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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認為軍事力量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並將保證軍事力量視作為社會最重要目標的意識形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軍國主義(英語:Militarism;日語:軍國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是軍隊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領域都具備強大影響力,而在一國的政治及行政層級上採取軍事優先的政治社會體制或意識形態;[1] 或是認為國家應保有強大軍事力量用以侵略、防衛或提升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2]戴季陶在《日本論》中定義軍國主義是「是以軍事組織的力量,作政權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勢力,都附從在軍事勢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組織,都附從在軍國組織之下」的國家體制[3]。中文「軍國」一詞來自日文漢字「軍国主義(ぐんこくしゅ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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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軍國主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世紀和19世紀的普魯士,以及隨後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統一。德國史家漢斯·羅森伯格則認為更可追溯至條頓騎士團和中世紀晚期騎士團於普魯士的拓殖。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的傭兵自騎士團受封土地,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軍國主義普魯士貴族集團,稍後發展成容克。[4]
17世紀大選侯腓特烈·威廉統治勃蘭登堡期間,勃蘭登堡-普魯士的軍隊增至40,000人[來源請求],亦建立由戰爭總署監督的有效軍事管理[5]。為了增強國內外的權勢,士兵王(德語:Soldiernkönig)腓特烈·威廉一世於1713年推動大規模軍事改革,將軍事預算拉升至普魯士年度預算的73%。1740年,腓特烈一世去世之際,普魯士軍隊已成長為一支擁有83,000名常備軍的部隊,為歐洲最大的數支軍隊之一,而當時整個普魯士的人民總共才有250萬人。普魯士軍事作家格奧爾格·海尼里希·馮·貝倫霍斯特後來寫道,在士兵王治下,「普魯士不是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這句話常常被誤認為出自伏爾泰或奧諾雷·米拉波[6])。1740年代至1760年代間,腓特烈大帝利用先王建立的軍事力量進行長期的侵略戰爭,將普魯士從歐洲小國拉升到強權。[來源請求]
1806年拿破崙征服普魯士後,停戰要求之一是普魯士應裁軍至42,000人以下。為了使普魯士不再那麼容易被征服,普魯士國王在一年內招募了允許的人數,訓練後解散了這批人,又招募了另一批同樣規模的人,如此循環。因此,在十年的時間裏,他能夠召集一支由42萬名至少受過一年軍事訓練的軍隊。軍隊軍官多從擁有土地的貴族中抽調。最終,一方面逐漸建立一批龐大的職業軍官階級,另一方面則是人數更多的一般官兵階級。這些士兵已經習慣於默默地服從軍官的所有命令,形成了一種階級分明的敬畏文化。[來源請求]
這一制度導致了幾個後果。一是,由於民政官僚亦出身自軍官階級,軍隊利益被視為是國家利益;其次,統治階級為維持其凌駕於普通人的權力繼續推行該制度,提升了容克貴族的影響力。[來源請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意志帝國解體,盟軍視普魯士/德國軍國主義為大戰原因之一,試圖用凡爾賽條約加以限制。魏瑪時期,1920年爆發由失勢軍人對抗共和國的卡普政變。政變後,狂熱的軍國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逐漸聚集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與希特拉旗下,而較溫和的德國國家人民黨逐漸衰微。威瑪共和受到軍國主義及民族主義的長期威脅。許多德國人視凡爾賽條約是對自身尚武文化的羞辱。右翼軍國主義者紛紛組成非法民兵組織,如鋼盔前線士兵聯盟、自由軍團及黑色國防軍等;1920年代早期,納粹組織衝鋒隊。此時期,德國發生一連串政治謀殺(德語:Fememord,英語:Feme murders),瀰漫一股內戰氣氛。數學家甘保評價威瑪時期的軍國主義暴力是國家基於政治上的正確給予了暴力的寬容與同情。[來源請求]
第三帝國,隨後取代威瑪共和,成為一個強大的軍國主義國家。1945年,帝國毀滅後,盟國管制理事會在德國推行再教育計劃,以防止軍國主義在德國復辟。[來源請求]
以色列至1948年建國以來,不斷的擴張自己的領土,並且侵略過黎巴嫩、埃及、巴勒斯坦和約旦,也是除了北韓之外,第二個從建國以來從未打過敗仗的國家,以色列也曾在1982年屠殺黎巴嫩人,並且至今遭到巴勒斯坦的指控,說以色列境內有大量的巴勒斯坦集中營,有許多中東國家指控以色列對少數民族進行種族屠殺和種族滅絕,而美國、英國、南韓、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以色列否認此項指控。
日本的軍國主義,根植其武士傳統,如15世紀的戰國時代中,強大的大名在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即使軍國主義哲學早已深植幕府,但明治維新後,王政復古,帝國建立,方形成了民族主義風格的軍國主義,如1882年的《軍人敕諭》,要求軍人對天皇絕對效忠。1919年北一輝編寫《日本改造法案大綱》,鼓吹軍事擴張與建立殖民地。[來源請求]
與20世紀德國軍國主義崛起同時,日本軍國主義亦經一系列事件,促使軍隊掌握權力。1920年代,兩項因素影響軍隊。一是《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實質賦予軍方內閣否決權;另一是下克上,即下級軍官的制度化抗命,如1936年,二二六事變,下級陸軍軍官企圖發動政變,軍隊將皇宮包圍、佔領東京市中心,雖然此次行動失敗,但多位政界人物被殺,如前首相齋藤實和高橋是清。日本軍人亦鼓吹「八紘一宇」的思想,主張世界應當在天皇統治之下,因而為對外擴張需求藉口。1930年代,大蕭條摧毀了日本經濟,日軍中的激進分子藉此實現征服亞洲的野心。同年,隨着日本簽下倫敦海軍條約後,軍人力量因此受到打壓,而引發激進軍國主義分子的不滿,進而刺殺當時的首相濱口雄幸,接任的首相若槻禮次郎也遭殺害。1931年,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入侵滿州,於1932年扶植滿洲國。中國曾經向國聯申訴,國聯進行李頓調查,其後只是口頭對日本譴責,日本並在1933年退出國聯。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血盟會因不滿首相犬養毅表態不贊同成立滿洲國而將其刺殺。1937年,盧溝橋事件引發中日戰爭。日軍進軍中國,佔領北京、上海和首都南京。1940年,日本與歐洲的極權國家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結成「柏林-羅馬-東京軸心」,並自中國進軍東南亞。這引起了美國的干預,如禁運石油到日本,最終促成了日本襲擊珍珠港,以及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盟軍佔領日本,清除日本社會和政治的軍國主義影響。1947年,新的《日本國憲法》取代了《大日本帝國憲法》,以議會政府取代了天皇的統治,結束日本軍國主義時期。[來源請求]
2012年,自民黨安倍晉三上台後倡議修訂日本國憲法以將自衛隊升格爲國防軍[7],允許自衛隊到海外參與聯合國的維和反恐行動[8],同時將自衛隊的目標改為「本土防衛和國防保障」[8],並企圖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以實現日本的國家正常化[9]。另一方面,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因與中國有南海領土爭端,故贊同日本擴軍。安田峰俊認為,中國沒有考慮兩國在贖罪觀和生死觀等文化上的差異,把「參拜靖國神社」行為和「日本右傾化」、「復興軍國主義」等主張簡單地連起來,是無視日本大多數國民都對二戰情況有實際認識,亦厭惡當時軍國主義者所帶來的災難。安田指中國的行為等同聲援日本右翼,讓原本普通日本國民也變成強硬反華派,根本不能產生建設性的成果[10]。而在日本國內,日本左翼堅持維護憲法,反對軍事擴張、解禁集體自衛權。
印度軍國主義的崛起可追溯自英屬印度時期獨立運動者蘇巴斯·錢德拉·鮑斯領導的印度國民軍。在日軍協助下,國民軍一度佔領安達曼群島。然而,因為缺乏國大黨的支持、英帕爾戰役及鮑斯之死,國民軍的行動最終在到挫敗。1947年,基於與鄰國巴基斯坦的緊張及克什米爾問題等原因,印度政府不得不強調軍事優先性。1962年中印戰爭後,印度大幅擴充其軍事力量,促成1971年印巴戰爭的勝利。時至今日,印度還對巴基斯坦和中國有威脅,甚至有想要和日本想要爭奪印太海上霸權的野心。[11] 1998年,成功完成核子試爆(Pokhran-II)後,印度成為核武國。查謨和喀什米爾叛亂及卡吉爾戰爭等事件迫使印度不得不繼續擴充其軍事力量。
北韓建政後,推行「先軍政治」(韓語:선군정치),即「在國家事務中,一切工作以軍事為先,以軍事為重」,類似於國民經濟軍事化。[查證請求]。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黨指揮槍」的指導原則,直接領導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為首的中國武裝力量,而排斥軍隊國家化和非政治化。[12][13][14]政府一直尊崇和宣揚解放軍的貢獻,並有「破壞軍婚罪」等多種維護軍人非常利益的特殊法律罪名和制度,教育也一直強調西方列強的侵略及武力反抗的必要性;隨着中國國力日升,2000年後學術界更陸續出現「恢復漢唐帝國盛世」等言論和研究。
2013年至2016年期間,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以反腐敗的名義清洗了軍隊中大量的高級將領,包括原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並以「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改變了解放軍的負責和指揮結構。在對立勢力被清除後,習近平強化軍委主席負責制,軍隊最高指揮權被身為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個人完全掌握[15][需要較佳來源]。
同時期,中國的擴軍行為亦有所增加,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數據表示,其2019年年度軍事預算總額達1.19萬億元人民幣,僅次於美國[16],且仍在逐年增加[17]。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美國國防部部長辦公室等部門認為考慮到中國未公開的開支,實際國防預算比官方預算多[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