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薩米勒·萊溫斯基（英語：Monica Samille Lewinsky，1973年7月23日—）是一名美國活動家，電視人物，時裝設計師和前白宮實習生。在1995年和1996年於白宮工作時，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承認與她存在所謂的「不正當關係」。這一事件及其後果，包括克林頓彈劾案，成為著名的陸文斯基醜聞。
| 「Monica Lewinsky」的各地常用譯名 | |
|---|---|
| 中國大陸 | 莫妮卡·萊溫斯基 |
| 臺灣 | 莫妮卡·陸文斯基 |
| 香港 | 莫妮卡·萊溫斯基 |
由於醜聞的影響，萊溫斯基成為國際知名人物。她隨後從事各種事業，包括以她的名字設計一系列手提包，成為飲食計劃的廣告代言人，擔任電視人物，然後遠離公眾焦點，於倫敦攻讀心理學碩士。她也因醜聞在網上被人公開嘲笑。2014年，她以社會活動家的身份重回公眾視野，討論醜聞的影響以及反對網絡欺凌。
早年經歷
莫妮卡·薩米勒·萊溫斯基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在洛杉磯西部布倫特伍德和比弗利山的一個富裕家庭長大[1][2][3][4]。她的父親伯納德·萊溫斯基（Bernard Lewinsky）是一名腫瘤學家，祖父是德國猶太人，在14歲時逃離納粹黨執政下的德國，搬到中美洲國家薩爾瓦多，然後到達北美[2][5]。母親本名瑪西婭·卡伊·維倫斯基（Marcia Kay Vilensky），是一名作家，筆名瑪西婭·劉易斯（Marcia Lewis）。1996年，她出版了唯一的著作，八卦傳記《三位貴族的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ves of the Three Tenors）。劉易斯曾暗示（未證實）她曾與歌劇明星普拉西多·多明戈有染。在萊溫斯基醜聞期間，新聞界拿此事與她女兒和克林頓的性關係作比較。[6][7][8][9]莫妮卡的外祖父塞繆爾·M·維倫斯基（Samuel M. Vilensky）是立陶宛猶太人，外祖母布羅尼亞·波爾肖克 （Bronia Poleshuk）出生於中國天津英租界的一個俄羅斯猶太家庭[10][11][12]。莫妮卡父母於1987年至1988年期間的分居與離婚對她造成了很大的影響[2][13]。她的父親後來娶了現在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4]。母親後來與總統吉米·卡特掌管的美國之音的媒體執行官和前導演R·彼得·斯特勞斯（R. Peter Straus）結婚[14]。
家人去洛杉磯的西奈神廟（Sinai Temple）祭拜，莫妮卡在其宗教學校西奈秋葉學院（Sinai Akiba Academy）讀書[4]。她的小學生涯在貝萊爾（ Bel-Air）的約翰·托馬斯·戴伊學校度過[15]。後來她進入比佛利山高中（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學習，但她最後一年轉校至貝萊爾預備學校（Bel Air Prep，後來被稱為太平洋山學校（Pacific Hills School））並於1991年畢業[2][3]。
高中畢業後，萊溫斯基就讀於兩年制社區學院聖莫尼卡學院（Santa Monica College），並在比弗利山莊高中戲劇系和一家領帶店工作[2][13]。1992年，她據稱與已婚前高中戲劇導師安迪·布雷勒（Andy Bleiler）開始了為期五年的戀情[16]。1993年，她入讀俄勒岡州波特蘭的劉易斯克拉克學院（Lewis & Clark College），1995年畢業獲心理學學士學位[2][3][13]。
在家裡關係的幫助下，萊溫斯基獲得了在白宮幕僚長萊昂·帕內塔辦公室的無薪夏季實習機會。萊溫斯基搬到華盛頓特區，於1995年7月就職[2][13]。1995年12月，她獲得了白宮法律事務辦公室的有薪職位[2]。
醜聞
萊溫斯基稱，1995年11月至1997年3月期間，她與時任總統比爾·克林頓發生了九次性接觸。根據她的證詞，在橢圓形辦公室發生口交和其他性行為，但沒有性交[17]。
克林頓曾在任阿肯色州州長期間遭到性行為不端的指控，其中包括前阿肯色州雇員保拉·瓊斯對他提起民事訴訟，聲稱他曾經對她進行性騷擾。在瓊斯案的審理階段，萊溫斯基的名字浮出水面，當時瓊斯的律師試圖表明克林頓的行為模式，包括與其他政府雇員發生性關係。[18]
1996年4月，萊溫斯基的上級覺得她在克林頓身上花了太多時間，於是將她從白宮調到五角大樓[2]。她在五角大樓發言人肯尼思·培根的助理[2]。萊溫斯基把她與總統的關係告訴了同事琳達·崔普。1997年9月起，崔普開始秘密記錄關於萊溫斯基和克林頓秘密關係的電話對話。1997年12月，萊溫斯基從五角大樓離職。[19]1998年1月，萊溫斯基在保拉·瓊斯案中提交了書面證詞，否認與克林頓存在任何肉體關係，並試圖說服崔普撒謊。崔普向獨立律師肯尼思·斯塔爾提供了錄音帶，補充了他對白水爭議正在進行的調查。之後斯塔爾擴大了他的調查範圍，涉及到萊溫斯基、克林頓等人在瓊斯案中可能的偽證罪和唆使他人作偽證罪。崔普把錄音對話交給了文學經紀人盧西安·戈爾德貝格。她還說服萊溫斯基存下克林頓送給她的禮物，不要乾洗，後來這件禮物被稱為「藍色連衣裙」。克林頓宣誓後否認與萊溫斯基有過「性關係」。[20]
克林頓 - 萊溫斯基關係的新聞於1998年1月爆出。1998年1月26日，克林頓在全國直播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我和那個女人——萊溫斯基小姐——沒有發生性關係。」[21]此事立即占據了各大新聞媒體頭條，而萊溫斯基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住在她母親在水門綜合大廈的住所，躲避公眾的關注[5]。萊溫斯基與布雷勒的關係也被扒出，他向斯塔爾轉交了萊溫斯基入職白宮期間給他和他妻子的各種紀念品、照片和文件。[16][19]
克林頓還表示，「不存在性關係、不正當的性關係或任何其他不正當的關係」（there is not a sexual relationship, an improper sexual relationship or any other kind of improper relationship）[21][22]，他在1998年8月17日辯解道這是事實。因為其使用現在時態，有個著名的爭論是「這取決於『is』的含義是什麼」[23]（即在他發表聲明時，他已不再與萊溫斯基保持性關係）。斯塔爾從萊溫斯基那得到了有克林頓精斑的藍色連衣裙，藉此對克林頓施壓。萊溫斯基也作證道總統曾在她的陰道里插過一支雪茄管。最後克林頓說：「我確實和萊溫斯基小姐有過不正當的關係。」[22]克林頓否認犯有偽證罪，根據克林頓的說法，口交的法律定義[24]本身並不包括在「性」之中。此外，依據由檢方提出、經辯方同意並由蘇珊·韋伯·賴特（Susan Webber Wright）法官公示的「性關係」定義，克林頓聲稱由於某些行為是對他進行而非由他實行，所以沒有涉及性關係。然而，萊溫斯基對斯塔爾委員會的證詞與克林頓在性接觸中被完全被動的說法相矛盾。[25]
克林頓和萊溫斯基在陪審團前出庭。克林頓通過閉路電視作證，萊溫斯基則親自前來。美國獨立律師辦公室授予她罪行豁免權，以換取她的證詞[26]。
醜聞後的生活
這件事使萊溫斯基捲入政治風暴的中心，成為流行文化名人[27]。她的豁免協議限制了她可以公開談論的內容，但她能夠與安德魯·莫頓（Andrew Morton）合作，讓他撰寫《莫妮卡的故事》（Monica's Story），她的傳記包括與克林頓有染的一面[28][29]。該書於1999年3月出版，並被《時代》雜誌選為封面故事[28][29]。1999年3月3日，芭芭拉·沃爾特斯於ABC《20/20》節目採訪了萊溫斯基。節目吸引7000萬美國人觀看，破了新聞節目的觀看紀錄[28]。萊溫斯基從書中獲利大約50萬美元，另外還有100萬美元來自接受沃爾特斯（Walters）採訪的國際權利，但她仍為高額的法律與生活費用所困擾[30]。
1999年6月，《女士》雜誌刊登了作家蘇珊·簡·吉爾曼（Susan Jane Gilman）[31]，性學家蘇西·布萊特（Susie Bright）[32]和主持人阿比奧拉·阿布拉姆斯（Abiola Abrams）[33]的一系列文章，從三代女性的角度論述了萊溫斯基的行為對女權主義的意義。同年，萊溫斯基在機場拒絕了簽名請求，說「我因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出名」[34]。1999年5月8日，她在NBC的《周六夜現場》的兩個小品中客串她自己，節目在過去16個月內一直嘲諷她與克林頓的關係。
根據萊溫斯基自己的說法，醜聞期間她通過編織這一方式在媒體的強烈關注下撐了過來[30]。1999年9月，她擴大這一興趣，開始出售一系列帶有她名字的手提包[35]，以The Real Monica, Inc（真實的莫妮卡公司）的名義[30]。他們在網上以及紐約的Henri Bendel、加利福尼亞的Fred Segal和倫敦的The Cross銷售[30][35][36]。萊溫斯基經常去路易斯安那州監督製造[30]。
2000年初，萊溫斯基出現在飲食公司Jenny Craig的電視廣告中[37]。這個價值100萬美元的代言在當時獲得了相當大的宣傳[30]。萊溫斯基表示，儘管她渴望恢復私人生活，但她需要用這筆錢償還法律費用[38]。Jenny Craig的發言人這樣描述萊溫斯基：「她代表着當今有着繁忙的生活方式、充滿活力的女人。而且她有體重問題，長期以來一直與體重做鬥爭。這代表了美國很多女性的現狀。」[37]萊溫斯基當代言人後引發了爭議，一些產品換成了較舊的廣告[30][38]。公司於2000年2月停止投放萊溫斯基的廣告，並於2000年4月完全終止了她的宣傳，僅向她支付了30萬美元的報酬[38][30]。
另外在2000年初，萊溫斯基搬到紐約市，住在西村，成為曼哈頓社交場合的A級客人[30]。2000年2月，她出現在MTV的《湯姆綠色秀》（The Tom Green Show）中，主持人將她帶到父母渥太華家中，為她的新手提包業務尋找面料。 2000年末，萊溫斯基在英國第五台任記者，在《莫妮卡的明信片》（Monica's Postcards）節目上報道美國各地的文化和趨勢。[30][39]
2002年3月，萊溫斯基不再受豁免協議的約束，參加在HBO特輯「莫妮卡的黑與白」（Monica in Black and White）[30]，此為《美國臥底》（America Undercover）系列的一部分[40]。她回答了現場觀眾關於她的生活和克林頓的問題[40]。
萊溫斯基於2003年主持了福克斯電視網的約會節目《個性先生》（Mr. Personality），在節目中向年輕參賽女子提出建議[27][41]。一些美國人試圖在節目上組織抵制廣告商，以抗議萊溫斯基利用她的惡名掙錢[42]。儘管如此，節目首次播出後獲得了很高的收視率[41]，亞歷山德拉·斯坦利（Alessandra Stanley）在《紐約時報》上寫道：「經過多年的努力，通過設計手提袋和其他自我營銷計劃來利用名聲賺錢，萊溫斯基女士終於在電視上找到了一個合適自己的位置。」[43]然而評分連續多周下滑[44]，節目完成初期有限運作後，未再重新播出[45]。同年，她出現在英國的《V Graham Norton》、瑞典的《High Chaparall》以及美國的《The View》和《吉米·坎摩爾直播秀》節目中[45]。
在克林頓的自傳《我的生活》於2004年出版後，萊溫斯基在接受英國小報《每日郵報》採訪時說道[46]：
他本可以在這本書中糾正錯誤，但他沒有。他是一個歷史修正主義者。他撒了謊。[……]我真沒指望他會詳細介紹我們的關係。[……]但是，如果他這樣做了並坦誠說明，我不會介意。[……]不過我至少希望他能夠糾正他在保護其總統職位時所做的虛假陳述。相反，他談到這一點時，好像我把它全部放在那裡等他拿。我是自助餐，他只是不能抗拒甜點的誘惑。[……]這是一個相互的關係，各個層面的相互關係，從起點一路走來。[……]對於他必須完全褻瀆我的性格的做法，我不能接受。
——莫妮卡·萊溫斯基，於《每日郵報》採訪中的聲明
2005年，萊溫斯基發現她在美國無法逃離聚光燈，這使她的職業與個人生活變得困難重重[27]。她停止銷售手提包[35]並搬至倫敦，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社會心理學[27]。2006年12月，萊溫斯基畢業，獲理學碩士學位[47][48]。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她竭力避免大眾宣傳[27][49][50]。
2009年，萊溫斯基在研究克林頓醜聞的學者肯·戈麥利（Ken Gormley）的著作中發聲，認為克林頓對關於兩人關係的具體問題上說謊[51]。2013年，布雷勒移交給斯塔爾的與萊溫斯基相關的物品被布雷勒的前妻拍賣[52]。
在她淡出公眾視線的十年間，萊溫斯基居住在倫敦、洛杉磯、紐約和波特蘭。但是由於她的壞名聲，在接受非營利組織通信和營銷工作面試時遇到了困難[49][53]。
再現於大眾
2014年5月，萊溫斯基在《名利場》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羞恥與生存」（Shame and Survival）的文章，討論她的生活和醜聞[53][54]。她仍然認為這種關係是相互的，寫道克林頓利用她，這也是一個自願的關係[55]。她補充道：「我自己，對我和克林頓總統之間發生的事情深表遺憾。」[49]雜誌後來宣布她成為《名利場》的貢獻者，表示她將「持續為他們的網站做貢獻，尋找相關感興趣的主題」[56][57]。
2014年7月，萊溫斯基在國家地理頻道三集電視特輯「90年代：最後的輝煌十年」（The 90s: The Last Great Decade）中接受採訪。該系列着眼於20世紀90年代的各種事件，包括讓萊溫斯基成為全國焦點的醜聞。這是萊溫斯基十多年來首次接受這樣的採訪。[58]
2014年10月，她公開反對網絡欺凌，自稱是網上騷擾的「零號病人」[59][60]。在《福布斯》雜誌「30 Under 30」峰會上，她提及醜聞後的經歷，說「撐下來後，我現在想做的就是幫助其他恥辱遊戲的受害者堅持下來。」[60][61]她說她看到羅格斯大學新生泰勒·克萊蒙泰（Tyler Clementi）因受網絡欺凌而自殺的故事[60]，受其影響並加入Twitter發聲[61][62]。2015年3月，萊溫斯基於TED演講，繼續公開反對網絡欺凌[63]，呼籲建立更加富有同情心的互聯網[64][65]。6月，她成為反欺凌組織旁觀者革命（Bystander Revolution）的大使兼戰略顧問[66]。同月，她在戛納國際創意節上發表反網絡欺凌演講[67]。9月，萊溫斯基就旁觀者革命的「國家欺凌預防月」活動接受《早安美國》艾米·羅巴奇（Amy Robach）的採訪[68]。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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