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取消,大學停止招生;1970年起大學開始按推薦制招生,這些錄取的學生後來遂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1][2][3][4]。1970年到1976年間,全國共招生94萬人[1][2]。錄取的學員包括工人、農民、解放軍士兵(簡稱工農兵),以及一些青年幹部、知青和相當比例的幹部子弟,多數人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程度,造成當時各大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秩序混亂[2][5][6][7][8]。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該制度被取消,1977年「撥亂反正」期間,高考恢復[2][7]。
這期間經推薦入學的學員學歷後來稱作「大學普通班」,簡稱「大普」[9][10][11],學制為二至三年。雖然大學普通班學歷也被承認作「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不同於當時設立的學制二年以內的推薦制進修班、培訓班[12],但它與大學專科或授予學士學位的本科有實質區別[13]。這些學員畢業後的工資待遇比照專科畢業生,在專業職稱評審中有時可充作本科學歷。不過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工農兵大學生的規定。[14]1990年代,曾有學校為這批畢業生重新開具學歷證明或換發畢業證書,但後來被宣告無效。[15][16]
歷史
1968年7月21日的毛澤東《七·二一指示》指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2][4][17] 1968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規定學制為兩年,學員畢業後仍回廠工作[4]。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及上山下鄉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試點[2]。規定招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18]。當時,工農兵大學生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6][8] 學習期滿後(學制2至3年),原則上返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國家統一分配[2][19]。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文化課考試,提出了「十六字」招生辦法及「兩個估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20][21]。1972年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全面推廣[4]。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22]。鄧小平復出後,經努力,1973年4月國務院批准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修訂1971年開始實行的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增加「文化考試」的內容[2]。其後由於張鐵生寫信事件,文化考試結果作廢,張鐵生當時被封為「白卷英雄」、「反潮流英雄」[2][23][24][25]。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紅旗》雜誌也轉載並發表評論,認為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2][25]。張鐵生獲得「四人幫」的支持,該事件也嚴重阻礙了鄧小平對招生制度改革的努力[2][24][25][26]。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工農兵學員制度也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消亡。1977年,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同年決定恢復高考[7][32]。從1966年高考取消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1][2]。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於1976年入學[3]。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文件,其中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2][33]。
弊端
弊端一、由於「領導批准」在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和錄取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為「走後門」打開了方便之門,也導致了工農兵學員中的幹部子弟比例較高[8][34][35]。
弊端二、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工農兵學員的文化基礎、年齡都存在較大差別,文化程度高的是「文革」前夕畢業的高中生,低的是「文革」前初中一年級;年齡大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生人,小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這樣一群學生共為同窗,再加上「上、管、改」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學校、老師如何施教確實有不少難題。後來學校採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頭進行教學,但從來不公開評價學生的學習成績。好在那時基本不考試,一般是當一門課程結束時按等級考核一次,這減輕了一些同學的壓力。當時課堂教學老師很避諱一言堂、滿堂灌,儘量採取啟發式、討論式等教學形式,使課堂氣氛顯得比較民主、輕鬆。
弊端三、由於廢除了招生考試,學員的文化程度差別很大,生源質量堪憂,造成了教學秩序的混亂,降低了教學水平和質量,使大學教育嚴重地形式化、政治化[2][5][6][8][36]。具體而言,工農兵學員的錄取,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農民中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意味着小學甚至半文盲也可接受[2][6][8]。譬如,1970年,北京大學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5][6]。1971年,北京市7所院校所招學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漢大學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學員連加減乘除也不認得[2]。1972年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占20%[5][8]。
據當年的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回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了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來自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的33位專家學者參加,至8日結束[7]。會上,當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談到清華大學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時,鄧小平插話說:「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7][36]鄧小平插話令查全性大膽直言,他痛陳「現行(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熱愛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據了招生名額。」鄧小平當即鼓勵查全性繼續說。查全性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沒了人才;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三是助長了不正之風;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的招生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37]
知名人物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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