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安德森（英語：Anna Anderson，1896年12月16日—1984年2月12日），最為知名羅曼諾夫王朝成員假冒者，其自稱為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女兒阿納斯塔西婭·尼古拉耶芙娜·羅曼諾娃[1]。阿納斯塔西婭·尼古拉耶芙娜·羅曼諾娃為沙皇尼古拉二世與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皇后之么女，1918年7月16日至1918年7月17日之間，她與她家庭於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被共產黨革命分子所殺，而她的屍體一直到2007年才被尋獲。[2][3]
1920年時，安娜·安德森在柏林因自殺未遂而被送進精神病院。起先，因為安娜·安德森拒絕透露她的身分，而被稱為「無名女士」（德語：Fräulein Unbekannt）[4]。此後她先後使用「柴可夫斯基」（Tschaikovsky）和「安德森」（Anderson）為姓。1922年3月，安娜·安德森為沙俄女大公的說法開始受到大眾矚目。皇室教師皮埃爾·吉利亞爾在內，認識女大公阿納斯塔西婭的人，或者是阿納斯塔西婭家族的成員，多稱其為假冒者。1927年，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皇后的兄弟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維希資助了一起私人調查，結果發現安德森其實是一名叫作「弗蘭齊斯卡·尚茨科夫斯卡」（Franziska Schanzkowska）的波蘭工廠女工，並且有心理疾病病史。多年的法律訴訟後，德國法庭判定安德森無法證明自己是安娜塔西亞，但因為媒體的傳播，使得她的主張知名度大增[5]。
1922年到1968年期間，安德森常與居住在德國和美國的支持者同住，並曾多次進出療養院，其中包括一家精神病院。1968年安德森移民美國。簽證到期前不久，安德森嫁給了歷史教授傑克·馬那漢（Jack Manahan），馬那漢後來被稱呼為：「可能是夏洛蒂鎮最受喜愛的怪人」[6]。1984年安德森去世，她的遺體火化後被埋葬於德國塞翁城堡的教堂墓地。
蘇聯垮台後，沙皇一家七口的屍體先後被發現。許多國家的實驗室，利用基因檢測技術證實了他們的身分[2]。人們利用安娜·安德森的頭髮和因醫療行為所留下的組織進行基因檢測，結果顯示安娜·安德森與羅曼諾夫王朝並無關連[7]。安德森的線粒體DNA反而與弗蘭齊斯卡·尚茨科夫斯卡的姪孫卡爾·毛赫爾（Karl Maucher）相符[8]。大多數談論安娜·安德森的科學家、史學家和記者，都認為其與弗蘭齊斯卡是同一人[9]。
達爾多夫精神病院（1920年到1922年）
1920年2月27日[10]，一名女子嘗試從德國柏林的本德勒大樓橋跳入蘭維爾運河自殺。一名警長發現後，將其救下並送至呂措廣場的伊麗莎白醫院。女子身上沒有身分證明，加上其拒絕透露身分，因此被稱為「無名小姐」（德語：Fräulein Unbekannt）。之後該女性被送往達爾多夫（德語：Dalldorf，現賴尼肯多夫維特瑙）的精神病院住了兩年[4]。該女性頭部跟身體上有原因不明的傷痕[11]，而根據醫護人員的說法，該名女性說德語時有俄國口音[12]。
1922年早期，一名叫做克拉拉·波伊特赫特（Clara Peuthert）的精神病患，稱該名女性是俄羅斯帝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四個女兒之一的塔季揚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大公[13]。柏伊特出院後，她跟白俄上尉尼可拉·馮·舒培（Nicholas von Schwabe）說在達爾多夫看見了塔季揚娜[14]。此後舒培造訪了精神病院，也認為該名女性就是塔季揚娜[15]。舒培說服亞歷山德拉皇后的朋友季娜伊妲·托爾斯泰（Zinaida Tolstoy）等其他白俄移民前去拜訪該名女病患。亞歷山德拉皇后的女侍官蘇菲·布克斯霍夫登與托爾斯泰一同前往了精神病院。當見到該名女性時，布克斯霍夫登說：「相比塔季揚娜來說，她太矮了」[16]，認為她不是塔季揚娜[17]。過幾天，該名女性表示：「我並未說過我就是塔季揚娜[18]。」
達爾多夫精神病院的特婭·馬利諾夫斯基（Thea Malinovsky）護士聲稱，該名女性在幾年後被釋放，並在1921年的秋天自稱是尼古拉二世的另一個女兒安娜塔西亞[19]。不過該名女性稱不記得有這件事[20]。該名女性即為安娜·安德森，她的傳記作者們，要不忽略馬利諾夫斯基的說法[21]，要不就是穿插在他們的故事之中[22]。
德國和瑞士（1922年到1927年）
1922年5月，柏伊特、舒培和托爾斯泰相信該名女性（也就是安娜·安德森）即是安娜塔西亞，然而布克斯霍夫登認為其與安娜塔西亞毫無相似之處[23]。這位女性最後被帶出了病院，並住進巴龍·阿圖爾·馮·克萊斯特（Baron Arthur von Kleist）在柏林的家中。巴龍·阿圖爾·馮·克萊斯特是一位白俄移民，在沙皇政府垮台前，他是俄屬波蘭的警察局長。負責處理此案的柏林督察法蘭茲·格林貝格（Franz Grünberg）認為：「克萊斯特或許有其他考量，如同移民者圈子的傳言，假使俄羅斯舊政府能夠重建，他希望能藉由照顧這名年輕女性，從中獲得不錯的利益[24]。」
該名女性開始自稱安娜·柴可夫斯基（Anna Tschaikovsky）[25]，「安娜」取自「安娜塔西亞」（Anastasia）的縮寫[26]，而柏伊特則四處說安娜就是安娜塔西亞[27]。安娜曾住在一些熟人的房子，例如克萊斯特、柏伊特、一個叫做巴赫曼（Bachmann）的貧困工人的家，以及格林貝格督察在措森豐克米勒附近的莊園[28]。安娜住在豐克米勒時，格林貝格安排了亞歷山德拉·費奧多羅芙娜皇后的姊姊——黑森和萊茵大公國的伊蓮妮公主——與安娜·柴可夫斯基見面，但是伊蓮妮公主不認得她[29]。格林貝格又安排安娜與塞西莉女公爵會面，但是安娜拒絕與其交談，塞西莉女公爵也因安娜的行為而心生疑惑[30]。1950年代，塞西莉女公爵簽署了一份聲明，內容稱安娜即為安娜塔西亞[31]，不過塞西莉家族對該聲明存有異議，並暗指塞西莉女公爵罹患了癡呆症[32]。
1925年，安娜的手臂遭結核感染，先後於多個醫院接受治療。此疾導致她的體重明顯下降，更曾使她一度病危[33]。期間，費奧多羅芙娜皇后的侍從官阿列克謝·安德烈耶維奇·沃爾科夫、安娜塔西亞的老師皮埃爾·吉利亞爾、吉利亞爾的妻子蘇拉（她曾是安娜塔西亞的保母），還有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姐姐奧麗加女大公等人，都曾拜訪過安娜。他們對安娜的處境感到同情，所以沒有立即發表公開聲明，最終他們也都否認她是安娜塔西亞[34]。1926年3月，在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舅公丹麥瓦爾德馬親王資助下，安娜與哈里特·馮·拉特列夫前往瑞士盧加諾休養。瓦爾德馬親王一邊透過丹麥駐德國大使赫盧夫·薩勒提供物資協助安娜，一邊對調查她的身分[35]。為了讓安娜成行，柏林外僑辦公室（Berlin Aliens Office）以安娜塔西亞的個人資料，提供她一份名為「安娜塔西亞·柴可夫斯基」（Anastasia Tschaikovsky）的短期身分證明[36]。與拉勒芙吵架以後，安娜在1926年6月搬回德國奧伯斯多夫，一間名為史第拉赫豪斯（Stillachhaus）的療養院，該地位處巴伐利亞阿爾卑斯山脈之中，而拉勒芙則回到了柏林[37]。
住在奧伯斯多夫時，塔季揚娜·梅爾尼克（Tatiana Melnik，原姓博特金）曾造訪過她。塔季揚娜·梅爾尼克是柏林俄羅斯難民辦公室主管謝爾蓋·博特金（Serge Botkin）的姪女，而她的父親歐仁·博特金在1918年與沙皇一家一起，被共產分子所殺，他曾是沙皇一家的專屬醫師。梅爾尼克小時候曾見過安娜塔西亞女大公，而她們最後一次說上話是在1917年的2月[38]。就梅爾尼克看來，安娜長得很像安娜塔西亞女大公，不過梅爾尼克認為：「嘴型有些不同，而且明顯的變得粗糙，再加上她的臉型很瘦，使她的鼻子看起來比以前還大[39]。」在一封信中，梅爾尼克寫道：「她的脾氣幼稚，不能把她當成一般的成人，必須像對待孩子般的引導她。她不是僅忘記幾個字而已，而是喪失了精確表達意思的能力......就算是最簡單的故事，她也能說得亂七八糟；她說的話根本就是把不合文法的德語拼湊在一塊......她的記憶和視力明顯的有問題[40]。」之後梅爾尼克稱安娜就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認為其受損的身心理因素，使其不願說俄語和回想過去所發生的事情[41]。或許是出於好意而不經意的「幫助病人那薄弱的記憶」[42]，又或者是蓄意造假[43]，梅爾尼克私下指導了安娜一些在皇家中生活的一些細節。
賽翁城堡 （1927年）
1927年，有礙於家庭壓力，瓦爾德馬親王決定不再提供提供安娜資金援助，代表安娜將無法自丹麥取得資金[44]。此後，沙皇的遠親洛伊希滕貝格喬治公爵，讓安娜住進了賽翁城堡[45]。亞歷山德拉皇后的兄弟黑森大公恩斯特·路德維希，聘僱了一位叫做馬丁·科諾夫（Martin Knopf）的私家偵探，對安娜到底是不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進行調查[46]。
在安娜待在賽翁城堡的這段期間，科諾夫回報安娜其實是一名叫做弗蘭齊斯卡·尚茨科夫斯卡（Franziska Schanzkowska）的波蘭工廠女工[47]。在一戰期間，弗蘭齊斯卡曾在軍火工廠工作過，然而她的未婚夫在前線陣亡後沒多久，一顆手榴彈從她手中脫落並爆炸，這起意外導致她的腦部受損，連帶炸死一名領班[48]。此後她的精神狀況每況愈下，最後在1916年9月19日被判定為精神病患[49]，前後出入過兩次精神病院[50]。1920年初，弗蘭齊斯卡從柏林的租屋處失蹤，此後她的家人就沒有再見過她和聽到她的消息[51]。1927年5月，弗蘭齊斯卡的哥哥費利克斯·尚茨科夫斯卡（Felix Schanzkowski），被安排在賽翁城堡附近因河畔瓦瑟堡的一間旅店與安娜見面。會面後，費利克斯認為安娜是他的姊姊弗蘭齊斯卡，洛伊希滕貝格公爵的兒子德米特里（Dmitri），則以此認定安娜假冒安娜塔西亞女大公[52]，但是洛伊希滕貝格公爵的女兒娜塔莉（Natalie）卻不這麼認為，她確信安娜就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53]。洛伊希滕貝格公爵對此感到十分為難[54]。費利克斯認定安娜就是她的姐姐[55]，但在他所簽署的法院證詞中，只寫了「非常相似」，並且強調了安娜與弗蘭齊斯卡身型的不同處，以及安娜不認得他自己[56]。幾年後，費利克斯的家人說，雖然費利克斯知道安娜就是他的姐姐，但他選擇了最適當的做法，放安娜追尋自己的新生[57]。
前來賽翁城堡的造訪者還有艾琳娜·亞歷山德羅芙娜公主的丈夫費利克斯·尤蘇波夫親王。他曾寫道：「我直接了斷的說，她絕不是安娜塔西亞·尼古拉耶芙娜，她只是一個投機者、一個歇斯底里的病人，和一個可怕的女演員。我完全無法了解怎麼會有人懷疑這些話。如果妳見過她，我相信你一定會嚇到，如此可怕的生物竟然會是我們沙皇的女兒[58]。」但其他造訪賽翁城堡的人，例如曾於1916年在醫院見過安娜的官員費利克斯·達瑟爾（Felix Dassel）、塔季揚娜·梅爾尼克那從小就認識安娜塔西亞的兄弟格萊布·博特金，皆認為安娜·柴可夫斯基就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59]。
美國（1928年到1931年）
1928年，格萊布·博特金在美國發表了數篇支持安娜·安德森的文章，使得安娜·安德森的事蹟獲得了美國公眾的注意和興趣[60]。格萊布·博特金的宣傳引起了塞尼亞·里茲的注意。塞尼亞·里茲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遠表親，曾是俄羅斯的一名公主，後來嫁給了一名富有的美國實業家[61]。在格萊布·博特金與里茲的安排下，里茲出錢讓安娜·安德森乘坐貝倫加麗亞號郵輪前往美國[62]。從塞翁前往美國的路途中，安娜·安德森在巴黎與沙皇的表兄弟安德烈·弗拉基米羅維奇大公會面，他認為安娜·安德森是安娜塔西亞大公[63]。之後在美國的6個月，安娜·安德森居住在里茲家位於紐約牡蠣灣的莊園中[64]。
1928年7月，距離沙皇遇害將近十年之時，博特金聘僱了一個名為愛德華·法洛斯（Edward Fallows）的律師，希望透過法律途徑取得沙皇在蘇聯境外的資產。在尚未尋獲沙皇屍首之前，並無足夠證據證明沙皇已死，因此他的資產在預估的死亡日期後十年，才能繼承給他的親屬[65] 。法洛斯成立了一間名叫「Grandanor」（為俄羅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Grand Duchess Anastasia of Russia的英文縮寫）的公司，並利用日後可能取得的資產，來出售股份以取得資金[66]。安娜聲稱沙皇在國外擁有大量存款，使得英格蘭有大量諾曼諾夫王朝遺產的謠言出現[67]。沙皇殘存的親屬譴責博特金與法洛斯，利用安娜以獲取利益，博特金則反過來指責他們想騙走「安娜塔西亞」的遺產繼承權[68]。最後，人們只在德國發現一小筆存款，這筆存款也被分配給沙皇其他已確認身分的親屬[69]。後來也許是因為安娜·安德森對沙皇遺產的主張產生爭執[70]，安娜搬出了里茲的莊園，然後在謝爾蓋·瓦西里耶維奇·拉赫曼尼諾夫的安排下，先住進了紐約亨普斯特德的花園城酒店，最後才搬到一處小房舍中。為了躲避媒體，安娜在登記飯店房間時，使用了安德森太太（Mrs. Anderson）的名義，最後安娜·安德森也成為她最為人所知的名字[71]。沙皇的母親瑪麗亞皇后在1928年10月逝世，隨後12名沙皇的近親，在瑪麗亞皇后的喪禮上會面並共同簽署聲明，譴責安娜·安德森假冒安娜塔西亞女大公[72]。此為著名的《哥本哈根聲明》（Copenhagen Statement），該聲明中稱：「我們的責任感使得我們不得不站出來，向公眾解釋安娜·安德森的故事不過是一個童話故事。如果我們繼續讓這個虛幻故事擴散和取得公眾信任，那麼這將是對我們至親的先皇后，一個極大的汙辱[73]。」格萊布·博特金在一封寄給謝妮亞·亞歷山德羅芙娜女大公的公開信中稱皇家「貪婪且無良」，為了財富而攻擊安娜·安德森[74]。
1929年初，安娜與紐約曼哈頓公園大道一名叫做伯爾·詹寧斯（Burr Jennings）的單身富人同住，此人頗為樂意招待這個他認為的沙皇女兒[75]。接下來的1年半，安娜·安德森成了紐約市的寵兒[76]。接下來安娜·安德森產生一連串損害自己形象的行為，其中有兩件事可以視作這一連串行為的高潮，一是她一怒之下殺死了自己的寵物鸚鵡[77]，二來是她在一次聚會時跑到屋頂裸奔[78]。導致在1930年7月24日，紐約最高法院的彼得·舒馬克（Peter Schmuck）法官簽署一道命令，要求其接受精神病院診治[79]。當人們要帶走安娜·安德森時，安娜·安德森將自己關在房間中，最後人們用斧頭強行破入房間。之後她被強制遷移到紐約西徹斯特郡的四風療養院（Four Winds Sanatorium），並在該療養院住了一年多[80]。1931年8月，安娜·安德森在一名私人護士的陪同下，搭乘德國號郵輪返回德國，旅途期間，她只能待在一個上鎖的客艙中[81]。至於回到德國的旅費、療養院的費用，以及之後六個月居住在德國漢諾威伊爾滕一家精神療養院的費用，皆是由詹寧斯負擔[82]。抵達伊爾滕之後，安娜·安德森並未被診斷出精神疾病，但是由於住院費用已經預先支付了，加上她也沒其他地方可去，因此她暫時住在該院的一個套房內[83]。
德國（1931年到1968年）
安娜·安德森回到德國的事情，引起當地媒體的高度關注，並吸引了一些德國貴族[84]。這段期間她曾多次應其支持者的邀請與他們同住[85]。1932年，英國一家名為世界新聞報的小報發布了一則聳動的故事，稱安娜·安德森是一名從事詐欺活動的羅馬尼亞女演員[86]。愛德華·法洛斯作為安娜·安德森的律師，向英國法院控告該報誹謗，訴訟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都無法結束，最後因為安娜·安德森居住在已成為敵國的德國中，而遭法院駁回[84]。1938年，法洛斯試圖幫助人在德國的安娜·安德森，爭取分給沙皇近親的遺產，卻反被沙皇的近親們質疑安娜·安德森的真實身分[87]。訴訟斷斷續續的持續了數十年，蒙巴頓伯爵甚至幫他的德國親戚支付與安娜·安德森進行訴訟的費用[88]。這一訴訟更成了德國歷史上最長的訴訟案件[89]。
1938年，安娜·安德森再次、同時也是最後一次與尚茨科夫斯卡家族見面。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Gertrude Schanzkowska）真心認為安娜·安德森是他的弗蘭齊斯卡姊姊[90]，但由於納粹政府希望利用這次會面，查清楚安娜·安德森的真實身分，如果承認她是弗蘭齊斯卡的話，將會使她被關入牢中[91]。尚茨科夫斯卡家族最後拒絕簽署不利安娜·安德森的證詞，也沒有採取任何進一步的動作[92]。1939年，二戰因為德國入侵波蘭而開始。愛德華·法洛斯把自己的財產全部投入Grandanor公司，希望取得沙皇那不存在的遺產，把自己搞得一貧如洗，最後在1940年離世[93]。二戰結束時，安娜·安德森在屬於蘇佔區的薩克森-邁寧根中，與一名叫路易絲的人生活在溫特斯坦城堡（Schloss Winterstein）。1946年時，安娜·安德森在薩克森-阿爾滕堡的弗雷德里克王子（Prince Frederick）幫助下，穿越邊境前往屬於法佔區的巴特利本采爾[94]。
弗雷德里克王子將安娜·安德森安置在黑森林旁Unterlengenhardt鎮中的舊軍營，此處在日後也成了觀光景點[95]。此後，亞歷山德羅芙娜皇后的友人利莉·迪恩，和皇家的兒童英文教師西德尼·吉比斯都與安娜·安德森見了面，前者相信了安娜·安德森為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說法[96]，後者則稱其為假冒者[97]。一份法院證詞中，西德尼·吉比斯稱：「她完全不是我所知道的安娜塔西亞女大公，我確信她只不過是一個冒牌貨[98]。」此後，安娜·安德森逐漸脫離人群，終日與貓為伍，而她所居住的房屋狀況越來越差[99]。1968年5月，安娜·安德森被人在其家中發現呈半意識（semi-conscious）狀態，而被送到諾伊恩比格的醫院。當安娜·安德森不在家的時候，弗雷德里克王子要求當地的衛生委員會把房子清理了一番[100]。安娜·安德森的愛爾蘭獵狼犬和60多隻貓最後遭到撲殺[101]。她不願接受這個事實，所以在一直支持她的格萊布·博特金要求下，安娜·安德森再次回到了美國[102]。
晚年（1968年到1984年）
此時格萊布·博特金居住在維吉尼亞夏洛蒂鎮中一個大學城，而安娜·安德森前往美國之費用，則是由格萊布·博特金一個叫做約翰·E·馬納漢之朋友所支付，此人是一位歷史教授和系譜學家[103]。安娜·安德森入境美國時，取得了為期6個月的旅遊簽證，然後在簽證到期前，她與小她20歲的約翰·E·馬納漢在1968年12月23日登記結婚。格萊布·博特金則擔任伴郎[104]。約翰·E·馬納漢挺享受這個速成的婚姻[105]，甚至自稱「大公侍從」（Grand Duke-in-Waiting）[106]和「沙皇駙馬」（Son-in-law to the Tsar）[107]。夫妻倆同住在夏洛蒂鎮大學區（University Circle）中一房子，但分開住在不同臥室，此外他們在斯柯茨維爾還擁有一座農場[108]。隔年，格萊布·博特金去世[109]。隨後在1970年2月，纏訟已久之案子終於以雙方都無法證明安娜·安德森的身分告結[110]。
訴訟結束後，安娜·安德森終於能合法使用安娜塔西亞·馬納漢為名[111]，並以行為怪異而在夏洛蒂鎮小有名氣[112]。雖然約翰·E·馬納漢是頗為富有，但是他們卻與成堆貓狗和垃圾，居住在骯髒不堪之環境中[113]。1979年8月20日，安娜·安德森因為腸梗阻而被送到夏洛蒂鎮瑪莎·傑佛遜醫院診治。理查德·史魯姆（Richard Shrum）醫生最後在安娜·安德森體內取出了壞疽腫瘤並切除了一段腸子[114]。
安娜·安德森與約翰·E·馬納漢之健康每況愈下，而安娜·安德森因為喪失自理能力，當地的巡迴法庭為此在1983年11月，指派威廉·普雷斯頓（William Preston）律師擔任安娜·安德森之監護人。幾天後，約翰·E·馬納漢從醫院「擄」走了安娜·安德森[115]，然後在維吉尼亞州裡開著車四處到便利商店找東西吃。最後因為一名警察通報下，人們找到了安娜·安德森和約翰·E·馬納漢，並將安娜·安德森送回護理機構[116]。1984年1月，安娜·安德森疑似中風發作，並在同年2月12日因肺炎病逝[117]。安娜·安德森去世當天，遺體即被火化，並於1984年6月18日葬入賽翁城堡墓地。[118]約翰·E·馬納漢則於1990年3月22日去世。[6]
DNA檢驗
1991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亞歷山德拉皇后，和沙皇三個女兒的遺體，在葉卡捷琳堡附近的亂葬崗被發現。骨骼鑑定和DNA檢定也證實了它們的身分[119]。例如外祖母是亞歷山德拉皇后姊妹的菲利普親王，他的粒線體DNA就與其中女性屍骨上的粒線體DNA相匹配[119]。2007年，人們又發現2具屍體。透過多次的DNA檢驗，證實這兩具屍體為沙皇一家七口未被找到的兩個人，皇太子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羅曼諾夫和沙皇的另一個女兒。沙皇的4個女兒都未能逃過共產黨人的處決[2][3] 。
安娜·安德森在1979年手術時取下的組織，被存放在瑪莎·傑佛遜醫院。人們以此採集到了安娜·安德森的粒線體DNA，並與羅曼諾夫王朝的親屬進行比對。最後發現她的DNA與菲利普親王和沙皇一家人的DNA都不符。葛簇特·尚茨科夫斯卡的兒子，卡爾·毛赫（Karl Maucher）提供的DNA，經過檢驗後反而與安娜·安德森相符，證明安娜·安德森就是弗蘭齊斯卡·尚茨科夫斯卡[120]。基因檢測後5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的泰瑞·梅爾頓博士（Dr. Terry Melton）稱，安娜與尚茨科夫斯卡家族的基因序列關係「依舊特殊」，加上美軍基因鑑定實驗室DNA樣本資料庫的增長，致使「安娜就是法蘭西絲卡·尚茨科夫斯卡的可信度增加[121]」。
後來人們從馬納漢書裡夾著的信封，找到幾縷頭髮。經過檢驗後，頭髮的粒線體DNA與醫院存放的安娜·安德森DNA樣本相符、與卡爾·毛赫的DNA有親屬關係，但與沙皇一家的遺體、羅曼諾夫王朝的倖存者毫無關聯[122]。
評價
1918年7月，共產黨人殺害了沙皇一家7口，包含當時年僅17歲的安娜塔西亞女大公，但幾年後共產黨製造的假資訊，導致沙皇一家仍有倖存者的謠言不脛而走[123]。這些有關皇室結局的謠言，不僅互相矛盾，更給了人們假稱自己是皇室倖存者的機會[124]。
大多數的假冒行為都沒有受到太大的關注，唯獨安娜·安德森不同[125]。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之一的哈里特·馮·拉特列夫，在1928年於德國與瑞士出版其著作《Anastasia, ein Frauenschicksal als Spiegel der Weltkatastrophe》（意為「安娜塔西亞：反映世界危機的女人與她的命運」），該書內容曾在1927年時連載於《柏林晚報》（Berliner Nachtausgabe）。相對的，反方也發表了自己的著作。1929年時，皮埃爾·吉利亞爾與康斯坦丁·薩維奇（Constantin Savitch）一同在巴黎博茲（Payot）出版《La Fausse Anastasie》（意為假的安娜塔西亞）[126]。相互矛盾的證詞和物證，被正反方輪流用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例如安娜·安德森與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臉部特徵，時常被雙方用來比較，以支持或反對安娜·安德森的主張[127]。由於缺少準確的文件證明和物證，因此安娜·安德森是否為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的問題，只能取決於人們自己的想法[128]。如同安娜·安德森常說的一段話：「你相信與否，既不重要，也不成問題[129]。」（You either believe it or you don't believe it. It doesn't matter. In no anyway whatsoever.）德國法庭無法裁定安娜·安德森的主張是否為真，耗時40多年的審理也只能做出：「無法成立，但也無法否認」這樣的判決[130]。在審理期間的最後幾年，岡特·馮·貝倫貝格-高斯勒博士（Dr. Günter von Berenberg-Gossler）成了控方律師。他曾說在德國法庭審理案件時：「比起控方比較不吸引人的陳述，媒體們更偏好報導安娜·安德森的說詞；新聞的編輯常常在記者報導完安娜·安德森那方的證詞後，向記者取得相關資訊，也因此忽略了控方的說法，導致公眾通常無法得知事件的全貌。[131]」
1957年，德國內出版了一本名為《Ich, Anastasia, Erzähle》（我，安娜塔西亞，一本自傳）的書籍，內容為安娜·安德森的故事，其中穿插有羅蘭·克魯格·馮·妮妲的評論，書中的故事是由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拼湊而成[132]。書中有著這麼一個「傳奇故事」[133]，內容是安娜·安德森嫁給了一名叫做亞歷山大·柴可夫斯基（Alexander Tschaikovsky）的男子，男子讓安娜·安德森坐在一個農場的推車上，由他推著車一起逃離了俄羅斯。而兩人育有一子，名為阿列克謝（Alexei），但亞歷山大在布加勒斯特的街上被人射殺，其子則在孤兒院中失蹤。就連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們，也認為這個逃亡故事：「對劇作家來說，都是一個大膽的嘗試[134]」，更別說是反對者了：「這個牽強的愛情故事，令人難以相信[134]。」
對於安娜·安德森動機的說法有許多種，有人認為她是故意假冒、妄想、因精神創傷而產生了新人格，或者被另有他想的支持者所利用。皮埃爾·吉利亞爾稱安娜·安德森為「狡猾的神經病」[135]。第一個認為安娜·安德森是皇室成員之一的人，是當時住在達爾多夫精神病院的克拉拉·柏伊特（Clara Peuthert），並非安娜·安德森。此後，安娜·安德森也相信了這種說法[136]。作家邁克爾·桑頓（Michael Thornton）認為：「她在某處丟失並拒絕了尚茨科夫斯卡的身分。她整個失去了原先的自我，相信自己是新的另外一個人。我認為這是意外產生的，而她也沉迷於強烈的喜悅之中[137]。」路易·蒙巴頓伯爵——沙皇子女的表兄弟——認為安娜·安德森的支持者是：「利用出版書籍、在雜誌上發表文章，和戲劇演出的版稅等等，來使自己發家致富[138]。」謝妮亞·亞歷山德羅芙娜女大公的孫子麥可·羅曼諾夫王子，則稱羅曼諾夫家族一直都知道安娜·安德森是個騙子，同時也瞧不起她，甚至認為：「她身邊的跳樑小丑所創造的書籍和電影，簡直是對人們記憶中的皇室家庭，一個莫大的污辱[131]。」
虛構故事
自從1920年代開始，安那·安德森自稱是安娜塔西亞女大公為基礎的虛構創作開始出現。1928年，一部名為《Clothes Make the Woman》的無聲電影上映，其內容大致等於安娜·安德森的故事[140]。1953年，法國劇作家馬塞勒·莫雷特，參考拉特耶夫和吉利亞爾兩人的著作，編寫了名為《安娜塔西亞》（Anastasia）的劇作[141] ，該劇由維韋卡·林德福什飾演劇名角色，並在歐美等國進行巡迴展演。演出相當成功，因此美國劇作家蓋伊·波爾頓在1956年，將該劇改編為英語電影，名為真假公主（Anastasia）[142]。劇情為一群騙子想假裝安娜塔西亞女大公依舊活著，以此騙取俄羅斯流亡者的金錢。他們將一名叫做「安娜」（Anna）的女性裝扮成安娜塔西亞。安娜的身平不明而且失去了她過去的記憶，但隨著劇情發展，她就是安娜塔西亞的跡象不斷露出。觀眾必須自己思考安娜是否為安娜塔西亞[143]。同一時期，由莉莉·巴露瑪主演的《The Story of Anastasia》，劇情大體與另一部電影相同，但劇中的核心角色：「或許更加迷惘、瘋狂和可悲，但她同時也有充滿氣質與自信的一面[143]。」
劇作家羅伊斯·里頓在1978年發表了關於安娜·安德森的作品，《I Am Who I Am》。與之前的作品相同，該劇將安娜·安德森描寫為：「一個內在價值受到他人貪欲和恐懼所損害的人」，但同時也沒有嘗試證實其身分為何[144]。
肯尼斯．麥克米蘭的芭蕾舞劇《Anastasia》於1967年首演，該劇以《Ich, Anastasia, Erzähle》為靈感來源，此外該劇：「一個關於安娜·安德森，自認是安娜塔西亞的女人，她那戲劇性的幻想......不論是在記憶或是想像中，她經歷了安娜塔西亞過去的一些片段......故事主軸宛若一個來無影去無蹤的惡夢，圍繞在由林恩·西摩飾演的女主角旁[145]。」一名當代評論家認為西摩的演出：「不顧一切的安娜·安德森，那緊繃、痛苦的模樣，令人感到驚奇和印象深刻[146]。」1992年，尤里·瓦莫斯的芭蕾劇《睡美人——沙皇最後的女兒》（Sleeping Beauty – Last Daughter of the Czar）在巴塞爾劇院進行演出，內容以安娜·安德森作為敘事主軸，並以柴可夫斯基的睡美人作為故事基礎[147]。
1986年，分為上下兩部的迷你電視電影《安娜之謎》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上映，主演該電影的艾米·歐文更獲得金球獎提名。哈爾·埃里克森（Hal Erickson）說：「歐文以《淑女，還是老虎？》的手法來詮釋主角，而我們永遠沒辦法知道，她究竟是相信了自己創造的虛幻故事，又或者她其實只是個狡詐的騙子[148]。」
1997年，DNA檢測證實安納·安德森並非安娜塔西亞女大公後，名為真假公主－安娜塔西亞的奇幻動畫片上映，片中名為安娜塔西亞或安亞的主角，被描繪成真正的安娜塔西亞女大公。該作品純粹是一部原創的音樂動畫娛樂電影，英國天空影院認為該片「非常地不重視史實[149]」。
資料來源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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