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本·赫勒敦[1]（阿拉伯語：ابن خلدون，1332年5月27日—1406年3月19日），又譯伊本·哈勒敦[2]，全名為阿布·扎伊德·瓦利·代因·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哈桑·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賈比爾·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赫勒敦·哈德拉米·伊什比利（阿拉伯語：أبو زيد عبد الرحمن بن محمد بن خلدون الحضرمي，Abū Zayd ʿAbdu r-Raḥmān bin Muḥammad bin Khaldūn Al-Ḥaḍrami），阿拉伯穆斯林學者、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被認為為人口統計學之父。[n 1][3][n 2]1332年出生於突尼斯，是塞維利亞的阿拉伯貴族的後裔 （8世紀時跟隨阿拉伯軍隊出徵到安達盧西亞，後遷到北非）。自幼跟從父親學習《古蘭經》和阿拉伯文，又到宰圖那大學學習深造，受到系統的伊斯蘭教育。1352年開始從政。1378年寫成作《歷史緒論》。1406年3月19日在開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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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赫勒敦最著名的著作是《歷史緒論》(Muqaddimah或Prolegomena），在自傳中稱這本書是他用六個月時間寫成的，[4]這本書影響了17至19世紀的奧斯曼歷史學家，如Kâtip Çelebi、Mustafa Naima和艾哈邁德·傑夫代特帕夏，他們利用這本書的理論分析了奧斯曼帝國的興衰。[5]伊本·赫勒敦還與帖木兒帝國的締造者帖木兒大帝有過交往。
最近，有人將伊本·赫勒敦的作品與歐洲有影響力的哲學家（如馬基雅維利、詹巴蒂斯塔·維柯、休謨、黑格爾、馬克思和奧古斯特·孔德）以及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和亞當·斯密的作品進行了比較，認為他們的思想在伊本·赫勒敦的作品中都有先例（儘管不是直接影響）。他還對某些現代伊斯蘭思想家（如傳統學派的思想家）以及里根經濟學產生了影響。
生平
由於他本人撰寫了一部詳細引用了大量有關自己生活文件的自傳（阿拉伯語：التعريف بابن خلدون ورحلته غربا وشرقا; al-Taʻrīf bi-Ibn Khaldūn wa-Riḥlatuhu Gharban wa-Sharqan[6]《伊本赫勒敦東西旅遊自傳》），伊本·赫勒敦的生活經歷記錄完好。但是該自傳對於他的私人生活所述甚少，因此對於他的家庭背景人們了解的並不多。「伊本·赫勒敦」意為「赫勒敦家族（Banū Khaldūn）之子」，源自安達盧斯的上流社會，在大約13世紀中葉收復失地運動中塞維利亞後半整個家族遷居北非。到了突尼斯哈夫斯王朝時期，有些家族成員擔任高管，但是其祖父和父親選擇退出政壇，過着隱士的生活。他的兄弟雅亞·伊本·赫勒敦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寫了一本有關扎亞尼德王朝的書，後來因為擔任法院的歷史學家被仇敵刺殺。[7]
在他的自傳中，伊本·赫勒敦通過來自也門哈德拉毛的阿拉伯部落，將自己的起源追溯到穆罕默德時期。該部落在8世紀時隨着伊斯蘭征服運動遷徙到西班牙。[8]但是，傳記學家默罕默德·伊南（Mohammad Enan）質疑這一說法，認為伊本·赫勒敦的家族可能是穆拉迪人，他們假稱自己是阿拉伯裔以取得社會地位。[9]
思想與著作
在社會學領域，他描述了他所處時代游牧的社會和定居的社會的對立，以及戰士征服一座城市時不可避免的權力喪失。阿拉伯學者薩推爾·胡蘇里認為，《歷史緒論》可以作為一部社會學著作來閱讀。該書圍繞伊本·赫勒敦的核心概念「阿薩比亞」，即「群體感」、「團結」或「部落主義」展開。這種社會凝聚力在部落和其他小型親屬群體中自發產生；宗教意識形態可以強化和擴大這種凝聚力。伊本·赫勒敦的分析着眼於這種凝聚力如何使群體掌權，但其本身卻包含着該群體衰落的種子--心理、社會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種子--取而代之的是由更強大（或至少更年輕、更有活力）的凝聚力所束縛的新群體、王朝或帝國。伊本·赫勒敦的一些觀點，尤其是關於撒哈拉以南非洲津芝人的觀點[10]被認為系屬種族主義,[11]，儘管這在那個時代並非少見。根據學者阿卜杜勒馬吉德·漢努姆的說法，伊本·赫勒敦對柏柏爾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區別的描述被其譯者威廉·麥高金·德·斯萊恩曲解了，他在以 "柏柏爾人歷史 "為題翻譯的《Kitāb al-ʻIbar》選譯本中錯誤地加入了 "將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區分開來並對立起來的種族意識形態"。[12]
伊本·赫勒敦著作中最常被引用的觀點或許是：當一個社會成為偉大的文明時，它的高潮期之後就是衰落期。這意味着，相比之下，征服衰落文明的下一個有凝聚力的群體是一群蠻族。然而，一旦蠻族鞏固了對被征服社會的控制，他們就會被社會更高雅的方面所吸引，如文化和藝術，並吸收或借鑑這些文化習俗。最終，從前的蠻族將被新的蠻族征服，如此循環往復。
伊本·赫勒敦有別於穆斯林歷史學家所遵循的規範，摒棄了他們對傳述者可信度的關注，轉而關注故事的真實性，並鼓勵批判性思維。[13]
有人認為伊本·赫勒敦是現代經濟學家的主要先驅，早在斯密和李嘉圖之前就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儘管赫勒敦並未以此名之。[14]
他還概述了早期的勞動分工、稅收、稀缺性和經濟增長理論.[15]他認為，貧窮是道德和人類價值觀遭到破壞的結果。他還研究了消費、政府和投資等促成財富的因素。伊本·赫勒敦還認為，貧窮不一定是財務決策失誤的結果，而是外部後果造成的，因此政府應參與扶貧。馬來西亞Insaniah大學和印尼Tazkia大學伊斯蘭經濟學院的研究人員根據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創建了一個動力學模型，用于衡量南亞和東南亞穆斯林國家的貧困狀況。[16]
伊本·赫勒敦還認為，伊斯蘭貨幣體系的貨幣應具有內在價值，因此應由黃金和白銀製成（如迪拉姆）。他強調，這些硬幣的重量和純度應嚴格遵守：1第納爾的重量應為1「米特卡爾」（72粒大麥的重量，約為 4.25克），7第納爾的重量應等於10迪拉姆（1米特卡爾的十分之七，即2.96克）。[17]
伊本·赫勒敦有關勞動分工的著作經常被拿來與亞當-斯密有關這一主題的著作相比較。
個人無法獨自獲得生活的全部必需品。全人類必須通過文明合作來實現這一目標。但是，通過人類群體的合作所獲得的東西，卻能滿足比他們多很多倍的人的需求。例如，沒有一個人能夠獨自獲得他所需要的那份麥子。但是，如果有六個人或十個人，包括製造工具的鐵匠和木匠，以及負責耕牛、犁地、收割成熟穀物和其他所有農業活動的其他人，為了獲得食物而單獨或集體工作，並通過合作獲得食物，那麼他們就能滿足比自己多很多倍的需求。 單獨或集體勞動，從而獲得一定數量的食物，這些食物將成為許多人的食物，這些人的數量是他們的數倍。綜合勞動所生產的糧食將超過工人的需求和必需品。（伊本·赫勒敦 1958, vol. II 271–272）[18]
在其他每一種藝術和製造業中，分工的效果都與這種微不足道的藝術和製造業（制針業）的效果相似；不過，在其中許多藝術和製造業中，勞動既不可能被如此細分，也不可能被簡化到如此簡單的程度。然而，只要能夠實行分工，每種藝術都會使勞動生產力得到相應的提高。（斯密 1976a, vol. I, 13–24）[18]
伊本·赫勒敦和斯密都認為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的基礎，但他們的分工動機和背景不同。對伊本·赫勒敦來說，"阿薩比亞"或社會團結是分工背後的根本動機和背景；而對斯密來說，則是自我利益和市場經濟。[18]
伊本·赫勒敦呼籲創建一門解釋社會的科學，並在《歷史緒論》中概述了對這門學科的觀點，其中指出："文明及其福祉，以及商業繁榮，取決於生產力和人們為自身利益和利潤而做出的全面努力"。[19]
伊本·赫勒敦的認識論試圖調和神秘主義與神學，他將科學分為兩個不同的類別：關於《古蘭經》科學的宗教科學和非宗教科學。他進一步將非宗教科學分為邏輯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學等智力科學和語言、文學、詩歌等輔助科學。他還提出，隨着社會的不同，未來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分類。他試圖在教育、經濟和政治方面適應所有可能的社會的文化行為和影響。儘管如此，他並不認為法律是由一個領導者或一小部分人選擇的，而主要是由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選擇的。[20]
在伊本·赫勒敦看來，國家是人類社會抑制社會內部不公正現象的必要條件，但國家的手段是武力，因此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所有社會都必須有一個國家來管理，才能建立社會。他試圖通過確定所有社會都存在的普遍現象來規範社會的歷史。在他看來，只要人類存在，文明就是一種現象。他認為，滿足基本需求是文明的開端。一開始，人們會尋找不同的方法來提高基本需求的生產率，並出現擴張。後來，社會開始變得更加定居，更加注重手工藝、藝術和更高雅的特徵。到了社會末期，社會就會衰弱，讓另一小群人控制社會。征服者被描述為社會內部不滿足的群體，或者是不斷攻擊其他弱小社會的沙漠強盜。
在《歷史緒論》中，伊本·赫勒敦根據當時已知歷史事件的理論框架中可觀察到的模式，以概括的方式討論了將哲學引入歷史的問題。他描述了所有社會的開端、發展、文化趨勢和衰落，最終導致新社會的崛起，而新社會又會沿着同樣的趨勢不斷循環。此外，他還根據自己的歷史知識，推薦了發展社會的最佳政治方法。他着重強調，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教育傳統深深植根於其文化之中的社會。[21]
伊本·赫勒敦提出了「阿薩比亞」一詞來解釋部落主義。阿薩比亞通常被翻譯為「群體感」、「團結」或「部落主義」。這種社會凝聚力在部落和其他小型親屬群體中自發產生。
伊本-哈勒敦認為，過多的官僚主義，如稅收和立法，會導致社會的衰落，因為它會限制更多專業化勞動的發展（學者的增加和不同服務的發展）。他認為，官僚無法理解商業世界，也不具備與商人相同的動機。[21]
伊本·赫勒敦在其著作《歷史緒論》中強調，人類的思考能力（「firk」）決定了人類的行為和普遍模式。這種能力也促使人類形成社會結構，在分工和組織中進行合作。 扎伊德·艾哈邁德在《城市研究中的認識論與人文維度》（Epistemology and the Human Dimension in Urban Studies）一書中指出：「fikr 」是伊本·赫勒敦理論中與人類的精神、智力、身體、社會和政治傾向相關的所有哲學方面的支柱。
他在著作中強調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掌握手藝、習慣和技能。伊本-哈勒敦認為，只要分析這三個概念，就能確定一個社會的成就水平。早期階段的社會是游牧社會，主要關注生存，而後期階段的社會則是定居社會，在手工業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一個擁有定居文化和穩定政治的社會在手工藝和技術方面的成就會更大。
伊本·赫勒敦還在其認識論中強調，教育傳統在確保文明的新一代不斷提高科學水平和發展文化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伊本-哈勒敦認為，如果沒有牢固確立的教育傳統，後人就很難保持前人的成就，更不用說改進了。
區分社會成就的另一種方法是社會的語言，因為對他來說，社會最重要的因素不是土地，而是所使用的語言。讓他感到驚訝的是，許多非阿拉伯人在阿拉伯社會中確實取得了成功，他們有很好的工作，並受到社會的歡迎。伊本·赫勒敦曾回憶說："這些人的血統不是阿拉伯人，但他們在擁有阿拉伯語習慣的阿拉伯人中間長大，""正因為如此，他們能夠很好地掌握阿拉伯語，以至於無法超越"。[22] 他認為，非阿拉伯人之所以被阿拉伯社會所接受，是因為他們掌握了阿拉伯語。
詩歌和散文等文學作品的進步是區分文明成就的另一種方式，但伊本-哈勒敦認為，當一個社會的文學方面達到最高水平時，它就不再是社會成就的標誌，而是生活的點綴。在邏輯科學方面，他將知識的最高水平確立為學者人數的增加和知識質量的提高。對他來說，文學作品的最高境界是散文、詩歌的表現和社會藝術的豐富。[23]
影響
在1697年，一本有關他的傳記出現在巴泰勒米·德埃貝洛的《東方學目錄》中，這是伊本·赫勒敦首次引起西方世界的關注。1806年，西爾韋斯特·德·薩西在他的《阿拉伯文選》中包含了伊本·赫勒敦的專輯以及《Muqaddimah》的節選翻譯（列為《神學緒論》），這讓他開始獲得更多關注。[24]1816年，德·薩西再次發表了一篇內容更為詳盡的傳記。[25]有關《神學緒論》的更多細節和節選翻譯在之後數年不斷出現，直到1858年，阿拉伯文版本全書出版，幾年後，德·薩西出版了完整的法文翻譯版。[26]從那以後，西方世界帶着特殊的興趣開始了對伊本·赫勒敦的大量研究。[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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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及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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