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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斯塔沙（克羅埃西亞語：Ustaše，直譯：崛起）是克羅地亞歷史上一個法西斯極端民族主義組織，因在二戰期間殺害了大量塞爾維亞人、猶太人、羅姆人以及異見人士而為人所知[8][9]。
 | 此條目可參照英語維基百科相應條目來擴充。 (2021年5月8日) |
烏斯塔沙－克羅地亞革命運動的指導理念為法西斯主義，天主教派思想以及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該組織認同大克羅地亞的理念，認為其地理邊界是從德里納河延伸到貝爾格萊德邊界。運動基於反猶太人，反羅姆人以及反塞爾維亞種族情緒（Anti-Serb sentiment）的納粹種族理論，通過對反法西斯者，持不同政見的克羅地亞人和波什尼亞人的迫害，以達到保持克羅地亞種族 「純潔性」 的目的。另外，烏斯塔沙組織認為波什尼亞人是 「信仰伊斯蘭教的克羅地亞人」，因此波什尼亞人沒有受到種族清洗的迫害。[8][10][9][11]
烏斯塔沙擁護羅馬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為克羅地亞人的宗教，並反對東正教，因為這是塞爾維亞人的主要宗教。羅馬天主教幾乎等同於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而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擁有大量追隨者的伊斯蘭教被烏斯塔沙稱讚為「保持克羅地亞人血統」的宗教。[12][13]
烏斯塔沙最初作為一個民族主義組織成立，旨在建立一個獨立的克羅地亞國家，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作為恐怖組織運作。1941年，烏斯塔沙上台執政，他們被任命為克羅地亞獨立國統治軸心國占領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這是一個由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建立的准保護國傀儡國家。烏斯塔沙民兵（克羅埃西亞語：Ustaška vojnica）成為其在新國家的軍事部門。[14][15][16][17][18]
烏斯塔沙政權在軍事上軟弱無力，缺乏克羅地亞人的普遍支持，難以在民眾中獲得大量支持。因此，恐怖將是他們控制「種族差異」人口的手段。烏斯塔沙政權最初得到了部分克羅地亞人口的支持，這些人口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塞爾維亞人領導的南斯拉夫感到受到壓迫，但他們的野蠻政策很快疏遠了許多普通克羅地亞人，並導致他們失去了通過建立克羅地亞民族國家而獲得的支持。[19][18]
隨着德國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 1945 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建立，烏斯塔沙以及克羅地亞獨立國徹底崩潰。烏斯塔沙民兵和克羅地亞國民警衛隊的許多成員隨後在布萊堡遣返中被新政府屠殺。地下和流亡的繼任組織，如十字軍游擊隊和克羅地亞解放運動，也是由前烏斯塔沙成員創建的，並試圖繼續與新政府對抗，但沒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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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烏斯塔沙的克羅地亞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人物是19世紀的克羅地亞活動家安特·斯塔爾切維奇，他是克羅地亞獨立和統一的倡導者，在他的觀點上既反哈布斯堡王朝又反塞爾維亞。[20]
他設想建立一個大克羅地亞，其中包括波斯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居住的領土，認為波斯尼亞人和塞爾維亞人是皈依伊斯蘭教和東正教的克羅地亞人，同時認為斯洛文尼亞人是「山地克羅地亞人」。[20]斯塔爾切維奇認為，塞族人在大克羅地亞聲稱的領土上的大量存在是最近在哈布斯堡統治者的鼓勵下的結果，他們接受了東正教並認為自己是塞爾維亞人。斯塔爾切維奇欽佩波斯尼亞人，因為在他看來，他們是克羅地亞人，他們皈依伊斯蘭教是為了維護奧斯曼帝國占領下的波斯尼亞和克羅地亞的自治。[20]
烏斯塔沙利用斯塔爾切維奇的理論推動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併入克羅地亞，並承認克羅地亞有兩個主要的民族文化成分：天主教徒和穆斯林。[20]烏斯塔沙試圖代表斯塔爾切維奇與他們的觀點有關。而另一名活動家約瑟普·弗蘭克脫離了斯塔爾切維奇的權利黨，成立了自己的純粹權利黨，成為隨後烏斯塔沙運動的主要成員庫。歷史學家約翰·保羅·紐曼指出，奧匈帝國軍官「堅定不移地反對南斯拉夫，這為克羅地亞激進右翼烏斯塔沙提供了藍圖」。[21][22][23][24]
烏斯塔沙宣傳了米蘭·舒夫萊博士的理論，據信他聲稱克羅地亞是「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明最堅固的城牆之一」，而1918年南斯拉夫成立與塞爾維亞的聯盟中失去了這種城牆。同時，烏斯塔沙也接受了天主教神父克魯諾斯拉夫·德拉加諾維奇神父於1935年的論文，他聲稱黑塞哥維那南部的許多天主教徒在16世紀和17世紀皈依東正教，以證明該地區東正教基督徒皈依天主教的政策是正當的。[25][26][27]
烏斯塔沙深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影響。其領導人安特·帕韋利奇（Ante Pavelić）擔任克羅地亞領袖的職位。烏斯塔沙和其他法西斯主義者一樣，提倡社團主義經濟。帕韋利奇和烏斯塔沙在被流放出南斯拉夫後被墨索里尼允許在意大利避難。[20]自1927年以來，帕韋利奇一直在與意大利進行談判，其中包括主張領土換主權，他將容忍意大利吞併克羅地亞的達爾馬提亞以換取意大利支持獨立的克羅地亞。烏斯塔沙意識形態也被幾位作者描述為「教權法西斯主義」，他們強調運動對羅馬天主教的重視。[20]
墨索里尼對烏斯塔沙的支持是基於務實的考慮，例如最大化意大利在巴爾幹半島和亞得里亞海的影響力。1937年後，隨着德國對萊茵蘭再軍事化，法國在歐洲的影響力減弱，以及米蘭·斯托亞迪諾維奇領導的南斯拉夫准法西斯政府的崛起，墨索里尼放棄了對烏斯塔沙的支持，並尋求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他擔心對南斯拉夫的持續敵意將導致南斯拉夫被德國納入自己勢力範圍。[28]
隨着准法西斯主義斯托亞迪諾維奇政權的垮台使得意大利恢復了對烏斯塔沙的支持，烏斯塔沙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獨立的克羅地亞，與意大利建立個人聯盟。然而，意大利對烏斯塔沙的不信任與日俱增。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長加萊亞佐·齊亞諾伯爵在日記中指出：「公爵（即墨索里尼）對帕維利奇感到憤慨，因為他聲稱克羅地亞人是哥特人的後裔。這將帶他們進入德國人的勢力範圍。[28]
匈牙利強烈支持烏斯塔沙，目的有兩個。第一，為了削弱南斯拉夫並收復一些失去的領土。第二，匈牙利也希望將來與克羅地亞獨立國建立牢固的聯盟，並可能加入共主聯邦。[28]
納粹德國最初不支持克羅地亞獨立國，也不支持烏斯塔沙，希特勒強調「強大而統一的南斯拉夫」的重要性。包括赫爾曼·戈林在內的納粹官員希望南斯拉夫在戰爭期間保持穩定和正式中立，以便德國能夠繼續安全地獲得南斯拉夫的原材料出口。納粹對烏斯塔沙感到惱火，其中包括內政部部長海因里希·希姆萊，他對克羅地亞獨立國沒有完全遵守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協議感到不滿，因為烏斯塔沙允許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成為「榮譽克羅地亞人」，也因此免於迫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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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由烏斯塔沙領導人安特·帕韋利奇出版的《烏斯塔沙報》第一期的一篇社論宣稱，暴力和恐怖將是烏斯塔沙實現其目標的主要手段：
刀、左輪手槍、機槍和定時炸彈，這些是偶像，這些是宣布克羅地亞獨立國黎明和復活的鐘聲。[29]
1933年，烏斯塔沙提出了「十七項原則」，形成了該運動的官方意識形態。這闡明了克羅地亞民族的獨特性，促進集體權利高於個人權利，並宣布「不受歡迎的」克羅地亞人將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20]
那些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人」遭到了大規模迫害。這些原則要求建立一個既不是資本主義也不是共產主義的新經濟體系，並強調羅馬天主教會和父權制家庭作為維持社會秩序和道德的手段的重要性（現代歷史學家對烏斯塔沙意識形態的這一特定方面給出的名稱各不相同有「國家天主教」，「政治天主教」和「天主教克羅地亞主義)。執政期間，烏斯塔沙禁止避孕，並收緊了禁止褻瀆的法律。[20][30][31]
烏斯塔沙認為克羅地亞人是第拿里人種的一部分，但拒絕克羅地亞人是斯拉夫人的觀點，聲稱他們主要是哥特人的日耳曼血統。烏斯塔沙認為，一個政府自然必須是強大和專制的。該運動反對議會民主，認為它是「腐敗的」，並且反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干涉家庭生活和經濟及其物質主義。烏斯塔沙認為相互競爭的政黨和民選議會損害了自己的利益。[32][33]
烏斯塔沙承認羅馬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是克羅地亞人民的國教，但拒絕東正教，認為東正教與他們水火不相容。雖然烏斯塔沙重視宗教，但它強調對國家的責任優先於宗教習俗。[31][34]
執政期間，烏斯塔沙禁止使用「塞爾維亞東正教信仰」一詞，要求用「希臘-東方信仰」代替。烏斯塔沙強行將許多東正教教徒皈依天主教，謀殺和驅逐了85%的東正教神父，並掠奪和燒毀了許多東正教教堂。烏斯塔沙還迫害那些不承認教皇無誤的天主教徒。1942年7月2日，克羅地亞東正教會成立，以作為摧毀塞爾維亞東正教的進一步手段，但這個新教會獲得的追隨者很少。[31][14]
烏斯塔沙對穆斯林的克羅地亞公民身份附加了條件，例如聲稱支持南斯拉夫的穆斯林將不被視為克羅地亞人或公民，而是被視為「穆斯林塞族人」，可以剝奪財產並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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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最初的重點是針對塞爾維亞人，但隨着烏斯塔沙越來越接近納粹，他們採取了反猶太主義。1936年，安特·帕維利奇在「克羅地亞人的敵人」中將猶太人排在「克羅地亞人的敵人」（僅次於塞爾維亞人和共濟會之後，但在共產黨之前）中排名第三：
「今天，克羅地亞幾乎所有的金融和商業都掌握在猶太人手中。這只有在國家的支持下才有可能，因此，一方面尋求加強親塞爾維亞的猶太人，另一方面尋求削弱克羅地亞的民族力量。猶太人非常高興地慶祝所謂的南斯拉夫國家的建立，因為一個獨立的克羅地亞對他們來說永遠不可能像多民族南斯拉夫那樣有用，因為在國家混亂中蘊藏着猶太人的力量...事實上，正如猶太人所預見的那樣，由於塞爾維亞官員生活的腐敗，南斯拉夫成為猶太人的黃金國。[35]
掌權後，烏斯塔沙立即出台了一系列納粹式的法令。1941年4月30日烏斯塔沙宣布了「關於種族血統的法律法令」、「關於保護雅利安血統和克羅地亞人民榮譽的法律法令」和「關於公民身份的法律規定」。這些法令定義了誰是猶太人，並剝奪了所有非雅利安人（即猶太人和羅姆人）的公民權。到1941年4月底，也就是納粹在德國實施類似措施的幾個月前，烏斯塔沙要求所有猶太人佩戴徽章，通常是黃色的大衛之星。烏斯塔沙於1941年10月10日宣布了「關於猶太人和猶太人的公司財產國有化的法律規定」，並沒收了所有猶太人財產。[36][29]
1941年4月10日至11日，在實施計劃的第一天，烏斯塔沙就逮捕了一群薩格勒布猶太人並扣押他們以索取贖金。4月13日，奧西耶克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烏斯塔沙和德國人民黨的暴徒還摧毀了猶太教堂和墓地。 1941年，這一過程在猶太人群體中重複了多次。 與此同時，烏斯塔沙發起了廣泛的反猶太主義宣傳，烏斯塔沙的報紙寫道，克羅地亞人必須「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警惕，以保護他們的種族純潔，...我們需要保持我們的血統與猶太人無關」。 他們還寫道，猶太人是「背叛、欺騙、貪婪、不道德和外國人」的代名詞，因此「克羅地亞的廣大群眾總是鄙視猶太人，並對他們感到自然的厭惡」。[37]
1941年5月，烏斯塔沙在薩格勒布圍捕了165名猶太青年，他們是猶太體育俱樂部 Makabi 的成員，烏斯塔剎沙將他們全部送到集中營（除3人外，其他人後來都被殺害）。烏斯塔沙將大部分猶太人送往集中營——在那裡，近32,000名，也就是克羅地亞獨立國約80%的猶太人被消滅。1941年10月，薩格勒布下令拆除薩格勒布的猶太教堂，這些教堂於1942年4月被完全拆除。 烏斯塔沙雖然迫害信奉猶太教的猶太人，但允許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被承認為克羅地亞公民，並獲得名譽雅利安公民身份，使他們能夠重新從事之前被分離的工作。在他們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後，烏斯塔沙允許一些人通過賄賂和或通過與著名的烏斯塔沙成員的聯繫來申請雅利安人的權利。 整個過程非常隨意。 例如，有2%的薩格勒布猶太人獲得了雅利安人的權利。 此外，獲得雅利安人的權利並不能保證這些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永久免於被送往集中營或遭受其他迫害。[38] [39][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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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烏斯塔沙支持建立社團主義經濟。 他們認為，私有財產和不受國家控制的小規模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存在自然權利。烏斯塔沙頌揚武裝鬥爭、報復和恐怖主義。
由於烏斯塔沙採取了廣泛的措施，許多克羅地亞人自己也成為受害者。 喬佐·托馬塞維奇 (Jozo Tomasevich) 在他的著作《南斯拉夫的戰爭與革命：1941-1945》中指出，「在歷史上，克羅地亞人從未像烏斯塔沙政權期間那樣遭受過如此行政、警察和司法暴行和虐待。」 該政權頒布的法令奠定了基礎，使其得以解僱地方政府以及國有企業中所有不受歡迎的雇員，「不受歡迎的」是指所有猶太人、塞爾維亞人和南斯拉夫克羅地亞人，除了一些特別需要的人外，這些人都被政府趕走了。 這留下大量工作崗位，而這些工作崗位則由親烏斯塔沙者來填補。[9]
在 1920 年代，一名律師、政治家和純權利黨的追隨者之一的安特·帕韋利奇，成為克羅地亞獨立的主要倡導者。1927年，他秘密接觸了貝尼托·墨索里尼，向他提出分裂主義主張。安特· 帕韋利奇提出了一個獨立的大克羅地亞，它應該涵蓋克羅地亞人的整個歷史和民族地區。歷史學家 Rory Yeomans 聲稱，早在 1928 年，就有跡象表明安特·帕韋利奇正在考慮組建一個民族主義叛亂組織。[12][41][42]
1928年10月，在克羅地亞政治家斯捷潘·拉迪奇（克羅地亞農民黨主席）被激進的黑山政治家普尼沙·拉契奇暗殺後，一個名為克羅地亞青年運動的青年組織由布拉尼米爾·耶利奇在薩格勒布大學成立。 一年後，布拉尼米爾·耶利奇邀請安特·帕韋利奇作為初級成員加入該組織。 這些組織通過報紙和各種宣傳試圖與溫和的克羅地亞人接觸並使他們激進化，利並且用拉迪奇的暗殺來激起分裂國家的情緒。到了1929年，克羅地亞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政治流派：支持帕韋利奇的觀點，即只有暴力才能確保克羅地亞的國家利益；以及在南斯拉夫偏向於自治的克羅地亞農民黨。[43][44]
克羅地亞權利黨的多位成員為《多莫布蘭報》的寫作做出了貢獻，直到1928年聖誕節前後，分裂主義報紙《多莫布蘭報》被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王國當局取締。 1929年1月，國王取締了所有民族政黨，克羅地亞權利黨的激進派被流放，包括帕韋利奇和耶利奇。1929年3月22日，茲沃尼米爾·波斯皮希爾（Zvonimir Pospišil） 和 米霍·巴比奇（Mijo Babić） 謀殺了來自一名來自薩格勒布的報社雄辯，這是烏斯塔沙恐怖行動的開始。1929年4月20日，帕韋利奇等人與馬其頓全國委員會成員在保加利亞索非亞共同簽署了一份聲明，聲稱他們將「開展合法活動，以實現雙方的人權和民族權利、政治自由和國家獨立」。這標誌着烏斯塔沙的正式成立。[45]
流亡者開始在歐洲以及北美和南美的克羅地亞僑民中組織支持他們的事業。1932年1月，他們將革命組織命名為烏斯塔沙。烏斯塔沙開始實施各種恐怖主義行為，對南斯拉夫造成儘可能大的破壞。他們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並在開往南斯拉夫的國際列車上放置了定時炸彈，造成人員傷亡和物質損失。1932年初，在安德里亞·阿圖科維奇 (Andrija Artuković) 的帶領下，在四名當地支持者的幫助下，十名烏斯塔沙成員襲擊了利卡/韋萊比特地區一個憲兵哨所，這恐怖襲擊顯然是為了恐嚇南斯拉夫當局，但是烏斯塔沙卻將其稱之為「韋賴比特起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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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斯塔沙最著名的恐怖襲擊發生在 1934年10月9日，當時他們與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 (IMRO) 合作，在法國馬賽刺殺了南斯拉夫國王亞歷山大一世和法國外交部部長路易·巴爾都。刺客是保加利亞人弗拉多·切爾諾澤姆斯基，他被法國警察擊斃，而曾在不同地點等待刺殺國王的三名烏斯塔沙成員也被法國警方逮捕並判處無期徒刑。[46]
安特·帕韋利奇和多名烏斯塔沙成員被法國法院缺席審判並判處死刑，他們被認為是刺殺亞歷山大一世的幕後策劃者。 烏斯塔沙認為，刺殺亞歷山大國王有效地「打斷了南斯拉夫的脊梁骨」，這是他們「最重要的成就」。[47]
暗殺事件發生後不久，所有與烏斯塔沙相關的組織以及民間組織在整個歐洲都被取締。 迫於法國的壓力，意大利警方於1934年10月逮捕了帕韋利奇和幾名烏斯塔成員。帕韋利奇在都靈被監禁後，並於1936年3月獲釋。在他會見歐根·迪多·克瓦特尼克（他也是烏斯塔沙成員）後，他表示暗殺是「塞族人唯一懂的語言」。在獄中，帕韋利奇得知1935年南斯拉夫的選舉是克羅地亞人弗拉德科·馬切克（Vladko Maček） 領導的聯盟獲勝。 他說他的勝利得益於烏斯塔沙的活動。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薩格勒布街頭開始出現帶有首字母ŽAP的塗鴉，意思是「安特·帕韋利奇萬歲」（克羅地亞語：Živio Ante Pavelić）。 [29][48]
1937年3月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簽署友好條約後，烏斯塔沙及其活動被禁止，這引起了許多克羅地亞人的同情和支持，其中很多人是大學生，他們在烏斯塔沙被禁止後秘密加入了進去。1936年，南斯拉夫政府對那些承諾放棄暴力的海外烏斯塔沙成員給予特赦； 許多流亡者接受了特赦並返回家園繼續鬥爭。在1930年代後期，烏斯塔沙開始滲透進克羅地亞農民黨、克羅地亞國防軍和農民公民黨的準軍事組織。[48][49]
1941年4月6日，軸心國入侵南斯拉夫。當時克羅地亞最具影響力的政黨克羅地亞農民黨的領導人弗拉德科·馬切克拒絕了德國領導新政府的提議。4月10日，烏斯塔沙控制了薩格勒布的警察，並在當天的廣播中宣布克羅地亞獨立國正式成立。而馬切克當天發表聲明，呼籲所有克羅地亞人與新當局合作。[50]
與此同時，帕韋利奇和數百名烏斯塔沙離開意大利前往薩格勒布，他於1941年4月16日在那裡宣布成立新政府。 他給自己起了「Poglavnik」的稱號——類似於」領袖「。 克羅地亞獨立國在克羅地亞的「民族和歷史領土」上宣布成立，即今天的克羅地亞共和國（不包括伊斯特拉半島）、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斯雷姆和科托爾灣。 然而，在宣布獨立幾天後，烏斯塔沙就被迫簽署羅馬條約，他們交出部分達爾馬提亞和克爾克等地區歸給意大利。 隨着南斯拉夫游擊隊逐漸勝利，德國人和意大利人更想直接控制這個地區而不是扶植傀儡政府。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對克羅地亞的實際控制各不相同。 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將克羅地亞分為兩個影響區，一個在西南部由意大利人控制，另一個在東北部由德國人控制。 因此，克羅地亞保護國被描述為「意大利-德國准保護國」。 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後，克羅地亞獨立國直接占領了意大利根據《羅馬條約》吞併的全部領土。[20][51][52]
最初支持政府的克羅地亞人對烏斯塔沙政權的支持率下降始於達爾馬提亞被割讓給意大利，該地區被視為國家的心臟地帶，並因烏斯塔沙在國內無法無天而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厭惡烏斯塔沙。[53]
克羅地亞獨立國軍隊由未參加烏斯塔沙活動的士兵組成。 烏斯塔沙民兵組織於 1941 年分為五個營，每個營為700人，兩個鐵路安全營和精銳的黑色軍團和波什尼亞保鏢營。他們主要是在未受過教育的人口和工人階級中招募的。[54]
1941年4月27日，一支新組建的烏斯塔沙軍隊殺死了別洛瓦爾附近一座主要為塞爾維亞人的社區的全部成員。 最終，所有反對和威脅烏斯塔沙的人都被逮捕。而悲催的克羅地亞農民黨也於1941年6月11日被取締，因為烏斯塔沙試圖取代他們作為克羅地亞農民的主要代表。 弗拉德科·馬切克被送往亞塞諾瓦茨集中營，但後來因其在民眾中的聲望而被釋放並軟禁。 外國人後來再次呼籲馬切克站出來反對帕韋利奇政府，但遭到拒絕。 1941 年初，許多猶太人和塞族人被驅逐出薩格勒布的一些地區。[55][56]
在克羅地亞獨立國成立後的幾個月里，大部分烏斯塔沙軍事組織都沒有受到集中控制：除了4,500名正規烏斯塔什軍團士兵外，還有大約25,000–30,000名「野生烏斯塔什」， 被政府控制的媒體宣傳為「野生烏斯塔沙」「乞求」被派去與政權的敵人作戰。 在1941年夏季對塞族民眾犯下大規模罪行後，該政權決定將所有暴行歸咎於不守規矩的烏斯塔沙組織——他完全沒有紀律，只用戰利品支付服務費用。1941年8月和9月，當局甚至判處死刑並公開處決其中許多人，原因是未經授權對塞族人和吉普賽人使用極端暴力。 為了制止 」野生烏斯塔沙「不受控制的搶劫和殺戮，中央政府甚至動用了大約 6,000名憲兵和大約 45,000名新招募的克羅地亞國民警衛隊成員。[57]
帕韋利奇於1941年6月6日首次會見阿道夫·希特勒。帕韋利奇政府部長的邁爾·布達克於 1941年7月22日公開宣布國家的種族政策。同年，秘密警察局長維耶科斯拉夫·盧布里奇開始建造集中營。烏斯塔沙在狄納里克阿爾卑斯山上的村莊開展的活動導致意大利人和德國人表達了他們的不安。 根據作家/歷史學家斯爾達·特里夫科維奇的說法，早在1941年7月10日，國防軍將軍就向德國最高統帥部報告了以下內容：
我們的部隊必須成為此類事件的啞巴目擊者這並不能很好地反映他們原本很高的聲譽。我經常被告知，德國占領軍最終將不得不對烏斯塔沙的罪行進行干預。這最終可能會發生。現在，以現有力量，我不能要求採取這樣的行動。對個別案件的臨時干預可能會使德國軍隊看起來對過去無法預防的無數罪行負責。[58][59]
歷史學家喬納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描述了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平民和猶太平民犯下的罪行：「塞爾維亞和猶太男人、婦女和兒童實際上是被砍死的」。在反思意大利人拍攝的烏斯塔沙罪行照片時，斯坦伯格寫道：「有塞爾維亞婦女的乳房被小刀砍掉，男人的眼睛被挖出，被閹割和肢解」。[60] 蓋世太保在1942年2月17日給德國元首黨衛軍海因里希·希姆萊的一份報告中指出：
克羅地亞反叛分子活動的增加主要是由於克羅地亞境內的烏斯塔沙部隊對東正教居民犯下的暴行。烏斯塔沙不僅以獸性的方式對徵召年齡的男性犯下了他們的罪行，而且還對無助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犯下罪行。烏斯塔沙屠殺和虐待致死的東正教徒人數約為三十萬。[61]
1942年9月，烏斯塔沙成立了一個防禦旅，到了1943年，烏斯塔沙重組為八個旅。1943年，德國人在東線遭受重大損失，意大利人與盟軍簽署了停戰協議，留下了大量武器供游擊隊使用。
到了1944 年，帕韋利奇的統治幾乎完全依賴於烏斯塔沙的軍事組織，到了11月，克羅地亞獨立國的軍隊與烏斯塔沙軍事組織合併，組成18個師，包括13個步兵師、2個山地師、2個突擊師和1個補給師，每一個師都擁有自己的火炮和後勤支援部隊。
隨着1945年5月9日德國E集團軍群正式投降後，帕韋利奇命令國防軍部隊試圖與大量平民一起逃往奧地利。不過，大多數逃亡者，包括烏斯塔沙和平民百姓，都被移交給了布萊堡和奧地利邊境其他地方的游擊隊員。而帕韋利奇在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幫助下躲藏在奧地利和羅馬，後來逃往阿根廷。[6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天主教會和烏斯塔沙的支持者的幫助下，許多烏斯塔沙成員轉入地下或逃往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和南美洲的一些國家，尤其是阿根廷。[63]
幾年來，一些烏斯塔沙人試圖組織一個名為十字軍的抵抗組織，但他們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南斯拉夫當局挫敗了。隨着克羅地亞獨立國的失敗，這些運動進入休眠狀態，而內鬥使倖存的烏斯塔沙四分五裂。 帕韋利奇組建了克羅地亞解放運動，該運動吸引了許多人。 許多前烏斯塔沙的重要成員在流亡海外後，仍組建一些抵抗組織。維耶科斯拉夫·弗蘭契奇創立了改革後的克羅地亞解放運動，並擔任其領導人。 維耶科斯拉夫·盧布里奇組建了克羅地亞民族抵抗運動。
1957年4月9日，塞爾維亞黑山人布拉戈耶·約沃維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試圖刺殺帕韋利奇，雖然使他身受重傷但並未死亡。1959年帕韋利奇因刺殺所帶來的後遺症而死亡。[64]
烏斯塔沙打算建立一個種族上「純正」的克羅地亞，他們認為生活在克羅地亞和波黑的塞爾維亞人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最大障礙。烏斯塔沙於1941年5月宣布出台新的種族政策，新的政策的目標是建立一個種族純正的克羅地亞， 實現該目標的策略是：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被處死、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被驅逐以及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被迫皈依天主教。[65]
與此同時，克羅地亞獨立國政府在大屠殺中與納粹德國合作，並在其境內對塞爾維亞人、猶太人和羅姆人實施了自己版本的種族滅絕。1941年5月2日，立法委員會部長米洛萬·扎尼奇 (Milovan Žanić) 首次宣布了對塞族人的國家政策：
這個國家只能是克羅地亞人的國家，我們會毫不猶豫地使用任何方法，使它真正成為克羅地亞人的克羅地亞，並且清除塞族人。幾個世紀以來，塞爾維亞人一直危害我們，如果未來有機會，他們將會再次危害我們。[66]
烏斯塔沙頒布了模仿第三帝國的種族法，這些法律迫害了猶太人、羅姆人和塞爾維亞人，他們被宣布為克羅地亞人民的敵人。塞爾維亞人、猶太人、羅姆人以及克羅地亞人和波什尼亞克人持不同政見者，包括共產黨人，都被關押在集中營中，其中最大的集中營是亞塞諾瓦茨集中營。 到戰爭結束時，在 Pavelić 的領導下，烏斯塔沙已經消滅了大約 30,000名猶太人和26,000–29,000名羅姆人，而塞爾維亞人被消滅的人數從200,000人到500,000人不等。[67][68][69] 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歷史教科書指出，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受害者總數為70萬人。這是根據1946年對人口的統計計算而頒布的。之後，這個數字被南斯拉夫政治家愛德華·卡德利和莫沙·皮賈德用於德國向南斯拉夫賠款的要求。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在其關於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條目中也寫道：
由於許多相關文件遭到破壞，戰後許多獨立學者長期無法接觸到這些倖存的文件，以及戰後黨派學術和新聞業一直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統計受害者人數一直受到種族緊張局勢、宗教偏見和意識形態衝突的影響。在烏斯塔沙統治期間，烏斯塔沙殺害了克羅地亞和波斯尼亞的320,000至340,000名塞族居民；超過30,000名克羅地亞猶太人在克羅地亞的集中營或奧斯威辛集中營被殺害。[70]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稱，對塞爾維亞受害者人數的估計差異很大，「最可靠的數字顯示該數字在330,000至390,000之間，其中45,000至52,000塞族人在亞塞諾瓦茨集中營中遇害。」[71]
第一批集中營成立於1941年春天。其中包括：
- 科普里夫尼察附近的丹妮卡集中營
- 帕格島上的斯拉納集中營
- 戈斯皮奇附近的亞夫諾集中營
- 波斯尼亞維特茲和特拉夫尼克附近的克魯什奇察集中營
- 賈科沃集中營
- 扎戈列的洛博格勒集中營
丹妮卡集中營
這些營地於1942年10月關閉，大部份因為過於反人類而惡化當地抵抗運動和污染水源被意大利駐軍關閉。最著名的亞塞諾瓦茨集中營建於1941年8月至1942年2月之間。亞塞諾瓦茨集中營有五個子營，期中前兩個營地於1941年11月關閉。三個較新的營地繼續運作直到戰爭結束：
- 西格拉納集中營（三號）
- 科扎拉集中營（四號）
- 舊格拉迪什卡集中營（五號，主要關押婦女和兒童）
除此以外，烏斯塔沙還建造了其他集中營：
關押人數
- 亞塞諾瓦茨集中營關押人數30萬至35萬至70萬人之間
- 戈斯皮奇集中營共關押35000人左右
- 斯拉納集中營共關押8500人左右
- 賈科沃集中營共關押3000人左右
歷史學家馬克·比昂迪奇 (Mark Biondich) 觀察到，天主教會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克羅地亞社會、政治和公共生活的邊緣，由於皇室獨裁和反教權的克羅地亞農民黨的盛行，教會的影響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進一步受到侵蝕。在南斯拉夫王國時期，天主教神職人員對該政權深感不滿：「…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新聞運動，動員克羅地亞近300萬天主教徒反對中央政府懲罰聖彼得叛教者的措施。首先，它在待遇上的不平等受到了譴責：『宗教預算總額為1.41億第納爾，其中7000萬第納爾歸塞爾維亞教會，只有3400萬第納爾歸天主教教會...尼古拉·帕西奇的政府對塞爾維亞很友善，每個公民每年繳納55第納爾的稅款，而對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則很殘酷，因為這兩個地區主要是天主教區，每個公民需要繳納165第納爾的稅款。」[72][73]
克羅地亞天主教會對東正教的敵視成為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人敵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戰爭期間產生了十分恐怖的後果。烏斯塔沙支持用侵略或武力將講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的東正教信徒強行皈依羅馬天主教。[74]烏斯塔沙認為作為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象徵的東正教是他們最大的敵人，並且從不承認克羅地亞或波斯尼亞領土上存在塞族人——他們只承認「信仰東正教的克羅地亞人」。在烏斯塔沙消滅塞爾維亞人的政策下，克羅地亞天主教會參與了強迫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皈依天主教的行動。然而，即使皈依天主教也不一定能保護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免受迫害和屠殺。莫斯塔爾的阿洛伊齊耶·米希奇（Alojzije Mišić）主教描述了當即便塞族人皈依天主教時「（皈依天主教的塞爾維亞人）在教堂參加彌撒時，他們（烏斯塔沙）抓住了他們，年輕人和老年人，男人和女人，像牛一樣驅趕他們...並很快將他們送往永恆 ，所有人。」[74]
烏斯塔沙人稱波斯尼亞人為「信仰伊斯蘭教的克羅地亞人」，並且普遍容忍穆斯林；而波斯尼亞社區也並沒有表現出對烏斯塔沙政權的任何特別的敵意。在戰爭結束之前，只有極少數穆斯林在共產黨游擊隊的隊伍中服役。1941年10月12日，108名著名穆斯林通過的薩拉熱窩穆斯林決議譴責烏斯塔沙對塞爾維亞人的暴行。[75][76]
1941年4月28日，克羅地亞天主教會主教阿洛伊齊耶·斯捷皮納克（Alojzije Stepinac）大主教發表公開信，支持由烏斯塔沙領導的新政府，並要求神職人員為其領導人安特·帕韋利奇祈禱。儘管當時烏斯塔沙已經宣布了禁止塞族人、猶太人和吉普賽人擔任警察、法官和士兵，並使國家公職人員可以輕鬆地將這些種族或宗教團體的成員從公共行政部門解僱，但他們正在準備納粹式的種族法案，而帕韋利奇僅在兩天後簽署了這些法律。[77][78]
儘管斯捷皮納克後來反對某些烏斯塔沙的政策，並幫助了一些猶太人和塞爾維亞人，但他繼續公開支持克羅地亞獨立國的存在。直到克羅地亞獨立國滅亡，他本人一直擔任該國的戰爭牧師，並於1944年獲得了帕維利奇頒發的勳章。[79]在二戰中，斯捷皮納克公開反對烏斯塔沙的一些政策——事實上，關於阿洛伊齊耶·斯捷皮納克與烏斯塔什政權領導人安特·帕韋利奇的關係，「人們普遍認為，他們徹底憎恨對方……大主教也反對法西斯和納粹意識形態，特別是納粹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許多烏斯塔沙政策」，這與克羅地亞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其他一些成員不同。根據歷史學家馬丁·吉爾伯特的說法，「阿洛伊齊耶·斯捷皮納克在1941年歡迎克羅地亞獨立，隨後譴責了克羅地亞人對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的暴行，他自己在養老院救了一群猶太人。」[80]
克羅地亞絕大多數天主教神職人員在烏斯塔沙成功建立克羅地亞獨立國的那一刻開始就支持他們；但後來，當盟軍顯然會獲勝時，天主教高層試圖將教會與捲入各種虐待和戰爭罪行的政權拉開距離。然而，在1945年3月24日的牧函中，克羅地亞天主教會仍然宣布支持克羅地亞獨立國和其領導人，儘管大多數領導人都準備逃離該國。天主教媒體也一直支持帕韋利奇，直到最後，斯捷皮納克本人在1945年4月10日克羅地亞獨立國成立4周年紀念日時向克羅地亞獨立國進行了最後的彌撒，當時烏斯塔沙正在集中營里進行最後的大屠殺，以掩蓋他們曾經進行種族滅絕的罪行。[81][82]
一些牧師，主要是方濟各會教徒，特別是在但不限於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等地區也參與進了烏斯塔沙的暴行。Ivan Guberina等牧師曾擔任帕韋利奇的保鏢，而負責烏斯塔沙政府中負責強迫塞族人皈依天主教的Dionizije Juričev寫道，如果七歲的孩子阻礙烏斯塔沙運動，那麼殺害他們不再是犯罪。薩拉熱窩大主教也在他的教區報紙上發表了「將世界從猶太人手中解放出來是一場復興人類的運動」。[83]
米羅斯拉夫·菲利波維奇（Miroslav Filipović）是一名方濟各會修士，據稱他以牧師身份加入了烏斯塔沙，並於1942年2月7日參與了對附近村莊約2730名塞族人的屠殺，其中包括約500名兒童。據稱，他隨後被解除了職務，儘管他在戰後因戰爭罪被絞死時仍然穿着牧師的服裝。他成為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警衛長，在那裡他被克羅地亞同胞戲稱為「Fra Sotona」（撒旦神父）。時任克羅地亞外交部長Mladen Lorković是這樣表述的：「在克羅地亞，我們幾乎找不到真正的塞爾維亞人。事實上，大多數塞爾維亞人都是克羅地亞人，他們被外國侵略者強迫接受異教徒信仰。現在我們有責任把他們帶回羅馬天主教陣營。」[84]
在戰爭期間，根據梵蒂岡的長期外交慣例，即在戰爭期間誕生的新國家被和平條約合法化之前，梵蒂岡不承認這些國家，教皇沒有按照要求向克羅地亞派遣大使或外交官，而是派遣了一名宗座訪客，即住持朱塞佩·馬科內，他將代表梵蒂岡出席克羅地亞天主教會，而不是政府。不過，克羅地亞政府忽視了這些細微差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許多烏斯塔沙成員成功逃到南美洲。這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天主教牧師經營的鼠線實現的，這些牧師此前都曾在梵蒂岡獲得職位。[85]
烏斯塔沙政權將大量黃金，期中包括二戰期間從塞爾維亞人和猶太人手中掠奪的黃金存入瑞士銀行賬戶。 二戰即將結束時，烏斯塔沙似乎還向奧地利運送了大量黃金。據估計，在烏斯塔沙捲走的3.5億瑞士法郎的總額中，一份報告估計有2億（約4700萬美元）被轉給了梵蒂岡。這個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澄清。[86][87]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薩格勒布大主教阿洛伊齊耶·斯捷皮納克被南斯拉夫當局指控支持烏斯塔沙而入獄，但南斯拉夫免除了與他們合作並因此參與強迫塞族人皈依的神職人員的罪行。斯捷皮納克在1941年3月28日指出，他早期試圖團結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
「總而言之，克羅地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屬於兩個世界，北極和南極，除非上帝的奇蹟，否則他們永遠無法聚在一起。（天主教會和東正教之間）分裂是歐洲最大的詛咒，幾乎比新教還要大。沒有道德，沒有原則，沒有真理，沒有正義，沒有誠實。「
1960年2月10日，還在監獄中的斯捷皮納克因為紅細胞增多症而去世。而在1998年，斯捷皮納克被教皇聖若望保祿二世封聖。2016年7月22日，薩格勒布縣法院以「嚴重違反現行和以前的實體和程序刑法基本原則」為由，撤銷了對他的戰後定罪。
切特尼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活動於南斯拉夫地區的塞爾維亞極右翼民族主義武裝組織，南斯拉夫戰敗後一段時間成為和南斯拉夫共產游擊隊一樣的抵抗運動，但隨後變成和德國及意大利占領軍合作的組織一同針對共產主義游擊隊。
儘管切特尼克代表着與烏斯塔沙對立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但是在面對日益強大的南斯拉夫游擊隊時，克羅地亞境內的切特尼克和烏斯塔沙於1942年簽訂了合作協議，這項協議一直持續到戰爭結束。該協議寫道:[88]
只要存在游擊隊武裝的威脅，切特尼克部隊就會主動配合克羅地亞軍隊打擊和消滅游擊隊，並在這些行動中聽從克軍的指揮。
除此之外，協議還規定，克羅地亞軍隊還要向切特尼克提供武器和彈藥，在行動中受傷的切特尼克成員將在克軍的軍事醫院接受治療，戰死的切特尼克成員的遺孀和孤兒將獲得與克軍士兵的遺孀和孤兒同等的財政援助。除此以外，烏斯塔沙當局還安排釋放烏斯塔沙集中營中的一些塞族人，但這只是根據切特尼克指揮官的特別建議（因此，被釋放者不是游擊隊及其同情者）。1942年6月30日，安特·帕韋利奇向克羅地亞其他部委發送了一份由斯拉夫科·克瓦特尼克（Slavko Kvaternik）簽署的聲明，總結了克羅地亞與切特尼克所達成的協議。[88]
1945年，切特尼克指揮官莫姆契洛·杜伊奇（Momčilo Djujić）和他的部隊在烏斯塔沙領導人的許可下，越過克羅地亞逃到了西部。1945年4月，莫姆契洛·杜伊奇承認，安特·帕韋利奇接待了德拉查·米哈伊洛維奇總部的兩名將軍，並與他們就聯合打擊鐵托的共產主義游擊隊達成了協議」。而在5月的頭幾天，切特尼克的部隊在前往布萊堡的途中經過烏斯塔什控制的薩格勒布時，許多切特尼克成員和烏斯塔沙成員在多個地點被游擊隊殺害。也因此，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兩個組織的合作也走向了消亡。[89]
一位著名的的克羅地亞歌手馬爾科·佩爾科維奇（Marko Perković），同時也是克羅地亞樂隊湯普森樂隊的主唱，經常以向烏斯塔沙致敬開始他的音樂會。在2019年，在薩格勒布舉行的一場集會上，他本人在台上演唱了讚頌烏斯塔沙以及涉嫌支持種族屠殺的歌曲，而當時集會上的著名參加者有時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克羅地亞總理安德烈·普蘭科維奇以及歐洲人民黨黨團主席曼弗雷德·韋伯。而早在2015年的一場演唱會上，現場的觀眾曾經高呼「殺死塞爾維亞人」。維森塔爾中心抗議這一點，同時抗議克羅地亞的歷史修正主義和否認大屠殺的企圖。[90]
為了統一對克羅地亞獨立的支持，克羅地亞第一任總統弗拉尼奧·圖季曼在1980年代後期提倡「pomirba」，即烏斯塔沙和游擊隊之間的和解。這導致了克羅地亞政治右翼中支持烏斯塔沙的觀點、象徵和敬禮的復興。克羅地亞獨立後，許多街道被重新命名且帶有烏斯塔沙領導人的名字，例如Mile Budak和Jure Francetić。儘管其中一些後來被移除，但自由歐洲電台指出，在90年代被更名為Mile Budak的約20條街道中，到2019 年仍有一半留在克羅地亞。[91][92][93]
許多猶太和塞爾維亞組織、克羅地亞歷史學家和反法西斯主義者以及各種國際組織一再警告克羅地亞的歷史修正主義，其目的是為了儘量減少烏斯塔沙的罪行，甚至是慶祝和讚揚烏斯塔沙政權。克羅地亞歷史學家指出，教會一直是提倡修正主義和儘量減少烏斯塔沙罪行的領導者。2013年，克羅地亞天主教大主教管區報紙發表了一篇關於亞塞諾瓦茨集中營的系列文章，這一些列文章聲稱亞塞諾瓦茨集中營只是一個「純粹的工作營」，沒有發生大規模處決。2015年，克羅地亞主教會議負責人要求克羅地亞軍隊採用烏斯塔沙軍隊的敬禮方式來敬禮。[94][95][96]
克羅地亞球迷曾多次高呼烏斯塔沙的口號以及敬禮，也因此國際足聯和歐足聯曾多次對克羅地亞足協進行處罰，稱其為「法西斯分子的爆發」。2014年，克羅地亞足球運動員約瑟普·希穆尼奇因帶領全場球迷向烏斯塔沙致敬而被禁止參加世界盃。[97][98]
2019年，奧地利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展示烏斯塔沙標誌以及之前被禁止的納粹標誌[99]，這主要是由於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在克羅地亞政府贊助的一年一度的布萊堡紀念活動中展示了同樣的標誌，奧地利警方多次因向納粹和法西斯致敬而逮捕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 三名奧地利歐盟議員宣布，成千上萬的克羅地亞民族主義者參加的布萊堡儀式是「歐洲最大的法西斯集會」。奧地利天主教會禁止克羅地亞天主教堂成員在布萊堡舉行彌撒，因為正如他們所說，「 布萊堡的彌撒已經成為一種被政治工具化的表現形式的一部分，並且是一種政治-民族儀式的一部分，這種儀式有助於有選擇地體驗和解釋歷史」，並補充說它濫用「出於政治目的的宗教服務，同時又沒有脫離法西斯世界觀。」[100][101][102]
二戰結束後，塞爾維亞歷史學家利用烏斯塔沙宣揚塞爾維亞人抵抗軸心國，而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人則廣泛支持軸心國。 然而，烏斯塔沙缺乏普通克羅地亞人的支持，也從未在民眾中獲得任何重要支持。 烏斯塔沙政權僅僅得到了部分克羅地亞人的支持，他們認為自己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感到在塞爾維亞人領導的南斯拉夫中受到壓迫。 它最初通過創建克羅地亞民族國家而獲得的大部分支持，但由於其開展大規模的種族屠殺和歧視政策而失敗。[103]在1980年代，塞爾維亞歷史學家製作了許多關於二戰期間塞爾維亞人被迫皈依天主教的著作。[104]這些歷史學家之間的辯論逐漸公開地變成了民族主義的對立，並且也進入了更廣泛的群體當中。 1980年代貝爾格萊德的歷史學家與政府有密切聯繫，他們經常上電視討論二戰期間烏斯塔沙針對塞爾維亞人進行的種族滅絕的虛構或真實細節。此外，塞爾維亞神職人員和民族主義者也指責所有克羅地亞人對烏斯塔沙犯下的罪行以及策劃對塞爾維亞人的種族滅絕負責。這些宣傳活動並沒起到南斯拉夫民族和解的作用，反倒是為南斯拉夫內戰中，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對克羅地亞人和波斯尼亞人進行的種族滅絕起到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05][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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