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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馬亞征服西班牙,又稱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亞半島或倭馬亞征服西哥特王國,是公元711至788年倭馬亞哈里發國對位於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行省的擴張攻占。遠征行動最終導致了西哥特王國的毀滅以及倭馬亞維拉亞特安達盧斯的建立。這次征服標誌着倭馬亞哈里發國及穆斯林完成在歐洲最西端的擴張。
倭馬亞哈里發瓦利德一世統治時期,由將軍塔里克·伊本·齊亞德帶領的由北非柏柏爾人組成的軍隊於711年登陸直布羅陀[1][2],在瓜達萊特戰役中擊敗西哥特王國篡權上位的國王羅德里克後,塔里克得到了一支來自阿拉伯、由他的上級瓦利穆薩·伊本·努賽爾領導的軍隊的援助,繼續向北進軍。到了717年,這支阿拉伯-柏柏爾聯軍已跨越了比利牛斯山脈,侵入塞普提曼尼亞,在此他們持續攻占高盧的領土至759年。
9世紀穆斯林歷史學家塔巴里傳達了一則關於哈里發奧斯曼·本·阿凡的傳說:他稱穿越西班牙行省是通往君士坦丁堡的路,「只有通過西班牙才能征服君士坦丁堡,如果你征服(西班牙)你將於那些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人分享榮耀」,這使得穆斯林在完成對馬格里布的征服後,開始着手進攻西班牙[3]。拜占庭學家沃爾特·凱吉(Walter Kaegi)對塔巴里的傳言提出了質疑,認為征服地中海的最西端是受到了軍事、政治和宗教上的機會驅使,而不是因678年進攻君士坦丁堡失利而導致的進攻方向上的轉變[3]。
8世紀早期在伊比利亞半島具體發生了什麼很難考證,一本當時的基督教史書《754年編年史》(其編年結束於同一年)被認為是可靠的記載,但其敘述經常模糊[4]。當時沒有穆斯林相關記載,後來穆斯林所做的匯編,比如阿爾及利亞學者艾哈邁德·穆罕默德·馬加里(Ahmed Mohammed al-Maqqari)在17世紀所做的工作,反映了後來意識形態的影響[5]。早期記載的缺乏意味着對這段歷史詳細具體的敘述都需要謹慎對待[6]。
倭馬亞從已統治當地約300年的西哥特人手中奪得了西班牙的控制權[7]。在倭馬亞征服當地的過程中,西哥特上層階級已開始崩塌,並且在權力繼承及維護方面出現了很多問題,部分原因是由於西哥特人只占王國人口的1-2%[8],這使其難以控制叛亂的群眾。這一時期西哥特王國的統治者是羅德里克[9],不過這一點依舊有爭議。
羅德里克上位獲得國王頭銜的方式依舊未知,有說法稱他與前任國王維提薩(Wittiza)的兒子阿奇拉二世(Achila II)發生了爭執。此後發現的君主列表中包含了阿奇拉二世而未見羅德里克的名字,這與當時的內戰記錄一致[10]。錢幣學證據表明當時的王室產生了分裂,使得好幾種硬幣被同時鑄造,阿奇拉二世直到約713年依舊是塔拉科西班牙(埃布羅河盆地)和塞普提曼尼亞的國王[11]。《754年編年史》中將羅德里克描述為篡位者,通過欺騙獲得了其他哥特人的忠誠。在9世紀晚期相對可信度較低的《阿方索三世編年史》中記述他對塞維利亞(或托萊多)主教,同時可能是維提薩兄弟的歐帕斯(Oppas)表現出明顯的敵意,據稱歐帕斯曾與阿斯圖里亞斯王國的建立者佩拉約交戰[12]。
還有一個故事稱休達伯爵朱利安(Julian of Ceuta)的妻子或女兒被羅德里克強姦,使得朱利安向倭馬亞在伊夫起亞的首府丹吉爾尋求幫助[13]。然而最早的關於征服的記載中並未提及這些故事[14]。
根據9世紀編年史家伊本·阿布達·哈卡姆的記載,丹吉爾總督塔里克·伊本·齊亞德在711年帶領約1,700人(另一種更可靠的說法稱12,000人[15])的兵力從北非進軍至西班牙南部[9]。150年後哈卡姆的描述中稱:「安達盧斯人沒有注意到這些,認為這些來往的船隻與商船類似,為了盈利而來回奔波」。在隨後712年發生的瓜達萊特戰役中,這支穆斯林軍隊擊敗了由國王羅德里克領導的西哥特軍隊。塔里克的部隊得到了來自他的前任瓦利穆薩·伊本·努賽爾的援助的加強,後者策劃了第二輪入侵,並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兩人聯手控制了伊比利亞半島三分之二的地區。有至多18,000名阿拉伯士兵參與了第二輪入侵,他們很快攻占了塞維利亞並隨後在梅里達擊敗了羅德里克的擁護者,與塔里克的軍隊在塔拉韋拉會面。次年聯軍繼續向加利西亞進軍,陸續征服了萊昂、阿斯托爾加和薩拉戈薩[16][17]。
根據塔巴里的記載[Note 1],伊比利亞半島在60年前,即奧斯曼哈里發(正統哈里發時期)統治時期就受到了其第一次入侵,另一位13世紀著名歷史學家伊本·卡希爾(Ibn Kathir)有着相同的敘述[Note 2],稱阿卜杜拉·本·納菲·侯賽因(Abd Allah bin Nafi al Husayn)和阿卜杜拉·本·納菲·阿卜杜勒·蓋斯(Abd Allah bin Nafi al Abd al Qays)於伊斯蘭曆32年(約公元652年)發動了入侵行動[18],但這次假定的進攻並未得到當代歷史學家的認可。
由塔里克領導的第一次遠征主力由不久前剛剛受到穆斯林影響的柏柏爾人構成,這支軍隊很可能表明在前伊斯蘭時期,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大規模襲擊就已經是一種歷史常態[7],因此有人認為實際的征服行動並不是最初計劃的那樣。《754年編年史》與穆斯林方面的記載都提及伊比利亞半島在此之前就發生過突襲活動,塔里克的軍隊在這場決定性的戰役之前可能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由於軍隊由柏柏爾人主導,使得此時作為倭馬亞在北非總督的穆薩並沒有打算領導這場不起眼的進攻,但在進攻獲得出乎意料的勝利後便匆忙趕來,他的這一行為對伊比利亞半島的進攻已長期存在這一猜測提供了支持。歷史學家阿卜杜勒·瓦希德·丹農·塔哈(Abd al-Wāḥid Dhannūn Ṭāhā)指出,幾位阿拉伯穆斯林作家提到了塔里克在決定帶領遠征隊跨越海峽時並未通知他的上級和瓦利穆薩[19]。《754年編年史》敘述到很多城鎮居民逃至山上,並未參與保衛城市,這也側面支持了這種進攻行為已長期存在的觀點:居民們認為這是一次短暫的臨時進攻,而不是一次永久的政權更迭。
《754年編年史》還敘述到,「整支以欺騙和對抗羅德里克為目的而跟隨他的哥特人軍隊,在戰鬥中因失去了對國王的信心而潰散」,這是當時對此次戰役留下的唯一的記述,且由於缺乏細節描述,使得後來許多歷史學家添加了他們自己編造的敘述。戰鬥發生的地點被認為是瓜達萊特河。
羅德里克被認為在戰鬥中陣亡,由於西哥特人只王國占人口的1-2%[20],此次慘敗使得西哥特人陷入了無領導無組織的混亂狀態。儘管此前這種分離被認為是「一種相當強大而有效的政府手段」,但「中央集權到了一定程度,使得皇室軍隊的慘敗後整片國土均失去了防禦向侵略者敞開」[7]。這種權力真空的狀態可能讓當時的塔里克非常吃驚,為穆斯林對當地的征服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一狀態可能也受到了當地的西班牙-羅馬裔農民的歡迎,根據西班牙學者德里克·威廉·洛馬克斯(Derek William Lomax)的說法,此前他們與「野蠻而頹廢」的西哥特皇室家族之間突出的法律、語言和社會鴻溝已讓他們倍感失望[21]。
714年,穆薩沿着埃布羅河向西北方向進軍,侵占了西部的巴斯克地區和坎塔布連山脈,矛頭直指加拉埃西亞,一路上並未遇到受到歷史證實的反抗力量。在當地的第一任(或第二任,取決於所參考的文獻)阿拉伯總督,穆薩的兒子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穆薩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的主要城市中心投降。714年,穆薩繼續出征,陸續占領了索里亞、巴斯克西部、帕倫西亞,一直到西部的希洪和萊昂,在此他在沒有遇到反對力量的情況下任命了一位柏柏爾人總督。伊比利亞半島北部地區並沒有過多地吸引穆斯林入侵者的注意,並且一旦征服後很難防禦,這使得比利牛斯山山谷的西部和中部地區沒有被征服。
倭馬亞的軍隊行進至潘普洛納,在與阿拉伯將領達成了尊重當地城鎮及居民的和解方案後,巴斯克人選擇了投降,這一做法在很多伊比利亞半島的城鎮中被效仿,使得倭馬亞軍隊攻占過程中基本沒有受到什麼抵抗力量[22]。考慮到那個時代的通信能力,在對這些投降的城鎮的未來治理辦法作出必要安排之後,用三年時間推進到比利牛斯山脈是合理的[23]。
713年,阿卜杜勒·阿齊茲擊敗了西哥特伯爵西奧德米爾(Theodemir)的軍隊,在這之前,趁着羅德里克死於戰場所造成的權力真空,西奧德米爾已從自己的勢力所在地穆爾西亞出發占領了伊比利亞半島的東南部。西奧德米爾做了有條件的投降,使得自己的領土成為在倭馬亞王朝統治下的自治附庸國。
西奧德米爾的政府及基督教信仰得到了保留,作為交換,他需要繳納吉茲亞(異教徒人頭稅),並交出任何陰謀反對倭馬亞統治或伊斯蘭教的叛亂分子。經過這些談判,當地的多數居民大致維持了塔里克和穆薩征服前的生活狀態[24]。西奧德米爾與倭馬亞所簽訂的協議為整個伊比利亞半島地區開創了先例,向倭馬亞勢力投降的城鎮遵從了這一解決方法,其中包括位於埃布羅山谷,由穆拉迪人統領的巴努·卡西王朝,以及其他伯爵和領主。
在這種模式以外,其他城鎮,如科爾多瓦和托萊多,都無條件地被倭馬亞襲擊和攻占,並直接以阿拉伯地區的方式管理。在屬於羅德里克國王的領土上,梅里達進行了長期的抵抗,但最終還是於712年夏天被征服[25]。到了713或714年,繼任了阿奇拉二世的西哥特國王阿爾多(Ardo)只對塞普提曼尼亞、比利牛斯山東部隘口以及塔拉科西班牙的沿海地區握有控制權。
伊斯蘭法律並不適用於新統治者的所有居民,基督徒由他們自己的西哥特法典(拉丁文:Forum Iudicum)管理。在多數城鎮中,少數族裔聚集區依舊被隔離開,新到來的民族,如敘利亞人、也門猶太人和柏柏爾人,會在已存在的市區外建立新的自治區,但這一方法不能在以倭馬亞法律直接統治的城鎮中實行。在科爾多瓦,大教堂被分割開以同時滿足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宗教需求。這種境況持續了約40年,直到阿卜杜拉赫曼一世(Abd al-Rahman I)於756年征服西班牙南部為止。
安達盧斯的早期瓦利赫爾·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塔卡菲(Al-Hurr ibn Abd al-Rahman al-Thaqafi)將倭馬亞統治擴張至埃布羅山谷及伊比利亞東北部邊境處,平定了其大部分領土,並從717年開始跨過比利牛斯山脈開始侵略塞普提曼尼亞。同時,他派遣民政官員至被占領、由駐軍守衛的城鎮(他們通常駐紮在人口密集區附近),為倭馬亞王朝在伊比利亞形成民政管理奠定了基礎[26]。
此外,赫爾還將土地歸還給此前的基督徒地主,通過增加對地主徵收貨物入市稅,使得倭馬亞總督及大馬士革哈里發的收入急劇攀升。這一稅種是向特定的區域或地產徵收,而不是按人頭徵收。除了向穆斯林徵收的天課以外,只有非穆斯林才需要納稅[26]。10年後,在新瓦利葉海亞·伊本·薩拉馬·卡爾比(Yahya ibn Salama al-Kalbi)的治理下,在被征服的安達盧斯領地上建立民政管理機構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
在赫爾的繼任、新任瓦利薩姆·伊本·馬利克·考拉尼(Al-Samh ibn Malik al-Khawlani)的領導下,阿拉伯人建立了對塞普提曼尼亞的控制。納博訥於720年被攻陷,薩姆在進駐此城後,阿拉伯指揮官就對圖盧茲發起了進攻,阿爾多在此戰役中或其導致的餘波中死亡。
在第一階段的入侵中,軍隊由柏柏爾人和不同的阿拉伯團體組成,這些被倭馬亞召集的各路人馬並未混合在一起,而被留在了不同的城鎮和自治區中。這些不久前剛被被征服、表面上被伊斯蘭化的柏柏爾人通常負責最困難的任務,並且在與他們在北非的故土類似的、最崎嶇的地形中進行,而阿拉伯軍隊負責更平坦的平原和伊比利亞南部的征服[27]。
因此,柏柏爾人被派去駐守加拉埃西亞(可能包括阿斯圖里亞斯)和北部邊疆區(埃布羅河盆地),然而但這些土地仍然潮濕而寒冷,令人不快。柏柏爾人對阿拉伯統治者的不滿導致了北非柏柏爾人的反抗,並蔓延到了伊比利亞。叛亂最早發生在730年,比利牛斯山脈東部塞爾達尼亞的將領烏斯曼·伊本·奈薩(Uthman ibn Naissa)與阿基坦公爵奧多大帝(Odo the Great)聯手從科爾多瓦脫離了出來。
這些內部矛盾持續地威脅甚至刺激倭馬亞在安達盧斯不斷擴大的軍事行動。739年前後,當得知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將要第二次介入普羅旺斯時,安達盧斯總督奧卡巴·伊本·哈賈傑(Uqba ibn al-Hajjaj)不得不取消對羅訥河下游的遠征來應對南部的柏柏爾人起義。次年,駐紮在萊昂、阿斯托爾加和其他西北部前哨的柏柏爾人駐軍放棄了他們的陣地,其中一些甚至皈依了基督教[28],從此穆斯林定居點永久地建立在了杜羅河的南部。
總督阿卜杜勒·馬利克·伊本·卡丹·菲赫里(Abd al-Malik ibn Katan al-Fihri)治理時期,柏柏爾人的叛亂席捲了整個安達盧斯地區,增援部隊從地中海另一端的「敘利亞」軍區(實際上是也門阿拉伯人)被召集而來,柏柏爾人被血腥鎮壓,同時742年後阿拉伯指揮官得到了增援。安達盧斯不同的阿拉伯派系達成了輪流執政的協議,但由於反對倭馬亞統治的優素福·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菲赫里(Yusuf ibn Abd al-Rahman al-Fihri)依然在位,這這種狀態並未維持多長時間,直到倭馬亞王朝的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在756年將其擊敗,並建立了獨立的科爾多瓦酋長國。趁着安達盧斯的這段動盪時期,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從其手中奪取了納博納。
當優素福與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在安達盧斯爭奪權力時,作為倭馬亞王朝中堅力量的「敘利亞」軍隊分裂了。穆達和蓋斯部落,以及北非當地及其第二、三代的阿拉伯人都支持優素福,而也門和柏柏爾人支持阿卜杜拉赫曼(可能由於阿卜杜拉赫曼的母親是北非柏柏爾人)。到了756年,安達盧斯南部和中部(科爾多瓦和塞維利亞)已被阿卜杜拉赫曼占領,但此後他用了25年的時間才控制了北部邊疆區(潘普洛納、薩拉戈薩及東北部所有地區)[29]。
伊比利亞半島是倭馬亞王朝所攻占的最西端的領土,並歸於伊夫起亞管理[7]。720年時,哈里發甚至曾考慮拋棄這些領土[Note 1]。在征服後的數百年間,伊比利亞半島的多數地區被稱作安達盧斯,由穆斯林統治[7]。只有少數新興起的基督教小國在半島北部的山區重新奪回了一些控制權。
756年,被推翻的倭馬亞王朝的倖存後人阿卜杜拉赫曼一世來到了安達盧斯,並控制了科爾多瓦和塞維利亞,自稱埃米爾(或馬利克),同時移除了主麻日上任何提及阿拔斯王朝的事物[30]。在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做出這些舉動後,伊比利亞南部事實上已經脫離了阿拔斯王朝的統治並獨立,稱科爾多瓦酋長國[31]。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及其繼任者們都認為自己是倭馬亞王朝的合法繼承者,並認為其統治比阿拔斯王朝更加權威[31],儘管這一聲明並不被安達盧斯之外的、附屬其下的北非地區的承認。據稱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從未考慮過建立一個獨立的公國。
在阿卜杜拉赫曼一世統治時期,安達盧斯地區逐漸統一,形成中央集權並緩慢但穩步在各區域間達成均衡。在征服初期,許多城鎮和地區商定的自治權在778年被推翻[32],在某些地區這一時間更早(如潘普洛納在742年就被取消自治)。以托萊多為中心的西班牙教會在新的統治者下地位沒有受到損害,但在8世紀末的嗣子說爭論中,其與羅馬教廷產生爭論分歧。羅馬教廷依賴與查理曼的聯盟來捍衛其政治權威和財產,以此承認位於伊比利亞北部的阿斯圖里亞斯是獨立於科爾多瓦,由阿方索二世統治的王國。
安達盧斯的居民,尤其是渴望得到統治階級部分權力的當地貴族,開始皈依伊斯蘭教且學習阿拉伯語[33]。然而大多數居民依舊是基督徒(使用莫扎拉布禮),拉丁語(莫扎拉布語)直到11世紀一直是當地的主要語言。內布拉斯加大學的歷史學家傑西卡·庫珀(Jessica Coope)認為現代史之前的穆斯林征服與基督教化不同,因後者是「作為投降協議的一部分強加在所有人身上,因此缺乏在現代宗教信仰觀念中所需要的個人信念」,而穆斯林征服「戰爭之地」其目的不是讓人民皈依伊斯蘭教,而是相信在伊斯蘭教的統治下每個人都能生活的更好[34]。
阿卜杜拉赫曼一世創建的科爾多瓦酋長國一直存在到了11世紀[7]。此後分裂出的諸多小而短命的酋長國(泰法)此後再也無力阻擋北部基督教王國的擴張,此後穆拉比特王朝和穆瓦希德王朝先後征服了安達盧斯,再後於1269年被馬林王朝推翻,但這些並不能阻止穆斯林統治地區的分裂。統治此地的最後一個穆斯林王朝,格拉納達酋長國於1492年被伊莎貝爾一世和費爾南多二世分別領導的卡斯蒂利亞王權和阿拉貢王權軍隊擊敗,對西班牙裔穆斯林的最後一次驅逐發生於1614年。
如上文所述,許多關於征服伊比利亞的傳統敘述更多的是傳說而不是可靠的歷史,一些重要的事件及相關故事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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