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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赴华传教士(1845—191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李提摩太(1845年10月10日—1919年4月17日),原名提摩太·理查德(Timothy Richard),字菩岳[1] ,英國傳教士。屬於大英浸信會。這一教會在中國先後開辟了三個傳教區:山東、山西、陝西。
李提摩太生於威爾斯的一個鐵匠家庭。幼年幫父親種田,還上了幾年小學。16歲時在礦區小學任教,18歲即當上了校長。20歲時進入神學專科學習,23歲加入倫敦浸禮會,並自願到中國傳教。[1]
1869年11月17日他離開英國,在1870年12月 (同治九年十一月) 抵達上海,隨後去山東煙臺、青州傳教,並同時學習佛教、儒家和伊斯蘭教著作[1]。1876-1879年 (光緒二年至五年) 華北五省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丁戊奇荒),他在青州積極賑災,收養孤兒,後來那裡成為大英浸信會山東傳教區的中心。現在青州市建有紀念李提摩太之教堂,該教堂為當地最大基督教堂。
1877年(光緒三年),他又去災情更重的山西從事賑災活動,由此在山西太原開闢了大英浸信會的傳教區,同時也結交了中國官紳。在太原杏花嶺和東夾巷一帶修建了教堂和耶穌醫院,還設立了小學和孤兒院[1]。
1880年(光緒六年)中俄發生糾紛,李提摩太印發《議和論》的小冊子,主張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爭端。同年9月李鴻章約他在天津會面,回到山西後開始為官員等講學(自然科學方面)。[1]
1886年(光緒十二年),李提摩太來到北京,主要進行演講和寫書的工作,發表了《七國新學備要》,介紹西方各國的教育情況,並建議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教育改革的經費。在戊戌變法運動中,他與梁啓超、康有為建立了較好的個人關係。[1]
1890年(光緒十六年),李提摩太應李鴻章之約去天津臨時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經常發表中國改革的社論[1]。接下來他幾乎一生里主要的時間都是負責上海廣學會的工作(1891年-1916年)。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這家出版社範圍很大,包括書籍、小冊子、單張、雜誌。同時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個出版社與文學機構。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Modern Education)、《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History)、《新政策》等20多種。
其中《泰西新史攬要》為英國馬懇西(Robert Mackenzie)所著,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2](1851~1921)合譯,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出版。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的傳教方式類似於利瑪竇,是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交往,張之洞曾撥款一千兩資助廣學會。還結交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啓超擔任過他的中文秘書。李提摩太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有很大影響。
在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他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
據雷家聖《失落的真相:晚清戊戌政變史事新探》[3] 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面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4] 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5] 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后在1898年9月19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瞭解光緒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後來,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1898年9月20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五)上書光緒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6] 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7] 雷書指出,慈禧太后於1898年9月19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
李提摩太向康有為建議,中美英日四國將軍事、財政、外交等權力交給一個「百人委員會」來管理,建立一個比現在歐盟更緊密結合的聯邦,藉以對抗俄國,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出這種建議。
然而,慈禧在9月21日訓政當天頒佈的捉拿康有為的上諭中並未提到康有為賣國,只說:「諭軍機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屢經被人參奏,著革職,並其弟康廣仁,均著步軍統領衙門拿交刑部,按律治罪。[8]」此外,楊深秀和宋伯魯都曾上奏倡議四國合邦,但慈禧在戊戌政變之後定他們的罪中都未提到他們這條罪名;宋伯魯的罪名是「濫保匪人」、「聲名惡劣」,楊深秀的罪名是與康有為結黨。雷家聖認為這是因為慈禧當時還不知道英、美、日等國的參與程度,如果貿然指責英、美、日等國,外交糾紛更難收拾,故只能以含混之罪名帶過。
義和團運動之後,清政府賞給李提摩太加頭品頂戴,賜二等雙龍寶星,開誥封三代,特命參議教案。李提摩太藉此機會提出《辦理山西教案章程》上呈李鴻章,章程中提出要山西省專門罰款白銀五十萬兩,以此設立山西大學堂。他認為庚子事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這樣的仇外事件。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西太后因他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山西大學堂,山西巡撫岑春煊聘其為山西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之後他一直往來於太原、上海之間。
李提摩太他一生裡面寫過很多書,有些是用中文寫的,講到西方的一些思想觀念,也包括基督教的教義。所以他在當時宣教士當中是很特別的一位,主要以文字工作為主。
李曾翻譯《泰西新史攬要》,介紹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現代政治理念。李鴻章、張之洞、翁同龢等都對此書表示讚賞。梁啓超認為,此書「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此外,李還翻譯了吳承恩的《西遊記》,並且用英文撰寫了介紹佛教的書籍。
楊文會與李提摩太合作,將《大乘起信論》譯為英文並流通於國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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