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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杜蘭蒂（英語：Walter Duranty；1884年5月25日—1957年10月3日）美國記者，生於英國利物浦，在俄羅斯內戰（1918–1921）布爾什維克勝利後擔任《紐約時報》莫斯科分社社長達十四年（1922-1936年）。1932年，因一系列有關蘇聯的報道而獲得普利策獎，其中11篇報道於1931年6月發表。他後來因隱瞞蘇聯饑荒（1932-1933）而受到批判[1]。
| 沃特·杜蘭蒂 Walter Duranty | |
|---|---|
攝於1919年的杜蘭蒂 | |
| 出生 | 1884年5月25日 英格蘭利物浦默西賽德郡 |
| 逝世 | 1957年10月3日（73歲） 美國奧蘭多 (佛羅里達州) |
| 國籍 |  英國 |
| 母校 | 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 |
| 職業 | 記者 |
1990年蘇聯對饑荒的情況漸漸被解密，《紐約時報》後來承認發表他的否認饑荒的文章是「本報史上最糟糕的報道之一」。但普利策委員會拒絕撤銷該獎，並在2003年表示委員會在評獎時所審查的文章並未有「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存在蓄意欺騙的行為」。[2]多年之後，仍然有人呼籲撤銷他的普利策獎。
杜蘭蒂生於英格蘭默西賽德郡的一個中產家庭， 母親是艾米琳·哈欽斯（Emmeline Hutchins），父親是威廉·斯蒂爾·杜蘭蒂（William Steel Duranty）。他的祖父母於1842年從西印度群島搬到柴郡維拉爾半島上的伯肯黑德，並開創了一家成功的商戶企業，他的父親就在這家企業工作。他曾就讀於英國最負盛名的哈羅公學，但由於家族企業突然倒閉，他被迫轉學到貝德福德學校（Bedford School）。儘管如此，他獲得了入讀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的獎學金，並以一等學位畢業。[3]
完成學業後，杜蘭蒂移居巴黎，在那裡他遇到了英國神秘學家兼作家阿萊斯特·克勞利。杜蘭蒂與克勞利的情婦簡·切隆（Jane Cheron）發展了關係，兩人最終結婚。[4] 在《無淚魔咒》（Magick Without Tears）一書中，克勞利稱杜蘭蒂為 「我的老朋友」，並引用了杜蘭蒂的著作《我想寫就寫》（I Write as I Please）。[5]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杜蘭蒂在《紐約時報》擔任記者。杜蘭蒂撰寫的一篇關於1919年巴黎和會的報道讓作為記者的他獲得了更廣泛的關注。
杜蘭蒂於1921年移居莫斯科。1924年在法國度假時，他的左腿在一次火車事故中受傷，手術後醫生發現了壞疽並進行截肢。[6] 他康復後回到蘇聯。
在蘇共實施包含混合經濟的新經濟政策期間，杜蘭蒂的文章未能引起廣泛關注。然而，在改造蘇聯工業和農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年）出台後，他獲得了對約瑟夫·斯大林的獨家專訪，這大大提高了他作為記者的聲譽。杜蘭蒂留在莫斯科長達十二年。[7]
1934年在美國定居後，杜蘭蒂被《紐約時報》聘用，該報要求他每年在莫斯科工作數月。在此期間，他報道了1936-1938年斯大林對政治反對派進行的莫斯科審判。[8]
在發表於1931年，並且讓他獲得1932年普利策獎的系列報道中，杜蘭蒂認為俄羅斯人的思維是「亞洲式的」，他們重視集體的力量，需要專制政府。他聲稱俄羅斯人認為個人主義和私營企業是導致社會混亂的奇異概念，他們對此難以接受，一如西方世界難以接受專制和共產主義。
他寫道，自彼得大帝時代以來在俄羅斯實施的西方理念是歐洲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而這些失敗的理念最終被1917年俄國革命一掃而空。弗拉基米爾·列寧和他的新經濟政策都是西方思想下的失敗產物。杜蘭蒂認為，斯大林是在沒有政治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廢除了新經濟政策。烏克蘭的饑荒表明缺乏對斯大林的有組織反抗，因為他的地位從未受到那場災難的威脅。斯大林在列寧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他通過恐嚇「重建了帝國主義式的獨裁，並讓自己掌權」。「斯大林並不把自己看作是獨裁者，而是『聖火的守護者』，由於沒有更好的名字，他把它稱為斯大林主義。」斯大林的五年計劃試圖為俄羅斯人民帶來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9] 杜蘭蒂認為，1931年蘇聯的思維模式與卡爾·馬克思思想大有不同。[10]
杜蘭蒂有時聲稱，被送往俄羅斯北方、西伯利亞或哈薩克斯坦勞改營的人可以選擇重新加入蘇維埃社會或成為弱勢的局外人。不過他承認，對於那些無法接受這一制度的人來說，「最終的命運是死亡」。儘管他將這一制度描述為殘酷的，但他表示自己「沒有任何支持或反對的理由，也沒有任何目的，只是試圖說出真相」。他認為，殘暴集體化運動的推動力是「希望或承諾」蘇聯人民「將來會崛起」。杜蘭蒂既承認斯大林體制的殘暴，又為其必要性辯護。他把蘇聯的觀點當作自己的觀點來複述，仿佛他在莫斯科的「觀察」讓他對這個國家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杜蘭蒂的動機一直備受爭議，他的報道被指責缺乏對蘇聯的批判，把當局的宣傳當作合理的報道。[11]
杜蘭蒂讚揚斯大林為一位帝國的、民族的、「正統俄羅斯的」獨裁者，可與伊凡四世相提並論。此觀點與同時期的一些白俄移民，[12] 即「路標轉換派」的觀點相似，也呼應了20世紀20年代歐亞主義運動和姆拉多羅西集團（Mladorossi）的理念。（斯大林是格魯吉亞人而非俄羅斯人，有着遙遠的奧塞梯血統，他的曾祖父是奧塞梯人，[13] 而他生前一直淡化此事）。1933年，斯大林對這一讚賞給予了回應，稱杜蘭蒂試圖「說出我們國家的真相」。[14]
在1933年3月31日的《紐約時報》上，沃爾特·杜蘭蒂譴責有關饑荒的報道，尤其針對威爾士記者加雷斯·瓊斯。瓊斯目睹了烏克蘭的災情，並於兩天前在柏林發布了一份廣為流傳的新聞稿，描述當地人的苦境。在瓊斯發表聲明之前，記者馬爾科姆·穆格里奇在《曼徹斯特衛報》上發表了三篇未署名的文章，同樣描述了這場饑荒。[15][16]
在該篇題為「俄國人在挨餓，但不是餓死」的文章中，杜蘭蒂對當時的情況作了如下描述：[17]
正當英國與蘇聯就英國工程師被指控的問題展開外交對峙時，美國報紙上出現了一則來自英國的恐怖故事，稱蘇聯發生饑荒，「成千上萬的人已經死亡，數百萬人面臨餓死的危險」。
——沃特·杜蘭蒂，《紐約時報》
此處的外交對峙指的是在蘇聯工作的大都會-維克斯公司 （Metropolitan Vickers）工程師被捕一事，他們被指控破壞正在建造中的發電廠。該案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由安德烈·維辛斯基主審的一系「作秀公審」之一。
五個月後（1933年8月23日），杜蘭蒂在《紐約時報》的另一篇文章中寫道：
如今任何關於俄羅斯發生饑荒的報道都是誇大其詞或惡意中傷。但去年影響到全體居民的糧食短缺，特別是在烏克蘭、北高加索（即庫班地區）和伏爾加河下游等產糧省份，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
——沃特·杜蘭蒂，《紐約時報》
杜蘭蒂總結道，「保守地推測」，在某些總人口超過4千萬的省份，死亡率「至少增加了三倍」。[18] 儘管杜蘭蒂發表了不實言論，但新聞界對饑荒報道的爭論因為缺乏證據，並未損害他的聲望。當時的《國家》雜誌稱他的報道是「在全世界所有報紙當中，關於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最為冷靜、客觀的報道。」[19]
在美國和蘇聯於1993年11月的談判並最終建立兩國關係之後，一場為蘇聯外交部長馬克西姆·李維諾夫所辦的晚宴在紐約華爾道夫酒店舉行。與會者的名字被依次宣讀，而賓客們禮貌地報以掌聲。讀到杜蘭蒂的名字時，美國劇作家亞歷山大·伍爾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寫道，「這才真正引起了長久的喧騰... ... 這實際上給人們的印象是，在一念之間，美國同時認可了俄羅斯和沃爾特·杜蘭蒂」。[19] 杜蘭蒂傳記《斯大林的辯護士》（Stalin's Apologist）的作者莎莉·泰勒（Sally J. Taylor）認為，杜蘭蒂在蘇聯的報道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1933年決定正式承認蘇聯的關鍵因素。[4]
1934年，杜蘭蒂離開莫斯科，並在李維諾夫等蘇聯官員的陪同下訪問了白宮。他一直擔任《紐約時報》的特約記者直到1940年。
1940年後，他寫了幾本關於蘇聯的書。杜蘭蒂的名字出現在作家喬治·奧威爾整理的一份名單上，奧威爾認為名單中的人士不適合擔任英國外交部信息調查部的作家，因為他們可能過於同情共產主義，或有可能是被收買的共產主義特工。[20]
1957年，杜蘭蒂在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去世，享年73歲。
杜蘭蒂被批評在莫斯科生活的前後只聽信斯大林和蘇聯的官方宣傳，而不是報道新聞。例如，他後來為斯大林在1938年發動的莫斯科審判辯護，但這場審判的目的在於清洗挑戰斯大林權威的人。[21]
有關他作品的主要爭議仍然是他對1930-1933年蘇聯某些地區在農業被強行迅速集體化後發生大饑荒的報道。他發表的報告稱，「沒有饑荒或實際的飢餓，也不可能有」，「如今任何關於俄羅斯發生饑荒的報道都是誇大其詞或惡意中傷」。[22] 杜蘭蒂在1932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報道讓該報讀者大為不滿，因為這些報道與該報社論版的觀點存在矛盾。[14] 在受災最嚴重的烏克蘭，這場由國家引發的災難如今被稱為「烏克蘭大饑荒」。
自20 世紀60年代末以來，杜蘭蒂因未如實報道饑荒而受到越來越多的抨擊。歷史學家羅伯特·康奎斯特在《大恐慌》（The Great Terror；1968年）、《悲傷的收穫》（The Harvest of Sorrow；1986年）以及《反思動盪的世紀》（Reflections on a Ravaged Century；1990年）中對杜蘭蒂的報道提出了批評。美國記者約瑟夫·艾爾索普和安德魯·斯圖塔福德（Andrew Stuttaford）在普利策獎爭議期間公開反對杜蘭蒂。[23] 艾爾索普評論說：「撒謊是杜蘭蒂的拿手好戲」。曾任《曼徹斯特衛報》駐莫斯科的英國記者馬爾科姆·穆格里奇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杜蘭蒂「不斷地撒謊」，[16] 並在其他地方稱他為「我所認識過的最大騙子」。[24]
同時，從杜蘭蒂對其他人的陳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完全了解這場災難的規模。1934年，他私下向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報告說，前一年蘇聯可能有多達1千萬人直接或間接死於饑荒。[25] 英國情報機構[26] 和1932年至1934年在蘇聯工作的美國工程師扎拉·維特金（Zara Witkin）[27] 都證實，杜蘭蒂故意歪曲了有關饑荒的性質和規模。也有跡象表明，杜蘭蒂在饑荒問題上的故意誤導是迫於威脅。康奎斯特認為杜蘭蒂因為其性癖好受到了勒索。[28]
在1944年出版的書中，杜蘭蒂對自己在1932-1934年期間的報道略顯懊惱，但他堅持為斯大林辯護。 [29] 他承認有人挨餓，其中不僅包括「階級敵人」，也包括忠誠的共產黨人，但他說斯大林下令強征糧食是為了給紅軍提供足夠的裝備，以阻擋將來日本的入侵[29]（十年前西伯利亞干涉戰爭的重演）。換句話說，是為了使蘇聯免於迫在眉睫的軍事厄運，而不是因為斯大林想用槍桿子把人民集體化，才導致了死亡。[29] 儘管斯大林很可能確實預料到了日本的入侵（他一直預料到外國的進攻），但如今大多數歷史學家並不認為軍備是斯大林的唯一動機。
杜蘭蒂對蘇聯烏克蘭饑荒的報道引起了爭議和關注，這導致有人呼籲在他逝世後象徵性地撤銷他1932年獲得的普利策獎。
為了回應莎莉·泰勒（Sally J. Taylor）所著的評論傳記《斯大林的辯護士》（Stalin's Apologist），[4] 《紐約時報》指派其編輯部成員卡爾·邁耶（Karl Meyer）為該報撰寫一篇關於杜蘭蒂作品的署名社論。邁耶寫在1990年6月24日的一篇尖刻文章中寫道，杜蘭蒂的文章是「本報出現過最糟糕的報道之一」。邁耶說，杜蘭蒂把自己的職業生涯押在了斯大林的崛起上，並「通過忽視或開脫斯大林的罪行來維護自己的職業生涯」。[14] 1990年，普利策委員會重新考慮了該獎項，但決定保留它。[30][31] 四年前，前莫斯科分社記者克雷格·惠特尼（Craig Whitney）在1986年《紐約時報》針對羅伯特·康奎斯特的著作《悲傷的收穫》（The Harvest of Sorrow）評論道，杜蘭蒂實際上忽視了那場饑荒，直到饑荒接近尾聲。[32]
2003年，在加拿大烏克蘭公民自由協（UCCLA）會發起的一場國際運動之後，普利策委員會重新開啟調查。《紐約時報》也聘請了哥倫比亞大學俄羅斯歷史教授馬克·馮·哈根（Mark von Hagen）對杜蘭蒂的作品進行完整的審查。馮·哈根認為杜蘭蒂的報道不公正而且不嚴謹，經常為斯大林主義的宣傳造勢。他在向新聞界發表的評論中說：「為了《紐約時報》的榮譽，他們應該把獎撤回。」[30]《紐約時報》將馮·哈根的報告送交普利策委員會，並讓委員會採取任何適當的行動。《紐約時報》出版人小阿瑟·奧克斯·蘇茲伯格在與該報告同時送交的一封信中稱杜蘭蒂的作品「潦草馬虎」，並說「他的編輯和普利策評委們早在70年前就應該意識到這一點」。[33]
最終，普利策獎管理委員會主席西格·吉斯勒（Sig Gissler）拒絕撤銷該獎項。他在2003年11月21日的一份新聞稿中指出，杜蘭蒂1931年提交的十三篇獲獎文章中並「沒有明確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存在蓄意欺騙的行為，這才是本案的關鍵」。[2]
同年，《紐約時報》執行主編比爾·凱勒（Bill Keller）對自己未能盡力歸還獎項公開表示懊悔，他說：「普利策獎不僅僅是對一篇獨立作品的讚賞，它還意味着對記者表現的認可，而杜蘭蒂的表現是可恥的」。[34] 2022年爆發的俄烏戰爭使人們再度關注此事。
彼得·薩斯加德在電影《瓊斯先生》（2019）中扮演杜蘭蒂。影片描述了記者加雷斯·瓊斯面對克里姆林宮與杜蘭蒂的反對，努力尋求發生在烏克蘭的真相，並將其報道給全世界的故事。
《拉法葉特護衛隊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Lafayette Escadrille），由指揮官喬治·塞諾特上尉（Captain Georges Thenault）講述，沃爾特·杜蘭蒂翻譯，波士頓： Small, Maynard & Company；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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