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政府審判（西班牙語：Juicio a las Juntas）指阿根廷恢復民主幾天後，時任總統勞爾·阿方辛下令對自稱「國家重組進程」的三屆獨裁軍政府的十名成員中九人以「有系統地實施嚴重和大規模的侵犯人權行為」作為其鎮壓計劃的一部分進行訴訟審判。
| 軍政府審判 Juicio a las Juntas | |
|---|---|
 1985年4月22日軍政府審判開庭，被告軍人進入法庭。 | |
| 法院 | 布宜諾斯艾利斯聯邦刑事和懲教上訴分庭 Cámara Nacional de Apelaciones en lo Criminal y Correccional Federal de la Ciudad de Buenos Aires |
| 開始審理日期 | 1985年4月22日 |
| 判決下達日期 | 1985年12月9日 |
| 案件編號 | Causa 13/84 |
| 被告 | 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 奧爾蘭多·拉蒙·阿戈斯蒂 埃米略·愛德華多·馬塞拉 羅伯托·愛德華多·比奧拉 奧馬爾·格拉菲格納 阿曼多·蘭布魯斯奇尼 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 巴西略·拉米·多索 豪爾赫·伊薩克·阿納亞 |
| 起訴 | 胡利奧·塞薩爾·斯特拉塞拉檢察官 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副檢察官 |
| 案件結果 | |
| 法庭成員 | |
| 法官 | 豪爾赫·托拉斯科 里卡多·希爾·拉韋德拉 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 豪爾赫·巴萊爾加·阿勞斯 吉列爾莫·萊德斯馬 安德烈斯·何塞·達萊西奧 |
| 關鍵詞 | |
| 危害人類罪、強迫失蹤 | |
1983年12月15日，阿方辛總統利用其作為檢察總長的權力[1]，批准第158/83號政令，命令對1976年3月24日軍事政變到1982年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領導阿根廷的三軍軍政府的十名成員中的九人進行簡易審判。分別包括：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奧爾蘭多·拉蒙·阿戈斯蒂、埃米略·愛德華多·馬塞拉、羅伯托·愛德華多·比奧拉、奧馬爾·格拉菲格納、阿曼多·蘭布魯斯奇尼、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巴西略·拉米·多索、豪爾赫·伊薩克·阿納亞。克里斯蒂諾·尼古拉德斯將軍儘管是第三屆軍政府成員，但被阿方辛排除在外。該文件由當時具有象徵意義的「Causa 13/84」（第13/84號案）執行。
該案由位於聯邦首都的聯邦刑事和懲教上訴分庭（Cámara Nacional de Apelaciones en lo Criminal y Correccional Federal）負責，由豪爾赫·托拉斯科法官、里卡多·希爾·拉韋德拉法官、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法官、豪爾赫·巴萊爾加·阿勞斯法官、吉列爾莫·萊德斯馬、安德烈斯·何塞·達萊西奧法官組成。本案控方為胡利奧·塞薩爾·斯特拉塞拉檢察官和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副檢察官，並使用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Conadep）的報告永不重演（Nunca más）作為證據基礎。
1985年12月9日法院做出裁判，判決五人有罪和四人無罪釋放。魏地拉和馬塞拉判處無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比奧拉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蘭布魯斯奇尼八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和阿戈斯蒂有期徒刑四年六月、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格拉菲格納、加爾鐵里、拉米·多索、阿納亞被無罪釋放。法院認定軍政府制定了非法的鎮壓制度，其中包括犯下「大量非法剝奪自由、使用酷刑和殺人的罪行」，保證他們不受懲罰。[2]判決書第30條還下令起訴所有在審判中證明的犯罪行為中負有行動責任的人。在審理上訴時，最高法院對蘭布魯斯奇尼和阿戈斯蒂略微減刑。而「有罪不罰法」（1986年-1990年）結束了這類審判同時赦免了被定罪的軍政府成員和數千名潛在的罪犯。從2003年開始，有罪不罰法被廢除，審判重新開始，數百名罪犯被定罪和監禁。
這起審判具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尤其是對該地區而言。在該地區的獨裁政權在兀鷹行動的協調下，最高權力以系統和有計劃的方式犯下了危害人類罪。這場審判使阿根廷在確保尊重人權的鬥爭中處於先鋒地位。[3]
決定起訴軍隊
80年代初，阿根廷被自稱為「國家重組進程」的獨裁政權統治，該政權集成了自1930年開始的一系列推翻激進主義和庇隆主義政府的政變和獨裁政府之經歷。在每個情況中，獨裁政權都着手監禁和起訴被推翻的憲政領導人，但從未有人因違反憲法或侵犯人權的行為而受到起訴。
國家重組進程在全國實施了一套國家恐怖主義政策，設立了秘密拘留、酷刑和滅絕中心，犯下了數以千計的謀殺、酷刑、綁架、強姦、盜竊嬰兒和財產盜竊。
在獨裁統治期間，數個人權組織成立，其中五月廣場母親和五月廣場祖母最為有名，要求「審判和懲罰那些有罪的人」侵犯人權。1982年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失勢，獨裁政權垮台並被迫舉行選舉。在考慮到軍民獨裁併沒有被民眾運動擊敗並仍然持有武器的情況下，政界開始討論如何應對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2022年，原副檢察官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出版了一本名為《Cuando el poder perdió el juicio》（當權力打輸了官司）的書，暗指當時民主當局的脆弱處境。
在當時的兩大黨正義黨和激進公民聯盟中部分人士提議廢除《自我大赦法》，從而對那些侵犯人權的軍人和平民進行起訴，並考慮到起訴罪犯可能發動暴力軍事反應，進而建立新獨裁統治的風險。[4]
在當時的情形下，阿方辛組建了一個法學家和哲學家團隊來分析關於對獨裁政權期間所做的事情進行司法審查的國家政策準則。[5]該小組由赫納羅·卡里奧、卡洛斯·聖地亞哥·尼諾、馬丁·法雷爾、里卡多·希爾·拉韋德拉、歐亨尼奧·布里金、奧斯瓦爾多·瓜里利亞和愛德華多·拉博西，後來有海梅·馬拉穆德·戈蒂、安德烈斯·何塞·達萊西奧、丹特·卡普托、恩里克·派紹和胡安·奧克塔維奧·高納的加入。[5]
在選舉舉行前一個月，獨裁政權批准了第22924號法《自我大赦法》，禁止對1973年至1982年間發生的與政治暴力有關的任何罪行展開調查或審判。[6]激進派選舉候選人勞爾·阿方辛隨後表示將無視大赦法，而庇隆主義候選人伊塔洛·阿根蒂諾·盧德爾表示會尊重該法。
1983年10月30日，激進公民聯盟人士勞爾·阿方辛獲得了選舉勝利。在卡洛斯·尼諾和海梅·馬拉穆德·戈蒂影響下，採取了明確的立場：無視自我大赦法的有效性，並命令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對前三屆獨裁政權進行公開審判，命令檢察機關起訴游擊隊領導人，並在司法領域之外設立一個知名人士委員會，以收集有關侵犯人權行為的信息和證詞。[7]
阿方辛意圖是將起訴僅限在上級軍官身上，減輕服從命令的下級指揮官的責任，追責在埃克托爾·何塞·坎波拉、胡安·多明戈·庇隆和瑪麗亞·埃斯特拉·馬丁內斯·德庇隆的憲政政府期間與游擊行動有關的各種領導人的刑事責任，但不包括對阿根廷反共聯盟的追捕，後者在瑪麗亞·埃斯特拉·馬丁內斯·德庇隆政府期間是引發600多起失蹤案和謀殺案。[5]
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是審判軍事首領的法官之一，多年後自述需要非常了解當時的背景：「（當時）軍事力量完好無損，而那些用來綁架年輕人的隼車[8]開始監視或跟蹤我們。」[4]
在民主當局上台之前的幾天裡，激進主義聯盟內部就侵犯人權的責任問題的範圍以及方式進行了激烈的討論。由將上任內政部長安東尼奧·特羅科利和副部長奧拉西奧·胡安納雷納（後擔任國防部長）組成的一方認為起訴軍方是一個壞主意，因為會激起軍隊反應，同時提議立即批准一項必要服從法，排除起訴因服從上級命令時導致危害人類罪，並着重批評和起訴游擊隊組織（被歸類為「恐怖分子」和「顛覆分子」）的行為。[5]後者這一立場被稱為「二魔論」並被阿方辛政府所採納。
二十年後，阿方辛本人在他的《記憶政策。向民主和人權過渡》一書中詳細分析了1983年做出的起訴決定，以及激進公民聯盟內部關於起訴軍事權力及其局限性的壓力和討論。[9]
Estaban también quienes entendían que el juzgamiento de los graves delitos cometidos generaría en las máximas jerarquías castrenses un clima de tensión, miedo y resentimiento que pondría en peligro a la recién recuperada democracia. Es decir, basaban su opinión en la posibilidad de un nuevo golpe militar, algo que por entonces nadie podía descartar de plano... En este contexto... es que hubo que trazar las estrategias y las medidas que combinaran lo deseable y lo posible para saldar las deudas del pasado... Numerosos amigos me pedían que cerrara la cuest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hacia el pasado. Durante una visita de Estado, el presidente de Italia, Sandro Pertini, me dijo preocupado: 「¡Finíshela con los militares, caro presidente!」. A su vez, el gran dirigente del movimiento obrero, Luciano Lama, el doctor Giorgio Napolitano, figura consular del Partido Comunista, y también Giancarlo Pajeta, el memorable líder de la resistencia contra el fascismo, solicitaron a nuestro embajador en Roma, Alfredo Allende, que me transmitiera con urgencia que debía establecer una suerte de armisticio con los militares, ya que nuestro gobierno había ido –sostuvieron– demasiado lejos en su fervor por l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y los juicios a los militares.
——勞爾·阿方辛，2004[9]
還有一些人認為，對這些重罪進行審判會在軍隊高層引起緊張、恐懼和怨恨的氛圍，這將危及剛奪回的民主。即他們的觀點是基於可能發生新的軍事政變，而這在當時沒有人可以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制定策略和措施，將理想和實際結合起來，以（讓他們）清償過去的帳。許多朋友都要求我停止追究過去人權問題。在一場國事訪問期間，意大利總統亞歷山德羅·佩爾蒂尼對我說：「結束與軍方的爭論吧，親愛的總統！」。同樣，工人運動的偉大領袖盧西亞諾·拉馬，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喬治·納波利塔諾博士，以及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著名領袖吉安卡洛·帕傑塔，都要求我們駐羅馬大使阿爾弗雷德·阿連德傳達他們的緊急要求，即我們應該與軍方達成某種休戰，他們認為我們政府在捍衛人權和對軍方進行審判的熱情上走得太遠了。
1983年12月10日，民主當局所有職位就職。12月13日，時任總統兼檢察總長[1]阿方辛發布兩條政令，分別是第157/83號政令和第158/83號政令。第157/83號政令命令對五名蒙東內羅斯領導人物（馬里奧·菲爾門尼奇、費爾南多·巴卡·納瓦哈、魯道夫·加林貝蒂、羅伯托·佩爾迪亞和埃克托爾·佩德羅·帕爾多 ）、一名與蒙東內羅斯相關的正宗庇隆黨黨員（科爾多瓦前省長里卡多·奧夫雷貢·卡諾）以及人民革命軍首領（恩里克·戈里亞蘭·梅洛）進行刑事訴訟。第158/83號下令審判三屆軍政府十名成員中的九人，不包括最後一屆軍政府（沒有官方解釋）甚至兩屆軍政府成員的克里斯蒂諾·尼古拉德斯將軍。12月22日，國會一致通過第23,040法，規定：
Derógase por inconstitucional y declárase insanablemente nula la ley de facto N° 22.924.
事實上的第22,924號法律，因違憲所以無效並廢除。
第158/83號政令
1983年12月13日，民主恢復三天後，勞爾·阿方辛總統發布了第158/83號政令，命令「向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對在1976年3月24日篡奪政府的軍政府及後續兩屆軍政府的成員進行簡易審判」。被指控的前指揮官分別是來自陸軍的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羅伯托·愛德華多·比奧拉和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來自海軍的埃米略·愛德華多·馬塞拉、阿曼多·蘭布魯斯奇尼和豪爾赫·伊薩克·阿納亞，以及來自空軍的奧爾蘭多·拉蒙·阿戈斯蒂、奧馬爾·格拉菲格納和巴西略·拉米·多索。[10]另一方面，同日阿方辛簽署了第157/83號政令，命令起訴與游擊隊組織有關的七名領導人，指控在1973年5月25日之後犯下的罪行。這兩項政令使後來被稱為「二魔論」的理論制度化。當時，阿方辛作為檢察總長發布政令，這權力被包含在總統職能之中。[1]
這兩項政令由卡洛斯·尼諾、海梅·馬拉穆德·戈蒂和恩里克·派紹於12月9日下午起草，也就是民主當局上任的前一天。[5]
該政令的陳述：
- 1976年3月24日篡奪國家政府的軍政府和當時在職的武裝部隊組織指揮官制定並實施了一項打擊顛覆和恐怖活動的行動計劃，該計劃基於明顯非法的方法和程序。
- 1976年至大約1979年間，由於採用極端國家安全學說，數千人被非法剝奪自由、遭受酷刑和殺害。
該政令還認為，由於獨裁政權採取的心理策略，因而下屬在侵犯人權方面的責任應該減輕。
關於審理法院，該政令保留了民主政權建立之前有效的規定，將案件分配給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但警告稱憲法禁止通過行政終審法院審判人民，因而宣布行政權力機構將「立即向國會提交一項法案，在軍事程序中增加對民事司法的廣泛上訴」。因此，該政令還規定，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判決可以向聯邦首都聯邦刑事和懲教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
為了大力支持對獨裁統治期間侵犯人權行為的調查，在恢復民主幾天後，阿方辛總統召集知名人士成立了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簡稱CONADEP）。
失蹤人口委員會由十二名成員組成，其中八名由阿方辛總統選擇，三名由眾議院選舉產生。總統選出的八名成員是作家埃內斯托·薩巴托、醫生勒內·法瓦洛羅、認知論者格雷戈里奧·克利莫夫斯基、拉比馬紹爾·梅耶、福音派牧師卡洛斯·加蒂諾尼、天主教神父海梅·德內瓦雷斯、記者瑪格達萊娜·魯伊斯·吉尼亞蘇、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前院長里卡多·科隆布雷斯、伊拉里奧·費爾南德斯·朗和人權活動家愛德華多·拉博西。眾議院選出的三人分別是激進公民聯盟黨員聖地亞哥·馬塞利諾·洛佩茲、烏戈·迪奧赫內斯·皮烏西爾和奧拉西奧·烏戈·瓦爾特。另有六名秘書，分別是人權活動家格拉謝拉·費爾南德斯·梅希德、丹尼爾·薩爾瓦多、勞爾·佩內翁、阿爾韋托·曼蘇爾、萊奧波爾多·西爾蓋拉和阿古斯丁·阿爾塔米蘭達。
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成員走訪了阿根廷、西班牙、法國、墨西哥和其他國家，採訪了侵犯人權行為的證人，並成功促進這些證詞的曝光。
該委員會工作了9個月，編寫了一份50,000頁的報告，被視為具有法律意義的豐碑，也是人權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CONADEP記錄了大約9,000起侵犯人權案件。由於其嚴肅性和中立性，《永不重演報告》不僅構成了審判軍政府的基本證據，而且在阿根廷社會產生了巨大的文化影響。
1984年9月20日，CONADEP以書的形式出版其報告永不重演，其成員在70,000人的陪同下前往玫瑰宮將其交給勞爾·阿方辛總統。[11]
武裝部隊的反應：第13/84號案件
阿方辛最初的計劃是讓武裝部隊審判三屆軍政府指揮官所犯下的危害人類罪。[12]1983年12月28日，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根據總統發布的第153/83號政令，開始了第13/84號案件並調查該政令所認定的軍政府成員。
當時法律規定，無論罪行如何，軍人只能由軍事法庭審判，並沒有考慮國家司法機關可以覆核軍事法庭作出的判決的可能性。阿方辛總統在1983年12月13日發布第158/83號政令，規定軍事法庭的判決可以向聯邦首都的聯邦刑事和懲教分庭提出上訴。該政令的陳述解釋稱，由行政法庭（如軍事法庭）審理士兵而沒有向司法機關提出上訴的可能性，這「即構成了對被告的特權，又缺乏對被告的保護，兩者都是憲法所禁止的」，通過這個方式，阿方辛希望司法機關有權對軍事法庭的判決進行覆審。[12]
但是，在參議員埃里亞斯·薩帕格的倡議下，參議院將《軍事司法法典》修正草案提交國會並引入了一項至關重要的補充：聯邦分庭有權在軍事法庭不願或拖延調查和起訴的情況下，直接介入裁判。[12]參議院還同意薩帕格、激進派阿道弗·加斯和庇隆主義者愛德華多·梅內姆所提出對草案進行修改，澄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將服從命令法適用在「滔天大罪」。[5]
1984年2月13日，國會一致通過了修正軍事司法法典的第23,049號法，包括參議院添加的條款。阿方辛曾收到過否決增添條款的壓力，但他沒有這麼做。[12]
軍事法庭不願意調查受審軍政府成員犯下的侵犯人權行為。被告否認軍政府做出了旨在打擊恐怖主義或游擊行動的決定、執行計劃或發布指示，並堅稱「這些行動是由每支部隊的指揮官執行」，並且這些行動是根據1976年3月24日政變前執政的憲法行政機關所頒布的第261/75號、第2770號、第2771號和第2772號政令（統稱殲滅法令）以及國防司令部第1/75號指令執行。[13]最高委員會下令對魏地拉、阿戈斯蒂、馬塞拉、比奧拉和蘭布魯斯奇尼進行嚴格的預防性拘留。[13]
1984年7月11日，聯邦分庭指示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調查是否存在侵犯人權，是否可能是軍政府成員的責任，並在30天內通知。軍事法庭對分庭的指示保持沉默，分庭於8月22日批准將期限再延長30天。在最後期限到期後，9月25日，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向分庭提交了一項決議，其中沒有詳細說明所採取的調查措施：
Se hace constar que, según resulta de los estudios realizados hasta el presente, los decretos, directivas, órdenes de operaciones, etcétera, que concretaron el accionar militar contra la subversión terrorista son, en cuanto a contenido y forma, inobjetables".[14]
根據迄今進行的調查結果，規定針對恐怖主義顛覆活動採取軍事行動的法令、指示、行動命令等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是無可非議的。
鑑於軍事法庭無故拖延審判軍政府的證據，1984年10月4日，聯邦分庭決定直接審理此案。由阿方辛任命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何塞·塞韋羅·卡瓦列羅試圖說服分庭不要這樣做，並將案件交由軍方處理。[12]
案件移交司法機關
司法機關在收到案件後，在審判開始前不久，激進公民聯盟方面以及與獨裁政權時期的前陸軍總司令阿爾瓦諾·阿金德吉有關的軍事部門曾推動過避免法庭審理案件的行動，以換取軍政府成員承認對指控事實負有責任，甚至阿方辛本人向法院提出建議，但遭到法官一直拒絕。[1][5]
聯邦刑事和懲教上訴分庭由豪爾赫·托拉斯科法官、里卡多·希爾·拉韋德拉法官、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法官、豪爾赫·巴萊爾加·阿勞斯法官、吉列爾莫·萊德斯馬、安德烈斯·何塞·達萊西奧法官組成。他們都是1984年由阿方辛總統根據憲法規定提名，並通過正義黨多數控制的參議院通過產生的。
- 里卡多·希爾·拉韋德拉（時年35歲）和安德烈斯·何塞·達萊西奧屬於激進公民聯盟，曾是1982年阿方辛組建的律師和哲學家團隊成員。[5]
- 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庇隆主義者，支持起訴危害人類罪的部門，並被達萊西奧邀請，目的是防止人們認為正在形成「激進主義的正義」。[4]
- 豪爾赫·托拉斯科在1959年以見習生身分參與到司法機關中，曾先後擔任過火地省檢察官、聖克魯斯省聯邦法官和聯邦首都聯邦預審法官。在失蹤者親屬中，因在獨裁統治期間是唯一一位簽發人生保護令的法官而被熟知，甚至在民主政府上台前，他也是第一位宣布《自我大赦法》違憲的法官。1987年，因不滿句號法（也成停止追究法）和必須服從法而辭去漫長的司法生涯，認為這是「使酷刑不受懲罰的法律」。[15]
- 豪爾赫·巴萊爾加·阿勞斯於1972年以律師身份畢業。在學生時代以見習生身份開始在司法機關工作。曾擔任過刑事審判庭書記員、一審檢察官。1984年被總統阿爾方辛任命為法庭法官時，時年38歲。[16]
- 吉列爾莫·萊德斯馬是一名聯邦調查法官，無黨籍人士。1984年，他被阿爾方辛總統任命為聯邦法官。[17]
在各方壓力、死亡威脅、恐懼和普遍懷疑起訴謀殺了數千人的獨裁者的可能性的情況下，法官們組建了一個被他們稱為「宇航員兄弟會」的兄弟會來團結一致並依法作出真正的正義，而非一場鬧劇。[18][4][12]從宣判當晚開始，六位法官將定期聚餐變成了一種儀式。[12]本着同樣的精神，他們決定不選舉總統，而是每周輪流擔任法院院長一職。[4]
本案控方為胡利奧·塞薩爾·斯特拉塞拉檢察官和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副檢察官。當時51歲的斯特拉塞拉是同情激進主義的司法官員，曾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他從60年代學生時期從司法機關最底層開始其職業生涯，後被任命為聯邦法院書記員、聯邦一審檢察官和一審法官。阿方辛總統以檢察總長身份任命他為聯邦刑事和懲教上訴法庭檢察官。[19]
路易斯·莫雷諾·奧坎波時年32歲，出身於一個有着濃厚軍事傳統的上流社會家庭，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質疑魏地拉就是一種背叛」。他於1978年以律師身份畢業，1980年開始擔任助理檢察長，並在1984年被斯特拉塞拉任命為副檢察官。2003年，他在國際刑事法院中以70多個國家零票反對任命為首席檢察官。[20]
斯特拉塞拉也與其好友、劇作家兼司法官員卡洛斯·索米利亞納合作。但由於其他司法成員的普遍拒絕[21]，檢方團隊由大約15名年輕人組成，其中大多為學生：塞爾吉奧·德爾加多（19歲）、卡洛斯·「馬克」·索米利亞納（23歲，法學和人類學學生，後來成為阿根廷法醫人類學團隊成員）、尼古拉斯·科拉迪尼、胡迪特·柯尼希（21歲）、瑪麗亞·德爾卡門·圖齊（24歲，來自失蹤人口委員會）、梅布爾·「拉皮丘」·科拉隆戈、哈維爾·希皮奧尼（20歲，莫雷諾·奧坎波學生）、盧卡斯·帕拉西奧斯（27歲）、馬塞拉·佩雷斯·帕爾多、阿德里亞娜·戈麥斯等。[22][23]由於檢察官辦公室空間不足，團隊在聖馬丁將軍文化中心的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總部安頓下來，距離司法宮兩條街。[24]
由於記錄在案的案件數量超過一萬起，斯特拉塞拉檢察官決定依照歐洲人權委員會使用的機制，向法院提出709起案件，其中法院決定審查280起。[21]指控罪名包括綁架、酷刑、搶劫、殺人、非法搜查和偽造文件等罪名，不包括性暴力和侵占未成年人的罪名。
所有被告均由私人律師辯護，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除外，由公設辯護律師卡洛斯·塔巴雷斯辯護。[26][27]
被告軍人拒絕出席聽證會，並由辯護律師代理出席。斯特拉塞拉檢察官兩次請求法庭命令他們出庭，但法庭沒有達成一致，也沒有對請求作出裁決。[28]
辯方一致認為，司法機關沒有合法權力審理此案，同時認為伊塔洛·阿根蒂諾·魯德爾在1976年憲政政府期間批准的殲滅法令使他們有權殲滅游擊隊，並且軍政府沒有做出鎮壓決定，而是各方勢力自行決定的。前法官豪爾赫·巴萊爾加·阿勞斯對比奧拉辯方提出的「勝者有權保留敗者的所有戰利品」論點表示驚訝，表示該論點基於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的中世紀思想。[12]
檢察官和一些法官都收到過來自與前陸軍參謀長阿爾瓦諾·阿爾金德吉有關部門和阿方辛政府內右翼分子的威脅電話，以迫使他們接受一項協議，該協議以軍政府承認在侵犯人權方面的責任，以換取不被聯邦法庭審判，也不允許證人作證。這些部分意圖保護獨裁者和保持武裝部隊自1930年以來扮演的角色，民主制度中「民粹主義」和「煽動」的「保證人」。[5][1]
1985年4月19日，審判聽證會開始前三天，阿方辛向分庭法官提議取消宣誓，以換取一個軍政府認罪。六名法官無人如此考慮。[5]
1985年4月22日，在口頭辯論開始當天，阿方辛在全國電視節目中發表了講話，譴責試圖組織政變的團體的活動：
Se han producido algunos episodios bochornosos en Argentina ( ... ). En nombre de una responsabilidad insoslayable que hemos asumido con humildad pero con firmeza inalterable, denuncio al pueblo argentino la actividad disolvente de quienes pronostican el caos y la anarquía, presagian estallidos sociales, auguran aislamientos internacionales y, en definitiva, se convierten en pregoneros de la disgregación nacional. Los más insensatos se han atrevido a tentar a oficiales superiore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con diversas propuestas, que van desde presuntos Gabinetes de coalición hasta la posibilidad de golpe de Estado. Esta actividad no puede ser atribuida al resentimiento o a la perversidad exclusivamente; tiene que haber, debe haber, además, extravío mental... Ustedes saben, sin duda, que existen tensiones originadas o agudizadas por el proceso a las Juntas militares. Se va a iniciar una etapa nueva de un juicio sin antecedentes en el mundo, de tal importancia que, de acuerdo con mi opinión, terminará con 50 años de frustración democrática y decadencia nacional... El juicio se puede llevar a cabo porque hay una decisión de la civilidad, pero también porque hay una decisión de los hombres de armas. No todos lo entienden, no todos lo comprenden, hay incluso quienes lo consideran injusto, pero aun apretando los dientes desean someterse a las normas, a los principios y los métodos del Estado de derecho. Aquí no ha habido una derrota militar que imponga los criterios del vencedor, tampoco ha existido una sociedad civil virtuosa frente a una sociedad militar victimaria. Todos hemos sido culpables de una u otra forma.
——勞爾·阿方辛，1985-04-22[29]
最近在阿根廷發生了一些令人尷尬的事件（……）。以我們堅定承擔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名義，向阿根廷人民譴責那些聲稱「預言」混沌和無政府狀態的到來、「預測」社會爆發大亂、「預示」國際孤立，並最終讓國家解體的「破壞運動」。最不明智的人甚至試圖引誘高級軍官，提出各種提議，從所謂的聯合內閣到發動軍事政變的可能性。這類活動不能完全歸咎於仇恨或邪惡；除此之外還有思維偏差……毫無疑問，你們都知道，由於軍政府審判過程產生或加劇了緊張局勢。一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審判，將開啟新階段，對我而言其重要性之大，將會結束（阿根廷）50年的民主挫折和國家衰落……這場審判之所以能夠進行，有民間社會的決定，也有軍方的決定。並非所有人都能夠明白或理解，甚至認為是不公平，即使如此還是要咬着牙要遵從法制政體的法律、原則和方法。這裡沒有以勝利者姿態強加的軍事戰敗，也沒有殘酷軍事社會對抗善良平民社會。我們都曾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犯過罪。
為了實現透明度和公開性，法院決定舉行口頭審判，這是聯邦司法系統從未使用過的一種形式。[18]1985年4月22日至8月14日期間，在國家司法宮聽證室舉行了78場公開聽證會，後在2014年最高法院將其更名為「司法機關人權室」，因為在那裡「開始表達了結束有罪不罰現象」。[30]在那兒833人作為證人和專家作證，其中包括被拘留、失蹤和遭受酷刑的受害者和親屬，以及執法機構人員。所有證人都由控方提供，辯方未提供任何證人。[28]
聽證會持續了530個小時，由阿根廷彩色電視台全程錄製在U-matic錄像帶上，但每天僅被允許播放三分鐘無聲錄像，除了在所有直播頻道上播出的句子。這些錄像全部在聯邦刑事和懲教上訴分庭存檔，但在1988年4月，由於擔心武裝起事摧毀，所有這些材料的副本被秘密帶到奧斯陸。[31][32][4]
法院審查了703起案件的證詞。Nizkor團隊為此製作一個目錄，以便於訪問分析證詞。[33]部分總結如下：
在幾個概括證詞後，阿德里亞娜·卡爾沃作證。她是第一位直接描述對她、其他人和她女兒犯下罪行的證人。阿德里亞娜在懷胎七月時，與其丈夫米格爾·安赫爾·拉沃爾德一樣，遭到綁架，被帶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警察各個秘密拘留所。在她被綁架的幾個月里，她聽說了軍人對他人實施的酷刑，也遇到了遭受電刑、擊打、囚禁和坐水凳酷刑的人。她描述了虐待情況、食物缺乏和極端不人道的拘留環境。也描述了伊內斯·奧爾特加·德福薩蒂在不人道環境下分娩，以及豪爾赫·安東尼奧·貝爾赫斯如何對待。伊內斯·奧爾特加以及嬰兒都失蹤了，但後者萊昂納多·福薩蒂·奧爾特加在2004年五月廣場祖母尋回。[34]當阿德里亞娜·卡爾沃開始分娩時，他被蒙上眼睛放在一輛巡邏車上，雙手被反綁在身後，並以死亡威脅，直到嬰兒在車上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出生，在無人剪短臍帶就倒下。幾個小時後，到達班菲爾德堡時，在場的人辱罵之下，貝爾赫斯醫生殘忍地取出胎盤，然而嬰兒仍舊髒兮兮的，無人看管。最後他們強迫她赤身裸體把所有東西都打掃乾淨。後來她和她的孩子都被送到地牢並在沒有良好衛生條件下度過幾天。她目睹了瑪麗亞·埃洛伊薩·卡斯特利尼在走廊里沒有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分娩，也聽取了西爾維亞·馬韋爾·伊莎貝拉·巴倫西（後失蹤）關於自己在醫院分娩的證詞。[35]在囚禁期間，她也見證了何塞·薩維諾·阿夫達拉·法拉維利亞和瑪麗亞·歐亨尼婭·加蒂卡·卡拉科切被綁架的情景，他們多年後尋回。在她和她丈夫被釋放後，丈夫被她們擔任教師的大學「因放棄工作」而被解僱，她的復職請求也沒有得到回應。[36]
完整的證詞持續了1小時40分鐘。
在審判期間，使用秘密拘留和應用國家恐怖主義為一個整體逐漸變得顯而易見。武裝部隊和警察成員的證詞承認了秘密拘留、代號的廣泛使用以及洗劫拘留者財產的做法。也證明了，軍政府在非法鎮壓時採取的操作，包括逮捕嫌疑人、非法拘留、審訊酷刑、變為奴役、非人化、隱藏和保密上述行動以及被拘留者的肉體消滅，以上操作在阿根廷全國都是一致的。鑑於所有的違法行為都是經過嚴密組織並自上而下的武裝部隊和執法部隊成員實施的，那麼法庭能夠毫無疑問地排除這些罪行在沒有上級明確命令的情況下發生的假設。法庭證明了軍政府首腦的責任以及前指揮官所聲稱的關於「任何軍事行動均為個人過激行為」假設是錯誤的。
許多證詞所揭示的暴行深深震撼了阿根廷和世界輿論的良知。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為西班牙埃菲通訊社所撰寫的「1985年7月22日星期一」的文章中講述了他參加聽證會後的經歷。[37][38]文章中寫到：
De las muchas cosas que oí esa tarde y que espero olvidar, referiré la que más me marcó, para librarme de ella. Ocurrió un 24 de diciembre. Llevaron a todos los presos a una sala donde no habían estado nunca. No sin algún asombro vieron una larga mesa tendida. Vieron manteles, platos de porcelana, cubiertos y botellas de vino. Después llegaron los manjares (repito las palabras del huésped). Era la cena de Nochebuena. Habían sido torturados y no ignoraban que los torturarían al día siguiente. Apareció el Señor de ese Infierno y les deseó Feliz Navidad. No era una burla, no era una manifestación de cinismo, no era un remordimiento. Era, como ya dije, una suerte de inocencia del mal.
——Jorge Luis Borges，Lunes, 22 de julio de 1985[39]
那天下午，我聽到了許多希望忘掉的事情，我指的是那些印象深刻並由此解脫。事件發生在12月24日。（軍人）把所有囚犯帶到一個他們從未去過的房間。他們驚奇地看到一張長長的桌子。他們看到看到桌布、瓷盤、餐具和葡萄酒。然後菜餚上桌了。（那天是）平安夜的晚餐。他們曾經飽受折磨，他們也知道明天也會受折磨。那場地獄的惡魔出現了，祝福他們聖誕快樂。這不是嘲笑，也不是諷刺的表現，亦不是懊悔。就像之前說的，這是一種邪惡的天真。
34年後，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在一次採訪中被問及審判中的證詞，對他影響最大或與他最相關的證詞是：
El paso del tiempo dificulta esa elección pero citaría el de Adriana Calvo [quien obligada a parir vendada y maniatada en un patrullero], un testimonio terrible pero que documentó el grado extraordinario de crueldad justamente en ese capítulo de las parturientas. Me pareció espectacular, por su valor intrínseco, por su precisión, el del ahora filósofo Claudio Tamburrini [quien relató las condiciones y torturas sufridas durante los ciento veinte días que estuvo detenido-desaparecido en la Mansión Seré de donde se fugó espectacularmente con otros detenidos]. Todo el capítulo de la familia Bettini es una tragedia. La familia Tarnopolsky… Es el día de hoy que no termino de recomponerme. Y en otro plano, fue excelente el testimonio de Robert Cox, el director del diario Buenos Aires Herald.
——León Arslanián[4]
在隨後的採訪中，前法官們講述了審判的細節和軼聞，特別是某些證詞對他們每個人的影響，以及聽證會和所報告的異常情況所產生的情緒疲憊。前任法官承認，他們在聽完證詞後哭了，但在面對這種暴行時需要發泄的驅使下，在聽不懂語言的證人的情況下，他們也會放聲大笑。聽證會的情感成本、壓力、軍事起事和有罪不罰法導致所有法官在審判結束後不久就從司法機關辭職。[12]
1985年9月11日至18日，胡利奧·塞薩爾·斯特拉塞拉檢察官發表了歷史性的檢方陳述。檢方認為，每起犯罪的責任應由已證明參與的每個軍政府成員分擔。但最後，法院不接受這一標準，認為責任應由每支武裝部隊分配，最終導致空軍成員的刑期大大減少。
斯特拉塞拉以這一段結束了他的陳述：
Señores jueces: quiero renunciar expresamente a toda pretensión de originalidad para cerrar esta requisitoria. Quiero utilizar una frase que no me pertenece, porque pertenece ya a todo el pueblo argentino. Señores jueces: "Nunca más".
法官大人：我想要放棄採用自負的原創辭藻來結束本結案陳詞。而是改為引用一句不屬於我的格言，因為它已經屬於了全體阿根廷人民。法官大人：「再也不」。（Nunca más）
9月30日至10月21日期間，軍事首領進行了辯解，堅持這是一場戰爭，所有顯露出現的行為應被視為任何戰爭都不可避免的情況。
國家失蹤人口委員會報告和對軍政府的審判讓普通民眾第一次非常詳細地了解了該國近年來發生的事情。這次審判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第一次口頭公開審判，意味着聽證會向公眾開放，但法庭能容納的人並不多。審判在多年後的1998年8月24日進行了無聲電視轉播。軍方仍然享有足夠的權力來阻止在公共電視上聽到證人的陳述。[40][41][42]
刑事律師貝爾納多·貝德爾曼組織過一場秘密行動，將帶有審判記錄的視頻帶到安全的地方。[43]法官們擔心書面證據會消失。1988年4月25日，貝德爾曼與豪爾赫·托拉斯科法官、里卡多·希爾·拉韋德拉法官、萊昂·卡洛斯·阿斯蘭尼安法官、豪爾赫·巴萊爾加·阿勞斯法官、吉列爾莫·萊德斯馬和安德烈斯·何塞·達萊西奧法官一同前往挪威奧斯陸。[1]這些影像資料與挪威憲法的原文一同保存在防火與核打擊的房間內。[31]
在出示證詞和專家證據後，普遍的印象是前兩個委員會將受到非常嚴厲的處罰，最高可達無期徒刑，但最後一個委員會的成員可能會受到較輕的處罰。另一方面，武裝部隊部分人士也向政府施壓，要求其判決不包括對囚犯進行撤銜和臭名昭著的驅逐。[28]
法官們在判決內容上達成了廣泛共識，但在量刑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萊德斯馬和希爾·拉韋德拉尋求比其他人更重的判罰。在沒有就判決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法官們在宣讀判決前的那個星期天前往科連特斯大道班切羅披薩店（距離法庭兩條街）吃午餐，他們在那裡達成了一項協議，並在餐巾紙上簽字。多年後，前法官們回憶稱，除了，他們都對審判結果非常滿意，包括要求重判的斯特拉塞拉。[12]
12月9日，法庭宣讀2000多頁的判決書，並由萊昂·阿斯蘭尼安於當周以法庭庭長的身份宣讀。[44]
該裁決認定軍政府設計並實施了一項犯罪計劃，並駁回了被告要求考慮被國會廢除的自我大赦法生效的請求。判決引發辯方爭論，他們認為每支部隊都自主行動，相應地對處罰進行分級，對前兩屆軍政府的陸軍成員實施最嚴厲的懲罰，對海軍成員處以中等懲罰，而對空軍成員最輕的懲罰。對於最後一屆軍政府，法庭認為控方無法證明1980年後發生的案件是軍政府的責任，從而為三名成員（加爾鐵里、阿納亞和拉米·多索）判以無罪，也無法證明在第二屆軍政府的空軍成員有罪。
- 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因16起對惡意預謀[註 1]重大殺人、50起多人參與對預謀[註 1]重大殺人、306起威脅和暴力的重大非法剝奪自由、93起酷刑、4起酷刑致死、26搶劫罪，而判處無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而19起殺人案、94起非法剝奪自由、164起酷刑、64起搶劫、6起拐賣兒童、23起奴役罪、5起侵占、3起綁架勒索、120起虛假陳述和銷毀公文罪因證據不足宣布無罪。[45]
- 埃米略·愛德華多·馬塞拉因3起惡意預謀[註 1]重大殺人、39起威脅和暴力的重大非法剝奪自由、12起酷刑、7起搶劫，而判處無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而83起殺人案、440起非法剝奪自由案、260起酷刑、99起搶劫案、5起酷刑致死、5起搶劫、6起拐賣兒童、銷毀公文罪、23起奴役罪、5起侵占案、綁架勒索、2起勒索和127起虛假陳述。[45]
- 羅伯托·愛德華多·比奧拉判處17年有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45]
- 阿曼多·蘭布魯斯奇尼判處8年有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45]
- 奧爾蘭多·拉蒙·阿戈斯蒂判處4年6月有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45]
- 奧馬爾·格拉菲格納和巴西略·拉米·多索由於是在空軍唯一一個拘留中心關閉後接管指揮權，因而宣判無罪。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和豪爾赫·伊薩克·阿納亞因法院無法證明其下屬在他們上台後繼續實施非法鎮壓制度的任何罪行，而被宣告無罪。[45]
在判決書長篇中可以讀到：
En suma puede afirmarse que los comandantes establecieron secretamente, un modo criminal de lucha contra el terrorismo. Se otorgó a los cuadros inferiores de las Fuerzas Armadas una gran discrecionalidad para privar de libertad a quienes aparecieran, según la información de inteligencia, como vinculados a la subversión; se dispuso que se los interrogara bajo tormentos y que se los sometiera a regímenes inhumanos de vida, mientras se los mantenía clandestinamente en cautiverio; se concedió, por fin, una gran libertad para apreciar el destino final de cada víctima, el ingreso al sistema legal (Poder Ejecutivo Nacional o Judicial), la libertad o, simplemente, la eliminación física.
獨裁政權犯下的最反人類的罪行之一是拐賣兒童和非法剝奪身份。2012年，武裝部隊上層裁定「拐賣兒童」是在「殲滅計劃框架內」系統性進行，並譴責其直接和間接的肇事者。截止2022年，已有130名綁架兒童被尋回。據五月廣場祖母估計共有500多名兒童可能被綁架。
在審判中，檢方指控軍政府犯有7起拐賣失蹤人員子女的案件，並要求其進行判處相應的刑罰。這些失蹤兒童分別是費利佩·加蒂卡·卡拉科切、瑪麗亞·加蒂卡·卡拉科切、克勞迪婭·波夫萊特、西蒙·加蒂·門德斯（西蒙·里克洛）、瑪麗亞·何塞·拉佩拉·德馬尼奧內的兒子、阿莉西亞·阿方辛·德卡瓦迭的兒子和蘇薩娜·貝亞特麗斯·佩戈拉洛的女兒。聯邦法庭對其中六起犯人宣告無罪，但對第七起案件隻字未提。法庭在判決書第XX章提出宣告無罪的理由，認為這些案件為偶然事件，沒有證據可以假設其為獨裁政權上級傳達的命令。[46]
判決書第30條責令對區、分區指揮部的上級幹部，以及對經審判證實的犯罪行為負有行動責任的一切人員，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第30條全文：
Disponiendo, en cumplimiento del deber legal de denunciar, se ponga en conocimiento del Consejo Supremo de las F.F.A.A., el contenido de esta sentencia y cuantas piezas de la causa sean pertinentes, a los efectos del enjuiciamiento de los Oficiales Superiores, que ocuparon los comandos de zona y subzona de Defensa, durante la lucha contra la subversión, y de todos aquellos que tuvieron responsabilidad operativa en las acciones (arts. 387 del Código de Justicia Militar y 164 del Código de Procedimientos en Materia Penal).
為了確定審判中證明的數百起危害人類罪的刑事責任，法院採用了德國法學家克勞斯·羅可辛在其1963年提出的《組織性權力機構框架內的犯罪行為》，確定所有直接和間接參與實施危害人類罪的人都追究刑事責任。[47]
這一條否定了阿方辛主義的三級責任理論，根據該理論，只有發布命令的最高軍事領導人和那些「超出」命令的人才應被視為有罪。那些根據「服從命令法」，遵循命令而執行危害人類罪（即失蹤、酷刑、強姦、謀殺、綁架）應被免除罪責。[47]因此，分庭的判決書使得海軍工程學院特大案、拉佩爾拉案、坎普斯網絡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案件有了新審理。
為了廢除第30條款，阿方辛下令起草《服從命令法》法案，儘管遭到強烈反對，但最終在1987年在國會通過，為所有為所有少校及以下軍銜的軍人的危害人類罪行提供了豁免權。根據這條法律，超過3600名鎮壓者的案件被迫結案。[48]豪爾赫·托拉斯科法官由於反對該法而辭職。[15]
1986年12月30日，由何塞·塞韋羅·卡瓦列羅、奧古斯托·塞薩爾·貝柳西奧、卡洛斯·聖地亞哥·法伊特、恩里克·聖地亞哥·佩特拉基和豪爾赫·安東尼奧·巴克組成的阿根廷最高法院在實質上，在核准上訴判決的基礎上，減輕了比奧拉和阿戈斯蒂的刑責，判處比奧拉的2起非法剝奪自由案和阿戈斯蒂的3起搶劫案無罪，將他們的刑期減至16年6個月有期徒刑以及3年9個月有期徒刑。[49]
判決還駁回了胡利奧·塞薩爾·斯特拉塞拉檢察官的主張，即阿戈斯蒂對現失蹤人口的非法剝奪自由罪的刑事訴訟時效應從卸任空軍司令開始計算，而非空軍唯一的秘密拘留所關閉開始計算。因而，檢察官、分庭和法院都認定這類犯罪都是可追訴的。[50][51]
有罪不罰法
CONADEP報告書的影響力以及起訴獨裁政權領導人的決定如此強烈，以至於在審判開始之前，已經收到了2,000多宗危害人類罪指控。[52]隨着軍政府成員的定罪，對其他鎮壓者的控訴更加強烈。[40]另一方面，檢方已決定不對軍政府成員涉嫌在拘禁中拐賣小孩情況進行審判，這些遺失嬰兒的搜尋是五月廣場祖母的目標。然後，大量刑事案件立案，以追究和審判侵犯人權案件。
反過來，為了確立鎮壓者的豁免機制，與軍方或民間部門以及與之相關的媒體集團的壓力和威脅加劇，甚至導致軍事起事。
1986年12月5日，勞爾·阿方辛總統宣布向國會提交法案，規定對指控在國家重新組織中侵犯人權且在法案頒布後60天內沒有被傳喚作證的被告人將不會面臨刑事追究。阿方辛於1986年12月24日簽署頒布，並被稱為「句號法」或「停止追究法」。
大約50,000到60,000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中心舉行示威，以抗議該法。根據西班牙《國家報》報道稱，這場示威是自三年前民主恢復以來，在聯邦首都舉行規模最大的示威活動。[53]此次示威由五月廣場母親、五月廣場祖母以及其他捍衛人權組織召集，並得到了革命庇隆主義和阿根廷勞工總聯合會的支持。
該法引發了大量生還者和失蹤者家屬的舉報。1987年2月，檢察總長胡安·奧克塔維奧·高納首次適用該法，同意結束對拉蒙·坎普斯將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下屬的一個工作組的調查。[54][55]
儘管實施了「句號法」，但軍方及其盟友仍要求制定新法，以擴大對在獨裁統治期間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的豁免。1987年4月14日，一場名為「復活節起事」的軍事叛亂，要求結束所有有關審判。阿方辛總統下令軍隊平定叛亂，但軍隊並未響應命令，使民主政府實際上完全置於軍隊的控制下。但是，許多家庭走上街頭支持民主政體，與此同時反對黨領袖以及媒體都無條件支持阿方辛總統，此事出乎叛軍意料，也對軍事力量設置民間防線。經過數天的不安定和公眾動員後，阿方辛總統親自與叛亂首領會面後達成一致，結束了叛亂。[56][57]
1987年5月13日，阿方辛向國會提交法案，規定以「服從命令」為由免去上校軍銜以下的遵循命令導致侵犯人權士兵。[58]
句號法和服從命令法沒有阻止與軍隊有關的施壓、威脅和叛亂。1998年發生的兩次塗面人舉事（蒙特卡塞羅斯和馬特利鎮）以及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劇烈改變了政治和意識形態陣營。在阿根廷，1990年7月9日，庇隆主義者卡洛斯·梅內姆就任阿根廷總統。他上任後，令人驚訝的做出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與前幾個年代和庇隆主義做鬥爭的派別合作。[59]在此背景下，梅內姆擴大了阿方辛任內給予的豁免並頒布了一系列特赦令，但排除了仍然在犯的情況（如拐賣兒童）。在一系列特赦令中，梅內姆在1990年12月29日頒布的第2741/90號政令，赦免了13/84號案件中被判刑的軍政府成員。
在2003年，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總統期間開始對特赦的憲法合法性進行司法質疑，直到2010年最高法院判決結束，認定下級法院判決無效，並下令執行對「軍政府案」中被判刑的人的剩餘刑期。[60]
- 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第一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陸軍司令，後任命為「總統」。1985年判處無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90年，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2006年，法院在古滕案中宣布特赦無效，後得到最高法院的確認。[61][62]2008年，魏地拉再次入獄[63]，並在犯有危害人類罪的案件中被定罪。他於2013年死於獄中，終年87歲。[64]
- 埃米略·愛德華多·馬塞拉，第一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海軍司令。1985年判處無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90年，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1994年，他被判決賠償100萬比索[註 2]給丹尼爾·塔諾波爾斯基，他的家庭曾被綁架並在轉移到海軍工程學院後失蹤。[65]1998年，他因涉嫌在獨裁統治期間拐走嬰兒而軟禁，這項罪行未赦免。[66][67]2001年，他被指控侵占他人財產而被逮捕。[67]2005年，由於三年前的腦溢血導致而判定為精神障礙，致使法庭結案。2010年死於布宜諾斯艾利斯海軍醫院，終年85歲。[68]
- 奧爾蘭多·拉蒙·阿戈斯蒂，第一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空軍司令。1985年判處有期徒刑四年零六個月、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後最高法院將其刑期減短至三年九個月。關押在馬格達萊納軍事監獄服刑，後在1989年出獄。[69]1990年獲梅內姆總統赦免。1993年，阿戈斯蒂向法院申請恢復軍銜，但遭法院駁回。死於1997年，終年73歲。[70]
- 羅伯托·愛德華多·比奧拉，第二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陸軍司令，後任命為「總統」。1985年判處十七年有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90年獲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死於1994年，終年69歲。[71]
- 阿曼多·蘭布魯斯奇尼，第二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海軍司令。1985年判處八年有期徒刑、終身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90年獲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1994年，他被判決賠償100萬比索[註 2]給丹尼爾·塔諾波爾斯基，他的家庭曾被綁架並在轉移到海軍工程學院後失蹤。[65]1997年，他被意大利法院傳喚並缺席審判，2003年因其年過七十而被判處軟禁在家。[72]1998年，他因涉嫌在獨裁統治期間拐走嬰兒而軟禁，這項罪行未赦免。[73][67]1999年，西班牙國家審問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下令搜尋和逮捕在1976年至1983年間阿根廷犯下種族滅絕、恐怖主義和酷刑的48名阿根廷軍人和警察，其中包括蘭布魯斯奇尼。[74]2003年，西班牙方面要求引渡蘭布魯斯奇尼，因而被阿根廷司法機關逮捕，但不久後由於被指控在海軍工程學院秘密拘留所中挪用孩子，以及句號法和服從命令法的廢除，面臨再度起訴，西班牙方面放棄引渡。[75]2004年，軟禁期間死亡，終年80歲。
- 奧馬爾·格拉菲格納，第二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空軍司令。1985年審判中宣判無罪。1999年，西班牙國家審問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下令搜尋和逮捕在1976年至1983年間阿根廷犯下種族滅絕、恐怖主義和酷刑的48名阿根廷軍人和警察，其中包括格拉菲格納。[74]2003年，西班牙方面要求引渡蘭布魯斯奇尼。[76]2013年，因參與何塞·曼努埃爾·佩雷茲·羅霍和帕特里西亞·胡利婭·羅伊辛布利特（五月廣場祖母副會長羅莎·塔爾洛夫斯基·德羅伊辛布利特的女兒）失蹤案而遭到逮捕並起訴。[77]2016年，因上述失蹤案而判處二十五年有期徒刑。[78]2018年12月27日，因「塞瓦略斯總督」秘密拘留所中所犯下的罪行而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79]
- 萊奧波爾多·加爾鐵里，第三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陸軍司令，後任命為「總統」。1985年審判中宣判無罪。1986年，由於1982年馬島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而被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89年，獲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並恢復軍銜。[80][81]2002年，因涉嫌在獨裁時期犯下危害人類罪被捕，於次年預防性拘留期間於家中死亡。[82]
- 豪爾赫·伊薩克·阿納亞，第三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海軍司令。1985年審判中宣判無罪。1986年，由於1982年馬島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而被判處十二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89年，獲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並恢復軍銜。[83][81]1997年，西班牙國家審問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以種族滅絕罪、國家恐怖主義和酷刑罪起訴並要求阿根廷逮捕和引渡45名軍人以及1名平民，其中包括阿納亞。[84]該請求多次被阿根廷政府以屬地管轄原則為由拒絕，直至2003年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總統通過第420/03號政令，修改了當時主導拒絕的引渡規則[85]，並因此打開了引渡被要求的軍人們的道路，但這從未得到落實。[86][87]2006年，聯邦法官塞爾吉奧·托雷斯指控阿納亞在海軍工程學院特大案中犯下了266宗綁架案和酷刑案，但因為心臟病情而避免逮捕，可是其病情的真實性存疑。[88]他於2008年自由中死亡，終年81歲。[88]
- 巴西略·拉米·多索，第三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空軍司令。1985年審判中宣判無罪。1986年，由於1982年馬島戰爭中犯下的罪行而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褫奪公權並解除職務。1989年，獲梅內姆總統特赦出獄並恢復軍銜。[83][81]1997年，西班牙國家審問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以種族滅絕罪、國家恐怖主義和酷刑罪起訴並要求阿根廷逮捕和引渡45名軍人以及1名平民，其中包括拉米·多索。[84]該請求多次被阿根廷政府以屬地管轄原則為由拒絕，直至2003年內斯托爾·基什內爾總統通過第420/03號政令，修改了當時主導拒絕的引渡規則[85]，並因此打開了引渡被要求的軍人們的道路，但這從未得到落實。[86][87]他於2017年自由中死亡，終年88歲。[89]
第四屆軍政府成員未收到阿方辛指控，因而在未在審判中出庭。然而，他們受到其他後續審判的起訴。第四屆軍政府任命雷納爾多·比尼奧內將軍為「總統」。
- 克里斯蒂諾·尼古拉德斯，上文提及。
- 魯文·奧斯卡·佛朗哥，第四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海軍司令。1999年，西班牙國家審問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下令搜尋和逮捕在1976年至1983年間阿根廷犯下種族滅絕、恐怖主義和酷刑的48名阿根廷軍人和警察，其中包括尼古拉徳斯。[90][91]201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聯邦口頭六號法庭對其因系統性綁架兒童案中，以微弱多數宣告無罪。[92]2014年，聯邦翻案法院第三分庭推翻最初判決，並因31起綁架兒童案判處佛朗哥25年有期徒刑，但由於最高法院史無前例地推遲了指定對裁決最終覆核的分庭[92]，因而截止2022年該判決尚未生效。[92]
- 奧古斯托·豪爾赫·休厄，第四屆軍政府成員並擔任空軍司令。1999年，西班牙國家審問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下令搜尋和逮捕在1976年至1983年間阿根廷犯下種族滅絕、恐怖主義和酷刑的48名阿根廷軍人和警察，其中包括尼古拉徳斯。[90][91]但休厄逝於1993年。[93]
審判的意義
這是世界歷史上首次一群獨裁者不得不出現在他們自己的人民的法庭上，接受審判。不同於由勝利者進行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或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發生的重大罪行而建立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亦或是具有完全獨立於柬埔寨司法體系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這場審判發生在與被告人同一個國家，適用該國本身的法律以及同胞檢察官、律師和法官。
此外，由於前所未有的民主政府對軍政府的譴責，使本案與那些年在烏拉圭、智利、巴西、西班牙、葡萄牙和南非發生過的談判過渡形成鮮明對比。也是首次對憲政政府策劃和實施政變的拉丁美洲軍人被軍事法庭之外的政府法庭起訴和裁決。
阿根廷軍政府審判是該地域歷史上里程碑性質的事件。勞爾·阿方辛總統在人權問題上處於當時的最前沿，但同時也不得不承擔審判後的重大軍事叛亂。[94]
參與審判的法官阿斯蘭尼安認為：
El gran mérito del juicio a las Juntas no fueron las condenas impuestas a los máximos responsables de las Juntas sino que fue correr el telón, es decir, cómo pusimos de manifiesto la operatoria represiva: los Centros Clandestinos de Detención (CCD), los procedimientos, el Centro Piloto de París, las aventuras de Massera… Frente a eso, se acabó todo. Cualquier resistencia que pudiera haber, de la naturaleza que fuere, murió. Y el clamor social, popular de aquellos que estuvieron desde el principio (sea como víctimas o como militantes) empezó a cobrar fuerza, vigor, representatividad y redundando en organizaciones de derechos humanos admirables, como las que tenemos nosotros. Fue tal la fuerza, el impulso que tuvo este proceso que es el día de hoy que se están abriendo juicios gracias a la experiencia de los Juicios en Argentina... Se me hace difícil pensar qué Argentina hubiésemos tenido sin los Juicios. No sé. Realmente hubiésemos sido un Estado fallido, no sé en qué hubiésemos terminado. El Juicio ordenó éticamente al Estado, resolvió el tema de las FF.AA., instaló al país como adalid en materia de Derechos Humanos, penetró profundamente todo el sistema judicial argentino ya que aquí se aplican los fallos de la CIDH -Comisión Interamericana de Derechos Humanos- (como no se aplican en otros países), así como los derechos del Pacto de San José de Costa Rica incorporadas en l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 1994 y que, en materia de derechos humanos, nos presenta como un país muy prestigioso internacionalmente.
——阿斯蘭尼安[4]
流行文化
2022年，桑迪亞哥·米特雷執導電影《1985年阿根廷》上映，講述斯特拉塞拉檢察官及其團隊在審判軍政府時所做的努力。該片獲得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國際影評人協會最佳影片獎[95]和第70屆聖塞瓦斯蒂安國際電影節觀眾獎，也入圍第95屆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96]
參見
注釋
參考
外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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