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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自強為中華民國84年（1995年）黃春樹命案的被告之一。因為黃春樹命案另兩名嫌犯黃春棋及陳憶隆供稱，徐自強為本案共犯。在黃春棋、陳憶隆更3審定讞之後，一改過去自白，改稱說為拖延案件的審理時間，以延後執行槍決，故謊稱徐自強為共犯。
徐自強歷經21年訴訟，總共有8次遭判處死刑定讞[1]、2次無期徒刑，並歷經8次更審、5次非常上訴[1]。2012年5月18日，台灣高等法院更8審宣判，認定徐自強擄人勒贖，判處無期徒刑。2015年9月1日，台灣高等法院更9審則宣判徐自強無罪，但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堅持提出上訴[2]。在2016年10月13日，中華民國最高法院駁回高檢署上訴，宣判徐自強無罪定讞，並解除限制住居[3]。
房屋仲介商黃春樹遭到綁架勒贖，最後被撕票，嫌犯黃春棋落網，並供稱陳憶隆、黃銘泉、徐自強共同實施犯罪，而黃銘泉後來在泰國被暗殺，其他三人被判死刑，但是對於徐自強是否涉案，仍有許多疑點。徐自強主張投案被告遭刑求、共同正犯之自白不能成為唯一證據，經律師聲請釋憲、檢察總長5度提起非常上訴成功而獲再審機會，並於2015年9月1號，更九審判決無罪。
1995年9月1日，台北縣房屋仲介商黃春樹遭到綁架勒贖，並遭押到汐止山區殺害棄屍。
1995年9月2日凌晨，黃春樹父親黃健雲接獲不明來電，要求以七千萬贖回長子黃春樹。
1995年9月18日，黃健雲依歹徒指示要付贖金，但是由於案發後再也沒有接獲兒子的訊息，在心生疑慮下，並未按照歹徒指示丟錢，而歹徒也未出現。
1995年9月25日，第二次取贖，嫌犯黃春棋落網。[4]
1995年9月26日，凌晨四點，警方訊問黃春棋，過程中，黃春棋供出「阿強」（徐自強）、「大胖」（陳憶隆）及「阿宏」（真實姓名不詳）[4]
1995年9月27日，黃春棋於檢察官偵訊時表示，希望可以有律師在場，因為「受不了警方刑求」[4]。
1995年9月28日，警方經黃春棋親友比對勒贖錄音後，確認黃春棋涉入本案。警方在黃春棋的指引下尋獲黃春樹屍體，宣佈破案。
1995年10月22日，嫌犯陳憶隆於雲林釣魚場被警方逮捕，陳憶隆供出第四名共犯黃銘泉。
1995年11月17日，士林地檢署依照懲治盜匪條例擄人勒贖罪嫌，起訴徐自強、陳憶隆、黃春棋和黃銘泉[5]。
1995年12月16日，黃銘泉於泰國遭仇家殺害。
1996年5月16日，陳憶隆、黃春棋二人一審判決死刑。
1996年6月24日，徐自強在律師陪同下主動投案。徐自強自述投案理由：因陳憶隆、黃春棋二人一審判決死刑確定，怕死無對證，再者，徐自強認為：「既然沒做，就不該被冤枉一輩子。」 然而徐自強自此一路被判處死刑（依據2002年以前的刑法348條規定，擄人勒贖而故意殺害被害人屬於唯一死刑之罪）
1997年-1999年，台灣高等法院四度判處徐自強等三人死刑，但四度被最高法院發回更審。
1999年11月16日，高院更五審判處徐自強等三人死刑。
2009年12月8日，臺灣高等法院仍在更(六)審將徐自強判處死刑。[7]。為徐自強義務辯護的律師林永頌，在宣判後於高院大門口痛罵司法已死，律師團批評，徐自強案的兩名共同被告供詞反覆，在法庭上又不敢跟徐自強交互詰問，但法院卻憑著兩人先前的供詞，就認定徐自強涉案，完全顛覆證據法則（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強調一定會再提出上訴。[8]。
2010年3月31日，最高法院再次將台灣高等法院第六次更審判決撤銷，發回更審。[9]
2011年11月25日，高等法院更(七)審判決中，改判徐自強為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仍可上訴。[10]。
2012年3月8日，最高法院以證據調查有誤、判決理由欠備等理由，第八次將本案發回臺灣高等法院更審。[11]
2012年5月18日，高等法院更(八)審宣判，認定徐自強擄人勒贖，判處無期徒刑。
2012年5月19日，因速審法規定，在未定讞的狀況下，被告不得羈押超過八年，徐自強因而得以在凌晨零時（速審法生效日）自看守所釋放出來。
2013年4月3日，最高法院以證據調查有誤、判決理由欠備等理由，第九次將本案發回高等法院更審。
2015年9月1日，台灣高等法院更(九)審宣判，原判決撤銷。徐自強無罪[12]。
2015年9月18日，高檢署的檢察官認為，高院僅因同案被告黃春棋在更九審時拒絕作證，就推翻過去被告自白的證據能力，判徐無罪，認為判決違反法令，因而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13]。
2016年10月13日，最高法院駁回高檢署上訴宣判無罪確定，並解除限制住居[3]。
2000年5月16日，同案被告陳憶隆在台北看守所向徐自強家屬翻供，改稱徐自強沒有參與本案，並當場書立自白書為證。[14] 陳憶隆自白書：
| “ | 「按本案自始，同案被告徐自強均未曾參與亦未曾知情，係因徐自強對立自白書人催債不已，立自白書人本即心懷怨懟，而獲案之後想藉由牽扯根本完全不在場之徐自強，以圖拖延訴訟程序，冀在一線生機。」 | ” |
2001年2月8日，監察院介入調查此案，發佈的調查報告中指出：
2003年10月1日，徐自強之律師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
2004年7月23日，大法官做出《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認為
釋字582號要求：
2005年5月26日，在第五次非常上訴中，最高法院以94年度台非字124號判決[15]將本案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暨台灣高等法院88年度重上更(五)字第145號判決均撤銷，由台灣高等法院依判決前之程序更為審判。
本案最大的疑點在於，法院沒有其他明顯證明徐自強確實涉及本案的證據，只基於共同被告陳憶隆、黃春祺之自白，便將徐自強判處死刑。[16]
黃春棋在筆錄中提到，案發當天被找去討債，早上九點與徐自強、陳憶隆二人共駛一部偷來的贓車綁架黃春樹，並一同將被害人帶到汐止山區殺害。中午黃春棋先行返家，案發兩三天才開始撥打勒贖電話。
在陳憶隆落網後，案情出現大逆轉。陳憶隆供出第四名嫌犯黃銘泉（黃春棋的哥哥），因四人經濟狀況不佳，八月中旬計畫擄人勒贖。當天四人駕駛兩部車綁架黃春樹，但車行一兩分鐘後，徐自強返回犯案現場擦拭指紋，其後自行回家，並未上山。下午兩點，四人在徐自強家分贓被害人身上的現金，商議日後取贖事項。
二人說法前後矛盾，但在日後的筆錄中，黃春棋的供詞逐漸與陳憶隆的供詞統一，起訴書上的事實陳述也採信陳憶隆的說法。黃春棋為了掩護哥哥，先前未供出黃銘泉犯案，一開始仍強調案發當日徐自強有上山，其後才依附陳憶隆說法，指犯案當天徐自強沒有上山，回犯案現場擦拭指紋。
但是兩人後來翻供，表示會供出徐自強是因為希望判決可以久一點並獲得一線生機[16]。
當天七、八點徐自強至檳榔攤顧攤，約十點左右因母親交代而到龜山郵局領款（有監視錄影畫面為證），中午至桃園蘆竹鄉母親住處用餐（有證人洪佩珊作證）。下午二時許，因自小客車故障，駕往業昌汽車修理廠修理（修車廠負責人可證）。另外，因隔天要帶兒子出門遊玩，下午15:40徐自強前去桃園市區租車（有租車單可以證明），之後返回檳榔攤，看攤至晚上九、十點左右。不過，法院一審到更五審均不採信徐自強的不在場證明[16]。
徐自強的律師於84年10月6日提出徐自強在當天10:47到10:48間至郵局提領現金的照片，做為不在場證明。在沒有考慮當天徐自強並無交通工具、處理案發現場所花費的時間之下，法院經實際測試後認為，從黃春樹位於大直的住處回到徐自強桃園龜山住處，就算加上塞車時間，也只要一個小時左右。根據陳憶隆、黃春棋的供詞，被害人遭綁架殺害時，徐自強被指示回案發現場清理，確實不在場，因此法院並未將此視為徐自強未參與犯案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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