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名高速夫婦死亡事故（日語：東名高速夫婦死亡事故／とうめいこうそく ふうふしぼうじこ），是2017年（平成29年）6月5日發生於神奈川縣足柄上郡大井町東名高速公路下行線的交通事故[6]。事故中，2輛汽車前後停在超車道，被男性A駕駛的貨車從後方追尾，造成男女2人死亡，包括下文中加害者X在內4人重傷或輕傷[6]。事故又稱東名高速公路路怒駕駛事故（東名高速道路あおり運転事故）[7]、東名路怒駕駛事故（東名あおり運転事故）[8]、東名路怒事故（東名あおり事故）[9]。這次事故引發社會關注路怒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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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名 | 東名高速夫婦死亡事故 |
|---|---|
| 日期 | 2017年（平成29年）6月5日[1] |
| 時間 | 21時35分左右[1]（UTC+9） |
| 地點 |  日本神奈川縣足柄上郡大井町赤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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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標 | 35°20′26″N 139°11′24.2″E |
| 主題 | 被告人X駕駛車輛，在東名高速公路超車道強行逼停受害者車輛，並對受害者施暴[2]。隨後貨車（由男性A駕駛）從後方追尾受害者車輛，引發事故，受害者一家四口2人死亡，2人受傷[2]。此事件前後，X還曾2次因同類路怒駕駛犯下強要未遂案件[2]。 |
| 起因 | A有過失，X在高速公路逼停受害車輛 X：因在停車區被提醒停車方法，衝動下訴諸暴力 |
| 參與者 | 2人 |
| 傷亡人數 | |
| 目標：汽車駕駛員 | |
| 死亡 | 2人[2] |
| 受傷 | 4人 |
| 調查 | 神奈川縣警察 A：函送 X：逮捕 |
| 訴訟 | 橫濱地方檢察廳 A：不起訴 X：起訴 |
| 疑犯 | 貨車男性駕駛員（A） 路怒駕駛逼停受害車輛的男子（X） |
| 指控 | A：過失駕駛致死傷罪 X：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
| 判決 | X：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求刑：有期徒刑23年（橫濱地檢） 判決：橫濱地裁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8年後，上訴至東京高裁。東京高裁發回重審，橫濱地裁再次判處有期徒刑18年[3]。 |
| 發回重審前，X在一審向受害者和死者家屬道歉[4]，發回重審後轉而否認起訴事實[5] | |
刑事訴訟爭議點在於，加害者X路怒駕駛誘發死傷事故，是否適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10]。發回重審前，被告人X在橫濱地裁一審（裁判員審判）承認起訴事實，向受害者和死者家屬道歉[4]，X的辯護人則主張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不成立[11]。2018年（平成30年）12月，橫濱地裁認定X對受害者車輛有妨害駕駛行為，該妨害駕駛誘發死傷事故，宣告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成立，判決有期徒刑18年[12]。2019年（令和元年）12月，上訴審（東京高裁）以一審訴訟程序有違法之處為由撤銷原判決，發回橫濱地裁重審，高裁判決同樣認為妨害駕駛與事故間存在因果關係，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成立[13]。
發回重審後，X一改重審前說法，稱「沒有危險駕駛引發事故」，主張無罪[5]。與發回重審前的一、二審一樣，2022年（令和4年）6月，橫濱地裁認定X有妨害駕駛行為，該妨害駕駛與受害者死傷存在因果關係，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成立，再次宣告有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3]。
概要
犯人X，1991年（平成3年）出生[14]，事故發生[6]與被捕時25歲，住在福岡縣中間市[15]。事發時，交往中的女性也在同一輛車上[16]。
事發前，X曾在距事故現場約1.4公里（km）的東名高速公路[2]中井停車區（PA）[17][9]，將自己的私家車（本田Stream）停在規定停車地點外，之後受害者女性B（事發時39歲）駕駛車輛低速通過停在路上的X車輛右側，坐在前者車輛後座的受害者男性C（事發時45歲）「打開B駕駛車輛的左側滑動門，對被告人〔X〕大喊『擋路，傻子。』，指責其停車方法」[18]。X「對C的指責感到憤怒，想攔下B駕駛車輛抱怨，於是駕駛被告人〔X〕車輛追蹤B駕駛車輛」[18]。媒體一開始報道判決時，稱「判決指，……被告在車道停車，被C提醒」[19]，實際上，判決使用的是「大喊『擋路，傻子。』，指責其停車方法」和「被C指責」，沒有使用「提醒」一詞。
21時33分左右，X在東名高速下行線（54.1 - 54.8公里里程牌）[2]試圖妨礙B駕駛的麵包車（豐田Hiace）[17]，包括別入受害者麵包車前方後突然減速，或在麵包車為防撞車而變道後變道至其跟前，妨礙前行[2]，約700米共有4次干擾行為[17]。
21時34分左右，X駕車堵在前方，在主車道內超車道（下行線54.8公里里程牌，公路單向3車道中第三車道）逼停受害者麵包車[2]。X下車走向麵包車，抓住C怒吼「要把你丟進高速公路」「想死了嗎」，揪住男性前襟施暴[17]。在被同坐自己車的交往中女性勸告「有孩子，停手吧」後，加害者停止施暴，離開麵包車準備返回自己車。途中[17]（21時36分左右），A駕駛的大型拖車從後方追尾受害者麵包車，麵包車接着又撞上加害者的車，形成重大連環相撞事故[2]。這次事故造成受害者夫婦死亡，受害者夫婦的2名女兒（當時長女15歲，次女11歲）受傷[2]，X自己也重傷入院[17]。
加害者餘罪
- 2017年5月8日20時15分 - 20分左右，X在山口縣下關市內路上開車，被其他汽車超車後發怒，想「讓對方停車，叫駕駛員下來後抱怨」，於是反覆閃大燈、按喇叭、停車擋路，糾纏不休，後來見到自己停車後對方車輛立即停車，便下車走向對方駕駛座，直至20時25分左右，一直用手拍打駕駛座車窗玻璃、前擋風玻璃，向駕駛員怒吼「喂！找打嗎！給我出來！我要殺了你！」，要求下車，後因駕駛員向山口縣警察撥打110報警而未得逞（強要未遂罪）[2]。
- 2017年5月9日1時左右[2]，X在山口縣下關市內國道，3次腳踢他人汽車駕駛座車門致凹陷損壞（損失估算共計236,300日元，器物損壞罪）[2]
- （死亡事故後）2017年8月21日12時30分左右[2]，X在山口市內國道2號租車駕駛[22]，被其他汽車超過後發怒，想「讓對方停車，叫駕駛員下來後抱怨」，直至同日12時40分左右，一直在路上反覆變道、減速、從側面逼近，妨礙前行，又用手拍打對方車輛副駕駛座車門[2]。同日12時40分左右，對方車輛停車，X將車停在前方，下車走向對方車輛副駕駛座附近，直至12時47分左右，一直用手拉副駕駛座車門把手，或用手拍打副駕駛座和駕駛座車窗玻璃，怒吼「給我下車！」「給我出來！」，要求下車，後因對方駕駛員報警而未得逞（強要未遂罪）[2]。
調查
事故發生後，神奈川縣警察向死亡夫婦的2個女兒問話，並找出事發當時在現場附近行駛的約260台車輛，根據「零碎的目擊信息、取回的行車記錄儀影像」，以涉嫌違反自動車駕駛處罰法展開調查[26]，最後斷定「加害者X將死亡夫婦的車強行逼停於高速公路超車道，誘發事故」[27]。X被捕前曾接受自願問話，稱「受害者男性說我『擋路』，我很生氣，追了上去」[26]，同時謊稱「夫婦開鬥氣車、閃大燈，所以我停車」，與受害死者家屬2個女兒的證詞「（死亡的父親向加害者）提醒後被追趕，多次擋住去路，被迫停車」相矛盾，警方仔細檢查上文中目擊信息、行車記錄儀記錄後[15]，未發現受害方車輛路怒駕駛、閃大燈[21]，斷定「加害者虛假陳述」[15]。
逮捕前，神奈川縣警最初考慮以涉嫌違反該法危險駕駛致死傷規定調查，後考慮到「事發時嫌疑人車輛已停下」，而該罪對象為「駕駛行為」，認為「難以適用」而放棄[28]，改以涉嫌違反該法自動車駕駛過失致死傷規定調查[27]。之後，縣警於2017年10月10日逮捕逼停受害者一家車輛的加害者，涉嫌自動車駕駛過失致死傷[29]，2017年10月12日移送至橫濱地方檢察廳[30]。媒體報道，X平時經常路怒症發作，在駕駛時訴諸暴力，事發2個月後又因路怒症引發糾紛[31][32][1]。
2017年10月12日，神奈川縣警以涉嫌自動車駕駛過失致死傷，將追尾貨車男性駕駛員A函送至橫濱地檢[30]，橫濱地檢於2017年12月28日給予A不起訴處分[33]。A在橫濱地檢筆錄表示，自己「沒有保持足夠車距。我覺得要是有100米就不會撞上去了」，「（現場規定大型貨車必須在最左側車道行駛，但我）熟悉道路，自大了。我忘不掉這場事故，十分後悔導致2人死去。非常對不起他們失去父母的2個女兒」[34]。
逮捕、移送後，橫濱地檢在調查時與神奈川縣警一同仔細審視X駕駛行為，考慮到X反覆強行別入受害者車輛前方，且逼停受害者車輛前曾從側面極度逼近[35]，決定適用神奈川縣警放棄適用的危險駕駛致死傷罪[36]。2017年10月31日，檢方將X以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等起訴至橫濱地方裁判所[37][35][23]。因涉嫌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本案適用裁判員制度審理[38]。
2017年11月29日，神奈川縣警就本次死亡事故前後，X在山口縣內犯下的上文中2件強要未遂案，將X追加移送至橫濱地檢[22]。2017年12月7日，橫濱地檢就下關市內器物損壞案（5月9日），將X追加起訴至橫濱地裁[39]。X就2件強要未遂案接受神奈川縣警問話時，供稱「對方自行停車」，否認指控[22]，橫濱地檢於2018年1月31日將兩案追加起訴至橫濱地裁[40]。
本事故發生3個月後，2017年9月，X被指在福岡縣福津市內市道開車時，與其他車輛發生糾紛，向對方車上男性施暴，後因涉嫌暴行被福岡縣警察函送至福岡地方檢察廳[41]。此案由福岡地檢移送至橫濱地檢後，橫濱地檢於2018年1月31日就此案給予不起訴處分[40]。
反響等
起訴後，X關押在橫濱拘置支所，有《產經新聞》（產業經濟新聞社）記者嘗試會見，2018年10月收到回復，要求給錢，內容如下[42]：
想見我至少30萬，不然免談
不行的話就死心
把別人當材料寫還想免費會見，想得美
（原文為方言）
另據報道，4個月前（2018年6月），X曾回復《神奈川新聞》（神奈川新聞社）採訪請求，稱「不相信記者，不會免費告知案件情況」，還恐嚇過前去見面採訪的電視台記者「要殺死你」[43]。
風評被害事件
2017年10月，X被捕後，由於X在福岡縣當建築工人，社交網絡上流傳無事實根據的謠言，稱與X同姓、在福岡縣內經營建築公司的男性是其「父親」，該公司是X的「工作地點」。這則假消息導致該公司收到大量抗議和騷擾電話，被迫關閉2天，業務受到干擾，遭受風評被害。
福岡縣警察以涉嫌在互聯網散布該虛假信息，查獲9道縣11人，涉嫌名譽毀損。2018年8月，所有人不予起訴，當中6人因小倉檢察審查會認為應予起訴，決議「起訴相當」，2020年4月由福岡地方檢察廳起訴[44]，均判處罰金30萬日元[45][46]。另有3人再次不予起訴，其中1人由小倉檢察審查會再次議決應予起訴，2020年10月2日強制起訴[47]。強制起訴男子涉嫌於2017年10月14日，在BBS寫下與X無關的公司名稱和電話號碼，觸犯名譽毀損罪[48]，2021年1月22日發現死於行橋警察署轄區內，相信為自殺，刑事訴訟駁回公訴[49]。
2019年3月7日，該公司與社長向福岡地方裁判所直方支部提起民事訴訟，起訴除已達成和解3人外的8人，要求就業務損失與精神痛苦支付共計880萬日元損害賠償[50][51]。
刑事訴訟
- 訴訟爭議點主要在於，因0km/h（車輛未行駛狀態）引發死亡事故，是否可適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考慮到自動車駕駛致人死傷行為等處罰相關法律第2條第4號，條文末尾寫明為「以產生交通危險的速度駕駛汽車的行為」，外界一度認為，從字面上看，X（下文中被告人）的車已經0 km/h停止，且受害者是因被告人以外車輛追尾死亡，難以追究被告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52][53]。最終，停車後的事故未認定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而除停車中以外，從擋道到停下前行駛中的行為則適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 橫濱地裁 | 主張/求刑/量刑 | 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 監禁致死傷罪 |
|---|---|---|---|
| 辯方 | 無罪 | 事故在停車後發生，不符合罪名構成要件 | 留在現場的時間短，是否有監禁意圖存疑 |
| 檢方 | 有期徒刑23年 | 妨礙前行、逼停車輛的一連串危險駕駛行為導致事故 | 在高速公路使（受害者）難以移動，置於監禁狀態，導致事故 |
| 法院認為 | 有期徒刑18年 | 在高速公路連續4次妨礙前行、使受害者車輛停車的一連串行為誘發追尾事故，構成危險駕駛致死傷罪 | 未判斷（不影響刑罰） |
發回重審前，本案一審分配至橫濱地裁第1刑事部，由深澤茂之（審判長）、伊東智和、澀江美香3名法官[54]與裁判員合議審理。案件編號平成29年(わ)第1680號[55]。
起訴後，橫濱地方檢察廳增加監禁致死傷罪為預備訴因[56]。這是因為橫濱地方裁判所曾在公判前整理手續（裁判員不參加）告知橫濱地檢與辯護人雙方，法院認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不會成立」[57]，地檢隨後增加此項，以備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不成立[56]。此項增加後，除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外，辯護人還需針對監禁致死傷罪提出主張、反駁，分配給否認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主張的時間和精力減少[57]。
2018年12月3日，橫濱地裁第1刑事部（審判長：深澤茂之）就一審（裁判員審判）首次公開開庭審理[58]。被告人X在認罪環節大致承認起訴事實[59]，同時主張起訴內容細節有誤[60]。X的辯護人則稱「本案事故在停車後發生，不能適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檢方追加的預備訴因監禁致死傷罪方面）停車時間短，不構成監禁，也沒有監禁故意」，主張死亡事故無罪[61]。
第2次庭審（12月4日）[註 1]，受害死者夫婦家屬（長女）以證人身份接受詢問[62]。接着第3次庭審（12月5日），被告人X接受詢問，承認在高速公路上強行逼停受害者車輛，並且致歉[4]。當天庭審中，檢察官問道「事故原因是什麼」，X回答是因為「自己使（受害者車輛）停下」，又承認對死亡男性施暴，針對「你認為抓住男性（身體）的情況下，（一家人）能否移動車輛」問題則表示「抓住了的話，就不能」[63]。
第4次庭審（12月6日），審理本事件前後X在山口縣內犯下的3件路怒駕駛案件[64]。3件案件中，X承認2017年在下關市內所犯器物損壞案的起訴事實，對於死亡事故發生後，同年8月在山口市內犯下的強要未遂案則有爭議，主張「有向對方駕駛員抱怨，但沒有讓他下車的意思。因在東名引發了死亡事故，所以一直忍着，後來被按喇叭，忍不住了」[64]。當天庭審中，8月案的受害者（車型和死亡夫婦麵包車相同）出庭作證，稱「X對同車型車輛路怒駕駛引發死亡事故，卻又路怒駕駛。讓人死亡後沒感到罪惡感嗎」[25][24]。
第5次庭審（12月7日），X的前交往對象出庭作證，稱「X被捕前引發過不少於10次交通糾紛」[65]。她和同場出庭的X父親一同對X表示，「希望你反省贖罪」[66]。
12月10日論告求刑庭審，橫濱地檢主張「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成立」，尋求判處被告人X有期徒刑23年[67][68]。X的辯護人則在最終辯論表示，這是「多個不幸疊加（的產物）。刑事責任僅限於器物損壞罪等」，主張危險駕駛致死傷罪無罪，請求判處緩刑[11]。陳述最後意見時，X再次道歉，稱「再也不會開車，會用一生贖罪」[11]。當天庭審中，受害男死者之母在被害者參加制度下出庭，陳述意見稱「希望（被告人）品嘗到幾倍於我的痛苦」[66]，檢察官則代為朗讀男性的岳父（妻子之父）和長女筆錄，他們均要求加以嚴懲[8]。
12月14日公開宣判，橫濱地裁（審判長：深澤茂之）認定「使受害者車輛停車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18年[52][12]，先行羈押日數中260日算入刑期[2]。橫濱地裁（2018）判決理由認為，「連續4次妨礙前行、使受害者車輛停車的一連串行為與受害者死亡存在因果關係，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成立」，同時認為「被告人使受害車輛停下之後的狀態（被告人車輛0 km/h停車狀態）本身，不屬於危險駕駛致死罪所規定『以產生交通危險的速度駕駛汽車的行為』，不構成危險駕駛致死傷」[52]。量刑理由斥責X「動機自私、以自我為中心，犯罪行為脫離常軌」[69]。
X一方辯護人不服該判決，於同月21日向東京高等裁判所上訴[70][71]。由於橫濱地檢未在上訴期限（12月28日）內向東京高裁上訴，二審量刑已不可能判處X高於有期徒刑18年的刑期[72]。
上訴審分配至東京高等裁判所第10刑事部，由朝山芳史（審判長）、阿部浩巳、高森宣裕[註 2]3名法官合議審理[74]。案件編號平成31年(う)第201號[75]。
2019年（令和元年）11月6日，東京高裁（審判長：朝山芳史）就二審首次公開開庭審理，當天審結[76]。當天，X的辯護人高野隆主張，「如果別入（受害者車輛前方）使其停車的行為危險、性質惡劣，需要施以重刑，就必須在國會討論，讓國民都知道」[77]「一審判決擴大解釋法律。只有停車行為與事故存在因果關係，追尾貨車駕駛員的過失也應重視考慮」[78]（路怒駕駛和事故沒有因果關係）[79]，認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不成立」[77]。檢察官則主張「X認識到危險性仍然妨害駕駛，受害者車輛因此被迫停在交通繁忙的危險地點」[76]，請求駁回上訴[78]。
同年12月6日，二審公開宣判，東京高裁（審判長：朝山芳史）宣布撤銷原判決，發回橫濱地裁重審[13]。東京高裁（2019）指出，「X的停車行為本身不構成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但受害者車輛被迫停在路上的原因是X路怒駕駛。X使受害者車輛停車，對受害者施暴，持續停車提高事故發生危險性，實際上誘發事故。後方貨車駕駛員過失也不高」，稱「X路怒駕駛與事故存在因果關係，構成危險駕駛致死傷罪」，認可地裁意見[13]。對於橫濱地裁法官曾在公判前整理手續告知檢察官、辯護人「危險駕駛致死傷罪不會成立」的暫定看法，卻在庭審時推翻該看法，認定該罪成立，判決指出「辯護人以橫濱地裁方面事先看法為前提開展辯護活動，（法院）沒有給予充分主張、反駁機會，就突襲認定危險駕駛致死傷罪」[57]「該罪是否成立應由包括裁判員在內合議判斷，法院事先表明看法違反裁判員法，屬于越權行為」[13]，結論為「應重新進行裁判員審判」[13]。
上訴期限（12月20日）內，東京高等檢察廳、辯護人均未向最高裁判所提出終極上訴，次日21日，發回重審判決確定[80]。之後，橫濱地裁重新選任裁判員[57]，在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可能成立的前提下，再次給予控辯雙方機會提出主張、證明，重新審理本案[81]。
2021年（令和3年）11月15日，橫濱地裁（審判長：青沼潔）決定，2022年（令和4年）1月27日就重審（裁判員審判）首次公開開庭[82]。受公判前整理手續耗時較長影響，本案二審判決至重審首次公開開庭時間相隔較長[83]。青沼是第2刑事部（合議係）法官[84]，本案案件編號令和2年(わ)第1號[85][86][87]。
2022年1月27日首次公開開庭[5]，被告人X一改發回重審前承認起訴事實的做法[63]，稱「沒有危險駕駛引發事故」，主張無罪[5]。辯護人也主張「X的駕駛不屬於危險駕駛，事故原因是貨車駕駛員（A）違反限速，違反車距保持義務」[5]。檢察官則從起訴事實中刪除發回重審前，一、二審已認定「不構成危險駕駛」的事發前停車行為相關文字[88]，再次主張X在停車前的4次妨害駕駛與一家人死傷事故存在因果關係，危險駕駛致死傷罪成立[89]。
最初包括預備日在內，共計劃舉行13次庭審[90]（不含公開宣判日）[91]，於同年2月18日論告求刑、最終辯論後審結，3月16日宣布判決[92]。同年2月3日，檢察官請求變更訴因，將原先X變道時速度「時速約100 km」中的一部分改為「時速約118 km」，橫濱地裁在同月7日第6次庭審決定批准請求[93]。此前辯方曾自行分析，展示與起訴內容不同的X車輛行駛軌跡，檢方因此更改部分關於妨害駕駛時位置、速度的主張[94]。
辯護人在同月3日、4日庭審中，準備基於發回重審前的一審證詞詢問2名證人（受害者夫婦的長女，與X同車的前交往對象女性），地裁稱「發回重審前的一審訴訟程序被認為違法，當時的證據調查也無效」，不允許發問[95]。辯方對此提出異議，稱「即使證據不能用作證明有罪，也可用來動搖證言可信度」後，地裁在同月14日第8次庭審稱「考慮到之後審理，經研究，我們認為應再次對2人實施詢問，哪怕短時間也好」[註 3]，決定延後原定同日舉行的被告人詢問，重新詢問證人[95]。庭審日程因此更改[97]，第9次庭審（3月16日）2人重新接受詢問[98]，第10次庭審（3月18日）被告人接受詢問[99]。
3月30日論告求刑庭審，檢察官稱「X別入一家人車輛跟前減速，連續4次妨害駕駛，明顯意圖妨礙一家人車輛安全行駛。X通過妨害駕駛，使一家人車輛停車，誘發後方貨車追尾事故」，尋求判處有期徒刑18年，與發回重審前一審判決相同[100]。辯護人則在最終辯論主張，「檢察官主張的駕駛形態，與GPS行駛軌跡明顯不同。證言基於相關人員記憶，與一審等時候不同，不能採信」，稱「（駕駛一家人車輛的）受害者女性基於自己意志停車，並非因X的駕駛被迫停車。追尾貨車駕駛員A超速、不注意前方，『魯莽駕駛』，這才是事故原因。X揪的不是受害者男性前襟，只是上臂部位衣服，之後互相道歉。暴行罪也不成立」，主張無罪[100]。
同年6月6日公開宣判，橫濱地裁（審判長：青沼潔）認定X在事故發生前4次妨害駕駛，妨害駕駛與受害者死傷存在因果關係，宣布判處有期徒刑18年，與檢方建議（以及發回重審前）刑期相同[3]。同日，X不服判決上訴[101][102]。
社會影響
- 2018年12月14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罕有針對交通事故發表談話，稱「（路怒駕駛）性質惡劣、危險，是重大問題」「將努力採取措施，包括警察嚴正取締、處分、交通安全教育等」[103]。時任國家公安委員長山本順三在記者會發表談話，稱「對於路怒駕駛，正在按道路交通法、刑法等立案或行政處分，並將繼續推進（這些措施）」[52]。
- 2018年12月15日，《產經新聞》網絡版專欄認為「高速公路上強行逼停車輛不可能不是『危險的駕駛』，現行危險駕駛致死傷罪存在漏洞。既然條文未完全想到的惡意駕駛事故頻發，修法就不應再猶豫」[104]，《朝日新聞Digital》（朝日新聞社）2018年12月14日報道（記者：飯塚直人）稱，「高速公路上故意停車明顯危險，檢方主張有說服力」，呼籲有必要修法[105]。
- 此案發生後，駕駛員應對交通糾紛的意識增強，部分店鋪行車記錄儀銷量增長至3倍。電子信息技術產業協會（JEITA）統計顯示，2016年度上半期（4～9月期）行車記錄儀統計出貨量約65萬台[106]，2018年度上半期（4～9月期）約165萬台[107]，出貨台數增長至2倍以上。2017年，普通乘用車的行車記錄儀普及率只有約10%，此案報道後迅速普及[108]。
腳註
參考文獻
相關條目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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