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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冲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土木堡之變[6]（又稱土木之變或己巳之變），是指明朝正統十四年[註 1]八月十五日（公元1449年9月1日），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北伐瓦剌後退途中，於北直隸宣府鎮土木堡（今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境內）遭遇瓦剌軍襲擊，慘敗被俘的事變。同時也是正統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十五日期間，明朝和瓦剌在大同、宣府兩地爆發的一系列軍事衝突的統稱。
| 土木堡之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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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蒙戰爭、瓦剌攻明之戰的一部分 | |||||||
土木堡之變示意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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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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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守軍： 遼東守軍： 甘州守軍： 明英宗親征軍： 留守京師： 郕王朱祁鈺 駙馬都尉焦敬 |
宣府進攻軍： 甘州進攻軍： 阿樂[3] | ||||||
| 兵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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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和之戰：
| 約九萬[4] | ||||||
| 傷亡與損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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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親征軍： 不少於10萬[5]，大量官員戰死。 明英宗被俘虜。 | 萬餘 | ||||||
明英宗遭俘後被拘往北方囚禁，因此明朝史學家在史書中將該事件諱之為北狩。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對外政策開始由攻勢轉為防禦的標誌性事件。[7][8]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宣宗的兒子英宗繼位時年僅八歲，不諳世事。太皇太后張氏為其選定了前朝重臣五人，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濙，及並稱為「三楊」的楊士奇、楊榮、楊溥。然而，小皇帝對五位大臣的經筵、政務毫無興趣，反而重視身邊的司禮監太監王振。王振入宮前本是個頗知詩書的儒學教官，進宮後負責教小太監讀書識字，故人稱「王先生」。他為人乖巧，善察言觀色，作為英宗的貼身宦官，經常安排英宗遊獵騎射、巡幸西苑，討得英宗歡心。有了皇帝作靠山，王振漸漸染指朝廷事務，但因太皇太后張氏全力支持三楊輔弼朝政，一切政務皆歸三楊處理，王振忌憚太皇太后威望，不敢公然干政，朝廷風氣尚不至於敗壞，《明史》稱正統初年「天下清平，朝無失政」。正統五年（1440年），三楊中的楊榮去世，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張氏去世，王振利用明英宗親政的機會，開始獨斷朝綱，擅操權柄，侵佔內閣職權。然而楊士奇、楊溥束手無策，既不敢拼死上諫，也不願與其和衷共濟，僅僅劃清界限，明哲保身。張輔一介武夫，毫無執政經驗；胡濙雖是禮部尚書，但並無政績才情可言，期間「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最後被劾入獄，「而印偶獲，則部吏所盜也，上始宥之[9]」，此二人與三楊並立顧命大臣實乃濫竽充數[10]。至正統十一年，三楊盡皆去世，而新任閣臣曹鼐、張益等又無法鉗制王振權力，「內閣權一歸振[11]」。
正統年間，農民土地被封建大地主侵吞、兼併，百姓被繁重的徭役徵發、層層加碼的稅款折磨苦不堪言，旱災、水災、蝗災在全國各地頻繁發生，大量的自耕農破產成為流民。流民又形成造反起義的主要力量，正統十二年至十四年間，閩、浙、粵、贛、貴等地紛紛爆發農民運動，其中以葉宗留、鄧茂七、黃宗養等人的起義聲勢最為浩大，發展至數萬人，明廷邊剿邊撫，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官軍疲於應付。
在西南邊陲麓川，又有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思任發父子起兵作亂，以黔國公沐昂、兵部尚書王驥為首的主戰派認為西南邊患已久，反覆無常，「在所必誅」。太監王振亦從旁鼓吹戰爭。而身為顧命大臣的大學士楊士奇為求自保，態度曖昧，既不敢公開反對，也沒有力主撫邊。正統六年（1441年）明英宗下令發兵征剿，是為麓川之役。此役導致雙方深陷長達十餘年的戰爭泥潭，王驥三征麓川，徵發近50萬兵力，亦未能完全剿滅思任發勢力，最終與其幼子思祿約定，雙方金沙江邊立石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12]」。思祿聽命，王驥班師。明廷因此耗費大量軍資，「府庫為竭」，國力斫損。為彌補財政空虛，又加大了對其他地方的徵稅，進一步激化了地方矛盾。為鎮壓南方各地的農民運動及叛亂，大量軍隊調往南方作戰，削弱了北方守備力量。
明朝建立後，北邊蒙古仍然反覆騷擾，嚴重威脅明廷的統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多次北征，沉重打擊了蒙古游牧勢力，為鞏固邊防，又設立九邊重鎮。初設立時，常駐軍的給養大多依賴軍屯，自給自足。然而至宣德年間，侵佔軍屯的情況便十分嚴重，時任陝西巡按張勗反映「大同屯田多為豪右佔據」，軍餉嚴重不足，只能由國家財政支出，軍餉問題成為明朝中後期統治者無法解決的死結。
在軍隊衛所服役的士兵生活異常艱苦，月糧過低，又常被軍官剋扣，難以養家，軍心渙散。因此軍隊逃兵的現象屢禁不止，甚至有士兵「相聚為盜賊，或興販私鹽[13]」。正統十三年（1448年）四月，兵部奏報「清勾軍士共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今止清出六萬一千二百人。其未清出之數，較之已清出之數殆十倍之。」地方各級軍政長官對逃兵問題不予約束，甚至故意放縱，既侵吞了原來士兵的軍餉，又能藉此勒索逃兵及其家屬，中飽私囊。正統年間，山東巡按御史李純視察某百戶所，竟發現規定的120人行列，僅剩1人未逃。除了逃兵問題，士兵被軍官占役的情況亦屢禁不止，既荒廢了軍事操練，也影響了軍屯的收入。大量士兵儼然成為了軍官的家丁，被軍官指揮「出境捕魚」「造私居第」，邊備廢弛。 而士兵武備的不堪，更嚴重影響了衛所軍的作戰能力。正統初年，陝西沿邊衛所官軍反映「缺少軍器以千萬計」，陝西副都御史向英宗報告稱「軍士披執器械皆不堅利」。工部也上奏稱打造盔甲軍器六萬四千餘件，將士反映「多不如法」，鎮守薊州總兵官都督同知報告沿邊守關官軍缺衣少甲。原因除了財政不支，更多的是各級軍官工匠剋扣物料、分潤自肥。邊軍作戰能力低下，也是導致土木堡之變的重要原因。
12-14世紀，由所謂「林中百姓」（hoi-yin irgen）演化而來的斡亦剌（即後來的瓦剌）部是蒙古西北部[註 2]的重要部族[15]，他們曾與鐵木真家族聯姻[15]，但長期作為蒙古的附屬存在，直到十五世紀初才有反客為主的契機。
正統四年（1439年），瓦剌首領脫懽死，其子也先嗣位。脫懽在位時，兼併太平、把禿孛羅等部，統一了瓦剌，立蒙古黃金家族後裔脫脫不花為大汗，脫懽自任太師，實掌大權，統一了漠北諸部。也先繼位後，實力進一步壯大，自稱太師淮王。經過脫懽及其子也先的經營，瓦剌勢力強盛，時刻窺伺中原地區。也先不從脫脫不花號令，脫脫不花與也先分別先各自遣使來明朝貢，明朝也都予以承認和接納，分別給予賞賜。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貢的同時，不斷擴張其勢力，騷擾明朝北方邊境。[16][6]
自正統九年（1444年）起，瓦剌便在積極準備大規模進攻明朝，並對明朝北部邊境外的部族展開了一系列軍事行動[17]。正統十年（1445年）也先攻入哈密衛，次年征服兀良哈三衛，再次年又攻入沙州衛、赤斤蒙古衛與罕東衛等嘉峪關西三衛[17]，徹底控制了蒙古漠南、漠西、漠北，日益形成對明朝的威脅。當時明廷許多官吏都認識到這一問題，力主警惕戒備。但當時正值王振擅權，也先因而與王振結納，王振對明朝邊境北部邊防不作任何戰備措施，甚至還不斷指使其親信大同鎮守太監郭敬「遞年多造鋼鐵箭頭，用瓮盛之以遺瓦剌使臣」，而也先則「每歲以良馬等物資」賄賂和報答王振和郭敬。[8]
正統十三年十二月（1448年），也先和諸蒙古首領遣使向明朝貢馬，虛報人數以冒領明廷賞物。其中，屬於脫脫不花汗的使臣號稱有471名，實際上只有414名，也先使臣號稱2,257名，實際只有1,358名，買賣回回號稱有870名，只有752名，加起來實際使臣數量共計2,524名，比號稱的少了1,074名[18]。司禮監王振核實使者人數後叫禮部按實際人數發給賞賜，又將貢馬削價五分之四，僅付給索求諸物的五分之一。
也先貢使稱：「此聘禮也（供馬為迎娶明朝公主聘禮），」明廷答覆：「詔無許姻意（沒有許婚這回事）」。原來事前也先遣使向明朝入貢，重金賄賂翻譯官員，探聽明廷的虛實。也先還曾提出過與明廷皇室通婚的要求，明朝翻譯官員私下許諾，事後尚未奏報明廷。也先以為通婚成功，方才遣使貢馬作為聘禮。事後也先以明朝刁難貢使並撕毀婚約及隨意克減歲賜為由，集結軍隊出兵大舉進攻明朝邊境。[19][20]
正統十四年（1449年）秋七月，也先召集諸部，兵分四路進攻明朝邊境。脫脫不花以兀良哈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圍赤城，又遣別騎攻甘州。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參將吳浩於貓兒莊（今山西陽高縣北一帶）迎戰瓦剌，兵敗戰死。[21]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四員將領各率兵一萬赴陽和口（今山西陽高縣西北）防禦。緊接着，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左參將石亨等率明軍與瓦剌戰於陽和。由於太監郭敬從中作梗，致使明軍大敗，全軍覆滅。宋瑛、朱冕戰死，石亨單騎奔還逃回大同城內，郭敬躲藏在草叢中才躲過一劫。[22][23][6]也先軍隊銳不可擋，大同明軍交戰失利。塞外城堡，接連失陷。明軍幾經接戰，前線敗報頻傳[24]，太監王振此前曾有主導遠征雲南麓川土司獲勝的功績，此時希望借與蒙古開戰的機會繼續擴權，因而蠱惑明英宗御駕親征。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則認為「邊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將士用命，必可圖勝」，朝廷應以守為主，勸諫英宗「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但英宗不聽，在不知瓦剌軍隊主力方向的情況下，詔令迅速集結軍隊，兩日內出兵討伐也先。[25]
正統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顧吏部尚書王直等群臣反對，偕同王振率軍五十餘萬御駕親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鈺負責留守京師。[5]此次出征，詔下兩日五十萬大軍即匆忙集結啟程，各項準備均不足，上下一片混亂。[7]親征詔書下達後，英宗對文武大臣的多次勸諫置之不理。英宗雖然名為親征，但軍務大事皆由監軍太監王振決定，將領處處受王振節制，無法按己意指揮作戰，而王振不懂軍事，指揮接連失當，致使明軍屢戰屢敗。明軍出京西行，之後前方敗報頻傳，一路伏屍蔽野，軍隊士氣低落，加之風雨交加，眾皆危懼，軍紀大壞。隨軍群臣多次上表勸諫英宗止行，王振大怒，命上表群臣到陣前助威。大軍尚未到達大同，明軍已經開始缺糧。士兵飢疲交加，沿途多有殭屍。而瓦剌軍隊佯敗避戰，引誘明軍深入險境。[25][26][6]
八月初一，明軍到達大同。初二，英宗駐蹕大同。王振又下令繼續向北進軍，途中眾文武大臣多次勸諫。兵部尚書鄺埜冒死闖進英宗行在「力請回鑾」，戶部尚書王佐整日跪伏在草叢中，請求皇帝南還，欽天監監正彭德清以天象示警相勸，皆為王振叱回。學士曹鼐說：「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豈可輕進！」王振生氣地說：「倘有此，亦天命也」。[27][7]不久駙馬都尉井源戰敗的消息傳來，鎮守太監郭敬秘告王振以現在的形勢斷不可再向北前進，此時王振才開始打算班師。[28][29]次日遂起兵班師返程時，大同總兵郭登告訴學士曹鼐等人，車駕宜從紫荊關（今河北易縣西北）進入，王振不聽。王振想讓明英宗從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經過，行四十里後，怕大軍過境時損壞莊稼，又急令軍隊東回宣府，此時瓦剌大軍已經追至。[30]
八月十三日，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領的蒙古騎兵大敗，兩人戰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三萬騎兵前去阻擊瓦剌追兵，至鷂兒嶺時遭瓦剌伏擊，全軍覆沒。同日英宗一行抵達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東南），離懷來城僅二十里，王振以自己的千餘輛輜重車還未到達，下令就地宿營。兵部尚書鄺埜一再要求儘快馳入居庸關，以保證安全，王振卻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鄺埜說：「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王振更加生氣，叱左右扶出。土木堡旁無水泉，各處的要道也很快被瓦剌軍隊佔據。[31][32]
八月十四日，英宗想要繼續前進，但瓦剌大軍已經逼進，不敢動。明軍人馬無水可飲已達二日，饑渴難耐，挖井二丈仍無水。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也被瓦剌軍隊控制。瓦剌軍隊從土木堡麻谷口大舉進攻，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瓦剌援軍仍不斷增加[33]。
八月十五日，也先遣使詐和，以鬆懈明軍。明英宗召曹鼐起草詔書，派遣二個通事（通譯）與瓦剌使者回去。王振緊急下令移營，軍隊行軍秩序列大亂。明軍南行三四里，瓦剌大軍突然折回，「四面攻圍」，明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瓦剌鐵騎進入明軍陣中，大喊脫掉盔甲丟棄武器者不殺，明軍很多裸體而死。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平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塤，修武伯沈榮，都督梁成、王貴，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王永和，副都御史鄧棨等，皆戰死，從臣只有蕭維楨、楊善、李賢等數人僥倖逃出。[34][35][36]
混亂中，護衛將軍樊忠在皇帝身邊用棰將王振捶死，曰：「吾為天下誅此賊！」在突圍時殺死數十人後戰死。明英宗突圍不成，下馬盤膝面南坐，不久被俘。此役明軍死者數十萬，京師勁甲精騎皆陷沒，所余疲卒不及十萬。隨從文武大臣陣亡五十餘人。騾馬二十餘萬並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掠奪。[37][38][39][40]太監喜寧投降，後將中國虛實告訴也先。[41]
事變發生後，因主力全軍覆沒、國君北狩、英國公與四部尚書侍郎喪命，南邊一時大亂[註 3]，甚至有朝堂南遷之議[43]。英宗生母孫太后臨危攝政，決意據守京師，並於八月十八日任命郕王朱祁鈺監國[44]、八月二十日立朱見深為太子[45]，任用于謙等人進行佈置。
土木堡一戰，明軍死傷過半。京軍精銳毀於一旦，武將重臣多人戰死。太監喜寧投降，為討好也先，向瓦剌透露了明朝的情報。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九月底，也先在喜寧的建議下，以「奉皇帝還」的名義，率軍挾持英宗再度南侵，明朝遭遇到開國八十多年以來所未曾有的嚴重危機。[49]英宗兵敗被俘的消息傳到北京，為了穩定局勢，廷臣聯合奏請皇太后立英宗弟郕王朱祁鈺為帝，遙尊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鎮為太上皇。[50]明朝命兵部尚書于謙率軍迎戰進攻北京的瓦剌軍，引發京師保衛戰。[25][6]土木之變削弱了明朝的邊防力量，明朝此後不再大幅擴張疆土，改為大幅修建長城，加強北方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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