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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豪（英語：Robert Howe，1732年—1786年12月14日）是北卡羅來納省美國獨立戰爭大陸軍將領。他出生顯赫政治世家，是該殖民地在大陸軍中服役的5位將領之一，也是職位最高的一位（少將）。他還曾在北卡羅萊納殖民地議會和州議會中擔任立法議員。
英法北美戰爭期間，豪曾在殖民地民兵部隊服役，並統領恐怖角河口的約翰斯頓堡。他還曾於規管戰爭時期擔任皇家總督威廉·特賴恩的炮兵隊上校。豪與特賴恩私交甚佳，後者成為紐約總督後，豪的多個重要職務被剝奪，他也強烈反對新總督的多項舉措。1773至1775年間，豪積極維持北卡羅萊納和其他北美殖民地之間的聯絡，參加北卡羅萊納省議會。革命戰爭打響後，豪晉升准將，並參與大陸軍南方軍部的許多行動，還一度成為南方軍部總司令。1778年，他在防禦薩凡納對抗英軍的戰鬥中失利，大陸軍和愛國者民兵損失慘重。
豪擔任軍事指揮官的經歷充滿爭議，他與喬治亞和南卡羅萊納的政軍領袖因民兵指揮權問題導致不和。1778年，他與南卡羅萊納的克里斯托弗·加茲登以手槍決鬥，此事就是因豪與南卡羅萊納政府間的衝突引起。除政治和軍事爭議外，豪的反對者又將他描繪成好色之徒，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促使大陸會議解除了他對南方軍部的指揮權。豪接下來前往紐約接受喬治·華盛頓將軍調遣，但在此期間仍然沒有什麼顯著成就。他以資深軍官身份主持軍事法庭，判決英國軍官約翰·安德烈間諜罪名成立並處絞刑。豪本人也受到意圖叛投英國的指控，但華盛頓認為這不過是英軍有意在大陸軍中製造分歧。戰爭後期，豪多次協助平定賓夕法尼亞和新澤西的兵變，再在戰爭結束後於1783年回到北卡羅萊納州。1786年，豪當選北卡羅萊納州眾議員，但就在前去參加會議時病倒，於12月14日辭世。
羅伯特·豪生於1732年，他的父親叫喬布·豪（Job Howe，又名Job Howes），是北卡羅來納省南部總督詹姆斯·摩爾（James Moore）的孫子，也是總督約翰·耶曼斯（John Yeamans）的後裔[3]:218。喬布娶過多位夫人，不同來源中對羅伯特母親的身份存在爭議，有來源認為羅伯特的母親是北卡羅萊納殖民地法學家弗雷德里克·瓊斯（Frederick Jones）的女兒瑪莎（Martha）[1]:5，也有來源認為他的母親名叫莎拉（Sarah）[3]:218，還有來源認為喬布的第三任太太簡（Jane）才是羅伯特的生母[4]:496。喬布·豪的先輩曾是17世紀末到18世紀初南卡羅萊納殖民地的種植園主和政治人物[1]:2–3。羅伯特出生前，他的家人離開查爾斯頓，在英屬北卡羅萊納省的恐怖角河岸定居[3]:218。喬布是摩爾家族的延伸成員，本是在南卡羅萊納生活，之後定居恐怖角下游，到18世紀30年代已在此擁有超過3萬2000公頃農田[1]:4。喬布·豪於1748年去世，把父母傳下的莊園和財富留給羅伯特[4]:496。羅伯特還有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他們在喬布的遺囑中都有提及[5]:3。
家人將年幼的羅伯特·豪送到英格蘭接受教育[3]:218，但有多個來源認為他並沒有前去[2][1]:5。1751至1754年的某個時間裡[1]:5，完成學業的豪迎娶了同樣繼承有大筆財富的莎拉·格蘭奇（Sarah Grange）[3]:218[4]:496。豪還有過多段婚外情，子女的準確數量雖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個同樣叫羅伯特的兒子，兩個女兒瑪麗（Mary）和安（Ann），此外還有至少4個母親身份不詳的女兒。同時代的人大多認為豪是好色之徒，到1772年時，他和格蘭奇已形同陌路，兩人從此分居[3]:218。兩人正式分居那年，豪錄下契據，為妻子的生活提供保障[5]:4。
支持保皇黨的日記作家珍妮特·肖（Janet Schaw）曾於革命爆發前這樣形容羅伯特·豪：[註 1][7]
……（他）比我在這個國家見過的任何人都表現得更像一名紳士。他被視為某種可怕的動物，某種吃女人的動物，會吞噬任何擋住他去路的人，而且沒有任何女人能夠抗拒他的魅力。但是，無需為你的朋友感到痛苦，我敢向你保證，他們都高估了他的優點，正如我敢肯定會有女人能夠抗拒他一樣，所以，我也相信，他並不像很多人以為的那樣可怕。
豪從祖母和父母那裡繼承了大筆財產，擁有當時巴倫水灣（Barren Inlet，如今人稱梅森水灣）附近的水稻種植園「豪之角」（Howe's Point）[8]。種植園所在地與如今的菲格伊特島（Figure Eight Island）隔海相望。豪還在如今的布拉登縣地區擁有一處名為「苦難山」（Mount Misery）的種植園。他打算用祖母留下的錢財和奴隸建立自己的財富。[1]:5–6
1755年左右，豪擔任布拉登縣民兵連上尉，並於1756年獲任命成為該縣太平紳士。1760年，豪代表布拉登縣入選殖民地議會，一直任職到1762年。1764年，議會組建不倫瑞克縣，豪獲任命為新縣太平紳士，並且又成為代表該縣的議員，此後還獲得6次連任。[3]:2181765年，豪與包括休·沃德爾（Hugh Waddell）、阿布納·納什（Abner Nash）和科尼利厄斯·哈奈特（Cornelius Harnett）在內的幾位殖民地領導人一起組建威爾明頓自由之子組織，積極參與抗議活動，反對向大部分印刷材料徵稅的1765年印花稅法[9]:244。自由之子成員當時並不覺得自己的反抗之舉屬於叛亂，他們的行為是基於這樣的理念：如果政府法案不符合人民的意願，那麼官員就沒有充分權力來繼續行使[10]:112。印花稅法危機解除後，豪成為殖民地財政大臣[4]:497。恐怖角河流域是北卡羅萊納殖民地針對印花稅法發起抗議活動的中心，但豪與總督威廉·特賴恩（William Tryon）私交甚佳，並且總督也為他的政治報負提供過方便，所以豪沒有採取積極對抗特賴恩的實質性行為[1]:13–14。
英法北美戰爭期間，豪與來自弗吉尼亞殖民地的軍人一起服役。1766年，他獲委任為民兵上尉，統領恐怖角河口的約翰斯頓堡（Fort Johnston，位於如今北卡羅萊納州不倫瑞克縣的紹斯波特）。豪於1766至1767年擔任該堡司令官，之後又於1769至1773年出任同一職務[1]:14–16。豪起初對此職位感到滿意，但他之後還是希望能進入英國正規軍，傳統上要成為約翰斯頓堡司令官，都要先在英國正規軍服役。雖然得到特賴恩的支持，但豪始終未能獲得任命。[6]:7221768年殖民地議會期間，豪在引入法案改善殖民地貨幣不足上發揮突出作用。他的法案建議認可大宗商品為法定貨幣，但未獲通過[10]:165。從一定程度上來說，規管運動的興起是因為北卡羅萊納窮鄉僻壤的農民對補交稅款和來自民間債權人的壓力感到不滿，這兩點都是豪於1768年提出的法案中試圖解決的問題[10]:161。
雖然豪致力對殖民地政策進行改革，但這仍然不足避免規管戰爭。暴亂發生後，豪成為特賴恩總督的炮兵隊上校，在皮德蒙特（Piedmont）聽從總督指揮打擊武裝示威人士。[3]:2181768年，豪在奧蘭治縣希爾斯伯勒（Hillsborough）對抗暴民，之後又於1771年在阿拉曼斯戰役期間擔任炮兵隊司令和軍需總長，這兩次他還是總督特賴恩的隨從人員[1]:15–16。1773年初，約西亞·昆西二世（Josiah Quincy II）到訪北卡羅萊納，希望促進南方和波士頓的活躍人士通力合作，他還對規管戰爭中的暴民心存同情，因此對事件起因展開調查。在此期間，豪擔任昆西的嚮導，並且在科尼利厄斯·哈奈特和威廉·胡珀（William Hooper）的共同協助下說服昆西，規管運動是不合理的，暴民也不應該拿起武器反對特賴恩。[10]:209在昆西看來，豪智勇雙全，思想理智而有責任感……理智的男人會尊重他，女人的世界更會喜愛他，他承認，豪也「有缺點和不足，但又有誰沒有呢。」[11]:18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昆西與豪、胡珀，以及哈奈特的走訪在不同殖民地間建立起溝通的橋梁，為之後共同應對大英帝國政府的強權統治打下基礎[11]:7。
豪擁有的私人財富一直不穩定，1766至1775年間，他被迫抵押土地並出售奴隸來獲取資金。1770年，豪買下恐怖角河沿岸占地160公頃的肯德爾種植園，但到了1775年，他又以約214英鎊的價格將之抵押。造成這種情況的確切原因已不可考，多位現代評論家認為，這是因為豪需要緊跟統治精英階層的腳步，在相應場合露面。繼任特賴恩皇家總督職務的約西亞·馬丁則認為，豪對錢財管理不善，有可能導致他在出任公職後挪用公款。[1]:6–7馬丁還認為，豪有意減少約翰斯頓堡的人員配備，用殖民地議會撥給當地駐軍的資金中飽私囊，約翰斯頓堡之前的司令官和其他英國皇家軍官都經常用這種手段貪污，並且特賴恩也對豪的做法視而不見[6]:725。但也有來源指出，豪擔任司令員期間實際上為該堡增加了25名駐軍[12]。身為立法議員和政府官員的豪與馬丁在工作上關係不佳，馬丁擔任總督後不久就解除了豪的兩項職務：約翰斯頓堡司令官和殖民地財政大臣[1]:16。1770年，殖民地議會試圖通過法案，允許債權人經過法院判決，用英格蘭居民在北卡羅萊納擁有的不動產來抵押債務。但馬丁希望只有英國法院而非殖民地法院擁有這樣的權力，殖民地居民只能通過英國法院尋求救濟，這導致他和豪發生正面交鋒[1]:16–17。馬丁認為，豪這樣強烈反對新總督的政策，只是因為對之前被解職懷恨在心[6]:726。
1773年12月，北卡羅萊納殖民地議會組建通信委員會，其成員包括豪、理查德·卡斯威爾（Richard Caswell）、約翰·哈維（John Harvey）、約翰·阿什（John Ashe）、約瑟夫·休斯（Joseph Hewes）和塞繆爾·約翰斯頓（Samuel Johnston）。委員會的任務是與其他殖民地保持通信聯絡，促進協調，共同抵抗英國通過徵稅等方式剝削殖民地居民。[9]:257–258從1774年開始，豪成為威爾明頓和不倫瑞克縣安全委員會成員[3]:218。英國政府頒布的茶稅法在波士頓引起傾茶暴動及其他抗議事件，英國政府於是又通過包括波士頓港口法在內的多條法案，波士頓因此關閉，北美殖民地居民稱這些法案都是不可容忍法案[9]:258–259。1774年8月，豪進入另一委員會，組織將玉米、麵粉和豬肉等補給物資送往波士頓[3]:218。
1774年8月25日，第一屆北卡羅萊納省議會召開，豪是其中代表不倫瑞克縣的議員。議會很快通過法案，禁止北卡羅萊納將煙草、焦油在內的任何貿易品出口到英國，也禁止從英國進口茶葉[1]:24。同年，豪起草多份文件，對之後人稱愛國者或「輝格黨人」的人士表示同情，還要求皇家總督馬丁實施改革[4]:497。1775年4月7日，面對總督馬丁對省議會屬法外機構的指責，豪向殖民地議會演說，拒絕總督解散第二屆省議會的要求。議會採納了豪的意見，這導致馬丁直接中止了殖民地議會議程。[5]:6–7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戰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戰役於1775年打響後，豪開始操練當地民兵，用鼓和小提琴這樣不同尋常的組合來代替傳統的鼓笛和鼓[11]:11。
1775年7月15日，豪帶領500民兵從不倫瑞克鎮（Brunswick Town）突襲總督官邸，意圖綁架馬丁[3]:218。但馬丁已於這天清晨從約翰斯頓堡出逃，於7月19日到達英國皇家海軍「克魯茲號」（HMS Cruizer）[9]:270[3]:218。豪命令民兵將約翰斯頓堡付之一炬，首先焚燒的是司令官約翰·科萊上尉的家，安全委員會此前曾指控他貪污[11]:14–15。馬丁逃脫後於1775年8月8日發表聲明，把北卡羅萊納不斷加劇的動盪形式歸咎於威爾明頓安全委員會傳播的那些「最卑鄙、最可恥的煽動性謊言」[9]:271。
1775年8月20日，第三屆北卡羅萊納省議會在希爾斯伯勒召開，豪再次成為不倫瑞克縣代表，並獲命進入委員會，負責起草議員誓辭。這份誓辭宣誓效忠英國國王，但否認英國議會有權向美洲殖民地徵稅[1]:27–28。有來源指出，豪曾在1776年的第四屆北卡羅萊納省議會期間宣布：「獨立似乎是眾口一詞，我還不知道有任何人對此反對」[9]:280。
1775年9月1日，第三屆北卡羅萊納省議會任命豪統領新組建的大陸軍北卡羅萊納第2團，官封上校[11]:16–17。1775年秋，豪把指揮部設在克雷文縣的新伯爾尼（New Bern），受省議會之命負責保護北卡羅萊納北半部到與弗吉尼亞殖民地交界處[1]:28–29。當時，英國兵力由弗吉尼亞殖民地最後一任皇家總督第四任鄧莫爾伯爵約翰·默里統領，正在弗吉尼亞東部橫行[1]:29。豪主動出擊，帶領北卡羅萊納將士進入弗吉尼亞，在大橋戰役結束後不久到達[11]:24。接下來他領軍占領不久前被保皇黨武裝分子遺棄的諾福克，開始接掌當地多支北卡羅萊納和弗吉尼亞部隊[3]:218。諾福克周邊地區則是由鄧莫爾領導的保皇黨民兵部隊控制[4]:497。
豪的從軍資歷比弗吉尼亞的威廉·伍德福德（William Woodford）資深[3]:218，他與停泊在諾福克眾多船隻的船長就補給問題展開談判，這些船上當時擠滿了保皇黨難民。局勢很快惡化，英國海軍陸戰隊率先發動進攻，接踵而至的是皇家海軍艦隻的炮擊，最後愛國者部隊也開始焚城，諾福克於1776年1月1日焚毀[11]:25–26。大火接下來還肆虐了兩天，豪命令將城內大部分仍然屹立的建築物夷為平地，然後再撤出該城，讓這裡變得對英國人更沒有利用價值[11]:26。據伍德福德所述，豪在諾福克指揮作戰期間「勇敢、謹慎而且意氣風發」[3]:218。1775年12月22日，弗吉尼亞大會正式向豪致謝，1776年4月22日，第四屆北卡羅萊納省議會也向他正式致謝[3]:218。
1776年3月，第二屆大陸會議將豪和同樣來自北卡羅萊納的詹姆斯·摩爾一起提升為准將[3]:218。兩人都是大陸軍中僅有的五位北卡羅萊納將領之一[13]。豪起初獲命統領弗吉尼亞境內的所有大陸軍[1]:38，但他和摩爾很快就獲命趕赴南卡羅萊納。由於亨利·克林頓率英國陸軍和皇家海軍到達恐怖角河河口，摩爾的行程受到延誤，因此豪率先抵達南卡羅萊納[3]:218。克利頓登上北卡羅萊納海岸後發布公告，稱一度拿起武器對抗英王的人可以得到赦免，但這其中不包括豪和正擔任北卡羅萊納省議會主席的科尼利厄斯·哈奈特[3]:218[14]。英軍在威爾明頓周邊活動期間，豪擁有的肯德爾種植園遭到洗劫[1]:41。
到達查爾斯頓後，豪成為大陸軍南方軍部司令查爾斯·李（Charles Lee）少將的副官[11]:72。1776年6月，豪在第一次查爾斯頓圍城戰期間直接統領南卡羅萊納民兵[3]:218並負責城區防禦[1]:43。李受命北上協助喬治·華盛頓將軍後，詹姆斯·摩爾接過大陸軍南方軍部指揮權[3]:218。李離開後，豪成為查爾斯頓和薩凡納的司令官，1776年9月，豪捲入爭議，當時南卡羅萊納省議會准許其軍官招募來自北卡羅萊納的大陸軍軍人，而豪則懇請北卡羅萊納省議會同意指收南卡羅萊納的人員入伍，因為南卡羅萊納省擁有各多的白人男性。北卡羅萊納最終接受豪的請求，但要求他必須先把已被南卡羅萊納挖角的北卡羅萊納軍人收回。南卡羅萊納省議會展開反擊，要求豪支付所有回歸將士的佣金。[11]:80詹姆斯·摩爾於1777年4月15日逝世，豪因此接掌南方軍部[1]:51。
豪的指揮方式很快引起不滿，1777年8月20日，南卡羅萊納議會提出抗議，反對由豪統領南卡羅萊納範圍內的軍人[3]:218–219。雖然如此，但他還是於1777年10月20日晉升少將[3]:218，成為大陸軍中唯一的北卡羅萊納少將[13]。豪經常會與南方軍部多個殖民地的民事領導人出現分歧，他也經常會把自己同殖民地官員之間的衝突交給大陸會議解決[1]:54。這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與喬治亞殖民地政府的早期衝突，政府要求由總督在交戰期間領導州民兵，但豪認為一旦發生交戰，一切武裝力量都應由自己指揮，大陸會議也同意他的看法[1]:56。但這其中的複雜性在於，大陸會議是授權各殖民地政府而非軍隊領導人籌集資金用於軍事開支，所以豪只能依靠殖民地政府來籌資[1]:40。
1778年，豪獲命按查爾斯·李的計劃襲擊英屬西佛羅里達，但他並不贊同這一作戰計劃[3]:218。1777年曾有過一次針對該殖民地的遠征行動，豪沒有直接參與，行動很快就失敗了[1]:62。但大陸會議指示豪繼續同喬治亞的民兵一起進軍佛羅里達[1]:68。豪請求大陸會議安排奴隸修築公路，並充當南下軍隊先鋒，但由於奴隸人手不足，聯軍進入佛羅里達的進程也相應受阻[1]:75。
1778年6月29日，豪攻占喬治亞和佛羅里達交界地段聖瑪麗河上的桐寧堡（Fort Tonyn）。但喬治亞總督約翰·豪斯頓（John Houstoun）不但拒絕把民兵指揮權交給大陸軍將領，而且也不肯參加豪的會議。[1]:79–80, 83接下來，安德魯·威廉森上校率領南卡羅萊納民兵抵達喬治亞，他同樣不願把民兵指揮權交給豪，令局勢雪上加霜[1]:80。此後不久，英軍獲得增援，開始向薩風納逼近[4]:497。到了1778年7月14日，豪被迫向北撤軍返回查爾斯頓[1]:83。喬治亞殖民地官員很快就開始中傷大陸軍指揮官，大陸會議之前曾認定豪對民兵部隊擁有優先指揮權，所以無法理解豪為什麼不能有效指揮喬治亞民兵。這些因素共同影響，使得豪一人擔負了遠征佛羅里達失敗的大部分責任。[1]:87
除了在地方軍政領導人存在磨擦外，豪還面臨着其他困難。1778年8月30日，他與南卡羅萊納的克里斯托弗·加茲登（Christopher Gadsden）以手槍進行決鬥。加茲登曾是豪的部下，於1777年辭職並自認受到豪的冒犯。這次爭議的本質與豪涉及的其他許多爭議一樣，都是大陸軍和殖民地政府在殖民地軍隊主控權問題上的衝突。[5]:9–10加茲登起草信件並四處傳播，在信中質疑豪擔任指揮官的頭腦和能力，還質疑豪是否有合法權力向南卡羅萊納大陸軍發號施令。豪對此深感冒犯，於1778年8月17日向加茲登挑戰[15]:184–185。
決鬥期間，南卡羅萊納總督查爾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的父親科諾爾·查爾斯·平克尼（Colonel Charles Pinckney）是豪的副手，巴納德·埃利奧特上校（Colonel Barnard Elliot）則是加茲登的副手[15]:186。豪第一個開槍，但卻在僅8步以外打偏[3]:218–219，只是鉛彈擦傷了加茲登的耳朵[4]:497。加茲登於是故意從自己左肩上向後打了一槍，要求豪再開一槍，但豪沒有同意[15]:186。兩人最終商議了一些賠償方式後分道揚鑣。這一事件並沒有就這樣靜悄悄地結束，《南卡羅萊納和美國憲報》（South Carolinian and American Gazette）於1778年9月3日刊文，全面報道這起決鬥。同月，英國軍官約翰·安德烈（John André）以這起決鬥為主題發表18節諷刺詩，並在詩中模仿洋基歌的歌詞風格。[5]:10–12
南卡羅萊納殖民地出現傳言，稱豪曾在當地調戲女子，大陸會議於是在1778年9月25日解除豪對南方軍部的指揮權，派本傑明·林肯少將接手[3]:218–219。豪仍然留在南方軍部，並在薩凡納指揮。等待林肯帶領增援前來薩凡納期間，豪在該市周圍建立防禦工事，準備應對迫在眉睫的進攻[3]:218。總督豪斯頓這時仍然沒有改變態度，只給予豪很少的民兵支援[3]:218。
1778年12月29日，阿奇博爾德·坎貝爾率領英軍在薩凡納附近登陸，他在戰鬥開始後不久就通過一片豪一度認為不可能通過的沼澤，成功包抄豪率領的部隊側翼[11]:191。豪此前曾命令偵察兵查探是否有任何方式可以通過這片沼澤，但坎貝爾找到的路是由一名奴隸所指，愛國者一無所知[1]:96。豪的部隊本來占據有利地形，足以進行長時間的抵抗，但突然出現在後方的英軍在愛國者中引起慌亂[1]:95–96。豪指揮的民兵很快就逃離戰場，超過500名愛國者或大陸軍軍人陣亡或被俘[11]:191。這場慘敗導致薩凡納落入英軍之手，豪也因此飽受指責[3]:218。1779年1月3日，豪正式將指揮權移交林肯[1]:100。
薩凡納的戰敗導致豪受到喬治亞殖民地官員的進一步指責，他們認為豪把喬治亞拱手讓給了英國；大陸軍將領威廉·莫爾特里（William Moultrie）則認為，豪帶領的部隊人數遠遠不及英軍，所以從一開始就不該如此不自量力[1]:98。豪之後在軍事法庭上作證稱，他知道英軍通過沼澤的路，但他當時認為英軍「基本不可能」會從那條路過來，所以沒有防範[6]:736。這一說法與之前喬治亞民兵軍官喬治·沃爾頓（George Walton）的證詞不符，沃爾頓稱，豪在開戰前根本不知道那條路，而且他曾告訴豪有這樣一條路存在，但豪認為沃爾頓弄錯了[6]:735–736。
林肯接管南方軍部後，豪獲命北上，於1779年5月19日重新加入大陸軍。豪因摔倒受了傷，導致他連續一個月里無法執行任何任務。[3]:219起初他受命防衛康涅狄格殖民地免遭英軍襲擊，豪的昔日恩師威廉·特賴恩及其副官埃德蒙·范寧（Edmund Fanning）都曾偷襲該殖民地。豪將指揮部設在費爾菲爾德縣的里奇菲爾德（Ridgefield）。[1]:103
斯托尼角戰役結束後不久，豪獲命於1779年6月18日協助以色列·普特南將軍進攻弗普蘭克角（Verplanck's Point）的英軍防禦工事，這裡和斯托尼角（Stony Point）只隔了一條哈德遜河。豪受命指揮炮兵炮擊英軍工事，再帶領步兵衝鋒，然而，他獲得的彈藥、糧草、大炮，甚至修築戰壕的工具都太少，無法發起有效進攻奪取陣地。他向華盛頓將軍建議，這樣的進攻沒有實際價值，然後在得到華盛頓同意後取消圍攻戰。[3]:219多位歷史學家指出，豪未能在這一戰中奪得英軍要塞，這對他的軍旅生涯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導致他此後再也沒有指揮過重大戰鬥[16]。同時代的威廉·歐文（William Irvine）批評豪「有這麼一種『天賦』……去找到很多所謂的阻礙和勉強合理的藉口，來拖延自己」對弗普蘭克角的進攻[11]:174。
斯托尼角戰役結束後，豪一度被分配到由多個馬薩諸塞旅組成的華盛頓大陸軍左翼，受約翰·尼克松（John Nixon）和約翰·格洛弗（John Glover）准將指揮，豪依然把總部設在里奇菲爾德[1]:105–106。豪控制的地區很少有軍事行動，但他通過招募和培養大批間諜，為愛國者提供英軍在曼哈頓和長島海灣沿線的駐防情況信息[1]:106。
華盛頓將軍任命豪主持軍事法庭，裁決貝內迪克特·阿諾德將軍在1778至1779年擔任費城地區司令官期間是否有不當行為。據稱，阿諾德在此期間曾與英國商人交易，還收受過私營商戶的錢款，以他當時的身份而言，這些行為有欠恰當，此外還存在其他多種阿諾德行為失當的指控。仲裁庭設在豪位於米德爾敦的總部，曾因英軍來攻的威脅休庭數月，再於1779年12月開庭，1780年1月休庭[1]:112–113。1779年秋，華盛頓命令豪進入戰備位置，準備和法國海軍一起對英軍發動海陸聯合進攻，但法國方面始終沒有對紐約展開實質攻擊[1]:109。1780年1月26日，軍事法庭作出截決，裁定阿諾德違反戰時規定，允許敵方港口開出的船艦進入費城，建議華盛頓譴責阿諾德[1]:114。
1780年2月21日，豪成為大陸軍位於西點防禦工事的司令官。但是，阿諾德和大陸會議中的多位支持者之後說服華盛頓，於1780年8月3日任命阿諾德執掌西點防禦工事。此後阿諾德叛變，將這處要塞拱手讓給英軍。戰爭餘下的時間裡，豪主要在哈德遜河上遊河谷地區活動，監督自己在該區域建立的間諜網絡，雙重間諜約書亞·赫特·史密斯（Joshua Hett Smith）便是網絡中的一份子，他在之後阿諾德的叛變和受起訴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1]:128–129在此期間，有證據顯示豪可能同英國方面有所交流，但華盛頓認為這些證據不足以採信，不過是英軍將領亨利·克林頓散播的謠言。豪還擔任軍事法庭委員會委員，裁定英國軍官約翰·安德烈少校間諜罪名成立並判處死刑，安德烈的任務是協助阿諾德叛變。[1]:129
1781年，新澤西殖民地因賓夕法尼亞戰線兵變的影響發生龐普頓兵變，豪協助平定了後一場兵變[3]:219。華盛頓下令豪包圍龐普頓兵營，並安排軍事法庭開審，處決了兩個叛兵頭目[3]:219。1781年秋，豪請求與華盛頓前往弗吉尼亞與英軍作戰，當時還預期這將是兩軍的最後一戰，但華盛頓沒有同意[1]:139。豪還受到傳喚，到費城接受軍事法庭質詢，調查他在1778年防守薩凡納期間是否存在行為失當。仲裁庭由弗里德里希·威廉·馮·斯托本主持，1781年12月7日開庭，1782年1月23日休庭[1]:140–141，法庭最終認為，豪在薩凡納的作為值得「最高榮譽」，沒有任何失當之處[4]:498。
1782年春，助理副官長約翰·卡萊爾（John Carlisle）命令豪召集軍事法庭，調查亞歷山大·麥克杜格爾將軍是否有行為失當的情況。麥克杜格爾和豪私交甚佳，但法庭最終認定麥克杜格爾存在輕度違規，曾將1776年一次戰爭議會中的機密信息泄露給不具備相應權限的人員[1]:142。1783年，豪受命平定1783年賓夕法尼亞兵變，這場抗議活動導致大陸會議不得不離開費城另覓地點[3]:219。
平定1783年的賓夕法尼亞兵變後，豪參與建立辛辛那提協會，並且第二個在該協會的全國憲章上簽字，名字就在馮·斯托本的正下方[1]:149。接下來，豪返回北卡羅萊納的肯德爾種植園，他的遠親擁有更有名氣的奧頓種植園，位於肯德爾所在河段下游。同年，豪成為辛辛那提協會北卡羅萊納分會的創始人，還簽署了分會憲章[17]。1783至1784年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多次往返費城、紐約及東北部的其他多個城市，豪認為大陸會議還欠自己一些債務，希望能夠結清[1]:150。他不得不再次將種植園抵押，直到1785年才從大陸會議獲得7000美元的補償[1]:151。
1785年，豪受聯邦國會之命與西部多個印第安人部落締結條約[4]:498，但卻沒有與喬治·羅傑斯·克拉克（George Rogers Clark）、理查德·巴特勒（Richard Butler）和塞繆爾·霍爾登·帕森斯（Samuel Holden Parsons）一起上路，三人於1786年在沒有豪參與的情況下簽署芬尼堡條約[1]:151–152。豪在禿頭燈塔建設規劃期間協助本傑明·史密斯（Benjamin Smith），還積極走上北卡羅萊納州法庭，向昔日的保皇黨伸出援手，幫助他們回歸原有生活[1]:152–153。
1786年夏，豪當選北卡羅萊納州眾議員[1]:153。但他就在前去參加會議的路上病倒，於1786年12月14日在布拉登縣逝世[3]:218–219[2][註 2]，身後遺骨下葬在他的土地上，這些土地如今屬哥倫布縣，但豪下葬的確切地點已不得而知[1]:153。紹斯波特的老史密斯維爾墓地之後建起紀念館，紀念豪的一生[18]。
羅伯特·豪沒有足夠的軍事成就，個人名聲也不佳，這導致他在同代人及後世眼中的形象以負面為主。但北卡羅萊納歷史學家休·蘭金（Hugh Rankin）在簡略介紹豪的生平時指出：「機遇到來之時，他都沒有足夠的手段和實力，來贏得他人的認可和尊重。」[3]:2191903年，北卡羅萊納州聯邦眾議員約翰·迪拉德·貝拉米（John Dillard Bellamy）提出法案，建議在威爾明頓豎立豪的騎馬雕像，紀念這位將軍的功績，但法案未獲通過[19][5]:1–2。1940年，北卡羅萊納州政府在該州第133號高速公路位於不倫瑞克縣貝爾維爾（Belville）境內路段樹立歷史紀念牌，紀念豪的功績[2]。男演員約翰·麥克因泰（John McIntire）在1955年電影《猩紅外套》（The Scarlet Coat）中扮演豪，影片取材自貝內迪克特·阿諾德的叛變陰謀[20]。
多位學者提出質疑，認為豪在哈德遜河谷經營間諜網絡期間曾同英方談判，希望以叛變換取英國正規軍軍官職位，這與貝內迪克特·阿諾德1780年時的做為類似[6]:740–741。早在1776年豪剛升任准將後不久，就有位名叫亨利·凱利（Henry Kelly）的保皇黨商人向大英帝國殖民地國務卿第一任薩克維爾子爵喬治·熱爾曼（George Germain, 1st Viscount Sackville）提議，可以輕易策反豪加入英軍。凱利還進一步聲稱，豪的叛變可以讓英國在戰爭中得到很大好處[6]:727–728。
1780年，貝內迪克特·阿諾德的叛變陰謀敗露，叛逃的前英國軍官比斯利·埃德加·喬爾（Beesly Edgar Joel）上尉[6]:738–739聲稱，除阿諾德外，還有另一位大陸軍軍官打算叛變，並在受審後招認此人就是豪。喬爾聲稱，他的消息來自威廉·特賴恩的副手埃德蒙·范寧。喬爾還進一步稱，豪是利用交換囚犯來與英方傳遞信息。華盛頓和國會戰爭委員會懷疑喬爾是英國間諜，所以不相信他的說法，此後托馬斯·傑斐遜和弗吉尼亞殖民地政府任命喬爾帶領愛國者民兵對抗當地保皇黨武裝。[6]:740此外，紐約保皇黨、豪手下的間諜約書亞·赫特·史密斯在1780年4月29日的日記中記錄，他的哥哥托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得到消息，有人在英軍和愛國者之間傳遞情報，使用的方法和此前喬爾所說的交換囚犯基本一致。1780年9月28日，威廉·史密斯告知亨利·克林頓，稱他相信「鮑勃·」豪有意背叛愛國者。[6]:741
此後，包括道格拉斯·索撒爾·弗里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在內的多位歷史學家都認為，有關豪試圖叛變的傳聞純屬無稽之談，都不過是喬爾蓄意捏造，來向愛國者政府示好[6]:740–741。查爾斯·貝內特（Charles E. Bennett）和唐納德·R·列儂（Donald R. Lennon）合著過全面介紹豪生平的著作，書中只用了1頁探討將軍涉嫌叛變的傳聞[1]:129。不過，弗里曼的判斷主要是以華盛頓對這些傳聞的評估為依據，但華盛頓並不知道威廉·史密斯的日記中也有相應記載。豪也可能只是向英國人放出打算叛變的風聲，以掩蓋他管理的龐大間諜網絡運作，包括菲力·斯凱勒在內的其他大陸軍間諜首腦也曾使用同類戰術[6]:741。美國史學家菲利普·蘭勒特（Philip Ranlet）在研究過豪的事業和動機後認為，斯凱勒聲名顯赫，相比之下豪的事業中到處都是失敗，所以豪的確有可能試圖叛變。如今，沒有任何證據能夠切實無疑地證明，羅伯特·豪當年究竟是否打算叛變[6]: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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