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交織性（英語：Intersectionality），或稱為交叉性，是一個理論框架，用於理解由多個個人身份的組合所引起的特殊歧視和壓迫。這些方面的例子有性別、種姓、性、種族、階級、宗教、殘疾、外貌，[1][2]以及身高。[3]交叉性可用於識別人們由於上述多種因素的組合而經歷的優缺點。[4]這些相互交織和重疊的社會身份可能既賦權又壓迫。[5][6]例如，黑人婦女可能面臨的歧視行為既不因其種族差異（因為該業務不歧視黑人），也不因其性別差異（因該業務不歧視白人婦女），但卻由於兩個因素的結合而產生。
在交叉性中，目的不是通過認識到當兩個或多個歧視重疊時，存在於獨立國家中不會發生的歧視，從而排除社會中特別邊緣化的人。在倡導兩性戀之前，第二波女權主義是主流，它主要關注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的統一經歷。也就是說，諸如女性、有色工人、窮人、男同性戀者、變性婦女和移民婦女等不符合該女性形象的經歷被排除在女權主義之外。然而，隨着兩性觀念的滲透，女權主義通過審視內部特權並強調融合各種女性經驗，演變成更廣泛的第三波女權主義。跨部門女權主義通過認識到各種婦女的身份和她們的經歷，使她們與女權主義區分開來，女權主義側重於社會上多數特權白人和異性戀者。
歷史背景
1989年，黑人女權主義學者金伯利·威廉姆斯·克倫肖使用「交叉性」一詞描述黑人女性所受到各式各樣的歧視與壓迫[7][8]。
美國女權主義運動史上，黑人婦女常被排除在外。在19世紀和20世紀，許多黑人女權主義者，如安娜·朱莉婭·庫珀（Anna Julia Cooper），開始對這一歷史性的排斥表示質疑。他們反駁了早期由中產階級白人婦女所領導的女權主義運動把婦女群體的生活經歷同一化的思想，認為黑人、窮人或殘疾婦女與中產階級白人婦女所受到的壓迫形式存在很大差異，並開始研究如何將性別、種族和階級身份結合到一起，以「決定女性的命運」[9]。
1848年美國紐約州塞內卡福爾斯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是第一波女權主義運動的開端[10]，最初只涉及白人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初的女權主義浪潮主要關注白人男性和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而種族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
第二波女權主義源於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神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致力於消除女性在家庭中遭受的性別歧視。在此期間，女權主義者在1963年的《工資平等法》、《教育修正法》第九條以及羅伊訴韋德案件中取得了成功，但他們也使黑人婦女與主流運動的政綱疏遠了[11]。
第三波女權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末「交叉性」這一概念提出不久後出現。此時的女權主義者注意到了早期的女權主義運動對種族、階級、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缺乏關注的問題，並試圖為解決政治和社會差距提供一個渠道。「交叉性」承認了早期女權主義所忽視的這些問題。許多現代學者，如萊斯利·麥考爾（Leslie McCall）認為，引入歧視形式交叉性理論對於社會學是至關重要的。在該理論發展之前，幾乎沒有過對在社會中遭受多種形式不公正待遇的人的經歷的專門研究[12]。
「交叉性」的概念與20世紀70年代馬薩諸塞州波士頓的黑人女同性戀女權組織卡姆比河團體（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提出的「同時性」概念，[13]也具有歷史和理論層面上的聯繫。後者提到了種族、性別和社會階層同時產生的影響，並挑戰了以黑人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運動以及主流性別、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女權主義者的分析。
第四波女權主義中最常提及的身份包括種族、性別、階級、能力、國籍、公民身份、宗教和體型。儘管「交叉性」一詞是在1989年創造的，但直到2000年代才被女權主義者廣泛採用。
壓迫和抵抗的過程
處於社會邊緣地位的群體中的人們通常被社會單方面賦予「其他」屬性。格洛麗亞·安薩爾杜阿（Gloria Anzardua）指出，由於不遵守社會慣例和規範（例如異性戀規範），因此排除在社會學中的「標準化」之外。奧黛麗·路（Audre Lorde）使用「奇特標準」的概念來描述被視為社會中的「另一個」，並由此產生了如下的社會認知。批評學者亞瑟·布里頓和瑪麗·梅納德說：「統治總是涉及要控制的主體的客觀化。所有形式的壓迫都輕視了被壓迫者的主體性。」基於此，柯林斯認為自我評估和自我定義是抵抗壓迫的有效技術。承認自己並自我定義對於保持被壓迫者的自尊心是有效的，並且可以減少不人道對待他人的影響。
批判
政治理論家麗貝卡·賴利·庫珀（Rebecca Reilly-Cooper）認為，交叉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立場論。交叉性認為被壓迫者通常是判斷其壓迫經歷的最佳人選，當相似被壓迫的人對類似事件有不同的想法時，這可能會產生悖論。這樣的悖論使得僅憑主觀證詞就很難綜合出共同的可訴原因。交叉性是模稜兩可的。
雷基亞·吉布林（Rekia Jibrin）和薩拉·塞勒姆（Sara Salem）認為，交叉性理論創建了一個統一的反政治壓迫的思想，這要求其擁護者很多，往往超出了合理的預期範圍，這給實踐帶來了困難。他們還說，交叉性哲學鼓勵人們關注群體內部的問題，而不是關注整個社會，而交叉性是「呼籲複雜性，摒棄過度簡化……這具有強調霸權結構的「內部差異」的並行效果」。
麗莎·唐寧（Lisa Downing）認為，交叉性過於關注群體身份，這可能導致它忽略了人們是個人而不只是階級成員的事實。忽略這一點會導致交叉性分析簡單化，以及對一個人的價值觀和態度出現不準確判斷。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心理學的研究者們已經將交叉性效應納入其中，這些交叉性效應是基於對偏見、啟發式、刻板印象和判斷的研究。心理學家將心理偏見的研究擴展到認知和動機心理學領域。結果發現，每個人的大腦在判斷和決策上都有自己的偏見，這些偏見往往通過避免改變和關注個人感知範圍之外的觀念來保持。儘管按人而定的影響是研究最多的類別，但心理相互作用的影響範圍很廣。結果，心理學家沒有將人口統計學（例如性別和種族）的相互作用效應解釋為比任何其他相互作用效應都更值得注意或更不那麼顯着。此外，壓迫在被視為絕對等級制度時可以被視為主觀建構。即使達到了對壓迫的客觀定義，因人而異的影響也會使人難以將某些人或某些類別的人視為一致受壓迫的人。例如，黑人被刻板地視為暴力，這在與警察互動中可能是不利的，但在身體上也很有吸引力，在浪漫的情況下可能是有利的。
心理學研究表明，倍增「被壓迫」身份的效果不一定是相加的，而是以複雜的方式相互作用的。例如，黑人同性戀者可能比黑人異性戀者得到更積極的評價，因為同性戀刻板印象中的「女性化」方面緩和了黑人刻板印象中的男性化和攻擊性。
儘管交叉性理論並未明確地與反猶太主義聯繫在一起，但在實踐中，批評家聲稱，交叉性被用作證明反猶太主義的正當意識形態手段。[來源請求]
另請參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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