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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一項《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後經「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正式發表,公之於世[1]。《五一六通知》日後成為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2]。
1966年5月4日至5月26日,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集中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5月16日會議通過經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多次修改的《通知》,決定撤銷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之下[3]:105。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會上講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3]:108-1095月23日,會議決定:停止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的職務,以後提請中央全會追認和決定;撤銷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市長職務、陸定一的中央宣傳部長職務;5月26日會議結束[3]:109。「五一六通知」,系統地表達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之觀點,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性文件[3]:109。
五一六通知在發佈後的一年內都屬於中國共產黨二級機密文件,只有17級以上的幹部才能接觸[4]。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從此成為公開文件[5]。
《通知》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為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批駁。它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它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為資產階級復闢作輿論準備」。
由此《通知》為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它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
《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和陳伯達,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為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本人未出席會議,但議程是按他部署的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錯誤」,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進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銷《二月提綱》一句話的技術說明,毛澤東提出要對此做理論說明;才組成一個起草小組。該通知改了無數稿,其中最重要的話全都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雖未明確提及術語「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四清」綱領《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俗稱《二十三條》)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預設,其基本含義已經包含在《通知》中了。
《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被1981年6月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為「左」傾錯誤的綱領,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奠定了基礎。它的通過和貫徹,標誌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發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