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幼年生活在一個貧苦的山村農民家庭，其名「起予」出自《論語·八佾》中的「起予者商也」一句。早年就讀於重慶巴縣中學。1920年赴日本東京求學。初在高等預備學校及高等學校學習，後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專攻文學，直至1927年。此期間，日本及西歐文學藝術各流派的思潮、傾向和成就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1927年回國後在上海參加創造社，開始從事文學創作。1928年，在上海藝術大學執教期間，發表以一個中國留學生在日本人民中間的生活為題材的中篇小說《飛露》。1929年再次赴日，僅一年，便在日本反動派的迫害下提前回國。[1]
1930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此專事文學創作和翻譯。1931年，他的譯作《歐洲文學發展史》由開明書店出版，不久，又譯左拉的《酒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廣西桂林良車師範專科學校任教一年，回到上海。1935年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了表現青年追求革命的中篇小說《殘碑》和短篇小說集《火線內》。1936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編《光明》半月刊至1937年。其間，發表文藝講話小冊子《怎樣閱讀文藝作品》（三聯書店），比較通俗地介紹了文藝理論知識。[1]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上海至重慶。1938年，曾先後主編在重慶刊行的《新蜀報》副刊和《新民晚報》副刊。是年，在《新蜀報》連載了《抗戰回憶錄》。1939年至1940年夏，在重慶日俘收容所做組織日俘進行反戰宣傳工作，寫反映日俘思想轉變過程的報告文學《人性的恢復》，又譯了日本左翼作家鹿地的同一題材的小說《我們七個人》，於1941年出版。[1]
抗戰結束後，主持中國作協重慶分會工作。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他翻譯的歐洲文藝理論名著《藝術哲學》。同年下半年，離重慶，經由香港到北京。1949年，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回上海後，任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編輯。加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總會。1950年當選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以後，又被選為政協上海市第四屆委員會委員。1951年起，因患重病而停止工作。1971年去世。[1]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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