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社會學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分支領域。它與C.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所提出的「將個人世界與更廣泛的社會結構聯繫起來」的呼籲密切相關。[1][2]軍事社會學的目標是系統性地研究軍隊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而非單純作為一個軍事組織。這個高度專業化的次領域主要探討軍事人員作為一個獨特群體的相關問題，該群體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行被迫的集體行動，其共同利益通常與職業和戰鬥中的生存有關，並且其目標和價值觀相較於民間社會更加明確和狹窄。軍事社會學還關注軍民關係，以及軍隊與其他群體或政府機構之間的互動。
理論和方法
軍事社會學反映了社會學本身所運用的多樣化方法，這些方法包括大規模數據分析、參與式觀察、社會網絡分析、調查研究、比較歷史、個案研究等。[3][4]軍事社會學的方法還包括哲學觀點和論證。[5]
軍事社會學在當代
當代軍事社會學主要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時期。這些事件引發了軍事社會學的系統性研究，儘管軍隊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早於這些事件已經存在。蘇聯解體、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以及隨後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也顯著影響了軍事社會學領域的發展。軍事社會學涵蓋許多主題，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研究範圍不僅限於軍事機構或其成員本身。相反，軍事社會學還包括軍民關係以及軍隊與其他軍事團體或政府機構之間的關係等領域。[6]
- 軍方人士持有的主流假設
- 軍人的戰鬥意願/動機
- 軍隊工會化
- 軍事專業化
- 退伍軍人向平民生活的過渡
- 提高婦女利用率
- 軍事產學聯合體
- 軍方對研究的依賴
- 軍隊的組織機構
軍隊的研究在社會學
兩位領先的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和莫里斯·賈諾維茲（Morris Janowitz）——對軍事社會學中的軍事專業化概念有重要影響。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軍事職業應在軍事事務上擁有高度自主權，因為平民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來監督軍事事務。他將這種概念稱為「客觀控制」。[9][10]
另一方面，賈諾維茲主張，現代社會中的軍隊角色極其複雜，並且影響深遠，專業軍人的責任不僅僅是執行暴力行為。軍隊精英有義務維持穩定的國際關係，這不僅需要管理專業知識，還需要具備政治技巧，這超出了傳統軍官的技能範疇。賈諾維茲擔心軍事職業可能會演變為一個自我延續、服務自身利益的小圈子，因此，他強調軍隊應該在社會上具有代表性，反映其所服務的公民。
根據山姆·C·薩克西恩（Sam C. Sarkesian）和羅伯特·E·康納（Robert E. Connor）的觀點，軍事職業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特的職業。[11][12]
塑造軍事職業特徵的關鍵因素有六個：
軍事職業具有以下幾個明確的特徵：
1. 專業知識為基礎的明確職能範疇：軍事職業的專業範疇基於其專業知識，確定了其獨特的工作領域。
2. 持續教育制度：為了保持專業能力，軍事職業設有一個持續教育系統，確保從業人員不斷更新並提高專業知識與技能。
3. 對社會的責任：軍事職業對社會負有義務，必須不計較報酬地為社會服務，專注於職責而非經濟利益。
4. 價值體系：軍事職業擁有一套延續專業品格的價值體系，這套體系同時建立並維持與社會之間的合法關係。
5. 制度框架：軍事職業在一個制度框架內運作，這個框架確保了其功能的穩定與持續。
6. 獎懲系統的控制：軍事職業擁有對獎懲系統的控制權，並能決定進入該職業人員的素質，確保人員符合專業標準。
在美國結束徵兵制並啟動全志願軍後不久，社會學家查爾斯·莫斯科斯（Charles Moskos）提出了軍事組織的「制度/職業」模型。他探討了軍隊是否應該被視為一種職業，而非一個制度。儘管軍隊仍然保留著制度性的原則（愛國價值觀、歷史傳統等），但它越來越朝著商業和經濟原則運作，因此可以被合理地歸類為一個專業。這可以通過軍隊與其他職業在權力和報酬分配上的對比來進一步探討。[13]軍隊內部有不同的階級，賦予某些人更多的權力。許多年輕人選擇軍隊，主要是為了獲得報酬福利以及不必背負巨大貸款的上大學機會。
莫斯科斯以美國作為他的參照點。法國、英國、德國、荷蘭、澳大利亞等國的軍隊也存在着制度主義的因素。 莫斯科斯的模型影響了入伍/重新入伍的學術研究，該研究旨在研究職業和制度因素如何影響新兵的入伍意向或現役人員的重新入伍決定。 [14]
幾乎沒有其他機構像軍隊這樣強調新成員的同化過程。同化包括持續的徵兵、甄選、訓練和職業發展過程。新兵、軍官或士官不僅要學習新穎且複雜的技能，他們還必須掌握一套嚴格的專業行為規範和禮儀，因為成為軍隊的一員意味著參與一個管理成員在職內外行為的組織性社群。美國軍隊運用了「公民士兵」的概念，從全國範圍內徵集軍事人員。這個術語指的是能夠在短時間內迅速召集或徵召部隊參加戰爭或軍事任務。然而，一旦任務或巡演結束，軍事人員將重返平民生活。
根據諾曼·A·希爾曼（Norman A. Hilman）的說法，在和平時期的徵兵中，有250萬人被徵召入伍。在這個快速過渡的時期，許多士兵可能因從前的平民生活與新軍事生活的巨大差異而感到迷失或困惑，因為軍隊生活要求無條件遵從新的命令。儘管許多男性和現在的女性是自願加入武裝部隊，但仍有人認為參軍並為政府工作是一種「出賣自我」。對軍事生活的負面刻畫，對於從外界來看的人來說，可能會讓他們對此感到反感。
儘管對軍事生活存在負面看法，且經濟保障的誘因也是一部分考量，但軍事徵兵的重點從一開始的為國家服務，逐漸轉變為獲得教育機會，再回到近年來重新強調為國家服務的需求。在這些變化過程中，徵兵人數並沒有下降，反而保持穩定，甚至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增加。
軍事家庭，根據定義，是指由丈夫、妻子及子女組成的單位；其中丈夫或妻子或雙方為主要的軍事入伍者。伴侶在軍人部署前、部署期間及部署後所經歷的情緒壓力，可能在心理上與軍人實際參與戰鬥的壓力一樣嚴重。那些伴侶首次面對丈夫或妻子被派遣時，對整個經歷的感受大多是非常悲傷的，並且難以應對親人突然的缺席。然而，伴侶曾經歷過部署的女性或男性，對當前的派遣往往有更積極的反應。他們認為離家工作是一項重要的任務，自己和家中的其他成員（子女）必須支持並照顧好一切，直到家人回來。
在此期間，孩子們開始承擔更多成人的責任，例如：煮飯、打掃、購買日用品等。儘管一些軍事家庭具備良好的應對技能，但有些家庭在面對與家人長期分離時，無法很好地處理這種壓力。配偶的壓力因素和反應會隨時間而變化，部署前所認為的壓力來源與部署期間和部署後感受到的壓力來源不同。
部署時間可能從90天到15個月不等，這段時間內，家庭成員對自己角色的期望往往會改變，這使得家庭中的每個成員都面臨挑戰，增添了家庭生活的複雜性。[15][16][17][18]
大約五分之一的18歲美國陸軍士兵和三分之一的初級軍事人員已婚，相比之下，18歲的平民中已婚的比例不到5%。[19]因此，年輕的軍事家庭在創建家庭時，面臨的困難比年輕的平民家庭更多。與年輕的平民家庭類似，年輕的軍事家庭也可能經歷成熟度問題、生活經驗不足、收入低以及遠離家鄉的生活。[20]然而，這些問題因軍事家庭所面臨的特殊困難而更加複雜。[21]舉例來說，儘管許多年輕家庭（無論是軍事還是平民）常常會面對困難，平民家庭更有可能得到家人和朋友的支持，而這對軍事家庭來說，尤其是駐紮在國外軍事基地的家庭，往往不是一個選項。[22][23]
與平民家庭相比，軍事家庭更常經歷的另一項困難是頻繁搬遷。大約33%的軍事家庭每年搬遷一次，而平民家庭的比例僅為5%。[24]對於雙親均為現役軍人的家庭，必須進行特別的規劃，因為雙方任何一方隨時都有可能被（重新）部署，這種情況的規劃尤其困難。[25]對於只有一方為現役軍人的軍事家庭，另一方家長如今較少像過去那樣待在家裡照顧孩子。相反，他們更可能選擇就業或上大學，因此由於工作和學習的承諾，頻繁的搬遷會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壓力。[26][27]
軍事家庭可以選擇住在父母的工作地點，也就是軍事基地內的住房。對於住在基地內的家庭，他們必須遵守基地指揮部和住房辦公室的規定，這些規定涵蓋如何維護住房等方面，而且他們享有的隱私權相對有限。簡而言之，他們可能會感受到遵從基地行為標準的壓力。一些家庭可能選擇不住在基地內，但基地外的住房通常更昂貴，而且生活起居也可能較為不便。[28]
De Soir 認為，已婚人員的伴侶在部署前、部署期間和部署後會經歷七個階段的壓力。
- 初期震驚與抗拒
- 這個階段通常持續約兩週。在此期間，家人對於派遣的消息感到沮喪和憤怒，這通常是一段情緒高漲的時期。過去，許多家庭僅有一個月的時間來準備部署，但最近許多家庭會提前一年或更長時間接到通知，這可能使得這段焦慮等待的壓力更加嚴重。根據最近的報告，理想的部署準備時間應為3到5個月，以減少壓力並更好地適應即將到來的變化。
- 疏離和隔閡
- 在出發前的最後幾天，伴侶會進入這個階段。由於對任務未來的不確定性，雙方可能會逐漸產生距離感。在這段期間，許多潛在的問題或擔憂可能浮現，這些問題無法在離別前的短時間內得到充分解決，如爭吵或隱藏已久的心事吐露。這些時刻往往帶來大量的情緒困擾，增加了即將離別的壓力，讓人感到更加焦慮與痛苦。
- 情緒混亂
- 在家人被派遣後不久，家庭成員會經歷悲傷的情緒，並且可能開始出現臨床抑鬱的症狀，如睡眠困難和生活節奏失調（如飲食失調）。這些問題通常持續約六週，甚至更長時間，特別是當派遣過程不順利或家人收到壞消息時。幫助家人和配偶渡過這段時期的最佳方式，是當派遣人員抵達目的地後，在軍事規定允許的情況下，儘早與家人聯繫。這能夠減輕家人對於派遣期間的壓力。保持持續聯繫是減少家庭生活壓力的關鍵。
- 恢復和穩定
- 通常在六週後，家庭會逐漸恢復，儘管仍有壓力，但會慢慢適應缺少被派遣成員的生活。在這個階段，建立並維持日常生活規律是分散注意力的最佳方式，讓家人不會過度關注派遣成員此時正在做什麼或身處何地。此時，「家庭前線團體」的參與對軍事家庭至關重要，因為這些團體讓擁有長期派遣伴侶的家庭成員有機會與其他人分享經驗並共度時光。尋求支持團體是人們應對壓力問題的眾多方法之一，有助於緩解情緒壓力並提供心理支持。
在美國，將近一半的現役軍人年齡都在25歲以下（包括男女），平均年齡為27歲。[29][30]這種年輕化趨勢延續的原因在於，大多數人是在18歲時入伍，並且在服役幾年後便退役。這導致具有大學經驗的軍人在軍中比例較低，僅佔軍隊的8.5%。[31][32]
青年參與武裝衝突並不是新概念，也不限於美國這樣的大型有組織的軍隊。歷史上，許多社會都重視年輕人在武裝衝突中的角色。例如，在蘇丹的丁卡族，男孩在16至18歲之間的成年禮上會獲得一根長矛；19世紀的夏安族男孩大約在14歲時首次加入戰鬥隊伍；以及達荷美的女性戰士，她們在9至15歲之間被徵召參戰。在美國內戰期間，估計有25萬至42萬名18歲以下的士兵在北軍和南軍中服役，這占了新兵的10%至20%。[33]
在這些早期時期，年輕人並不像今天這樣被視為天真無邪，相反，他們與成年人共同生活，經常通過學徒制或其他工作形式與成年人共存。直到正式教育逐漸普及，對於青年期的態度才有所轉變，並且延長了社會對青少年期的認知時間。[34][35][36]
過去，所有美國軍事院校都要求學員參加宗教儀式，但在 1972 年的「安德森訴萊爾德」一案中，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裁定此舉違憲。儘管如此，海軍學院仍然在飯前進行祈禱，並且要求參加餐食。這導致海軍學院的一些學生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尋求法律幫助。 2003 年，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在梅倫訴邦廷案 (Mellen v. Bunting) 中裁定，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在強制用餐前進行祈禱的類似做法違憲。 [37]
美國軍隊的宗教光譜與一般人口大致相似。不過，與20至39歲這一占軍隊80%的年齡群體相比，還是有一些細微的差異。主流新教徒、天主教徒、猶太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在軍中比例較低，但其他基督教宗派（如基督教宣教聯盟、上帝教會、安息日會、神召會等）比例明顯過高，約為該年齡群體中比例的三倍。無神論者或無宗教信仰者的比例略有增加，但這些差異的幅度均未超過10%，其中以新教基督徒的自我認同差距最大。數據及其他研究顯示，軍人相比全國人口，較少認同於主流宗教組織。
歷史上，來自少數族群的非本土成員經常被吸收進入軍隊服役。古代軍隊中的這種例子包括漢尼拔使用埃塞俄比亞士兵、羅馬的外邦軍團、拜占庭帝國招募中東人口以及奧斯曼帝國通過「米利特製度」徵召宗教少數群體。在自願服役的情況下，少數族群視軍事服務為在社會中取得進步的機會，甚至有可能為自己及其子女獲得公民身份。
在軍事組織的歷史中，少數族群通常與主要的種族群體分開編組，形成獨立的部隊。這不僅在古代軍隊中存在，還體現在較近的歷史脈絡中，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拿大的法裔加拿大團、英國在殖民期間徵召的少數族群，及其他時期由白人指揮的少數族裔部隊。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裔美國人在軍中的參與度很高，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在軍隊中受到白人士兵的較好待遇。隨著1954年結束工作排斥政策後，非裔美國人的再入伍率平均增加，甚至接近白人軍人的兩倍。英國也有類似的少數族裔參軍情況，但兩國都面臨著高階軍官職位中少數族裔比例明顯偏低的問題，這種情況在當時很嚴重，至今依然存在，但程度較輕。[38]
| 為軍隊中的少數民族提供特殊項目的國家 | 兩個或多個同等地位集團擁有平行軍事結構的國家 | 沒有針對軍隊中少數族裔的特殊計劃的國家 | |
|---|---|---|---|
| 示例國家 | 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 加拿大、英國、瑞士和比利時 | 法國、德國、西班牙、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 |
| 特徵 | 採取積極措施確保代表權均衡，下級官員的融入程度遠遠高於軍官 | 以身份為基礎組成的單位，通常是在國家建立過程中發揮過作用的不同群體 | 部隊的組建不考慮少數民族的地位，強調主流民族的利益，軍隊中可能有很多少數民族，但很少有人擔任軍官 |
| 可能的優勢 | 制定政策確保軍隊中的平等機會 | 平行結構有助於在內部危機期間，部隊與當地居民聯繫起來，並在國外戰爭期間，突出少數民族對國家軍事努力的貢獻 | 軍隊凝聚力增強 |
| 可能的缺點 | 可能導致少數族裔人數過多 | 需要更多資金用於培訓和管理 | 少數群體的權利被視為非問題或受到侵犯 |
軍事與性別議題在軍事社會學中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領域。女性的角色可能包括作為向孩子傳遞文化價值觀的媒介、重塑社會邊界，並在國家鬥爭中作為積極的戰士。歷史上，女性一直參與軍事活動。女性的軍事徵召推翻了「女性應該被保護」的觀念。徵兵在拉丁美洲、以色列、尼加拉瓜、盧旺達和北愛爾蘭等地區尤為重要。在土耳其，總司令的妻子被視為軍事家庭的「母親」代表。
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軍事政策被視為具有平等主義色彩，許多女性被徵召入伍，以實現現代化的理想。由於女性傳統上被認為是養育者和母親，女性在軍事中的平等地位和日益增加的參與，可能會改變戰爭的理由或「存在意義」，重新定義戰爭的目的和道德基礎。[39]
美國軍隊中的性侵問題對女性軍人構成嚴重挑戰。2021年，8%的女性軍事人員經歷了不受歡迎的性接觸，這是自國防部2004年開始收集此類數據以來的最高比例。在估計的35,900起性侵案件中，只有7,260起被報告，報告率為20%，相比2018年的30%有所下降。僅有42%的案件進入了軍事法庭程序。女性軍人在報告性侵後，相信其指揮鏈會「以尊嚴和尊重」對待她們的比例為39%，相比2018年的66%顯著下降。[40]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在女子陸軍輔助隊（WAAC）服役，該隊後來更名為女子陸軍軍團（WAC）。 [41]此外，還有婦女志願緊急服務組織（WAVES） 。 [42]
珍·亞當斯和辛西婭·恩洛被認為是對軍事社會學做出重要貢獻的女性。 亞當斯的影響力源自她對和平的女權主義觀點及其對維和的影響。 恩洛的影響力可以追溯到她對軍隊的女權主義觀點。
美國軍隊中並沒有招募同性戀者，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很可能還有每一場戰爭）到克林頓總統任期，一直都有同性戀者在美國軍隊中服役。 1993年，克林頓政府開始推行「不問、不說、不追究」的政策，即軍人在服役期間，既不會被強迫（「不問」），也不會被允許（「不說」）或被騷擾（「不追究」）披露或討論自己的性別認同。 [43] 「不問，不說，不追究」的政策實際上導致因同性戀而出院的人數從 1994 年的 617 人增加到 2001 年的 1,273 人。 根據人口普查信息估計，2000 年美國人口中有 100 萬是同性戀退伍軍人。 有伴侶的同性戀女性報告的服兵役率高於其他女性，而同性戀男性退伍軍人的服役時間與異性戀男性退伍軍人相似。
軍事與社會
在現代軍隊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國家依賴軍隊來保護其免受外部威脅以及應對內部各群體之間的暴力衝突。同時，軍隊從國家和社會獲取所謂的「暴力資源」，這些資源包括資金、技術、原材料和人力。不過，這種關係與16世紀和17世紀時有所不同，當時的內部權力中心和某些社會部門（例如技術工匠或行會）相對更具自主性，並不完全受國家主權的直接控制，能夠避免向國家提供資源。
這意味著前現代軍隊在某種程度上比現代軍隊弱，因為缺乏國家資源的支援；然而，社會中某些強大的部門控制著私人資金，並可以在需要時籌建自己的僱傭軍。隨著這一體系的演變，國家開始通過利用「生存恐懼」來加強對社會的控制，並創建了各種官僚手段，包括大規模徵兵、稅收系統和領土集中化。最終，國家的各個民間部門開始專門為國家效力，而國家則為了建設更強大的軍隊，利用這些部門來提取更多資源和人力，供軍隊專用。
因此，這種「現代」軍隊的存在完全依賴於國家，而在前現代時期，軍隊則可能是由社會中的各個自主部門控制的工具。[44]
歐盟安全研究所研究員伯卡德·施密特（Burkard Schmitt）確定了兩種類型的研究。基礎科學是自下而上進行的，沒有特定的需求並且以長期為導向。能力研究是自上而下進行的，大多數此類研究主要是為軍事用途而設，具有特定目標。 [45]
- 歐洲
很少有歐洲國家在研究和技術方面進行大量投資。國家敏感性和不願分享研究成果的國防公司長期以來阻礙了歐洲的研究。隨着歐盟和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CSDP）的形成和加強，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歐盟目前正在實施「全球安全高級研究議程」，這對歐洲安全的未來至關重要。歐洲的想法是所有成員國都應開展研究。成員國的目標之一，也是有助於未來研究的一種方法，是實現軍事需求的「協調」。 [45]
- 美國
美國的研究模式基於舊德國標準，美國從1876年美國化學學會成立開始效仿這一模式。利用研究和工業來發展更致命的化學和生物武器，是現代軍事中一個引人注目的方面。德國大學早期參與了化學毒氣的研發，並應用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大學「小心培養科學作為一種強調價值中立的活動的理想，賦予研究人員服務知識利益的權利和責任，並忽視那些可能與科學追求福祉相衝突的其他利益」。美國大學也擁有化學實驗室，哈佛大學於1917年開始研究毒氣。到了一戰時期，由於工業、軍事和政治之間的高度相互依賴，化學工業開始對政治產生影響。[46]
所做的研究量與美國經濟有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軍事預算。這在軍隊、政府和美國企業之間建立了緊密的聯繫。這被稱為「軍事工業綜合體」，但軍方也主導着大型大學的科學部門。這個概念就是軍事工業學術綜合體，簡稱 MIA。
著名學者
以下學者在軍事社會學領域發表了大量著作。許多人曾擔任《武裝部隊與社會》雜誌的編輯，並在專業組織「武裝部隊與社會大學間研討會」 （IUS）中擔任領導職務。
- Morris Janowitz, founder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and founder and Editor-in-Chief Armed Forces & Society
- David R. Segal, Editor-in-Chief Armed Forces & Society, President and Chair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 James Burk, Editor-in-Chief Armed Forces & Society, President and Chair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 Charles Moskos, President and Chair Inter-University Seminar on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 Mady Segal (Military Families and Women in the Military)
- Brenda Moore (Women and Minorities),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Joseph Soeters (Peacekeeping and Methods)[47][48]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Giuseppe Caforio
- John Sibley Butler (minor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military)
- Bernard Boene,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Morton Ender,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Meredith Kleycamp (recruitment)
- Nicholas Jans (Professionalism),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Christopher Dandeker (Veterans),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Gerhard Kümmel,[49]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Paul Camacho (veterans),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Guy Siebold (cohesion)
- Anthony King (combat and cohesion),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Yagil Levy, Editorial board Armed Forces & Society
- Patricia M. Shields, Editor-in-Chief, Armed Forces & Society
喬治·卡菲斯 (George Kaffes)，希臘軍事學院軍事社會學教授， https://sse.army.gr/wp-content/uploads/2022/12/CVeng-1.pdf
參見
- 軍隊欺凌
參考
進一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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