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取消,大學停止招生;1970年起大學開始按推薦制招生,這些錄取的學生後來遂稱為「工農兵大學生」或「工農兵學員[1][2][3][4]。1970年到1976年間,全國共招生94萬人[1][2]。錄取的學員包括工人、農民、解放軍士兵(簡稱工農兵),以及一些青年幹部知青和相當比例的幹部子弟,多數人只有初中甚至小學文化程度,造成當時各大學的教學內容和教學秩序混亂[2][5][6][7][8]。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該制度被取消,1977年「撥亂反正」期間,高考恢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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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兵塑像

這期間經推薦入學的學員學歷後來稱作「大學普通班」,簡稱「大普[9][10][11],學制為二至三年。雖然大學普通班學歷也被承認作「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不同於當時設立的學制二年以內的推薦制進修班、培訓班[12],但它與大學專科或授予學士學位的本科有實質區別[13]。這些學員畢業後的工資待遇比照專科畢業生,在專業職稱評審中有時可充作本科學歷。不過選拔幹部,很多地方都有限制使用工農兵大學生的規定。[14]1990年代,曾有學校為這批畢業生重新開具學歷證明或換發畢業證書,但後來被宣告無效。[15][16]

歷史

試點

1968年7月21日的毛澤東《七·二一指示》指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2][4][17] 1968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了「七二一工人大學」,規定學制為兩年,學員畢業後仍回廠工作[4]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決定「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上山下鄉知青中招生,先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試點[2]。規定招收「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18]。當時,工農兵大學生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6][8] 學習期滿後(學制2至3年),原則上返回原單位、原地區工作,特殊需要的由國家統一分配[2][19]

推廣

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通過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明令廢除高考文化課考試,提出了「十六字」招生辦法及「兩個估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大規模招收工農兵學員[20][21]。1972年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經驗在全國高校全面推廣[4]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22]鄧小平復出後,經努力,1973年4月國務院批准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修訂1971年開始實行的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增加「文化考試」的內容[2]。其後由於張鐵生寫信事件,文化考試結果作廢,張鐵生當時被封為「白卷英雄」、「反潮流英雄」[2][23][24][25]。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張鐵生的信,另加編者按語:「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紅旗》雜誌也轉載並發表評論,認為搞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反撲」[2][25]。張鐵生獲得「四人幫」的支持,該事件也嚴重阻礙了鄧小平對招生制度改革的努力[2][24][25][26]

1976年9月6日,中國郵政發行了《工農兵上大學》郵票[27]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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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武漢大學。文革後,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中國科技大學學者溫元凱等人成為最早向鄧小平倡議恢復高考的人士[28][29][30][31]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工農兵學員制度也隨着文化大革命的結束而消亡。1977年,鄧小平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第三次復出政壇,同年決定恢復高考[7][32]。從1966年高考取消到1977年恢復高考的10年間,全國高等院校共招收94萬基於推薦制的大學生[1][2]。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於1976年入學[3]

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事部國家教委聯合下發教學廳字[1993]4號文件,其中規定,對於1970-1976年進入普通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學習期滿畢業時已由學校頒發了畢業證書,國家承認其學歷為大學普通班畢業;該時期進入高等專科學校的則為專科畢業[2][33]

弊端

弊端一、由於「領導批准」在工農兵學員的推薦和錄取中具有決定性作用,為「走後門」打開了方便之門,也導致了工農兵學員中的幹部子弟比例較高[8][34][35]

弊端二、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工農兵學員的文化基礎、年齡都存在較大差別,文化程度高的是「文革」前夕畢業的高中生,低的是「文革」前初中一年級;年齡大的是四十年代中期生人,小的是五十年代初期生人。這樣一群學生共為同窗,再加上「上、管、改」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學校、老師如何施教確實有不少難題。後來學校採取了分大班小班、快班慢班等措施分頭進行教學,但從來不公開評價學生的學習成績。好在那時基本不考試,一般是當一門課程結束時按等級考核一次,這減輕了一些同學的壓力。當時課堂教學老師很避諱一言堂、滿堂灌,儘量採取啟發式、討論式等教學形式,使課堂氣氛顯得比較民主、輕鬆。

弊端三、由於廢除了招生考試,學員的文化程度差別很大,生源質量堪憂,造成了教學秩序的混亂,降低了教學水平和質量,使大學教育嚴重地形式化、政治化[2][5][6][8][36]。具體而言,工農兵學員的錄取,文化程度只需要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上即可,工人、農民中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不受年齡和文化程度的限制,意味着小學甚至半文盲也可接受[2][6][8]。譬如,1970年,北京大學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5][6]。1971年,北京市7所院校所招學生中,高中文化程度占21%,初中占78%,高小占0.6%;武漢大學招收的新生中,文科有45名是初小程度,理科有30%是高小程度,甚至有學員連加減乘除也不認得[2]。1972年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指出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占20%[5][8]

據當年的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回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8月4日,鄧小平人民大會堂主持了召開了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來自科學院系統和高等院校的33位專家學者參加,至8日結束[7]。會上,當清華大學黨委負責人談到清華大學的新生文化素質太差,許多學生只有小學水平,還得補習中學課程時,鄧小平插話說:「那就乾脆叫『清華中學』、『清華小學』,還叫什麼大學!」[7][36]鄧小平插話令查全性大膽直言,他痛陳「現行(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熱愛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據了招生名額。」鄧小平當即鼓勵查全性繼續說。查全性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沒了人才;二是卡了工農兵子弟;三是助長了不正之風;四是嚴重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的招生工作還沒有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後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37]

知名人物

部分知名的工農兵學員[2][3][8][38][39][40]

參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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