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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掃盲教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掃除文盲的工作。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全國5億多人口中有超過4億人口是文盲，文盲率約為80%，其中農村地區的文盲率高達95％以上。[1][2][3][4]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人口總數達7.23億，掃盲運動使得中國文盲率（15歲及以上不識字人的比例）下降到了52%，有約1億人脫盲。[1][3][4][5] 但此後，掃盲運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幾乎中斷[1]，知識分子成為被首要打倒的對象之一，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遭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6][7][8]；文革期間高考停止，上千萬知識青年進行了上山下鄉運動[9]。
1977年，高考於「撥亂反正」期間恢復[10][11]。1978年底，中國人口接近10億[12][13]，全中國文盲人數將近2.4億、文盲率達25%，青壯年中有30%-40%是文盲[14][15]。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1982年，義務教育和掃盲教育被納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16]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生效，自此中國大陸開始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1][17]2001年，國務院聲稱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18]。在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中，中國大陸總人口約13.4億，其中文盲人口約0.54億，文盲率為4.08%。[19][20]另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截止2015年，中國文盲率下降至3.6%。[2]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受教育體制影響，以及連年動盪的社會局勢，教育普及長期得不到落實。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中國5億多人口中有超過4億人口是文盲，文盲率高達約80%。[2][3][4]其中絕大多數是工農，婦女文盲又是工農文盲中的大多數。[3][21]例如1949年上海市（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郊外黃渡地區的青壯年中，81.4％為文盲。在貧農、下中農家中找不到識字的人。如黃渡地區沈家浜村1949年前有24戶人家，其中有19戶三代都沒進過學校，各家連一支鉛筆也沒有，寫封信都要去四里地以外的鎮上求人代寫。當時全中國的小學僅有28.9萬所，在校學生僅2368萬人。[21]
1945年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在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解放區也都開展了掃盲工作。當時，解放區每到冬季農閒時節，便組織農民讀書、識字。這種學習只在冬季進行，故稱「冬學」。各地冬學水平不一，組織形式、教材、師資不同，許多冬學還存在重視政治教育、輕視文化教育的情況。[22]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制定的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要求，加強勞動者的業餘教育和在職幹部教育。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識字運動委員會」，專門負責領導農民、工人、幹部的掃盲教育。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提出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服務，學校必須向工農開門，建設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區的新教育經驗為基礎，吸收舊教育中的某些有用的經驗，藉助蘇聯教育的先進經驗；還提出自1951年起開展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並且頒佈了《關於開展一九四九年冬學工作的指示》，指出冬學運動應當在全國農村中普遍試行。[21][23]
1950年9月20日至29日，教育部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工作會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開幕詞中指出，工農教育應以識字教育為主。中央、各大行政區教育部門、婦聯的工作人員，及工人、農民業餘學校的模範教師和學員共400多人與會。會上討論了工農教育的實施方針、領導關係等問題，提出了「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口號，實現「政府領導、依靠群眾組織、各方面配合」的原則，着重以工農幹部、積極分子為主要教育對象，分別以文化教育、政策時事教育為主要教育內容。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出席會議。當時在會議第七天，毛澤東、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臨會議現場，毛澤東還與到會的學習模範握手併合影。[22][24]
掃盲運動在全國大規模推行，但在推行過程中，一些地方不顧實際、急功冒進。「速成識字法」的推廣中也出現了過於急躁、學習成果不能穩固的現象。1952年結束後，全國真正掃除文盲人口僅55.04萬人。[21]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決議，為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設立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兼黨組書記楚圖南，副主任委員李昌、林漢達、祁建華）。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的大區文教委員會主任會議上提出，文化教育工作應當按計劃辦事，掃盲是長期複雜的任務，需要十多年或更長時間完成，要求各地繼續糾正1952年秋後掃盲工作中出現的冒進傾向。[21]
針對無統一掃盲標準等引發的問題，1953年11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發佈了《關於掃盲標準、畢業考試等暫行辦法的通知》，其中根據幹部、工人、農民這幾種不同的掃盲對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次界定了文盲、半文盲概念，即「在識字方面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準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以下者為文盲」，同時還規定了統一的掃盲標準及脫盲考試規章制度，即「幹部和工人，一般可訂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訂為能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常用的便條、收據；城市勞動人民一般訂為能識1500個常用字，讀、寫標準參照工人、農民的標準。」「根據群眾要求，縣掃盲工作委員會或教育科可給考試及格者發掃盲畢業證書。」「掃除文盲的畢業考試，由各掃盲基層領導機構或專職幹部、教師主持……考試內容：可分為識字、閱讀、寫作三項」。[21][22][25]此後，掃盲運動開始穩步發展。[21]
1951年年底，全國各地都開辦起識字班。據統計，1951年僅工廠工人就有170多萬人參加了識字班。1950年代，歌曲《夫妻識字》伴隨着掃盲運動在全國各地識字班傳唱一時，歌詞是：「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寫字，放呀麼放光明。什麼字，放光明？學習，學習二字我認得清。」[22]1952年全國工農業餘學校中，參加學習的工人達到230餘萬人[26]。
掃盲運動剛開始時，學校是臨時的，老師是業餘的，教材沒有統一規定，各地紛紛出版各種「識字課本」。這些「識字課本」有的面向工人，有的面向農民，還有的面向城市家庭婦女。根據面向群體不同，課本內容也不同。「識字課本」大體由課文、生字、課後練習三部分組成。擁護中國共產黨、愛祖國、反封建、愛崗敬業等思想政治教育也是課本中的必要內容。[22] 學習中開展了各種類型的識字比賽。1952年8月在北京舉辦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慶祝建軍25周年運動會上，甚至設置了「識字賽跑」（在地上寫完規定的字才能起跑）、「文化測驗」的項目。農村識字比賽更為常見，有的學員在家裏的牆上、門上、勞動工具上都寫着字，學員爭當識字「積極分子」。[21]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某部文化教育指導員祁建華在部隊開展文化教育的過程中發明了「速成識字法」，分三步進行教學：（1）學會注音符號和拼音；（2）突擊識字，要求會讀並初步會講；（3）學習語文課本，開展閱讀、寫字、寫話活動。在實踐中，該法一般只需半個月便能識字1500個以上。[21]應用該法，1952年3月，西南軍區在全軍率先消滅了文盲。1951年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一文，介紹了西南軍區文化幹事祁建華用「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迅速脫盲的事跡。[22]
1951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開了「速成識字法」座談會。[21]1952年4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發了獎狀。三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全國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識字法」。[22]195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內的工人、農民當中推進「速成識字法」，有步驟地掃除文盲。該政策出台後，通過宣傳和動員，工人、農民大規模報名進識字班。[21]全國各地迅速辦起「速成識字法」實驗班。重慶紡織工人速成識字實驗班經過21天脫產學習，學員從每人平均識400多字提高至2000多字。北京東郊的高碑店農民實驗班，26個學員經164小時學習，認識了1638個字，初步有了寫信能力。1952年，速成識字法教學在工廠、農村掃盲中取得較大成效。根據中國東北、上海、北京等地不完全統計，參加速成識字法學習的工人達25.8萬人。其中大部分人經150小時到200小時的學習，學會1500個至2000個單字，並且能閱讀通俗讀物和寫簡單文章。[22]
1955年，各地掃盲熱情降溫，而文盲數量仍很大，許多脫盲者因未及時鞏固而復盲。1955年深秋，毛澤東在頤和園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討論如何把掃盲與農業合作化結合起來，胡耀邦推薦了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創辦記工學習班的材料。毛澤東看過後，將這篇材料的題目改為《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收入《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並寫下800多字按語：[22]
「這個經驗應當普遍推行。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步為了記工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彙，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彙。要編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裏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第二種課本……根據一個小範圍的地方的事物和語彙，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彙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仿辦。各級青年團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說：「掃盲運動，我看要掃起來才好。有些地方把掃盲運動掃掉了，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間把文盲掃掉，不是把掃盲運動掃掉，不是掃掃盲，而是掃盲。」[22]
毛澤東對《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的按語很快隨着《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傳達到了全國。全國各省、市、縣乃至村都各自編寫了結合當地情況的新掃盲教材。[22]根據統計，1957年掃除農民和居民文盲人口600多萬，達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掃盲教育發展的最高峰。[21]
大躍進時期，掃盲工作也落入浮誇風、高指標當中。1958年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全國掃除文盲協會召開掃盲先進單位代表會，會上提出來一個文化上的「原子爆炸」，會議向全國發出5年內基本掃除全國青壯年文盲的倡議。1958年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報》先後發表社論《掀起規模壯闊的掃盲大躍進》、《用革命精神掃除文盲》。當時全國14歲至40歲的青壯年文盲，僅在農村中便仍有1.5億，如果按此前8年的平均掃盲速度，即便一年掃盲300萬，也需50年才能掃完，如要在5年內掃除這些文盲，必須每年掃盲3000萬到4000萬人。掃盲很快形成了群眾運動高潮，各地虛報浮誇十分嚴重。根據當時的報道，僅1958年1月到9月，全國共掃除青壯年文盲1億人。1958年11月，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說：「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麼老實……比如掃盲，說什麼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此後這場「掃盲躍進」才有所降溫。[22]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農村掃盲工作跌入低谷，且這時的掃盲中的政治教育比例已較重。[21]
1964年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時，也對國民文化素質進行了全面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由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從1949年到1964年共有1億多人脫盲。[1][3][4] 而據另一份中國官方統計數據，截止1965年，掃盲運動使得全國文盲率從1949年的約80%降至38.1%。[2]
1966年至1976年，毛澤東等人在中國大陸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科研教育受到重大衝擊，知識分子成為被首要打倒的對象之一，被視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遭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6][7][8]。與此同時，文革期間高考停止，上千萬知識青年進行了上山下鄉運動。[9] 文革初期，農村掃盲機構被撤銷，掃盲工作幾乎停滯，只有少數農村仍在堅持掃盲，如四川省巴中縣、湖南省桃江縣先後自1969年、1971年起恢復掃盲。[1][21]
1971年舉辦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重新將掃除文盲提上日程，而周恩來總理從1972年起對教育戰線的整頓，促使全國多地恢復業餘教育機構。自1972年開始，各縣陸續在文教部門下設立專管農民掃盲、業餘教育的機構，配置一定數量的專職或兼職幹部負責。當時農民業餘教育的主要形式為 「政治文化夜校」，亦稱 「政治夜校」: 當中有部分只流於形式，充當聚集農民進行「大批判」或記大寨工分的場所，或組織農民背誦毛主席語錄，掃盲效果微乎其微。但同時也有部分鄉村利用「政治夜校」組織掃盲班，主要安排青壯年文盲入學識字，部分地方更設有業餘高小和初中班，為脫盲學院鞏固掃盲成果。當時陝西、甘肅、廣西等省區亦相繼編寫統一的掃盲教材，再輔以各縣各自編寫的鄉土教材。內容以政治教育居多，但亦包含當地地方名、農活名、日常用品名稱的常用字。部分地方更將掃盲教材編為山歌、拋秧歌、掃盲歌等生動有趣的形式，廣受農民歡迎。
1974年，江青大力向全國各地推廣所謂的「小靳莊政治夜校經驗」，以拓展其在文教戰線上的影響力。受其影響，全國夜校也流行着江青所炮製的「小靳莊十件新事」，強迫各地農民進夜校賽詩、跳樣板戲、搞 「革命大批判」。這股歪風嚴重衝擊了掃盲識字教育的進展，而黑龍江、山西等地首當其衝，不少 1972 年後陸續恢復的掃盲夜校也再次停頓下來。但不少文教戰線上的幹部、群眾仍然堅守崗位、排除干擾，在夜校中堅持以文化學習為主導。譬如湖北省漢川縣頂住「四人幫」黨羽要求大辦 「小靳莊式政治夜校」的壓力，堅持派遣文教幹部謝國雄到丁集公社辦點，成功掃除文盲千餘名。
文革晚期，湖北省部分地方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掃盲方式，時稱 「五七農民學校」，以毛澤東的 "五七指示" 命名。與當時流行全國的 「政治文化夜校」不同，「五七農民學校」並不只在夜間進行學習，而是將當地青少年文盲集中一處，脫產學習。每期學習一般維持兩至三個月，學員幾十人不等，由農民學校提供食宿，學習期間記基本工分。當時湖北省紅安縣、廣濟縣、麻城縣、新洲縣等地也出現了這類學校，掃盲效果較好。後來江蘇省武進縣等地也參考了這種脫產學習模式，效果良好。
這段時間，山西、福建、山東部分地方延續了「文革」前注音識字的做法，先向農民介紹漢語拼音，然後再用拼音作為拐棍協助農民識字。福建省大田縣曾在1975年開展注音識字的試驗，輔導員許長安成功使30名文盲通過幾個月的學習學會1500個漢字，同時向其推廣普通話。山西省萬榮縣、聞喜縣，福建省龍溪縣等地也創造了注音掃盲的成功經驗，掃除數千名文盲，其具體經歷記錄在1976年出版的 「注意注音識字 開展業餘教育」一書。
通過廣大幹部群眾的不懈努力，全國在文革動亂之中也掃除了一大批文盲。各地陸續出現一批掃盲先進典型，如黑龍江省木蘭縣、陝西省華陰縣、上海市川沙縣等，當中有不少縣、公社或大隊更成為無盲單位。根據1981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年鑒，全國於1972-1977年共掃除1932萬名文盲。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復出政壇，於1977年9月首次提出要進行「撥亂反正」，並恢復了因文革而中斷了十年的高考。[10][27][28][29] 1977年9月19日，鄧小平和教育部負責人劉西堯、雍文濤、李琦等人談話，針對十年「文革」中教育戰線的是非顛倒以及當時教育部負責人的思想還比較保守的狀況，提出：「總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過去講錯了的，再講一下，改過來。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辦事要快，不要拖。」[10][27][28][29]
1978年10月，鄧小平提出「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否定了四人幫之一的張春橋「全國都成了文盲也是一個勝利」的觀點。[30][31] 在1977年恢復掃盲秩序的基礎上，1978年11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頒佈《關於掃除文盲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將掃盲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規定「各地應根據本地區的情況，制定具體的掃盲規劃，採取有效措施」，並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強調掃，忽視堵」的教訓，首次正式提出下述掃盲基本方針：「努力做到『一堵、二掃、三提高』。一堵就是抓好普及小學五年教育……二掃就是要把12周歲到45周歲的少年青年壯年中的文盲基本掃除……三提高就是對已脫盲的，要採取多種形式，組織他們繼續學習，使他們進一步鞏固提高。」[21]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教育隨之重新受到重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以全國社會發展、教育整頓為基礎，《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提出了加快農業生產發展的措施，開始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隨着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掃盲工作恢復制度化、正規化，並為經濟發展服務。[21]
1978年底，中國大陸人口接近10億、其中81%為農民[12][13]，全國文盲人數將近2.4億、文盲率達25%，青壯年中有30%-40%是文盲。[14][15] 1978年至1980年，掃盲工作迅速發展，撥亂反正期間「實施義務教育」的口號被提出。[16][32]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期間，鄧小平提出「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等觀點。[33][34][35][36]
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全國12歲以上文盲、半文盲2.3722億人，佔全國人口總數的23.5％，其中農村文盲佔91％，40歲以上文盲2.1853億人。1982年12月4日，義務教育、掃盲教育被納入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八二憲法）》，憲法第十九條規定[16][21]：
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 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並且發展學前教育。 國家發展各種教育設施，掃除文盲，對工人、農民、國家工作人員和其他勞動者進行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業務的教育，鼓勵自學成才。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 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1983年10月，鄧小平為北京景山學校題詞「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37]1986年4月1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施行。由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定「國家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該法規定：「義務教育是國家統一實施的所有適齡兒童、少年都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業。」[21]
1988年2月5日，國務院發佈《掃除文盲工作條例》規定個人脫盲標準為：「農民識一千五百個漢字，企業和事業單位職工、城鎮居民識二千個漢字；能夠看懂淺顯通俗的報刊、文章，能夠記簡單的帳目，能夠書寫簡單的應用文。」該標準在此後數十年間一直未變。[38]條例還規定：「凡15周歲至40周歲的文盲、半文盲公民，除不具備接受掃盲教育能力的以外，不分性別、民族、種族，均有接受掃除文盲教育的權利和義務。」「掃除文盲實行驗收制度。掃除文盲的學員由所在鄉鎮人民政府、城市街道辦事處或同級企業、事業單位組織考核，對達到脫盲標準的，發給『脫盲證書』。基本掃除文盲的市、縣區，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驗收」，並且第一次提出「掃除文盲與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應當統籌規劃，同步實施。已經實現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尚未完成掃除文盲任務的地方，應在5年以內實現基本掃除文盲的目標」。此後數年，國務院不斷發布有關文件，對掃盲普及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21]
1999年，國務院批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2000年如期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目標，是全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兩基』已進入攻堅階段，要確保全國目標的實現。普及義務教育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中西部地區，在『十五』計劃期間繼續實施『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重點放在山區、牧區和邊境地區。」「到2010年，在全面實現『兩基』目標的基礎上，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有步驟地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全國人口受教育年限達到發展中國家的先進水平……」[39][21]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提出：「繼續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規模。積極發展各類職業教育和培訓。完善繼續教育制度，逐步建立終身教育體系。」[40][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1號）》中的「全國分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的15歲及以上文盲人口」數據顯示，中國內地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未包含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台灣省）和現役軍人人口中，文盲人口（15歲及以上不識字的人）共計54656573人，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文盲人口減少30413094人，文盲率自6.72%下降到4.08%，下降2.64個百分點。[41]
2009年初，領導全國掃盲工作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掃盲教育處被撤銷，其職能轉到基礎教育司政策處。[42]全國許多地方政府已解散掃盲工作組，將掃盲工作分散到教育、民政等部門。
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統計報告》的數據，2010年到2014年，全國共掃除文盲325.36萬人，全國掃除文盲數量逐年降低，2012年全國掃除文盲數量比2011年減少四分之一。專家認為，速度放緩是由於2011年以後中國全面實現了九年義務教育，青壯年文盲基本掃除，剩下的都是掃盲工作的難點。其中老少邊窮地區依然是文盲的高發地區。數據顯示，在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勞動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全國高3.6個百分點，這些地區仍有不少村莊是文盲村。[38]
2011年，教育部印發《掃盲教育課程設置及教學材料編寫指導綱要》，要求各地掃盲課程要將讀寫算知識學習同成人基本生活技能、職業技能培訓、保健衛生、法律知識、權益保障等相結合。一些地方已多年開展針對出國勞務人群的「外語掃盲」，針對進城務工農民的「城市生活能力掃盲」。專家認為，這類掃盲值得進一步推廣，應從「掃文字盲」走向「掃文化盲」，整合教育資源，針對不同人群，靈活精準地開展新型掃盲工作。[38]
大規模有組織的掃盲仍在監獄系統堅持開展。2012年4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部長吳愛英表示，2008年以來，全國監獄系統總共完成了對125萬名罪犯的掃盲和義務教育工作。[43]
2014年1月2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2013-2014》顯示，全世界72％的文盲人口集中在10個國家（印度、中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埃塞俄比亞、埃及、巴西、印度尼西亞、剛果（金）），這些國家文盲人口5.57億，其中印度是全世界文盲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年人文盲人口2.87億，佔全世界文盲人口的37％。報告還特別指出，中國在掃盲工作上表現突出，成年人文盲人口在過去20年減少1.3億（即下降70%）。[44][45]
教育部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掃盲教育專任教師僅1.08萬人，連續第三年減少，參加掃盲學習人數僅45.55萬人，在偏遠農村已難見正規掃盲班。由於剩下的文盲有的年齡太大，所以政府已不再做掃盲要求。基層也已多年沒有掃盲專項資金撥付，掃盲工作常常因此停滯。[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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