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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萊斯特·克勞利（英語：Aleister Crowley，1875年10月12日—1947年12月1日），全名愛德華·亞歷山大·克勞利（Edward Alexander Crowley），英格蘭神祕學家、儀式魔法師、詩人、畫家、作家和登山家。他創立了泰勒瑪（Thelema）宗教並將他自身定義爲，因受到委託而在二十世紀初期把人類帶入荷魯斯紀元（Æon of Horus）的先知。作爲一個多產的作家，他的一生都在廣泛地出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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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英格蘭沃裏克郡、皇家利明頓溫泉鎮一戶富裕的普利茅斯教友會（Plymouth Brethren）家庭，克勞利拒絕了這一基要主義基督教的信仰，而是對追求西方神祕主義很感興趣。他曾在劍橋大學接受教育，在那裏他專注於登山和寫詩，有着不少出版作品。一些傳記作者宣稱他在這裏被招募進了一個英國的情報局，並進一步提議說他一生都維持着一個間諜的身份。在1898年他加入了一個叫做金色黎明的祕傳組織，在那邊他被塞繆爾·裏德爾·馬奇高·馬瑟斯（Samuel Liddell MacGregor Mathers）和艾倫·班尼特（Allan Bennett）訓練以儀式魔法。搬去蘇格蘭尼斯湖的博斯肯屋（Boleskine house）後，他與奧斯卡·艾肯斯頓（Oscar Eckenstein）在墨西哥登山，之後他又在印度學到了一些印度教和佛教的修煉方法。他與羅斯·伊迪絲·凱麗（Rose Edith Kelly）結婚且兩人在1904年到埃及開羅去度了蜜月，而在這個地方克勞利聲稱接觸到了一個叫做艾華斯（Aiwass）的超自然存在，且艾華斯提供給他一部叫做《律法之書》（The Book of the Law）的神聖文本，即那部作爲泰勒瑪基礎的著作。《律法之書》宣佈了荷魯斯紀元的開始，聲明它的追隨者們應該「行汝之真實意志」，並藉助對Magick的實踐來尋求他們伴隨着真實意志（True Will）的結盟。
在嘗試攀登干城章嘉峰失敗，拜訪了印度和中國後，克勞利回到了英國，專注於詩歌、小說和神祕主義文獻的創作。1907年的時候，他和喬治·塞西爾·瓊斯（George Cecil Jones）一起創立了一個泰勒瑪組織，即A∴A∴，並藉此傳播泰勒瑪。在阿爾及利亞度過了一段時間後，克勞利在1912年接受了另一個祕傳組織東方神殿教Ordo Templi Orientis(O.T.O.)的啓蒙，且很快上升並成爲了O.T.O.英國分支的領導者，並重組了這一分支使得其與泰勒瑪的信仰相對應。泰勒瑪的團體藉助O.T.O.而在英國、澳大利亞和北美被建立了起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克勞利正在美國從事繪畫，並加入了德國人的戰鬥來對抗英國人，但之後揭露說他曾滲透進了親德運動中以協助英國情報服務。1920年時他創立了泰勒瑪修道院（Abbey of Thelema），一個位於西西里切法魯（Cefalù）的宗教公社，且在那裏他曾與許多不同的追隨者生活過。他放蕩的生活習慣招致了英國新聞界的譴責，且意大利政府於1923年將他驅逐出境。之後的二十年中，他分別在法國、德國和英國度過，且直到他去世前都一直在發揚泰勒瑪。
克勞利在他生前的時候得到了廣泛的惡名，被批判爲是一個毒品試驗者、雙性戀和個人主義社會評論家。他被大衆媒體抨擊爲「世界上最邪惡的人」和一名撒旦主義者。克勞利在西方神祕主義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e）中一直有着非常高的影響力，且一直被是視作是泰勒瑪的一位先知。他是許多傳記和學術研究的對象。
克勞利在1875年10月12日以愛德華·亞歷山大·克勞利（Edward Alexander Crowley）的名字出生於英格蘭沃里克郡的皇家利明頓溫泉鎮，克拉倫登區30號。他的父親愛德華·克勞利（Edward Crowley (1829–87)）接受過工程師的訓練，但他在克勞利家族一個名叫奧爾頓·愛麗絲的家庭釀造企業中的股份使得他能夠在他兒子出生前就退休了。他的母親，艾米麗·貝莎·貝肖普（Emily Bertha Bishop (1848–1917)），來自於一個英國德文郡薩默塞特的家庭，而且和她的兒子關係很緊張；她將他形容為「野獸」，一個讓他沉醉的名字。這對夫婦於1874年在倫敦的肯辛頓登記處結婚，且他們都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克勞利的父親是以教友派信徒的身份出生的，但後來轉為了閉關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一個以普利茅斯教友會（Plymouth Brethren）而出名的基督教基要主義團體的派別——且艾米麗也在結婚後加入了他。克勞利的父親非常虔誠，一直致力於做一名旅行的宗派布道者，且每天早餐後都會給他的妻子和兒子閱讀聖經中的一章。在他們的小女兒於1880年去世後，次年他們便搬到了薩里郡的紅山（Redhill, Surrey）。在八歲時，克勞利被送去了位於黑斯廷斯的哈勃肖（H.T. Habershon）福音派基督教寄宿學校，之後又去了劍橋的艾博（Ebor）預備學校，這所學校是由教士亨利·達奇·錢普尼（Henry d'Arcy Champney）運營的，而這個人也被克勞利認為是一個虐待狂。
在1887年3月，克勞利11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因舌癌去世了。克勞利將此描述為他生命的轉折點，且他總是保留着一種對他父親的欽佩，將其形容為「他的英雄與他的朋友」。繼承了他父親三分之一的財產，他開始在學校表現得不禮貌，且受到了錢普尼嚴厲的懲罰；當克勞利有了蛋白尿症後，他的家人將他從學校帶了回來。之後他上了莫爾文學院（Malvern College）和湯布里奇中學（Tonbridge School），它們都受到了克勞利的鄙視，且他在幾個學期後都離開了。他開始逐漸對基督教產生懷疑，向他虔誠的老師們指出了一些聖經中的矛盾，且以吸煙、手淫、和妓女發生性關係（因此感染了淋病）來反抗他教養中的基督教道德。被送去與一位伊斯特本的教友會導師一起生活於後，他開始在伊斯堡學院從事化學課程。克勞利開始在象棋、詩歌與登山中發展出了興趣，並在1894年拜訪阿爾卑斯山脈和加入蘇格蘭登山俱樂部之前攀登了比奇角（Beachy Head，英國東薩塞克斯的伊斯特本鎮的一處懸崖）。之後的一年他回到了伯恩阿爾卑斯山脈（瑞士西南部），攀登了艾格爾峰、特里弗特(Trift)、少女峰、莫希峰和維特霍恩(瑞士山峰)。
在採用了阿萊斯特（Aleister）這個名字以替換愛德華後，克勞利於1895年10月開始了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為期三年的課程，以道德科學榮譽學位（Moral Science Tripos）學習哲學。伴隨着他個人導師的贊同，他轉變為學習英語文學，而這個專業後來沒有再提供課程了。克勞利將他在大學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於消遣，成為了象棋俱樂部的主席並每天練習兩小時；他短暫地將成為一名象棋職業選手視作是自己的職業生涯。克勞利同樣用愛擁抱了文學和詩歌，尤其是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和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作品。他自己的許多詩作出現在了例如《格蘭塔》（The Granta）、《劍橋雜誌》（Cambridge Magazine）和《劍橋的》（Cantab）等學生出版物中。他持續他的登山，在1894到1989年之間每年都去阿爾卑斯山脈度假並攀登，且經常和他的朋友奧斯卡·艾肯斯頓（Oscar Eckenstein）一起。在1897年他第一次不帶嚮導登上了莫希峰。這些壯舉使得他被阿爾卑斯的登山協會所賞識。
1896年12月，當克勞利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度假時，他有了第一次顯著的神秘經驗。一些傳記學家，包括勞倫斯·蘇丁（Lawrence Sutin）、理查德·卡欽斯基（Richard Kaczynski）與托拜厄斯·丘頓（Tobias Churton）都認為這是由克勞利的第一次同性性經驗所導致的，這讓他認識到自己是雙性戀。在劍橋時，克勞利與女人們維持着精力充沛的性生活——大部分是和妓女，且其中的一位讓他染上了梅毒——但最終他參與到了同性性活動中，儘管這在當時是違法的。1897年10月時，克勞利遇到了賀伯特·查爾斯·波利特（Herbert Charles Pollitt）——劍橋大學腳燈戲劇俱樂部的主席，且兩者建立起了關係。之後因為波利特對於克勞利日益增加的對西方神秘主義的興趣顯得無動於衷，兩人就此分別，而這個分手也讓克勞利後悔了許多年。
1897年，克勞利旅行至俄羅斯的聖彼得堡，之後他聲稱在那裡嘗試着學習俄語，考慮未來在那邊從事外交生涯。傳記學家理查德·史賓司(Richard Spence)與托拜厄斯·丘頓（Tobias Churton）提出克勞利是基於英國情報機構的雇用，作為一名情報員才這麼做的，並猜測他是在劍橋大學時被招募的。
1897年10月，一個短暫的疾病引發了關於死亡的考慮以及「一切人類努力的徒勞」，克勞利拋棄了所有關於外交生涯的想法，而是喜歡追尋他在神秘主義中的興趣。在1898年3月，他得到了韋特（A.E. Waite）的《黑魔法與契約之書》（The Book of Black Magic and of Pacts）（1898）和卡爾·馮·艾克豪森（Karl von Eckartshausen）的《聖所上的雲》（The Cloud Upon the Sanctuary）（1896），增進了他對神秘主義的興趣。1898年克勞利私下出版了100本他的詩《流血之地：一個埋葬陌生人的地方》（Aceldama：A Place to Bury Strangers In），但這並沒有特別成功。同年他出版了一系列其他詩，包括了《白色污點》（White Stains），一部在國外印刷的色情詩歌頹廢合集，唯恐被不列顛當局禁止出版。在1898年7月時，他離開了劍橋，且除了他在1897年考試中展示的「一等」和在那之前始終如一的「二級榮譽」之外沒帶走任何學位。
1898年8月克勞利在瑞士的策馬特（Zermatt）遇到了化學家朱利安·L·貝克（Julian L. Baker），且兩人開始討論他們在鍊金術中的共同興趣。回到倫敦後，貝克把克勞利介紹給了自己的姐夫喬治·塞西爾·瓊斯（George Cecil Jones），且他是一個在1888年建立的、名叫黃金黎明協會（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的神秘社團的成員。克勞利在1898年由團體的領導者塞繆爾·裏德爾·馬奇高·馬瑟斯（Samuel Liddell MacGregor Mathers）啟蒙於黃金黎明協會的外部組織（Outer Order）。這一儀式發生於黃金黎明協會位於倫敦馬克石匠大廳（Mark Masons Hall）的伊西絲-烏拉尼亞神殿（Isis-Urania Temple），且克勞利在那裡立下了魔法座右銘與魔法名字「Frater Perdurabo」，這被他解釋為「我將忍受到最後」。傳記學家理查德·史賓司（Richard Spence）和托拜厄斯·丘頓（Tobias Churton）提出克勞利加入組織是基於英國特務機關的要求，為了監視馬瑟斯的活動，因為後者是一名擁護王位者。
克勞利搬到了他自己位於法院巷（Chancery Lane）67-69號的豪華公寓中，並很快邀請一位黃金黎明協會的高級成員，艾倫·班尼特（Allan Bennett），以魔法導師的身份和他同住。班尼特教了克勞利更多的儀式魔法與藥物的儀式性使用，且他們一起執行了Goetia的儀式，直到班尼特前往南亞學習佛教。1899年11月時，克勞利買下了位於蘇格蘭尼斯湖岸東南側的博斯肯屋（Boleskine house）。他逐漸發展出了對蘇格蘭文化的愛，將自己描述為「博斯肯的領主」，並喜歡穿傳統的蘇格蘭高地人服裝，即便是在他拜訪倫敦的時候。他持續寫詩，在1898-99年期間出版了《放蕩女人與其他悲劇詩》、《古代傳說》、《靈魂之歌》、《呼籲美利堅共和國》與《耶弗他》；大部分在文學評論家中都表現得褒貶不一，儘管《耶弗他》被視作是一個評論中的特別成功。
克勞利進步很快，穿過了黃金黎明協會的低等級並進入到了團體的內部第二等級中。他在團體中並不受歡迎；他的雙性戀與放蕩的生活習慣為他帶來了惡名，且與其他一些成員產生了爭執，包括威廉·巴特勒·葉芝（W.B. Yeats）。當黃金黎明協會的倫敦分部拒絕將克勞利啟蒙進第二等級時，他拜訪了在巴黎的馬瑟斯，而馬瑟斯親自同意了他進入小達人等級（Adeptus Minor Grade）。馬瑟斯和黃金黎明協會倫敦分會之間逐漸產生了裂痕，該分會也對馬瑟斯專制的規則感到很不滿。在馬瑟斯的規則下行事，克勞利——伴隨着他情婦與新加入的追隨者伊萊恩·辛普森（Elaine Simpson）的幫助——試圖從倫敦分會的成員們那奪取「達人之拱頂」（Vault of the Adepts），一個位於西肯辛頓布萊斯路（Blythe Road）36號的神殿。當這個案子被送到法庭的時候，法官的裁決偏愛於倫敦分會，因為他們付了這個場所的租金，將克勞利和馬瑟斯孤立在了團體之外。史賓司提議說整個劇情都是用於破壞馬瑟斯權威的天才般操作的一部分。
1900年，克勞利經由美國旅行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城市定居並找了一位當地的女人做他的情婦。逐漸愛上那座城市後，他持續着儀式魔法的實驗，着手約翰·迪伊（John Dee）的伊諾克（Enochian，又稱天使語言）召喚。之後他聲稱曾在那邊被啟蒙進了共濟會中，且他寫了一部基於理查德·瓦格納的唐懷瑟（Tannhäuser）的戲劇，也包括了一系列詩歌，在1905年以《預言》為名字出版。艾肯斯頓在這一年較晚的時候加入了他，且他們一起攀登了好幾座山，包括伊斯塔西瓦特爾火山（ Iztaccihuatl）、波波卡特佩特火山（Popocatepetl）與科利馬火山（Colima），而後者因為一次火山噴發而不得不被他們放棄。史賓司覺得這次旅途的目的可能包括了為英國情報機構去勘探墨西哥的石油前景。離開墨西哥後，克勞利在郵輪日本丸（Nippon Maru）停靠夏威夷之前直接去了舊金山。在這艘船上他與一個叫做瑪麗·愛麗絲·羅傑斯（Mary Alice Rogers）的已婚女人發生了短暫的曖昧關係；承認自己愛上她之後，克勞利寫了一系列浪漫詩作，並以《愛麗絲：一次通姦》為名出版（1903）。
在日本和香港作了短暫的停留後，克勞利抵達了錫蘭（印度以南一島國，現以更名為斯里蘭卡Srilanka），在那裡他遇到了正在學習濕婆教（Shaivism）的艾倫·班尼特（Allan Bennett）。兩人在康堤（斯里蘭卡中部城市，佛教聖地）度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班尼特決定成為一名小乘佛教傳統中的和尚，並去往緬甸以實行他這個決定。而克勞利則打算前往印度，並把自身致力於印度勝王瑜伽（Raja Yoga）的練習，且他說藉此到達了一種叫做禪定（dhyana）的精神境界。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在馬都拉（印尼爪哇東北部的小島）的米納克什安曼寺（Meenakshi Amman Temple）中學習。在這一時期他同樣創作並寫詩，這在之後被出版為《歌之劍》（1904）。他感染上了瘧疾，且不得不在加爾各答（印度城市）和仰光（緬甸前首都）中恢復。1902年時，艾肯斯頓在印度加入了他，也包括了其他幾位登山者：蓋伊·諾爾斯（Guy Knowles）、 H. Pfannl、V. Wesseley和朱爾斯·賈科-古拉莫德（Jules Jacot-Guillarmod）。艾肯斯頓-克勞利小隊一起嘗試了從來沒被攀登過的喬戈里峰（世界第二大高峰）。在旅途中，克勞利感染上了流行性感冒、瘧疾與雪盲症，且其他探險隊的成員都生病了。他們在到達20000英尺（6100米）的海拔高度後就返回了。
在1902年11月到達巴黎後，他聯繫了作為朋友與未來姐夫的傑拉德·凱利（Gerald Kelly），後者在巴黎的蒙巴拿斯區有個工作室，且克勞利很欣然地接受了和他一起住在那。與此同時，克勞利也針對一位熟人，雕刻家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寫了一系列詩作，且之後被出版為《霜中的羅丹》（1907）。常常出入於這一環境的人之中有一個叫做W·薩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的，他在與克勞利短暫地會晤後將後者作為他《魔法師》（1908）這部小說中奧利弗·哈多（Oliver Haddo）這一角色的原型。克勞利於1903年4月回到了博斯肯，在8月時娶了傑拉德的妹妹羅絲·伊迪絲·凱麗（Rose Edith Kelly）為妻，且是以一個權宜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為了防止羅絲進入她被安排好的婚姻中；這個婚姻嚇到了凱麗的家庭，也傷害了他與傑拉德的關係。在與羅絲直接去了巴黎、開羅和錫蘭度蜜月後，克勞利愛上了羅絲並努力證明他的感情。而在他度蜜月的時候，他給她寫了一系列的情詩，出版為《羅莎·曼迪與其他情歌》（1906），當然還寫了一部宗教的諷刺作品《耶穌為何哭泣》（1904）.
1904年2月，克勞利與羅絲抵達了開羅。他們聲稱自己是公主和王子，並租了一間公寓。克勞利在這件公寓中設置了一個神殿房間並開始召喚遠古的埃及神性，且同時也在學習伊斯蘭教和阿拉伯的神秘主義。據克勞利後來的解釋說，羅絲會有規律地變得神志昏迷並通知他「他們在等你。」3月18日，她解釋說「他們」指的是神靈荷魯斯，且她在3月20日宣稱「神分點已經到來」。她讓克勞利來到了一個附近的博物館中，而在那她向他展示了一個公元前七世紀的墓碑：安卡-阿夫-納-庫蘇之碑（Stele of Ankh-ef-en-Khonsu）；克勞利認為這很重要，因為這塊碑的展覽編號是666，而這也是基督信仰中野獸的數字，且之後他將這份工藝品命名為「昭示之碑」（Stele of Revealing）。
根據克勞利之後的稱述，在4月8日時他聽到了一個空靈的聲音宣稱自己是艾華斯（Aiwass），那荷魯斯或胡爾-帕-克拉特（Hoor-Paar-Kraat，荷魯斯的陰性層面）的報信者。克勞利說在接下里的三天中他寫下了所有那個聲音告訴他的事情，並冠以《律法之書》或《Liber L vel Legis》的標題。這本書宣稱人類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紀元，且克勞利將充當起它先知的角色。它說在這個紀元，一個至高的道德法則被引入了，「行汝意志即為全法」，且人們應當學習與他們的「意志」相一致而生活。這本書，以及它所信奉的哲學，是克勞利之後所發展的泰勒瑪的基礎。克勞利說那個時候他對於《律法之書》有點手足無措，並因為可能的怨恨而忽視了文本所要求他去執行的指示，即把昭示之碑從博物館拿走，為他自己的島準備好防禦工事，以及把這本書翻譯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等。根據他的描述，他反而把打字稿寄給了好幾位他認識的神秘主義者，而把手稿丟在了一邊並無視了它。
回到博斯肯，克勞利開始相信馬瑟斯正在用魔法攻擊他，且兩者之間的關係也破裂了。1905年7月28日，羅絲產下了克勞利第一個孩子，一個名叫莉莉絲的女孩，對此克勞利寫下了色情文學的《一位副牧師花園中的雪花蓮》來祝賀他恢復健康的妻子。同時他成立了一家叫做「宗教真理之傳播的社會」的出版社來出版他的詩作，而這個名字同樣也是對「發揚基督知識之社會」的嘲諷式模仿。它的第一批出版物是克勞利的《著作集》，由艾弗·巴克（Ivor Back）所編輯。他的詩作經常會收到一些強烈的回饋（不管是正向還是負向的），但從來都暢銷過。為了試圖引起更多的注意，他設置了100英鎊以獎勵關於他作品的最好的文章。這一獎項的獲勝者是J.F.C.富勒（J. F. C. Fuller）——一位不列顛的陸軍軍官和軍事史學家，他的文章《西方的星星》（1907）宣告克勞利的詩作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克勞利決定攀登位於尼泊爾境內喜馬拉雅的干城章嘉峰，而這座山也被視作是世界上最險惡的山。他聚集了一隻團隊，包括了賈科-古拉莫德（Jacot-Guillarmod）、查爾斯·阿道夫·雷蒙德（Charles Adolphe Reymond）、亞歷克西斯·帕希（Alexis Pache）與阿爾塞斯提·C. 瑞格·德·里吉（Alcesti C. Rigo de Righi），這隻探險隊因為克勞利和其他人的爭執而破裂了，因為一些人覺得克勞利過於魯莽。他們最終反叛了克勞利的控制，而其他剩下的登山員則不顧克勞利的對於過於危險警告，在黃昏時徑直下了山。之後，帕希與其他幾個搬運工在一場事故中死去了，對此克勞利受到了登山俱樂部廣泛的譴責。
在孟加拉灣的一個東部省份時，克勞利參與了一個大型狩獵活動並寫了一部同性戀作品《香味花園》。他在加爾各答（印度城市）與妻子女兒回合，但之後因為射殺了一個試圖行兇搶劫他的本地男人之後，克勞利被迫離開印度。在緬甸短暫地拜訪了班尼特後，克勞利與家人覺得前往中國南方旅行，為此僱傭了一些搬運工和一位保姆。史賓司決定他前往中國的行程是英國情報機構精心策劃的一部分，為了監視地區的鴉片貿易。克勞利在行程中一直吸着鴉片（但他承認這只是為了試圖理解為什麼鴉片在中國這麼流行，且事後他說自己沒有任何上癮或不適），並帶着家人從雲南騰越一路經過永昌、大理、雲南府，然後是河內（越南首都）。路上他花了大量的世界在靈性和魔法工作上，背誦「無生之儀式」（Bornless Ritual），一個對於他神聖守護天使的召喚（也同樣是Goetia的基礎召喚），作為日常練習。
當羅絲與莉莉絲回到歐洲後，克勞利前往了上海並遇見了朋友伊萊恩·辛普森（Elaine Simpson）。辛普森對《律法之書》非常着迷，他們一起舉行了儀式來試圖聯繫艾華斯。之後克勞利航行到了日本和加拿大，然後繼續前往紐約——在那裡他請求獲得干城章嘉峰第二次探險的支持，但失敗了。到達不列顛後，克勞利得知他的女兒莉莉絲在仰光時死於傷寒，且在後來他將此怪罪於羅絲日漸增長的酗酒。遭受着情緒低落，他的健康狀況也開始出現問題，並經歷了一系列外科手術。他開始與女演員維拉「勞拉」內維爾（Vera "Lola" Neville）（原姓斯奈普）與作家阿達·萊弗森（Ada Leverson）開始了短暫的戀情。1907年2月羅絲產下了克勞利第二個女兒羅拉·莎莎（Lola Zaza）。
藉助他的舊導師喬治·塞西爾·瓊斯，克勞利在英格蘭東南部薩里郡(Surrey)，寇斯頓的阿什道恩公園酒店持續執行亞伯拉梅林的儀式。克勞利聲稱自己藉此到達了三昧，或與神性相結合的境界，並因此產生了他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因為在這些儀式期間持續使用了印度大麻，他寫了一篇叫「印度大麻的心理學」（1909）的文章，在這之中他揭示了藥物對神秘主義的幫助作用（同樣的，克勞利告誡說，如果一個學生不知道為什麼要使用這些藥物，以及沒有完美掌握這背後的原理，就絕不應該去使用它們）。他同樣說到在1907年10月與11月的時候再一次聯繫到了艾華斯，以及艾華斯進一步口授了兩部文本給他，《書籍 七》和《書籍 他們佩戴着蛇之心》（Liber Cordis Cincti Serpente，也稱《書籍 六十五》（Liber LXV），共五章，背誦它的選定章節也是成為A.'.A.'.成員所要考核的一部分。該書的內容在網上很容易找到，而相比之下《書籍 七》會更為保密），這兩本書在後來也都被歸位泰勒瑪聖書的一部分。該年的最後兩個月時間裡，克勞利寫了更多的泰勒瑪聖書，包括《書籍 六十六》、《Liber Arcanorum》、《Liber Porta Lucis, Sub Figura X》、《Liber Tau》、《Liber Trigrammaton》與《Liber DCCCXIII vel Ararita》——對此他聲稱這也是從一個超自然來源那取得的。克勞利說在1909年6月時，《律法之書》的手稿在博斯肯被重新發現了，且他發展出了泰勒瑪代表了客觀真理這一觀念。
克勞利的遺產被花完了。為了賺錢，他受僱於坦科威爾（Tankerville）的伯爵喬治·蒙塔古·班尼特（George Montagu Bennett），來保護他免受巫術傷害；在認識到班尼特的偏執狂與背後的可卡因上癮後，克勞利與假期的時候把他帶到了法國和摩洛哥恢復健康。1907年，他開始接收付費的學生，並教他們神秘主義與魔法的練習。維克多·諾伊堡（Victor Neuburg）與克勞利在1907年2月相遇，且成了他的性伴侶和最親密的門徒；1908年時，兩人先去了西班牙的北部，之後又徑直前往了摩洛哥的丹吉爾。之後的一年諾伊堡呆在博斯肯，與克勞利從事施虐受虐狂。克勞利保持着豐富的寫作能力，產生了一系列如《龍延香》、《無水的雲朵》與《Konx Om Pax》，以及他第一次對自傳的嘗試，《世界的悲劇》。認識到恐怖短篇故事的流行後，克勞利寫了一些他自己的，其中有一部分被出版，且他同樣在《名利場(vanity fair)》這本由他朋友弗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所編輯的雜誌上發表了他的一些文章。他還整理並寫了《書籍 777》，一本儘可能枚舉了神聖卡巴拉體系與其他體系之對應的字典式參考書，且這部重要的著作在儀式魔法的實際準備中也有着顯著的意義。
1907年11月，克勞利與瓊斯決定成立一個類似於金色黎明繼承者的神秘組織，且在實踐的時候得到了富勒的幫助。這一決定的結果就是A.'.A.'. 。團體的總部與神殿被設立於倫敦中心的維多利亞大街124號，且儀式方面大量借鑑了金色黎明，但基於泰勒瑪的基礎之上。它最早的成員包括了律師理查德·諾爾·沃倫（Richard Noel Warren）、藝術家奧斯丁·奧斯曼·斯拜爾（Austin Osman Spare）、賀拉斯·謝里丹-比克爾（Horace Sheridan-Bickers）、作家喬治·拉法洛維奇（George Raffalovich）、弗朗西斯·亨利·埃弗拉德·約瑟·菲爾丁（Francis Henry Everard Joseph Feilding）、工程師赫伯特·愛德華·英曼（Herbert Edward Inman）、肯尼斯·瓦爾德（Kenneth Ward）與查爾斯·斯坦斯菲爾德·瓊斯（Charles Stansfeld Jones）。1909年3月，克勞利開始創作一部名為《平分點》（The Equinox）的雙年刊。他宣傳這部期刊，且它成為了A.'.A.'.的「官方期刊」，如同「對科學光照派的回顧」。
克勞利開始逐漸受挫於羅絲的酗酒，且在1909年11月他因為自己通姦的原因與她離婚了。羅拉被委託給羅絲照顧；這對夫妻依然保持了朋友關係且羅絲繼續住在博斯肯。她的酗酒進一步惡化，且最終導致了她於1911年9月被送去了拘留機構。
1909年11月，克勞利與諾伊堡行至阿爾及利亞，從堅杜拜到歐馬勒、布薩達再到達勒愛丁而遊歷了沙漠，期間克勞利會背誦《可蘭經》作為日常訓練。在旅程中他召喚了伊諾克魔法的第三十層「以太」（Æthyr），諾伊堡則記錄下了結果，之後作為《景象與話語》（The Vision and the Voice，即上文提到過的Konx Om Pax）。伴隨着一個山頂上的性魔法儀式，克勞利同樣執行了惡魔Choronzon（居住於「深淵」——特指卡巴拉生命之樹中神聖三角下方的那個深淵——最外部的惡魔，非常強大且地位崇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惡意並不真的是一個外部存在的惡意，而是一種惡意的品質，是一個個體的「自我」最根本的謊言。更多關於它特性的信息請參閱Knox Om Pax）且包含了血祭（參閱Magick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hapter XII），且這被視作是他魔法生涯的一個分水嶺。1910年1月回到倫敦後，克勞利發現馬瑟斯正在控訴他把金色黎明的秘密發表在了《平分點》中，而法庭偏向克勞利。這個案子被新聞媒體廣泛報道，也為克勞利贏得了廣泛的名譽。克勞利對此非常享受，但也承受了那些感覺主義者的陳詞濫調，說他是一位撒旦主義者或致力於犧牲人類。
宣傳吸引了一些新的A.'.A.'.成員，他們之中有弗蘭克·班尼特（Frank Bennett）、詹姆斯·貝利（James Bayley）、赫伯特·克洛斯（Herbert Close）和詹姆斯·溫德拉姆（James Windram）。澳大利亞的小提琴家利拉·沃德爾（Leila Waddell）很快成為了克勞利的情人。在決定將教導擴展到更廣泛的聽眾那後，克勞利發展了阿耳忒彌斯(Artemis)儀式，一個集體的魔法與象徵表演，以賦予A.'.A.'.成員不同神性為特徵。這個儀式的首次執行是在A.'.A.'.的總部內，參與者會被給予一杯包含了佩奧特掌（仙人掌的一種）的混合果汁以增強他們的經驗。不少新聞界的成員都參加了，且對此進行了大量正向的報道。1910年10月與11月，克勞利決定籌劃一些類似的事情，即埃萊夫西斯儀式（Rites of Eleusis），在倫敦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卡克斯頓大廳；這一次新聞報道的觀點就有些形形色色了。克勞利處於維斯特·德·文德·芬東（West de Wend Fenton）的特別批評之下，而後者是報紙《玻璃鏡》（The Looking Glass）的編輯。他稱克勞利為「現代最褻瀆神明和冷血的惡棍之一」。芬東的文章說克勞利和瓊斯參與進了同性戀的活動中；克勞利並不在意，但瓊斯控告其誹謗失敗了。富勒因為這個醜聞斷絕了和克勞利的友情與牽涉，而克勞利和諾伊堡則回到了阿爾及利亞，從事進一步的魔法工作。
《平分點》持續出版着，且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或詩作也在之中發表，像是克勞利的《龍延香》、《長翅膀的甲蟲》、《香味花園》，也包括了諾伊堡的《潘神之凱旋》與埃塞爾·阿契爾（Ethel Archer）的《渦流》。1911年，克勞利與沃德爾到蒙蒂尼盧安河度假，在那邊他多產地寫了詩、短篇故事、戲劇，以及魔法和神秘主義的19份作品，其中有兩本最後成了泰勒瑪的聖書。在巴黎他遇見了瑪麗·德斯蒂（Mary Desti），她成了克勞利下一位「猩紅女人」（"Scarlet Woman"），且兩人在聖摩里茲（瑞士城鎮）從事魔法工作；克勞利相信秘密首領之一，Ab-ul-Diz，通過她而向他傳話。根據德斯蒂出神時的狀態，克勞利寫下了《書本 4》的兩卷，且在那個時候發展出了「Magick」這個拼法，以區別一般意義上的magic所包含的傳統魔法或是魔術之類的含義。（克勞利很明確地解釋過為什麼在後面加一個k——這背後有着非常複雜的神聖卡巴拉和數值上的考慮。Magick的定義是「使得改變的發生符合意志的科學和藝術」，其中「意志」可以理解為特指真實意志或泰勒瑪）。
1912年早先的時候，克勞利出版了《謊言之書》（The Book of Lies），一部被傳記學家勞倫斯·蘇丁（Lawrence Sutin）描述為是「融合了他詩人、學者與魔法師之天賦的最偉大成功」的傑作。德國的神秘主義者西奧多·羅伊斯（Theodor Reuss）之後控告克勞利在《謊言之書》裡發布了一些他自己的神秘組織，O.T.O.中的的秘密。克勞利讓羅伊斯相信了這些相似性都是巧合，且兩人也成為了朋友。羅伊斯任命克勞利為O.T.O.的英國分部M.'.M.'.M.'.的首領，且在柏林的一場儀式中克勞利採用了巴弗梅特（Baphomet）作為自己的魔法名字，且被稱作「愛爾蘭、愛奧那和所有不列顛人的至高國王與統治者，總大師X°」。伴隨着羅伊斯的許可，克勞利着手於為M.'.M.'.M.'.打廣告並重寫了很多O.T.O.的儀式，而這些儀式之後也很大程度上基於共濟會；他所加入的泰勒瑪基礎在團體中有着爭議。沉醉於O.T.O.對性魔法的強調，克勞利設計了一個基於肛門性愛的魔法操作並將其融入了為到達XI°啟蒙等級的成員所準備的教學大綱中。
1913年三月，克勞利擔任了由沃德爾領導的一個女性小提琴家團隊「衣衫襤褸的拉格泰姆女孩」的製作人，且他們在倫敦的老蒂沃利劇院表演。隨後他們又在莫斯科演出了6周，在那邊克勞利與匈牙利人安妮·林格勒（Anny Ringler）發生了施虐受虐狂的關係。在莫斯科，克勞利持續寫戲劇和詩，包括了「潘神的讚美詩（Hymn to Pan）」和諾斯替彌撒——一個泰勒瑪式的儀式，且在後來成為了O.T.O.聖餐儀式中非常關鍵的一部分。丘頓提議說克勞利是基於英國情報部門的命令，為了偵查那個城市的革命基礎。1914年1月，克勞利與諾伊堡搬到了巴黎的一間公寓中，在那裡克勞利捲入了圍繞雅各·艾普斯坦（Jacob Epstein）給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新紀念碑的爭論中。克勞利與諾伊堡一起執行了為期六周的「巴黎工程」——一段非常強烈的儀式時期，包含了強烈藥物的使用，為了召喚神靈墨丘利與朱庇特。作為儀式的一部分，兩人一起執行了性魔法的操作，且有時記者沃爾特·迪朗提也會加入。受啟發於這一工程的結果，克勞利寫下了《Liber Agapé》，一部關於性魔法的文獻。隨着巴黎工程，諾伊堡開始疏遠克勞利，並最終產生了爭執。
1914年時克勞利過着勉強糊口的生活，非常依賴A.'.A.'.成員的捐款與O.T.O.的到期付款。5月時出於經濟上的原因，他將博斯肯屋的所有權轉讓給了M.'.M.'.M.'.，6月時他去了瑞士的阿爾卑斯登山。這一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在從靜脈炎的發作中恢復過來後，克勞利準備起航至美國並於1914年10月登上了英國郵輪盧西塔尼亞號（RMS Lusitania）。到達紐約後，他搬進了一家旅館，並開始靠給《名利場》的美國版寫作、給著名占星家伊萬傑琳·亞當斯（Evangeline Adams）做一些自由作家的工作來賺錢。在那個城市中，他通過手淫、妓女和一個土耳其浴室中的同性客戶來不斷試驗性魔法；所有這些邂逅都被他記錄在日記中。
聲稱自己是來自偉大不列顛，有着愛爾蘭血統的愛爾蘭獨立支持者，克勞利開始支持德國在他們的戰爭中對抗不列顛。他開始參與到紐約的親德運動中，且在1915年1月間諜喬治·西爾威斯特·維里克（George Sylvester Viereck）雇他為自己宣傳單《祖國》的寫作者，這份傳單致力於保持美國在衝突中的中立地位。後來，批評者根據他的這一行為譴責克勞利是不列顛的賣國賊。有推理說克勞利是一位雙重特工，為英國情報機構工作以滲入和破壞德國在紐約的運作。他在《祖國》上寫的很多文章都很誇張，例如把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與耶穌基督作比較；1915年7月，他精心策劃了一出宣傳噱頭——被《紐約時報》報道過——在自由女神像面前宣布愛爾蘭的獨立；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讓德國的遊說者在美國大眾的眼中表現得荒謬。有爭議說他鼓勵德國海軍摧毀盧西塔尼亞號（英國遠洋客輪，1915年被德國潛艇擊沉），告訴他們這將確保美國處在戰爭之外，而事實上他希望這可以把美國帶入戰爭中不列顛的那一方。
克勞利與珍妮·羅伯特·福斯特（Jeanne Robert Foster）建立了關係，兩人一起旅行到了西海岸。在溫哥華，北美O.T.O.的總部，他遇見了查爾斯·斯坦斯菲爾德·瓊斯（Charles Stansfeld Jones）和威爾弗雷德·塔爾博特·史密斯（Wilfred Talbot Smith）並與他們討論這片大陸上泰勒瑪的傳播。在底特律，他於帕克-戴維斯嘗試了仙人掌（藥物），然後拜訪了西雅圖、舊金山、聖克魯斯、洛杉磯、聖地亞哥、提華納與美國大峽谷，之後回到了紐約。在那邊他幫助了阿南達·考馬拉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與他的妻子愛麗絲·理查森（Alice Richardson）；克勞利與理查森在1916年4月執行了性魔法，她也因此懷孕並流產了。那一年晚些的時候，他「魔法退休」到了帕斯考納瑞湖（Lake Pasquaney）旁，伊萬傑琳·亞當斯的一間小屋中。他在那裡大量地使用藥物，並在做完一個儀式後稱自己是「泰利昂大師（Master Therion）」。他同樣寫了一些基於J.G.弗雷澤《金枝》（The Golden Bough）的短篇故事與一部文學批判的作品《據蕭伯納的福音書》。
12月時他搬到了新奧爾良，他最愛的美國城市，之後1917年2月他與他福音派的基督教親戚們呆在佛羅里達州的泰特斯維爾。回到紐約後，他得知了自己母親的死訊，並在5月時與A.'.A.'.的成員、藝術家裡昂·恩格·肯尼迪生活在一起。在《祖國》倒台後，克勞利保持了他與維里克的聯繫，後者任命他為藝術雜誌《國際》的特約編輯。克勞利使用它來宣傳泰勒瑪，但它很快停止出版了。之後他搬到了羅迪·邁納的一間公寓房間中，而邁納也成了他的伴侶與猩紅女人。通過他們被克勞利稱作是「艾瑪蘭徹工程」的儀式，他接觸到了一個叫做蘭姆（LAM）的超自然存在，還為它畫了幅肖像畫。
1918年，克勞利前往了哈德遜河（紐約州東部）的伊索普斯島（Esopus Island）荒地上的一處魔法休息寓所。在這裡，他開始翻譯《道德經》，在河邊的懸崖上畫泰勒瑪的標語，以及——根據他後來所說的——經驗到了他作為葛玄、教宗亞歷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亞歷山德羅·卡廖斯特羅（Alessandro Cagliostro）和埃利法斯·利瓦伊（Eliphas Levi）的前世記憶。回到紐約後，他搬去了格林威治村（美國紐約曼哈頓的區），在那裡他把利亞·赫斯格（Leah Hirsig）當作自己的愛人與下一位猩紅女人。他把繪畫當成是一種業餘愛好，將他的作品展示在格林威治村的自由主義俱樂部並引起了《紐約夜生活》的注意。依靠一些有交情的共濟會會員的經濟援助，克勞利以發行《平分點》的卷三，那一卷也被稱作《藍色平分點》，而復活了這本刊物。1919年年中，他前往蒙淘克度過了一個登山假期，之後12月的時候回到了倫敦。
貧困潦倒地回到倫敦後，克勞利受到了小報《約翰牛》（John Bull）的攻擊，後者因他為德國戰爭所做的努力而給他貼上了賣國「渣滓」的標籤；一些意識到他情報工作的朋友勸他提出控告，但他沒有打算這麼做。當他遭受氣喘的時候，一位醫生給他開了海洛因，且他很快就上癮了。1920年1月，他搬到了巴黎，與利亞·赫斯格在楓丹白露（法國北部城鎮）租了一間房子；很快尼內特·沙姆韋（Ninette Shumway）加入了他們並組建起了一個三角家庭，包括利亞新出生的女兒安妮·「娃娃」·利亞（Anne "Poupée" Leah）。克勞利有建立一個泰勒瑪主義者社區的打算，並稱之它為泰勒瑪修道院，呼應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的諷刺小說《卡岡都亞和龐大固埃》中的泰勒瑪修道院（Abbaye de Thélème）。在使用《周易》占卜後，他以意大利西西里的切法盧（Cefalù）為選址，且到了那以後，與4月2日租了老舊的聖塔芭芭拉別墅 (Villa Santa Barbara)作為修道院。
與赫斯格、沙姆韋以及他們的孩子漢斯、霍華德和娃娃搬到社區里後，克勞利將這個情景描述為「完美地快樂...我理想中的天堂。」他們穿着長袍，在一天中的指定時間內執行太陽神拉（Ra）的儀式，而且也間或執行諾斯替彌撒；剩下的時間則被他們用於其他的興趣活動。從事着廣泛的來往，克勞利繼續繪畫、為《律法之書》寫了一則評論，並修訂了《書本 4》的第三部分。他為孩子們提供了開放式的教育，允許他們整天玩並目睹性魔法。他偶爾會前往巴勒莫（西西里首府）以拜訪男妓和購買供應品，包括藥物；他的海洛因上癮開始統治他的生活，且可卡因開始腐蝕他的鼻腔。因為沒有清潔值班表，所以野貓野狗會在建築物內遊蕩，讓房子變得不衛生。1920年10月娃娃死了，且不久之後內尼特生下了一個女兒，叫做阿斯塔蒂·露露·潘西亞（Astarte Lulu Panthea）。
新的追隨者陸續到達修道院並接受克勞利的教導。他們之中有著名的電影明星簡·沃弗爾（Jane Wolfe），她於1920年7月抵達，接受啟蒙加入A.'.A.'.並成了克勞利的秘書。另一位是塞西爾·弗雷德里克·羅素（Cecil Frederick Russell），他經常和克勞利爭吵，不喜歡他被要求執行的同性性魔法，且在一年後離開了。更有幫助的是來自澳大利亞的泰勒瑪主義者弗蘭克·班尼特（Frank Bennett），他在修道院呆了好幾個月。1922年2月，克勞利在一次對付海洛因上癮的失敗嘗試後回到了巴黎休整。之後為了錢去了倫敦，並在《英國觀點》上發表文章批評1920的危險藥物行為（Dangerous Drugs Act 1920）並寫了一部小說，《藥物成癮者的日記》（Diary of a Drug Fiend），在7月完成。出版後，它受到了各式各樣的評論；克勞利本人則被《周日快報》痛批，呼籲燒毀這本書並利用自身的影響力阻止它重印。
後來，一位叫做拉烏爾·洛夫迪（Raoul Loveday）的年輕泰勒瑪主義者和他的妻子貝蒂·梅（Betty May）搬到了泰勒瑪修道院；洛夫迪專心於克勞利，但梅討厭他與在公社中的生活。她後來說洛夫迪被安排飲用一隻被犧牲的貓的血，且每當他們使用代詞「我」的時候都會被要求用剃鬚刀割自己。洛夫迪喝了當地一處被污染的泉水，很快就得了丙肝感染並導致了他在1923年2月的死亡。梅回到倫敦後把她的故事告訴了新聞界。《約翰牛》稱克勞利為「世界上最邪惡的人」以及「我們想吊死的一個人」，且儘管克勞利把很多關於他的譴責都視作是誹謗，但他也負擔不起控告他們的律師費。結果，《約翰牛》持續它的攻擊，且它上面的故事被歐洲和北美地區的各自報紙重複刊登。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府聽聞了克勞利的活動並在1923年4月給了他驅逐通知，強迫他離開意大利；修道院在失去了他之後也關閉了。
克勞利與赫斯格來到了突尼斯，伴隨着持續的不健康狀態，他又一次戒海洛因失敗並開始寫他的自傳《阿萊斯特·克勞利的懺悔錄》。泰勒瑪主義者諾曼·馬德（Norman Mudd）在突尼斯加入了他們並成為了克勞利的公眾關係諮詢者。雇了一個叫做默罕默德·本·卜拉欣的本地男孩作為他的僕人後，克勞利同他一起前往內夫塔修養，並在那邊一起執行性魔法。1924年1月，克勞利行至法國尼斯，並在那裡結識了弗蘭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做了一些鼻科手術，拜訪了「人類和諧發展協會」並對它的創建者喬治·葛吉夫（George Gurdjieff）有着樂觀和積極的看法。之後他接收了一位富有的學生亞歷山大·祖·佐拉爾（Alexander Zu Zolar）以及後來的美國追隨者多羅西·奧爾森（Dorothy Olsen）。克勞利帶着奧爾森回到了突尼斯，在內夫塔作魔法休養，並在那個地方寫了《於人》（To Man）(1924)，聲明了他作為一位先知的立場並被委託把泰勒瑪帶給人類。在巴黎度過冬天后，1925年早先的時候克勞利與奧爾森回到了突尼斯並寫了《大師之心》（The Heart of the Master）（1938）作為他在一次靈性經驗中對於看到的景象的解釋。3月時奧爾森懷孕了，赫斯格負責照顧她；後來她流產了，並由克勞利送回了巴黎。之後赫斯格開始疏遠克勞利，而克勞利也譴責了她。
據克勞利所說，羅伊斯在去世的時候將其任命為O.T.O.的首領，但這遭到了O.T.O.德國領導者海因希里·特林克（Heinrich Tränker）的質疑。特林克在德國圖林根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州名）召開了霍亨洛伊本會議（Hohenleuben Conference），克勞利也參加了。在那邊，像卡爾·格爾默（Karl Germer）、瑪莎·坤瑟（Martha Küntzel）這樣的傑出成員都擁護克勞利的領導權，但其他類似阿爾賓·格勞（Albin Grau）、奧斯卡·霍普法（Oskar Hopfer）和亨利·比爾凡（Henri Birven）等關鍵人物支持特林克反對克勞利，並導致了O.T.O.的一次分裂。搬到巴黎後，1926年他與奧爾森分手，在之後的幾年裡他找了很多情婦並與她們試驗性魔法。他的健康狀況自始至終都不太好，主要是服用海洛因和可卡因造成的。1928年，克勞利被介紹給了年輕的英國人伊斯雷爾·瑞格德（Israel Regardie），後者相信了泰勒瑪並成為克勞利之後三年的秘書。同年，克勞利遇到了傑拉德·約克（Gerald Yorke），他開始為克勞利理財但從未成為一名泰勒瑪主義者。他同樣結識了托馬斯·德萊貝格（Thomas Driberg），德萊貝格也沒有接受泰勒瑪。同樣在這個地方，克勞利出版了他的小說《月神之子》（Moonchild）以及短篇故事集《計謀》。1930年11月曼德瑞克（Mandrake）（出版社）破產倒閉了，克勞利的《懺悔錄》也因此無法出版。與此同時，曼德瑞克的擁有人P.R.斯蒂芬森（P.R. Stephenson）寫了《阿萊斯特·克勞利的傳奇》，一部關於圍繞他的媒體報道的分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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