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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對歷史的影響》（英語：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中國大陸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是1890年由阿爾弗雷德·賽耶·馬漢所撰的海戰史及海權理論著作。此書詳細闡述了海權在歷史，尤其是1660年地理大發現至1783年世界史的發展所起到的作用，同時論述了制海權的一些必要因素，着重闡述了致力於獲得最大國家利益的沿海國家應當保持一支強大的艦隊。學術界認為此書是目前關於海上戰略最有影響力著作，而此書的觀點以及建議的政策則迅速被當時的海洋大國所接受。[1][2][3][4]此書所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人類前所未有的大艦巨炮海軍競賽以及海軍較量。
此書的名稱並非「海權論」，馬漢關於海權論的重要著作共有四部，除本書以外另有：《海權對法國革命及帝國的影響1793—1812》、《海權的影響與1812年戰爭的關係》和《海軍戰略》。
馬漢通過大量的接觸海戰史料以及分析得出了海權論。他在利馬研讀歷史書籍時系統的闡述了海權論思想。[5][6]隨後該書在其就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院長時出版，並作為教科書使用。
該書從先論證了捍衛海上主權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大英帝國從一個島國發展為日不落帝國這一過程中海上力量的重要作用。馬漢在該書中闡明如地理位置、自然形態、版圖大小、人口數量、民族個性以及政府制度和政策六大必要因素是構成強大的海軍以及商船艦隊從而捍衛海權的重要因素，由此他提出了任何陸軍在世界性的軍事戰爭中都將不得不屈從於海上封鎖所帶來影響與打擊。該書闡述了一系列歐洲，美洲戰爭中海上力量的運用。近代學術界認為該書的觀點，尤其是在一戰後海權論在美國的紮根，造就了美國從孤立，不注重海上權力到其注重海上力量並使美國海軍脫胎換骨逐步成為世界最強大海軍有着關鍵性的影響，時至今日，海權理論仍然被視為是美國海軍的戰略理論核心。
儘管在全書的闡述中使用的是間接例證（大量引用史料而非真實直接戰報或第一手資料），但全書清晰的條理以及概念贏得了海軍至上主義者的廣泛支持。海上力量對殖民主義的支持從西方大國在亞洲非洲的殖民擴張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與此同時在裝備科技領域的快速發展中，例如推進系統從蒸汽輪機到內燃輪機，艦炮的發展，高爆彈的發明以及裝甲技術的運用，新興的驅逐艦、潛艇，以及無線電通訊的發展與運用造就了馬漢在中所大力宣揚的大型軍艦艦隊以及海上命令協同作戰成為了可能。
在德意志帝國，馬漢甚至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人。德皇威廉二世下令當時德意志帝國的官員們閱讀馬漢的著作，同時時任海軍上將的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也根據馬漢的海權論以及其聲譽在帝國中爭取到了資金以發展德國的水面艦隊。在日本，馬漢的理論得到了日本帝國的極力推崇，並發展起了一支相當規模的海軍。特別是在二戰時期日本的艦隊作戰戰略與馬漢所說的思想如出一轍。[7]
在1890年至1915年間也就是一戰前夜劍拔弩張的時期，馬漢與英國海軍上將約翰·費舍爾面臨了同樣的一個問題——如何在自身海軍力量不足以同時覆蓋本土附近水域以及遠洋水域的情況下，確保仍然能夠控制管轄這些水域。馬漢主張集中海軍主力放在近海水域以確保本土安全，並以小規模艦隊繼續統轄遠洋水域。而費舍爾的思路則完全相反，他主張最大化利用潛艇作為防衛本土水域的武器，以戰列巡洋艦為首的機動艦隊作為保護遠洋水域利益的手段。[8]
法國也是接受馬漢理論的國家之一，但之後做出了很大的調整。在1914年法國制定的海戰戰略中完全按照馬漢所講的艦隊決戰立論以及占領關鍵海域為方針。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改變了法國對於海軍作戰海域，從單純的遠海決戰，到護航以及海陸協同作戰。戰爭中德國始終未與法海軍主力發生如日德蘭海戰一樣的決戰，而在1915年加里波利戰役中的登陸戰，潛艇力量興起以及護航艦隊的使用展示了海軍在戰爭中的除決戰以外的其他角色。
海軍對於確保協約國的勝利這一觀點在1918年的法國公民投票中並沒有被完全認同。但對於各種海戰海權理論綜合而成的一些新理論，尤其是海軍上將卡斯泰在1927年至1935年兩戰期間所綜合得出的海上理論著作Théories Stratégiques。卡斯泰與馬漢的理論相反，他認為制海權在於控制海上交通線同時預見了海軍航空兵以及潛艇在海上力量中的角色。卡斯泰的海軍理論並不僅僅包括純軍事的因素，非軍事因素也是海戰中確保勝利的重要部分，其中包括了諸如政治，地理，聯盟，民意以及制約力力量這些非軍事因素以及一些人為因素諸如經濟力量，戰略的進攻性以及防禦性，交流，行動方案，士氣以及命令質量。[9]
儘管馬漢對於其他非美國國家的海軍戰略造成了深刻的影響，但對美國當時的影響甚微，這與美國在一戰之前的孤立主義不無關係。直到一戰之後美國才逐漸意識到在美國海外利益的擴張下海軍的重要性，並着重發展海軍。馬漢則在一戰爆發後幾個月逝世於華盛頓。
馬漢擔任海軍戰爭學院院長時，想將他上課的講義出書當教科書。他於1888年9月寫信給出版了他第一本書的斯克里布納之子公司，但該公司認為此書過於專門，普通讀者不會有興趣而婉拒出版。一年後馬漢再度尋找出版商，仍然被拒。馬漢於1889年9月寫信給前任院長斯蒂芬·盧斯少將，表示想放棄出書。該校教授詹姆斯·R·索利是馬漢的朋友，他介紹馬漢與利特爾和布朗出版社聯絡，該公司於10月要求馬漢再寫一章總結他的分析，成為本書飽受議論的第一章。[10]
此書最早翻譯是法國海軍部的《海軍和殖民地評論》（Revue maritime et coloniale）雜誌於1894年起分16期連載。[11]:98[12]俄文譯本於1895年出版。[11]:16日本水交社於1896年將此書譯為日文《海上權力史論》，由東邦協會出版，封面內頁由海軍上將西鄉從道侯爵題字「要在制海」。[13]德文譯本於1898年出版，法文譯本於1899年出版，瑞典文與西班牙文譯本於1900年出版。[11]:16-18
此書中譯始於1900年3月，日本乙未會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月刊《亞東時報》開始連載日本人劍潭釣徒譯的《海上權力要素論》。1910年前後，中國留日海軍學生在東京創辦的《海軍》季刊連載齊熙譯的《海上權力之要素》，但兩者都沒有譯完第一章就停止。[14]全本中譯有1990年海軍學術月刊社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5][16]，199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17]，2000年軍事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影響歷史的海權論：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 1660--1783》淺說》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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