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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大量警力來維持政權穩定的國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警察國家(英語:Police state,又譯警察社會),為政治學及社會學術語,描述政府自稱為人民的監護者及擁有法定權力,在缺乏法律程序及違反人民意願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強行控制人民生活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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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國家與法治國家的不同,在於個人自由的界限:法治國家僅只於保護人民不受不義侵犯,但是尊重個人自由;但是警察國家則以人民福祉為由,不惜侵犯個人自由[1]。警察國家的政府,認為自己是無知人民的監護人,為了保護人民,他們有義務糾正人民的錯誤,指導人民應該如何做,以維持正當的社會秩序,即使這些作為違反了人民的意願。
一個警察國家常典型的表露出集權主義和社會控制的要素,通常很少或沒有區分法律和行政部門對政治權力的履行,對人民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實行嚴密和鎮壓性的控制。表達或溝通政治觀點或其他的觀點的限制,這些觀點都受警察監督或強制。政治控制可以由在憲政國家一般強制的邊界之外運作的秘密警察部隊的手段來加以執行。[2]
「警察國家」這一術語首次使用於1865年,指代在奧地利帝國為維持秩序而對國家警察部隊的使用。[3][需要更多來源]
事實上,即使在地方範圍上,使用警察部隊在緊急情況之外積極的維持秩序,在此之前幾乎未有所聞。[來源請求]
美國首次使用國家警察部隊也在同一年──1865年,一支警察隊伍在馬薩諸塞州建立起來。[4]
此前,大多數社會的秩序都由在特定事件中被調集的地方級的較弱的警備機構自發維持。在常駐警力的維持變得普遍起來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警察國家」一詞則更多的用來專門指代「過於」猛烈的「僵化和鎮壓性」動用警察權,如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對如法國大革命和羅馬帝國之類的壓制性/鎮壓性歷史事件的回溯性應用。[5][6]
對一個國家或政權進行警察國家的分類通常具有爭議。因為這一術語所具的貶義[來源請求],罕有國家願意將自身定義為警察國家。分類常由國內的揭發者或國外的批評家或激進團體確立。該術語的使用是出於回應法律、警察和政權的行動做出的反應,經常被用作貶義的描述政權的社會契約、人權和類似事務的概念。
純粹的警察國家是權威主義的,經常是獨裁統治。但是政府鎮壓的程度隨社會的不同而變化很大。大多數政權介於極端的公民自由意志論和集權主義之間。
在國家緊急狀態或戰爭時,通常存在於自由和國家安全的平衡往往偏向於安全一邊。這種轉換可能會引發該國家已經或正在成為一個警察國家的指控。
因為各種政治見解對於何謂個人自由和國家安全之間的恰當平衡並不一致,沒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可以決定「警察國家」這一詞彙對某一個特定國家在某一個具體時間點是否適用。因此,很難客觀評估關於一個國家就是或正在成為一個警察國家的指控的真相。有一種審視警察國家和自由國家的概念的方法,是通過一種天平或刻度的手段,其中任何着重於去除自由的法律被視為天平向警察國家方向移動,而任何着重於限制政府監控的法律則被視為向自由國家移動。[7]
戰爭常在虛構作品中被描繪成建立警察國家的妥善先導步驟,因公民較平時更加依賴政府和警察以維護安全(參見下文虛構的警察國家 )。
在開明專制的政治模式中,統治者是「最高公僕」,執行絕對的權力以提供給全民普遍福利。這一模式的政府提出所有的國家權力必須被導向一極,拒絕成文法對統治者絕對權利的限制。諸如托馬斯·霍布斯之類的思想家支持這類絕對主義政府。
由於開明的絕對統治者被宣稱是承擔了公共利益,依任免權,是暗示了絕對正確的。即使是尖銳的針對於執政黨的忠實反對,也構成了危害國家罪。忠實反對派的概念對於此類政治無法兼容。而公開的異議被禁止,故而無可避免的成為機密,這又反過來使其被秘密警察的方式的政治鎮壓而反制。
強調法治的自由民主制關注的是警察國家不服從於法律。最先將法治引入德國法學的羅伯特·馮·莫爾將法管國家與貴族制的警察國家對立起來。 [8]
如上述所討論的,無法客觀判定一個國家是否已經或正在成為警察國家。因而,列出一份窮盡所有警察國家的清單本質上有問題。但是,有若干激烈辯論的例子,以展示警察國家的結構的部分特徵。這些例子如下:
英格蘭王國國王亨利八世統治下的都鐸王朝對轄下臣民進行嚴厲監控且獎勵告密,並透過王家警察執行此一任務。
俄羅斯沙皇國沙皇伊凡雷帝在1565年成立秘密警察機關特轄區,進行迫害和獨裁統治。
在20世紀時的蘇聯及其衛星國,包括東德和其他東方集團成員國,廣泛利用警察和情報部門(如KGB)對國內進行鎮壓、清洗 ; 東德成年人口中有2.5%擔任負責舉報的史塔西專員。
在伊朗王國,從1925年到1941年的禮薩汗統治時期,警察存在的人數有所增加,他們逮捕並折磨許多反對他的統治者。巴勒維時期(1941年至1979年)統領SAVAK秘密警察後,警察的監控和監視更為加劇。他們被看到位於每個街角,對沙阿的統治很忠誠,並且逮捕並折磨了許多人,這個統治制度也造成政治犯大幅增加。公眾對沙阿的憤怒和大規模起義引發了由阿亞圖拉領導的伊朗伊斯蘭革命,霍梅尼推翻了伊朗君主制並成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結束了伊朗二千五百多年的君主專制歷史。隨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建立,特別是強悍維護平民伊斯蘭法律的巴斯基民兵的道德警察,警察專橫情況又大幅度惡化。
在亞歷山大一世君主專制下的南斯拉夫王國,1929年亞歷山大解散議會、廢除憲法,新聞自由被取消、政黨遭禁,使國家權力更集中。國王的警察特工迫害非塞爾維亞人的民族領袖,導致了南斯拉夫國內其他民族的不滿,尤其馬其頓人及克羅地亞人。1934年亞歷山大一世於法國馬賽遭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成員暗殺身亡。
在皮諾契特控制下的智利工作下的警察,履行「壓制公共自由、消滅政治競爭、限制言論自由、廢除罷工權利、凍結工資」的政策。
在巴蒂斯塔統治期間的古巴屬於專制警察國家。隨著他在古巴革命期間被推翻,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古巴共產黨取代政權獲得權力,警察的影響力也仍然持續在增加擴大。2003年3月,22名試圖發布非政府授權的新聞的記者在古巴被關押,並面臨27年的牢獄之災。也有報告稱還未被關押在監獄裡的記者也經常被威脅處以與這22名記者相同的命運。[9]
在朝鮮半島,其長久以來的政治早已是警察國家的代表,從新羅到被法西斯式警察國家大日本帝國統治以及通過施行和維持警察國家制度的南韓李承晚政權(第一共和國)、朴正熙和全斗煥的軍政府(第三、第四和第五共和國)與北韓金日成家族。設在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自從位列朝鮮最後或倒數第二個在其新聞自由的測試新聞自由指數的介紹,說明執政的北韓金氏家族控制著所有的媒體。
針對土耳其政府推出的新安全措施以壓制抗議活動的政策,正義與發展黨政府被各界指責正將土耳其改造為警察國家。
在宰因·阿比丁·本·阿里統治期間的突尼西亞,是世界上最高壓的警察國家之一,在某些時候甚至有高達70-80%的成年人口擔任向政府告密的職務。警察賄賂和濫用權力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在茉莉花革命之後亦然)。
自2013年埃及政變以後,埃及軍政府已經採取嚴厲打擊宗教和言論自由的重大措施,導致它被指責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革命式警察國家」。
南非種族隔離制度被普遍視為已經成為警察國家,雖然其已經名義上成為了民主制(卻把土著的黑人多數人口排除於民主之外)。
納粹德國,是屬於一個專制的政體,(至少在開始時)希特勒被通過以名義上的民主制度選舉上臺,但對其人民實行了鎮壓控制(保護性看管)。
部分人認為英國使用生物特徵身份證[10][11]大眾監控系統和未經審判的拘押,正在移向警察國家的方向[12],這些手段全系政府引進。英國已經被描述成「監控最嚴密的國家」。[13] 除經倫敦警方授權外,在國會大廈半徑半英里以內抗議是違法的。[14] 已有政治領袖被秘密逮捕的先例。[15]英國政府否認了關於警察國家行為的指控。[16]
美國也被描繪為正在朝警察國家移動。2002年6月27日,美國眾議員Ron Paul在眾議院發言中說:
“ | ...'Is America a Police State?' My answer is: 'Maybe not yet, but it is fast approaching.' [17]…「美國是警察國家嗎?」我的答案是:「也許還不是,但正在向其快速靠近。」 |
” |
也有針對美國在大眾監控方面的批評。目前正在採用的強制免疫也面臨着是否侵犯個人自由的爭議。[18][19][20]
美國傳媒網站SupChina引述美國歷史學者瑞安·圖姆的意見,指稱:「新疆已經成為與朝鮮相當的警察社會,有着如同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種族主義政策[21]。
香港特別行政區自從2019-2020反修例運動及港區國安法成立後大量拘捕及鎮壓支持社運人士及組織,並成立秘密警察組織,因此被批評為警察社會[22]。
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描述了處於一個不斷挑起並創造了一場持續戰爭的社會主義集權統治下的不列顛。這場持續戰爭被用作使人民服從於全民監視和警方突擊搜查的藉口。國家不僅摧毀了詞彙「思想自由」所表示的行為和思想的自由,還摧毀了思想自由一詞本身。
葉夫根尼·扎米亞京的小說《我們》刻畫了一個反烏托邦,其中牆壁由玻璃製成,唯一的信息獲取方式是國家保證,而想像則被從人民身上強行移除。
小說家辛克萊爾·劉易斯的It Can't Happen Here諷刺性的刻畫了法西斯在1930年代的美國的崛起。
艾倫·摩爾和大衛·勞埃德合著的圖像小說V字仇殺隊,講述了一個蒙面的自由鬥士努力顛覆已經控制英國的法西斯式的北方之火黨的故事。(參考同名改編電影V字仇殺隊)
高見廣春的小說《大逃殺》描繪的架空歷史中, 日本成為了警察國家,名為「大東亜共和國」。
在Honorverse系列小說中,天堂人民共和國是一個經典的(類共產主義)警察國家。這一國家一直延續到第九部小說《勝利的灰燼》的結尾。在這個系列最近的小說和故事(包括其外傳/續集)中,儘管太陽系聯盟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民主政體,但卻明顯地表現出警察國家的許多典型特徵,在它的外圍領土(由邊境安全局管理和統治)上尤其如此。
美國作家蘇珊·柯林斯的系列反烏托邦小說飢餓遊戲三部曲中,描繪了兩個不同的極權主義國家,一個類似羅馬,有着嚴格等級制度,崇尚暴力、軍事獨裁的法西斯國家;另一個則擁有共產黨國家特徵,壓抑個性、對人的社會活動機械化管理和限制的國家。兩個國家都具有警察國家的特徵,且伴隨劇情發展,兩者之間的區別也逐漸模糊甚至消失了。
下例所指「警務人員」並不特指一國內政部(公安部)管轄下的警察,還包括供職於國家安全機構、策反機構、諜報排查機構、特殊偵訊機構、特種強力機構等不隸屬於一國政府軍系統的、擁有暴力執法權限、可採取暴力手段的強力機構的公務員。由於數據來源的限制,這裡僅統計編內人員,不包含編外的臨時雇員。
以下數據部分根據大赦國際2013年相關統計資料整理而成,部分數據不被當事國官方承認[23]。
括號內為一國家或者地區的「警務人員」(非軍事武裝力量機構成員)佔該國家或者地區公務員總數的比值: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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