年跨性別者可能因其身份而受到公開羞辱、包括性別錯稱和棄名錯稱在內的騷擾、嘲諷、搶劫，以及錯誤的逮捕；因此許多人在公共場合時會感到不安全。另外，很高比例的跨性別者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有些跨性別者會被拒絕提供醫護或遭受就業歧視，其中包括因跨性別身份而被開除或者遭到反對保障 LGBT 權益法律的保守人士和宗教人士的圍攻。他們還會受到來自 LGBT 運動內的一小部分人以及排跨基女的歧視。
跨性別者除了有比其他人更可能受到暴力以及其他威脅，因恐跨造成的壓力還可能帶來負面情緒，進而導致物質使用疾患、離家出走和更高的自殺風險。
近年來，在西方世界中有一股逐步建立反歧視和平等機會的政策的趨勢。這一趨勢在發展中國家也有一定展現。另外，LGBT 運動正在世界範圍散播，使得社會對非傳統的性別認同的接受度逐漸提高。聯合國「停止污名化」（英語：Stop the Stigma）運動就是其中一個例子。[7]
恐跨一詞並非是臨床心理學中的例如焦慮症一類的恐懼症之一。該詞翻譯自英語中的 transphobia 一詞。該詞的意思和用法類同 xenophobia，[8] 即仇外。Transphobia 是一個複合詞，其組成方式和 homophobia ，即恐同一樣。其前綴 trans- 原意為越過，遠處，而其後綴 -phobia 來自古希臘語中 φόβος 一詞，其意為恐懼。恐跨和恐拉，恐雙和恐同一起，是一組用於描述對於 LGBT 人士的偏見和歧視的詞彙。
恐跨通常是因其性別認同與出生時的指定性別不一致，以及社會性別的轉換而被歧視，或性別氣質/性別表達違異於原生或一般社會性別形象（gender expression），通常作用在各樣跨性別群體身上，而作用在女跨性別者、男跨性別者和性別酷兒等運作方式也各有所不同。廣義而言，它甚至涵蓋渲染、過分強調生理性別、性別差異和性別氣質，可推廣至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的一環。
跨性別女性主義者理論家和作家茱莉婭·塞拉諾在她的 Whipping Girl 一書中指出，跨性別恐懼植根於性別歧視，且與同性戀恐懼一起，都源自於她提出的「對立性別歧視」（英語：oppositional sexism）的概念。對立性別歧視認為男性和女性是兩個僵硬的、相互排斥的類別，且兩者分別擁有一系列獨特且不相交的屬性、才智、能力和欲望。塞拉諾將對立性別歧視和「傳統性別歧視」（英語：traditional sexism）進行對比，即認為男性和男性氣質要比女性和女性氣質優越的看法。塞拉諾寫道，人們自己對於已有性別和性別常規的不安感助長了跨性別恐懼。[9]
其他跨性別權利運動作者認為，作為恐跨源頭的對立性別歧視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它以煽動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的那一部分，與心理學上認為男性性行為和女性性行為之間存在的差異屬於大腦防止實施性犯罪的保護機制的這一看法息息相關。這些作者認為，斷定男性可接受的性行為是基於特定類別的性興奮而女性可接受的性行為是由其較低的性衝動和比較高的性抑制所導致的這一假設，是造成針對跨性別者的認為其大腦中兩種安全系統都不存在且因此是性犯罪者的指控的元兇。這些作者推薦那些展示這些對於這類男女性差異的研究中的缺陷的信息，包括因害怕被指控為不合適地性興奮而導致更少女性參與性興奮研究的可能性等，作為一種補救措施。[10][11]
其他人則認為，針對跨性別身份的敵意，部分上來自於跨性別身份對於廣泛為外行人所接受的，認為性別是由在出生時決定的可觀察到的物理和行為特徵所決定的這一看法的挑戰。[12] 研究者於美國一份對於 1323 名成年人的調查中，要求他們指認那些已完成醫學性別轉換的人的性別。這些研究者發現性別轉換的種類會影響結果，但方向不會。具體來說，生理上的變化使得這些跨性別者較其出生時的指定性別更容易被指認為其自我認同的性別，但在這一點上男跨女和女跨男這兩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另外，相較於男性受訪者，女性受訪者更傾向於指認跨性別者為其自我認同的性別。這一趨勢與認為跨性別恐懼根植於等級社會分類系統中的概念是一致的。在這一系統中，地位低的群體（例如女性）相較地位高的群體（例如男性）更少以本質主義的方式看待這一等級制度。這一性別差距，在更年輕、更自由派且更不篤信宗教的非中西部的受訪者中更為明顯。這些研究者還發現跨性別者是否被他人指認為其自我認同性別和對跨性別者的態度和溫暖感受密切相關。不過，相較與對於跨性別者的態度和感受而言，受訪者在對於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的同意程度在預測廁所相關政策上更加有效。這進一步確認了對於什麼是性別及如何確定性別的信念與恐跨和對反對跨性別政策的支持顯著相關。[12]
跨性別作家和批評家喬迪·諾頓（英文：Jody Norton）認為跨性別恐懼是同性戀恐懼和厭女症的延伸。她認為跨性別者如同性戀人士一般因挑戰和削弱性別常規和二元性別而遭受仇恨和恐懼。諾頓寫道：「女跨性別者對男性文化和政治上的霸權所依賴的二元劃分性別的隱形挑戰挑起了恐跨情緒。」[13]
克雷格·麥克萊恩（英文：Craig McLean）借鑑於激進化理論認為，作為對於那些支持「以『言論自由』為掩護來否認跨性別人士的基本權力的極端計劃」的反跨性別運動的一種反應，英國關於跨性別的議題的討論已經極端化。[14]
「順性別主義」（英語：cissexism）是對常態的迎合而強制實行性別二元的規範和呼籲性別本質主義，從而導致對非常規性別、非二元性別和跨性別身份的壓迫。[15] 順性別主義認為因人類的性別分化，一個人的社會性別完全取決於其生殖性別是男或女（即假定了所有人的性染色體一定是 XX 或是 XY），因此默認所有人都是順性別者，且跨性別者的存在是 「對大自然的蔑視」，[16] 所以要比順性別者低等。「順性別特權」（英語：cisgender privilege）指一個人完全因其身為順性別者即認同其指定性別而非由努力而來的優勢。[17]
針對跨性別者的騷擾和暴力常被稱為跨性別欺凌，且可能以物理，性或是言語形式出現。一如同性戀欺凌針對其目標真正或是欺凌者所認為的性取向，跨性別欺凌則針對其目標真正或是欺凌者所認為的性別認同。該詞也常被用於針對跨性別者的仇恨言論[18] 以及加強關於跨性別者的負面刻板印象的媒體。[19] 一些比較著名的因恐跨而導致的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有布蘭登·蒂納、格溫·阿勞霍、安吉·薩帕塔、妮莎·莫里斯、勞倫·夏里斯、[20] 安娜·薩卡楊、珍妮花·勞德、阿涅斯·托雷斯·靴南德斯、吉絲貝爾塔·莎爾塞、謝爾比·特蕾西·湯，以及妮蕾亞·約翰遜等人。
跨性別偏見（英語：transprejudice)一詞類似跨性別恐懼，指對於那些外表或身份認同不遵從當下的社會期待或傳統上對於性別的認知的個體的貶低、刻板印象和歧視對待。[21]
- 忽視跨性別、性別酷兒人士的存在：人們討論性別的現象的各個方面時（已包括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及雙性戀等不受生理性別認同影響的性傾向），忽略跨性別、性別酷兒人士，過度強調生物性別的社會命運，想當然地認為這些人不存在或是不重要，或是不值得被包括進來。然而，不將他們包括在內的話，關於人類性別的現象的討論實質上只是針對順性別的討論而已。[來源請求]
- 將跨性別、性別酷兒人士與順性別者區別看待：當議題與性別認同無關時，將某些性別認同群體與其他人區別看待是一種歧視。[來源請求]
- 將跨性別、性別酷兒等性別少數群體一起混入一個較大的範疇：有時，在分析數據時根據性別認同分類是合理的，例如對於青少年自殺率的研究。如果不包含性別認同這個分類範疇，研究結果可能會失真。[22]
恐跨與恐同並不一樣，恐同是指對於同性戀者的恐懼與歧視，而恐跨是指對於跨性別者的恐懼與歧視，前者是對其性傾向的歧視；後者是對其性別認同或原生生理性別的歧視。像是直同志是對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友善的異性戀者，但他們未必接納跨性別者，而同性戀社群中也有對跨性別者歧視與排斥的問題，包含少數的性別氣質和性別酷兒等在一般社會、甚至少數群體(例如：同性戀、BDSM 社群以及性產業)中都是被貶抑的。
跨性別者常被排斥並且無法享受與其屬同（社會）性別而非生殖性別的人的權力或特權。一個常見的例子是，女跨性別者經常在使用女廁所時被攔下或質問。[23][24]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流浪者收容所、醫院和監獄都可能禁止女跨性別者進入女性區域，並強迫她們只能在有男性的區域睡覺和洗澡。[25]
相較於順性別者，跨性別者一生中更容易遭到侵略和暴力，尤其是性暴力。[26] 針對跨性別者的侵略和暴力包括了物理暴力或身體傷害、性暴力或性侵犯、言語攻擊或精神虐待、霸凌、騷擾，以及多種污名化的方式，包括歧視。[27][28] 針對跨性別者的虐待可以有許多來源，包括家庭、朋友、伴侶、鄰居、同事、熟人、陌生人，還有警察。[26] 這些不同種類的侵略和暴力可以發生在一名跨性別者人生中的任何一個階段。而最可能的是，一名跨性別者一生中將會遇上以上所提的侵略與暴力的其中一種或多種。[28]
正如恐同與恐跨相互關聯，許多跨性別者也經歷過恐同和異性戀主義。這是由於人們常將跨性別者的性別認同與同性戀這一性取向相關聯，或是因為跨性別者也可能有非異性戀的性取向。[3][29][4]作家湯馬士·斯派克博（Thomas Spijkerboer）說，在一系列文化背景下，跨性別者受到的恐跨暴力常以恐同的語言表述。[4]
據美國心理學會稱，跨性別兒童比其他兒童更可能在學校、寄養機構和寄養家庭、戒毒康復機構、流浪人士收養所，以及未成年犯管教所等地遭到騷擾和暴力。[30] 2005年美國費城的一篇研究稱跨性別未成年人常在學校受嘲弄和欺凌，且絕大多數跨性別未成年人都稱其曾在學校被言語或物理上騷擾，尤其是在體育課、學校活動和使用單一性別廁所時。該研究中24名跨性別未成年人里，四分之三都稱他們在學校不覺得安全。[31][32]
作為成年人，跨性別者即使只是在路上走或是走進一家商店時都常遇到嘲笑、注視、戲弄，以及暴力威脅。[24]美國一個對402位年齡更大、已工作且高收入的跨性別者的調查發現其中60%等人都曾其性別認同而遭到暴力或騷擾，56%的人曾被言語騷擾或虐待，30%的人曾被赤手或持械毆打，17%的人曾被人扔東西，14%的人曾被搶劫，8%的人曾被無理逮捕。[29]
一篇對於美國費城 81 位跨性別者的研究發現他們中30%的人在公共場合因其跨性別身份而感到不安全，並有19%的人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在公共場合感到彆扭或不舒適。當研究人員詢問他們是否有被逼迫進行性行為、在家中經受暴力或被物理傷害過，他們中大部分人對以上三個問題都回答「是」。[33]
一篇關於美國跨性別者的研究綜述發現針對跨性別者的性暴力「極其普遍」，而不同研究得到的這一報告率由於研究方法及其他原因所以都不相同。這些研究中最常見的數字是 50 %，即大約一半的跨性別者都曾遭受性暴力。[34] 2009 年，一位名為麗貝卡·斯托策（Rebecca L. Stotzer）的研究人員於犯罪學學術雜誌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中發表了一篇關於多篇關於針對跨性別者的暴力的研究的綜述。該綜述中斯托策之處跨性別者相較其他人一生中有更高的遭受性暴力的風險。[34]
另一篇 2020 年的關於親密伴侶間暴力的綜合分析發現，相比順性別者，跨性別者遭受來自親密伴侶的暴力的風險的可能性要高 66 %，其中遭受性和身體暴力的可能性各是順性別者的兩倍。[35]
跨性別者遭遇的身體暴力中很多都是出於針對跨性別者的負面印象。許多遭受這些身體暴力的跨性別者沒有向警察報告。[36]在美國，目前可以查到的謀殺數據顯示跨性別者被謀殺率低於順性別者被謀殺率。但是，年輕的非裔和拉丁裔女跨性別者被謀殺率較順性別黑人和拉丁裔女順性別者要高。[37] 當非裔和拉丁裔女跨性別者被謀殺時，他們常是被射殺、毆打或反覆刺傷。這種現象被稱為「過度殺傷」（英語：overkill）。[38]
性別錯稱（英語：misgendering）指使用別人不認同的性別化稱謂描述描述對方。[39] 性別錯稱可以是故意的也可以是無意的。常見的例子有使用錯誤的人稱代詞稱呼對方，[40][41] 稱呼某人「女士」即使對方性別認同並非女性（反之亦然），[42] 使用對方的性別轉換前的名字（即棄名錯稱）或是堅持對方一定要遵守符合其出生時指定性別的性別角色或社會規範，[41][43][44] 例如強求對方使用男廁所即使對方性別認同為女性。[45]
遭受性別錯稱對於性別轉換前的跨性別者十分常見。許多完成了性別轉換的跨性別者也常受到性別錯稱。[46] 跨性別者常為醫生、警察、媒體和同齡人所性別錯稱。[47] 這些經歷被形容為「羞恥」[48]、痛苦、殘酷[49] 且「只會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艱難」[50]。2018 年一篇發表於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的對 129 名跨性別及非二元性別未成年人的研究顯示，每多一個未成年人自己所選擇的姓名會被使用的社會情景，抑鬱徵狀、自殺想像和自殺行為都會有統計學上意義的減少。[51][52] 對於跨性別者來說，故意性別錯稱一名跨性別者是極度冒犯的行為。[53][49]
中國目前並無將科學的性別認同和性傾向相關知識納入教學大綱及教材的規定。[54] 相反，高等教育所使用的部分教材中存在大量歧視性別少數群體的內容，損害了性別少數群體的名譽權和人格尊嚴。[55] 另外，跨性別青少年也常因被同齡人和成年人在用廁所或更衣室時受到騷擾而害怕使用它們。[56]
而由於中國並無明確規定不可歧視跨性別者或是禁止校園暴力的法律條款，[55] 且由於向老師求助效果極小，[57] 這些歧視和欺凌現象難以遏制。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學 2017 年的研究發現，超過 70 % 的跨性別者受訪者曾遭受校園暴力。以上這些因素疊加在一起，結果為與非跨性別或間性身份的性少數人士相比，中國的跨性別者因其身份在學業上受到的影響相對最大。[58] 在北京同志中心 2017 年的報告當中，跨性別男性輟學率為 5.34 %，酷兒輟學率為 8.09 %，異裝者輟學率為 5.95 %，而跨性別女性的輟學率則高達 14.57 %。[58] 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2016 年的調查則發現間性人和跨性別者肄業、退學或輟學的比例高於 20 %。[59]
跨性別學生普遍遭受嚴重去歧視和霸凌的境況不僅限於中國。美國 2011 年的一份調查發現從幼兒園直到高中的 1876 名受訪跨性別或非常規性別學生中，有 78 % 的人曾遭到騷擾，35 % 的人遭到物理暴力，12 % 的人遭到性侵犯，另有 6 % 的學生因其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而遭到開除。[60] 這類歧視通常少有通過官方渠道而被曝光或舉報；學校官員甚至可能會參與到對跨性別學生的辱罵和對受害者的職責。此外，例如在學校記錄中對學生棄名錯稱或性別錯稱等行政做法也可能加深對跨性別學生的傷害。[61]
2007年12月至2009年6月期間對加拿大高中生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LGBTQ學生在學校不但感到不安全，還時常受到同學甚至老師的歧視和侮辱。[62] 哪怕是異性戀學生和老師都怕因其支持跨性別好友或家人而受到恐跨者的攻擊。[來源請求]
 | 此章節論述以中國大陸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
在 2005 年的溫州一條新聞中，一位化名徐利的女跨性別者的家人在她初中畢業後送她去一所武校讀書，以期改變她「日漸明顯的女性傾向」。她在校期間「不少男生以為他是女扮男裝」，常收到男生的示愛，甚至用血寫成的情書。入校一年後，一場由她引起的男生群毆事件招來了校方的目光。當時由教練建議校方採取強制手段以「驗明正身」。徐利死活不肯。結果學校因此而勒令她退學。[63][64][65]
據《南國都市報》2016 年 1 月 7 日文章《湖南小伙將在三亞做手術 他要成為「她」》，一名化名冰冰的跨性別女生自五年級起就一直住校。她整個初中三年只去過兩次男廁所，兩次都是因為被老師罰掃男廁。她又不能去女廁所，因此只能忍着不上廁所。她有意「少喝水，少吃水果，堅持在學校時不上廁所。」如果實在忍不住了，她就去學校附近的阿姨家上廁所。冬天時，她總要等到無人洗澡時才一個人悄悄來到男生浴室。因為那時往往已經沒有熱水，所以她只能忍着湖南冬天的寒冷，用冷水擦拭自己。即使如此，她仍要忍受他人的恐跨情緒。據她說，「高中時打洗澡水，有男生故意往桶里丟瓜子殼。去教學樓上課，有人朝我丟西瓜皮。大學時經常有人把車子開得飛快，經過我身邊時丟下一句『人妖』。」[66][65]
據《南方都市報》2006 年 5 月 17 日文章《裙裾飛揚「校花」是男兒郎》，一名名為何嬙的跨性別女生因其「過分女性化的舉止」受到性騷擾和侵犯。新聞稱，「下課後，班裏和隔壁班的男生成群結隊地跑過來圍住他，有時候學電視裏的小流氓」調戲「他，有時候幾個人把他摁倒在凳子上，然後十幾個人壓到他身上……」[67][65]
據同城 2017 年 12 月報告《校園性別暴力：實證研究與政策建議》稱，一名名為小吳的跨性別男生在初中住校時多次被室友欺凌。出於對於跨性別群體的不了解和歧視，與他同寢室的一名女生認為小吳是心理病態，聯合寢室其他同學一起排擠小吳並散佈謠言說小吳是性變態和同性戀。有一天晚上，這名女生和其他幾名女同學一起將正要出門的小吳堵在寢室里，以女生間不存在私隱之名，強迫小吳在幾位女同學面前洗屁股。小吳拒絕對方的要求後，對方以暴力威脅小吳，小吳只能就範。這位女生得意地說：「看吧，就算是性變態也得學會當好女生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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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別恐懼在職場中也常有展現。跨性別者常因其身份而就業困難。據北京同志組織 2017 年的對於跨性別人士生存狀況的報告顯示，其 1640 個跨性別受訪者的失業率為 11.87 %，而同期由人社部公佈的中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僅為 3.97 % 。而即使找到工作後，工作環境本身也常對跨性別者不友好，令跨性別者難以自由表達其性別身份。北京同志組織的報告顯示認為工作環境對跨性別不友好的達到 24.58 %。這一數字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軍隊中尤甚，達到了 35.04 %。19.69 % 的跨性別者在工作中着裝與其性別認同不符。另外，跨性別女性所面臨的外部工作環境壓力最大。在工作貨的能力、工作環境被接納程度、性別表達自由度等維度的調查統計中，跨性別女性的統計結果均較跨性別群體平均水平更不樂觀。[69] 缺乏工作機會和工作中的歧視也可能導致部分跨性別人士不得不通過性工作以供生存所需。[70][71] 所以相較順性別者，跨性別者更有可能從事性工作，尤其是跨性別女性和少數族裔跨性別者。[72] 而性工作又普遍被污名化，且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和地區屬於刑事犯罪；跨性別性工作者的跨性別身份與其性工作者的身份交叉，使其容易遭到如路人、警察、客人、黑幫等不同人群的暴力，並更容易遭到逮捕和起訴，更容易感染例如愛滋病等性傳播疾病。[73][74] 跨性別性工作者尤其常被警察騷擾和關押。在上海和北京，警察常常在酒店釣魚執法，假扮成顧客，主動尋找跨性別者。[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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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缺乏針對跨性別者的平等就業禁止性別歧視相關的法律條款。而跨性別者當中的女跨性別者則可能因立法者的偏見和法條模糊而無法受到與保障女職工權益相關的法規的保護。例如，2008 年河南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議分組審議《河南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修訂草案）》時代表就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最後主流意見認為，「畢竟變性女人為少數，此辦法適用人群是正常女性（原文如此），不是特殊群體」，因此該法不適用於女跨性別者。[77][55]
據《新商報》2009 年 8 月 15 日報道《黃寧倩：渴望正常人的生活》一文報道，一名名為黃寧倩的跨性別女性在 2004 年初接受了胸部與下身手術後，找工作屢屢碰壁。她做過美容講師、銷售員、酒店服務員，總是兢兢業業。可每次老闆得知她是一名跨性別者後，總是以此將她開除。結果她被迫到一家夜總會成為了一名「三陪」小姐。而夜總會老闆知曉她是一名跨性別者後，總以此為噱頭來吸引顧客。她於這份工作上常遭受來自顧客與老闆的威脅、暴力與性騷擾。[55][78]
2015 年，一名化名為C先生的男跨性別者因「愛穿男裝，形象與公司要求不符」而在使用期間被毫無徵兆地辭退。他在這之後於 2016 年向貴州省貴陽市雲岩區人民法院遞交了起訴狀，並開始以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一案件因其里程碑意義而被稱為「中國跨性別就業歧視第一案」。[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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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跨性別者常難以獲取性別肯定醫療服務，並在接受其他醫療服務時也可能因其跨性別身份而遭遇歧視。
中國的醫療體系中，對於跨性別者的跨性別身份病理化十分常見。許多跨性別人士仍常被歸為有「易性症」、「異性症」、「易性癖」、「性身份障礙」以及「變性慾症」的個體。這一病理化的行為與世界範圍內對跨性別身份的去病理化的潮流相悖，如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理事會於 2010 年發表的《敦促世界範圍內對性別多元去精神病化》[80]。世界衛生組織於 2018 年公佈的最新一版「國際疾病分類」（ICD-11）中將跨性別認同和表達有關的守則於「心理和行為障礙」一章中刪除，並將「性別不一致」的新規範歸於「性健康狀況」這一章節。[81][82] 2022 年開始，中國大陸各個醫院將陸續實行 ICD-11 系統。部分實行了 ICD-11 的精神衛生中心將無法開出帶有 「易性症」 的診斷證明，此時可以要求醫生開具帶有「性別不一致」 的診斷證明。[83]
除此之外，這類將跨性別身份病理化的診斷標準中，對「易性症」的診斷標準往往過高，且時有性別刻板印象和恐同的印記。2001 年出版發行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CCMD-3）對「性身份障礙」的診斷標準要求其診斷個體需要着裝、參加活動均趨向異性，拒絕參加同性的活動；都固執而強烈地否定自身的生理特徵，排斥常見於同性的社會行為；同時，這些表現要持續 6 個月以上。而界定「易性症」的診斷標準為對自己性別的認定與自己生理的特徵呈逆反心理，持續厭惡原有生理特徵，並要求變換位異性的生理特徵（如使用手術或異性激素），其性愛傾向為異性戀，即為其自我認同性別相反的性別所吸引。已排除其他精神疾病所致的類似表現，無生殖器畸變與內分泌異常，且轉換性別的認同要至少已持續兩年。[84][85] 這一標準界定過高，因為根據美國精神醫學學會，並非所有的跨性別者都會經歷性別不安。[86]另外，這一標準要求跨性別者為異性戀必須為異性戀，不可以是其他的性取向，假定性取向和性別認同是相連的。這一診斷標準也沒有考慮到非二元性別人士和間性人士的存在。[55] 這些缺點也可見於 1966 年的班哲文量表。[87][88] 班哲文量表之於性別認同如金賽量表之於性取向，是世界上最早的界定一個人是否為跨性別者的診斷標準。[89]
跨性別者若希望接受性別肯定手術，也會面臨很大的挑戰。原衛生部辦公廳於「性別重置技術管理規範」（2017）中規定手術前候選人必須提交的材料和應滿足的條件為：
- 當地公安部門出具的手術對象無在案犯罪記錄證明。
- 有精神科醫師或心理科醫師開具的易性病診斷證明。
- 手術對象本人要求手術的書面報告並進行公證。
- 手術對象提供已告知直系親屬擬行性別重置手術的相關證明。
而手術前患者必須滿足的條件為：
- 對變性的要求至少持續 5 年以上，且無反覆過程。
- 手術前接受心理、精神治療 1 年以上且無效。
- 未在婚姻狀態。
- 年齡大於 20 歲，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 無手術禁忌證。
這一標準偏離了國際最佳實踐的標準。第一，家庭同意要求在中國十分嚴格，且適用於所有年齡的申請者。即使是成年的申請者也要在程序上簽字。如果父母死亡，則必須通知其他家屬。如果家屬拒絕簽字，手術則不能進行。第二，申請者需「年齡大於 20 歲，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這與《民法通則》規定的年滿 18 歲即屬於完全的民事行為能力人（成年人）相悖。另外，現實中存在未成年跨性別者迫切需要性別轉換的情況。那麼未成年人只要監護人同意，就應有接受肯定性別醫療服務，包括青春期抑制激素治療、激素代替療法和其他與國際最佳實踐與狐狸標準相符的手術。而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則應有自決權。第三，申請者須「未在婚姻狀態」，這導致部分結了婚的跨性別者無法在正規醫院完成性別肯定手術。第四，跨性別者需要提供「當地公安部門出具的患者無在案犯罪記錄證明」，導致所有犯罪嫌疑人和有犯罪記錄者均無法接受性別肯定手術。這一規則籠統概括一切犯罪性質，對輕微的過失犯罪或對社會危害性較低的犯罪沒有例外規定，且涉及「犯罪前科歧視」，給所有的有犯罪經歷者都打上烙印，剝奪其根據性別認同接受醫療服務的基本人權。[55]
到目前為止，中國沒有針對跨性別者的詳細護理標準。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佈的《性別重置技術管理規範》和《性別重置技術臨床應用質量控制指標》（2017）提供的指導非常概括。例如，在「技術管理基本要求」一節中規定：「嚴格遵守性別重置技術操作規範和診療指南，嚴格掌握性別重置技術的適應證和禁忌證。外生殖器的切除、成形及女變男乳房切除是性別重置技術的主體手術。」
大多數性別肯定醫療服務都無法得到公立醫療系統或是私人健康保健的覆蓋。跨性別者需要自行承擔諮詢、診斷、化驗、激素治療、除毛或手術等的費用。這些費用往往價格不菲，導致許多經濟能力並非十分充裕的跨性別者被迫選擇相較便宜但更不可靠的服務，不能長期、完整地接受治療，或是根本無法承擔治療費用。另外，絕大部分性激素為處方藥，但在中國極少醫生會為跨性別者提供處方。由於經濟的壓力和獲取診斷和激素的困難，中國大部分跨性別者常被迫於非正規途徑購買和使用性激素，或是完全無法獲取性激素。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美國國際發展署2014年的調查，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跨性別者頻繁地通過沒有證照的本土商販購藥。[90] 激素的種類和用量常基於其他跨性別者的建議做出，而非基於對特定激素及其副作用的準確、最新信息。[91][55]
而跨性別者在醫療系統中常遭遇的歧視並不僅限於跨性別相關醫療。由於各國醫療系統中普遍存在的針對跨性別者的歧視與暴力，跨性別者連常規的、與性別無關的一般醫療需求也往往難以滿足。[65] 美國費城一項研究發現在其 81 名跨性別受訪者中有 14 % 的人曾因其跨性別身份而被拒絕提供常規醫療服務。18 % 的受訪者對當他們去醫院檢查時「作為跨性別者是否給他們帶來了麻煩」這一問題回答了「是」。[33] 此外，一項針對 223 名醫療工作者的研究表明跨性別恐懼症與調查中跨性別患者接受的治療水平下降之間相關，但醫療工作者花在學習如何治療跨性別者的時間和治療水平之間卻沒有明顯關聯。因此研究人員提出，要提高跨性別和性別多樣化患者接受的醫療質量，可能需要從解決整個社會上，特別是醫學教育中的跨性別恐懼症上着手。[92]
2022 年 10 月中國多名跨性別領域內的專業醫學人士共同發表了《中國易性症多學科診療專家共識》一文，該文仍使用 ICD-10 中將性別不安病理化的定義，且鼓勵使用刻板印象的性別表達作為分別性別認同的標準；該文還建議跨性別者要開「易性症」證明需要隨訪至少 1 年，就診次數須不少於 4 次，間隔時間不短於 1 個月。作者還建議在允許跨性別者開始激素替代療法前先進行一年的心理治療和現實生活體驗，即公開以其性別認同的身份生活，忽略了諸多跨性別者要獲取性別肯定醫療的急迫性和以公開的酷兒形象生活在一個普遍恐跨恐同的社會上的危險性。另外，文中並無任何關於非二元性別認同和相關醫療規範的內容。[93]
2022 年 12 月 1 日，中國藥監局正式禁止網絡銷售環丙孕酮、雌二醇和睾酮等跨性別荷爾蒙治療中最基本的藥物。[94][95]
如同性戀人群一樣，一些父母試圖或強迫將其跨性別或喜愛變裝的子女送入心理諮詢機構進行實為虐待的強制扭轉「治療」，以期使其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與其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相符。有些其他國家的數據證明扭轉治療事實上並非有效，且會對其矯治對象造成傷害。強制矯治跨性別和同性戀人士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55] 北京同志組織於 2017 年對 1640 名可能或確定被父母或監護人知道其跨性別身份的跨性別人士的調查中，有 11.9 % 的受訪者報告曾被父母或監護人強制進行扭轉治療。另外，還有 1.9 % 的受訪者報告曾被父母或監護人強迫與別人發生性關係。以上兩個數據均高於 2016 年中國 LGBTI 群體在家庭中被強制進行扭轉治療的比例（4.6 %）和被迫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比例（1.0 %）。[96] 但是中國並沒有法律和政策條款禁止這樣的行為。[55]
| 此章節論述以中國大陸為主，未必有普世通用的觀點。 |
中國法律規定公民有變更姓名的自由，但沒有規定跨性別者有變更法律性別標記的自由。[97] 公安部的文件規定將接受生殖器上的性別肯定手術作為改變身份證性別的前提，並要求三級醫院出具的性別鑑定證明和公證部門出具的公證書或司法鑑定部門出具的證明。跨性別者在機關、團體、學校、企事業等單位工作的，還要出示所在單位組織人事部門准予變更的證明，這致使其私隱權得不到保護。跨性別者在公安部門更改了身份證上的姓名與性別後，其他證件，如護照、工作證、駕照、銀行卡、社會保險卡等證件上的姓名和性別都可依身份證為準進行更改。[98][99][100] 但是，跨性別者在改變身份證性別之後，要變更高等教育學歷、學位證書上標註的性別，無法通過當地的學校或教育機構進行更改，且迄今也只有數個個例實現變更。這導致許多已完成性別肯定手術的跨性別者的身份證件性別與文憑上的性別不符，因此就業時僱主可能會不認可其學位。而即使跨性別者可以選擇通過公正途徑證明其性別轉換事件，但這樣又會暴露其跨性別身份而因此面臨就業歧視。[55]
另外，這些規定將接受生殖器上的性別肯定手術作為更改法律性別標記的前提。然而，並非所有跨性別者都希望做生殖器上的性別肯定手術，或是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做性別肯定手術。這些規定也沒有考慮到非二元性別人士的需求，沒有提供男性和女性之外的選擇。這些原因導致許多跨性別者對變更法律性別望而卻步。[55] 由於這些無處不在的困難，中國極少數跨性別者得以將其身份證件上的性別和姓名更改為其認同的內容。[57]
跨性別者常是網路霸凌的受害者。[101] 例如，「我自我認同是武裝直升機」這一發源於 Reddit 並隨之擴散至例如 4chan 的其他網絡論壇的網絡梗常被用於嘲諷跨性別者。這一網絡梗於 2015 年達到其熱門頂峰。[102][103][104] 另外，針對跨性別者的校園暴力也常採取線上的形式進行。北京同志中心 2017 年的調查發現受訪的跨性別者中曾遭手機言論嘲弄、社交網絡攻擊和個人資料或私隱被人發佈到網上的比例均超過十分之一。[58]
有時線上針對跨性別者的網絡霸凌也會延伸至現實世界中。加拿大 Twitch 主播 Keffals 於 2022 年遭到極右翼網站 Kiwi Farm 用戶人肉騷擾，還有人多次故意假報警，使她家被警察破門而入，在槍口下被警察所逮捕。[105] 而另一位非二元人士 Near 則不堪忍受 Kiwi Farm 用戶持續的騷擾而於 2021 年自殺。[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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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房東會歧視跨性別者而拒絕承租，或是因為其他房客抱怨而趕走跨性別房客，而很多承租規定本就有二元的性別劃分而排除跨性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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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跨性別者認為男同性戀與女同性戀社群常常在 LGBT運動中忽視甚至排斥跨性別權益，甚至在許多男女同志活動中不歡迎跨性別者，儘管早期的 LGBT 運動中都少不了跨性別者和變裝皇后的身影，尤其是瑪莎·約翰遜和西爾維婭·里維拉等人，更是石牆暴動的核心。一些女同志只認同順性別女同志，而一些男同志則因厭女或恐懼女性對跨性別男性還是跨性別女性都不友善。
女性主義不同派別中有些立場被視為恐跨。這些立場可能包括對於作為個人選擇或是醫療介入手段的性別轉換（英文：gender transition）或是性別肯定手術的批評，抑或是認為跨性別女性不是真正的女性，且因此不應允許進入女性專用空間的立場。[107] 部分第二波女性主義者視跨性別男性和女性分別為女性的「叛徒」和「潛入者」。[108]
第二波女性主義者和活動家格洛麗亞·斯泰納姆於 1977 年發表她對於性別肯定手術的擔憂，認為跨性別者在許多情況下「以手術手段割毀了自己的身體。」她總結道，「女性主義者對於變性慾的需求和使用感到不適是正確的。」[109]這使得後來一段時間裏斯塔奈姆被認為是恐跨的。[110]在 2013 年，她否定了將她的文本視為對於性別肯定手術的徹底譴責的解讀，並宣稱她的立場是基於男同性戀者選擇性別轉換以應對同性戀恐懼的事例。她補充道，在她眼中，跨性別者們正生活着他們最真實的、應當慶祝的生活。[111]
激進女性主義者珍納絲·雷蒙德於 1979 年出版的書《變性帝國》（英語：The Transsexual Empire）由於其對於跨性別手術的明確指責，一直廣受爭議。[107] 在這本書中，雷蒙德寫道：「所有變性人都靠着將真實的女性形象化為區區人工製品，將女性的身體挪為己用……變性人僅僅是切除了入侵女性最明顯的手段，使其看上去沒有侵略性」，而且跨性別者應該「在道德上被禁止存在。」[112]
另一處排跨女性主義者和跨性別女性的衝突發生在密歇根 Womyn 音樂節（英文：Michigan Womyn's Music Festival）。在 1990 年代早期，這一音樂節驅逐了一為名為蘭茜·伯克霍爾德（英文：Nancy Burkholder）的跨性別女性。[113] 在 2014 年，該音樂節否認它持跨性別女性比其他女性低等的立場。[114] 一個名為 Camp Trans 的活動組織抗議該音樂節所持的「女性天生女性」的立場並呼籲在女性主義界中應該更加接受跨性別女性。這一音樂節曾考慮僅允許做過性別肯定手術的跨性別者參加。但這一舉動則因許多跨性別女性無力承擔性別肯定手術的費用而被批評為階級歧視。[115]
例如桑迪·斯通等跨性別女性挑戰女性主義中「生理女性」的概念。斯通曾於 1974 至 1978 年間在奧利維亞唱片做音響工程師，並在關於她以跨性別女性身份為這一女同性戀企業工作的爭議增加而辭職。[107] 雷蒙德在其書中繼續了這一爭論，並專門給出一個章節來批評「變性人建構的女同性戀-女權主義」。[112] 像多倫多女同性戀組織（英文：Lesbian Organization of Toronto）一類的團體在當時投票排除了跨性別女同性戀者。[116] 希拉·謝菲斯認為「跨性別主義」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問題嚴重，且變性應當視為對人權的侵犯。」[117]
在2017年，奇馬曼達·南戈齊·阿迪奇就跨性別女性是否為女性這一問題回應說「跨性別女性就是跨性別女性」，意指承認包括跨性別女性在內的跨性別人士因其跨性別身份而面臨的嚴重歧視，但覺得他們的經歷不應和那些因出生指定性別為女的女性混為一談。[118] 在她的觀點受到嚴厲批評後，阿迪奇認為美國左派正「造成它自己的衰落」並且「極度自相殘食」。她解釋道她仍視跨性別女性為女性，但堅持她原本的看法。[119]
與性別本質主義和其認為男女本質不同看法相對的是社會建構主義。社會建構主義者批評這一性別本質主義，認為性別之間的不同完全或基本上由社會建構和二元性別的社會規範導致。後建構主義女性主義者和女同性戀者朱迪斯·巴特勒於其作品，尤其是《性別惑亂》和《身體之重》兩書中，認為將性別作為一種社會建構「暴力銘刻」於人的身體上是導致那些針對違背性別二元的人們的暴力的原因。[120][121]
而跨性別女性主義則在反對性別本質主義的同時反對社會建構主義，並已成為第三波和第四波女性主義的一部分。跨性別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和跨性別權益運動的交叉，認為跨性別女性所遭受的恐跨歧視同時也可能是厭女症。一個例子是生物學家和跨性別女性主義學者茱莉婭·塞拉諾在她 Whipping Girl（《鞭打女孩》） 一書中對於媒體專注於跨性別女性這一現象的分析。塞拉諾於其書中討論了媒體總將其目光聚焦於跨性別女性身上，且尤其對她們從男性到女性的性別轉變，以及她們進行塗口紅、穿高跟鞋和穿裙裝等極為典型的刻板印象中的女性表達極為感興趣，而與此同時跨性別男性則很少得到媒體關注這一現象，並認為媒體通過將女性氣質本身展現為人造的、虛假的，以解決跨性別女性對於傳統上性別二元論中的「女性」這一分類的威脅。這樣，「媒體可以在描繪跨性別女性穿着女性化的衣裝和飾品的同時避免讓觀眾認為她們在這一過程中符合被稱為『真正的女性』的印象」，並且「通過專注於這些最女性化的戲法，媒體得以使觀眾認為跨性別女性進行性別轉換只是為了滿足某種性癖。」塞拉諾認為，這種對於跨性別女性進行性別轉換的原因的性化，不止是對於跨性別女性女性身份的否認，也是對於針對所有女性的物化的鼓勵。[122] 塞拉諾在這一交叉性的框架下指出，雷蒙德於她《變性帝國》一書中一方面視那些女性化的跨性別女性所展現的女性氣質為對女性價值的貶低，另一方面如果跨性別女性展現男性氣質則又會被雷蒙德認為是其並非真正女性的證據；這樣，在雷蒙德這種相互矛盾的論點中，跨性別女性不論展現出女性還是男性氣質都會被視為假女人。[123]
而對於社會建構主義，跨性別女性主義者認為其將性別過度簡化。為了在性別本質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之外解釋性別，茱莉婭·塞拉諾於 2007 年提出了「內在傾向模型」（英文：intrinsic inclination model）。在這一模型中，潛意識生物性別（英文：subconscious sex）、性別表達和性取向代表不同的性別傾向且互相大致獨立；這些性別傾向在某種程度上是每個人內在的，且各自處於一個連續光譜上的某一個位置；每一種傾向大致上和生理性別相關，因此分別導致不同的雙峰分佈形狀。例如，大部分女性都相較大部分男性更加女性化，但也有少數女性比較男性化，或是少數男性比較女性化。[124]
反對將跨性別女性包括在女性空間的女性主義者常被稱為TERF，即英文中排跨激進女性主義者（英文：trans-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s）的縮寫。[125] 而被稱為TERF的人則視「TERF」一詞為一種羞辱，[107][126] 認為其因此而面臨取消文化，[127]甚至遭到激進的跨性別者的霸凌和攻擊。[128][129]
恐跨與順性別主義無論故意與否都會給其受害者帶來嚴重後果。跨性別恐懼着會給跨性別者帶來巨大的壓力，並使其感到羞恥、自卑、疏離感，及缺乏信心。[2][130] 面對這樣的壓力，跨性別未成年人常以離家出走、輟學、使用毒品，或是自殘作為應對機制。由於家庭與社會對待跨性別者的普遍糟糕方式，跨性別群體中的自殺率極高。[131]
跨性別者常感到性別不安，因此其強烈的身份訴求往往需要通過性別表達而表現出來，結果就是跨性別者相較非間性順性別性少數而言，在生活中更難以隱藏自己的性少數身份，因此更加容易遭受來自家庭的跨性別恐懼。
2017 年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共同發佈的《2017 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 ——跨性別者與非性別常規者》中，在 853 位曾向父母或監護人表達自己身份訴求的皆為跨性別者的受訪者中，近六成得不到原生家庭的任何支持。這其中原生家庭最不能接受的為跨性別女性。該報告中，近五成（48.5 %）的跨性別女性完全不被父母或監護人接受。對於跨性別男性，這一數字為33.1%。非二元性別人士或性別酷兒不被接受的比例最低，為 5.9 %，但這其中出生指定性別為女性的人不被接受的比例卻較其他性別高，為 11.1 %。
跨性別者常因其身份而受到來自原生家庭的歧視與暴力。美國2015年一份對於 27,715 個樣本的調查中發現有十分之一的跨性別者遭到來自家庭成員的恐跨暴力，且有8 %的跨性別者因其跨性別身份而被踢出家門。[132] 相比之下，在上文提到的北京同志中心 2017 年的報告中，1640 位可能或確定被父母或監護人知道身份的受訪者當里僅有 6 位從沒受到來自原生家庭的暴力。這些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有強制要求改變穿着、舉止或外表（占 57.8 % 的受訪者），刻意忽略或迴避受訪者的跨性別身份（56.7 %），持續幾天不理不睬（39.7 %），經濟控制（48.6 %），侮辱或謾罵（47.9 %），以及持續幾天限制人身自由（37.8 %）等。而諸如毆打（33.3 %），強制進行扭轉治療（11.9 %），強迫受訪者與他人發生性關係（1.9 %）等極端暴力行為也時有發生。另外，調查中有13.8%的跨性別者會被父母趕出家門或斷絕往來。由於跨性別者受到原生家庭暴力後缺乏求助管道，44.4 % 的跨性別者在遭受家暴後沒有進行任何求助，18.2 %的跨性別者會向朋友求助，6.8 %的跨性別者會向社群組織求助。而政府與社區管委會最不被信任，跨性別者向兩者求助的比例相加也僅佔總數的 0.5 %。也正因如此，許多跨性別者被迫向家人隱藏自己的跨性別身份。[96]
多重受害（英文：polyvictimization）指一個人一生中經歷多種形式的虐待與受害，例如身體或性暴力、霸凌或挑釁、父母忽視或虐待、遭遇犯罪等。多重受害在兒童時期就可以開始，並會對青少年和成人健康產生不良影響。[133][134] 相較於順性別同齡人，跨性別、性別多樣化和性少數青少年更可能遭受多重受害。[135]另外，有研究顯示跨性別、性別多樣化和性少數青少年若經受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常與他們的家庭經歷以及多重受害有很大關係。[136]
由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英文：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簡稱 NIMH）所支持的研究對 LGBT 青少年做出了評估，並指出他們當中那些遭受中到高度、穩定或不斷增加的受害或是口頭或身體威脅的人更容易患PTSD。跨性別和性別多樣化（英語：transgender and gender diverse，縮寫 TGD）青少年群體越來越多地經受包括人際關係上或是身體上的欺凌受害在內的情緒困擾。[137] 這其中最多經歷身體和人際關係欺凌受害以及情緒困擾的，是出生時性別指定為男而在他人眼中十分女性化的青少年。此外，不論出生時的指定性別為何，在那些不被視為極度男性化的 TGD 青少年中，人際關係上的霸凌受害、抑鬱症以及自殺想法都十分常見。[138]
多個關於針對 TGD 青少年和年輕人的攻擊和暴力的研究顯示，比起順性別同齡人，他們更容易遭受PTSD、抑鬱症、非自殺性自殘以及自殺的念頭、計劃和嘗試。他們還有更高的物質（包括香煙、酒類和大麻）使用率，更易遭受創傷，更可能為安全着想而不得不逃學，更差的身體健康水平。[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
在成年時期，針對各跨性別人群的攻擊與暴力的影響在包括身心健康在內的各個領域中都有深刻影響。針對跨性別者的偏見、歧視、受害者化和拒絕都會給成年跨性別者帶來影響，並可能使其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更加嚴重。2018 年一篇綜述系統性地回顧了77篇關於跨性別和性別多樣（TGD）人群的所經歷的與順性別者不一樣的心理健康問題和社會壓力的研究。這篇綜述發現 TGD 身份與焦慮、抑鬱、創傷後應激障礙、物質使用、自殺以及如暴力、歧視和排斥等額外的社會壓力因素之間存在關聯。[148] 遭受創傷後應激障礙的跨性別者更可能在其一生中被診斷出患有物質使用障礙。[149] 美國國家衛生院（英文：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縮寫 NIH）對在美國的一個社區健康中心所收集的資料進行分析，比較了跨性別和順性別成年患者在各種方面的健康差異。他們的研究發現，比起與其年齡、教育程度、種族和收入相似的順性別者，跨性別患者在其一生中遭受了更多的暴力、童年虐待、歧視以及自殺想法和自殺未遂。[150]
美國 2015 年一份調查顯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國跨性別者處於貧困之中，遠高於 14 % 的平均水平。調查之前的十二個月間，30 % 有工作的跨性別者因其跨性別身份而遭到開除或不公對待。30 % 的跨性別者在其一生中曾無家可歸，另有 12 % 的跨性別者在調查前的一年中無家可歸。家庭與社群支持與顯著降低的無家可歸和貧窮率正相關。[132]
美國 2015 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在該調查的前一年中，因其跨性別身份而遭受言語嘲弄或攻擊的人占受訪者的 46 %，遭到身體攻擊的人占受訪者的 9 %。另外，10 % 的受訪者曾在該調查的前一年中遭到性侵，47 % 的受訪者在其一生中曾有被性侵的經歷。[132]
據跨性別追悼日和美國國家反暴力計劃聯盟（英文：National Coalition of Anti-Violence Programs，NCAVP）所搜集的證據表明，年輕黑人或拉丁裔跨性別女性遭受兇殺率「幾乎一定高於」同種族的順性別女性的兇殺率。[37]
在美國 2015 年調查的前一年內，12 % 的受訪者曾在公共廁所遭受過言語騷擾，1 % 的受訪者在公共廁所因其跨性別身份而遭到性侵，另有 1 % 的人因跨性別身份而遭受身體暴力。9 % 的受訪者曾被剝奪使用與其性別相符的公共廁所的權力。[132]
在美國 2015 年調查的前一年內，59 % 的受訪者曾因害怕騷擾或暴力而避免使用公共廁所，32 % 的受訪者為此減少飲水或食量，8 % 的受訪者因其避免使用公共廁所而得了尿路感染及包含腎臟感染在內的腎臟問題。33 % 的受訪者曾與醫療人員有過不快經歷，如遭受言語攻擊或被拒絕治療。23 % 的受訪者因害怕遭到不公對待而沒有尋求治療，另有 33 % 的受訪者因無法承擔治療費用而沒有尋求治療。[132]
在這一調查的前一個月內，39 % 的美國跨性別者曾遭受嚴重心理困擾；美國普通民眾遭受嚴重心理困擾的平均數字僅為 5 %。40 % 的受訪者在其人生某個階段中曾做出自殺嘗試，而美國人口這一數字的平均值為 4.6 %。這一調查還顯示家庭與社群的支持可大幅減少自殺嘗試率與嚴重心理困擾率。[132]
三藩市一項對有色人種跨性別女性的研究表明，跨性別恐懼症與跨性別女性進行高愛滋病風險行為兩者高度相關。這一研究顯示，跨性別年輕人多面臨社會歧視，且缺少社會榜樣。這一群體中多遭遇跨性別恐懼的年輕人較別人更可能進行無保護的肛交行為。因此，這一研究顯示出了跨性別恐懼和高愛滋病風險之間的相關性。[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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