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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理論從理論角度研究國際關係;它嘗試為國際關係的分析提供理論框架[1]。奧利·霍爾斯蒂把國際關係理論形容為一副太陽眼鏡,讓配戴者只看到跟理論有關的重要事件。現實主義者認為無需理會的事件在建構主義者來說可能是具有關鍵性作用的,反之亦然。三套最盛行的理論分別為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及建構主義。[2]
國際關係理論可以分為基本上聚焦於國家層面分析的「實證主義/理性主義理論」,以及將階級、性別、後殖民時期安全等更廣泛意義上的安全納入分析當中的「後實證主義/反思主義」理論。
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較晚,然而其理論基礎卻源遠流長,霍夫曼在談到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時說:「國際關係理論是一門既年輕又古老的學科。」[3],然而國際關係理論的影響力足以令人類自我摧毀,杜意奇曾說過:「國際關係理論是一門關於人類生存的藝術和科學。」[4]
從1948年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的發表,到1979年肯尼思·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問世,現實主義一直是國際關係學界占主導地位的理論範式。20世紀70年代,現實主義受到新自由主義(「新」是相對於20世紀初的理想主義而言)的挑戰。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的《權力與相互依賴》一書的問世,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向現實主義挑戰的宣言。此後,新自由主義在與現實主義的論戰中確立了其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同時,新自由主義啟迪和激發了國際關係學中第三大主流理論——建構主義的誕生。1999年,亞歷山大·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出版,標誌着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的成熟。由此,國際關係理論界形成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足鼎立的局面。除了這三大主流理論外,還有後現代主義、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激進主義、女權主義等等。
按理論的解釋範圍分類,可將國際關係理論分為大理論和中層理論。大理論旨在用概括的方法解釋比較宏大、概括的國際現象,而不考慮國際關係中的具體事例和現象。
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現實主義理論、肯尼斯·沃爾茲(Kenneth N.Waltz)的新現實主義理論以及伊曼紐爾·沃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關於世界經濟體系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等都屬於大理論。中理論着眼於國際關係中相對具體的現象,並試圖用儘可能少的變量來解釋這些現象,如哈羅德(Harold)和瑪格麗特·斯伯洛特(Margaret Sprout)的地緣環境影響論、戴維·米特蘭尼(DavidMitrany)的功能主義、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和約瑟夫·奈(Joseph S.Nye)的相互依存理論、布魯斯·布伊諾·德·門斯奎塔(Bruce Buenode Mesquita)的預期效用和戰爭可能性理論、麥考爾·多伊勒(Michael Doyle)的民主與和平理論以及約翰·魯傑(John Ruggie)的國際制度理論等。
其實,大理論和中理論並非截然可分:有些理論居於二者之間,有些理論則是完全以大理論假設為基礎的中層理論。按理論的功能分類,可將國際關係理論分為歷史描述理論、科學預測理論和規範理論。
現實主義是為了反對自由主義而產生的,他們否定國家之間會互相合作。早期的現實主義者如漢斯·摩根索主張國家都是自私的、追求權力與國家利益的理性參與者。任何國家間的合作都只是意外造成的。現實主義者以二戰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經典的作家如修昔底德、馬基維利、和托馬斯·霍布斯都時常被現代現實主義者視為是現實主義的奠基者。不過,儘管這些作家的作品可能支持現實主義的學說,但他們所處於的年代尚未出現科學化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以把這些作家統稱作「古典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個個學派中,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人數最多,陣容最強。[6]
在人文與社會學門開始進行科學研究時,現實主義也因為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丕變,促使國際關係理論的出現,不純熟的現實主義在進行科學化的研究後,在國際關係的第一次論戰後,脫穎而出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奠定主要典範的地位。
史密斯在《現實主義思想-從韋伯到季辛吉》一書中寫到:「要了解當代現實主義學者,最好從韋伯開始。在國際關係學者中,韋伯被意外的忽視了,但在我在我們提及的學者中,韋伯對社會科學的貢獻是最大的」[7]
關於他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曾被譽為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政治現實主義的奠基人」[12],卡爾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是美國最著名的神學家和基督教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19]。其影響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是為公認的最著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家[25]。霍夫曼寫道:「如果我們的學科有奠基之父的話,他就是摩根索。」[26]摩根索的扛鼎之作《國際政治學》是他自1943年起在芝加哥大學講授國際關係的基礎上寫成的,其最核心的內容是摩根索提出的現實主義六原則[27]:
美國著名的外交家、現實主義理論家[29]。一般認為季辛吉的現實主義思想有三個突出點:重視大國外交、國際因素優於國內因素、政治家對外交倫理困境負有個人責任。[30]
新現實主義主要是來自於肯尼思·沃爾茲(亦譯做華爾志)的著作—不過沃爾茲本人將其稱為「結構現實主義」。在保持現實主義以經驗為依據的觀察上,國際關係是由互相對立的關係所組成的,新現實主義者指出這是國際系統的無政府架構造成的。他們拒絕解釋國家內部的特徵,主張國與國之間因為相對利益和平衡而不得不對抗權力集中。與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現實主義試圖採取科學和更為實證性的方式。
自由主義來自第一個國際關係的理論「理想主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浮現,以解決國家在國際關係上控制和限制戰爭的無能。早期的擁護者包括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以及英國下院議員諾曼·安吉爾)。安吉爾主張國家互相合作才能獲得更多利益,而戰爭所帶來的毀滅註定是沒有益處的。不過自由主義的理論要直到被愛德華·霍列特·卡爾嘲笑為空想主義(utopianism)後才被定型。
第一次國際關係理論論戰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的理論體系呈現出從不完善到完善的過程:不完善的理想主義的理論>不完善的現實主義理論>完善的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理想主義始終沒能形成一個完善的理論體系,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因為理想主義理論還處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初級研究階段;二是因為有影響的理論家比較少。[31]。
通常在嚴重的戰爭危機中,濃厚的悲觀氣氛和烏托邦思潮就會同時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也是如此。卡爾曾說:「1914年後,人們的思想自然在摸索回來的路……尋找新的烏托邦」[32]威爾遜理想主義正是這種「摸索」和「尋找」的結果。他的基本理論和政策主張主要反映在兩部論著裡:《論國家》和《伍德羅·威爾遜文集》。 其在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論點如下:[33]
歐洲早期理想主義的代表人物和國際聯盟的積極籌劃者,從1930年到1944年齊默恩擔任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34]一方面,他堅持認為人的本性並沒有甚麼善惡之分,也並不是本性好戰,人性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由於開化和教育不足,而要是人類接受道德和改造又是一件非不容易的事情。他在《中立與集體安全》一書中是這樣寫的,人類之所以會發生戰爭「不是因為人類是惡的,不能被教育好,沒有國際社會的意識,而是因為他們-讓我們誠實的講,並且說『我們』-是保守的並且是智慧有限的人類。」[35]
美國著名的神學家和政治思想家[36],在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學界,對國際關係理論產生影響的神學家有兩人,即尼布爾與他,儘管尼布爾是現實主義學派的學者,但仍讚譽理想主義和自己主義的代表人物莫里,尼布爾杜莫里的評價是:「默里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用羅馬天主教的神學思想和美國的民主傳統同時進行思考。」[37]
默里的民主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論主義主要反應以下幾個方面:[38]
新自由主義在美蘇相對和解的八十年代取得了發展,試圖更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他們同意新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是國際關係的主要參與者的理論,但仍認為非國家的參與者和國際組織也應該被認真看待。擁護者如約瑟夫·奈伊從博弈論出發,主張國家會不只考慮相對利益同時也考慮絕對利益,因此國際之間除了競爭之外,互利合作的情形也並不少見。在冷戰裡對國際組織的依賴增加也使得新自由主義被稱為自由制度主義(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同時,新一代學者麥柯·多爾(Michael Doyle)則改良康德的學說,推廣出新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開創了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支流。
社會構成主義(亦稱建構主義)試圖將一些後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實體論前提與實證主義的理論結合。它的擁護者宣稱他們是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理論的綜合。社會構成主義專注於那些定義了國際系統的權力上,它的創始人—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指出無政府狀態便是由國家造成的,意味著國際架構並非只是限制在國家的行動上,事實上也包含了國家媒介的本體和利益所促成的行動。
不過,實證主義和後實證主義兩派都提出了批評:後實證主義者主張專注於研究國家會造成其忽略了種族/階級/性別,使它成為另一個實證主義的理論。而(新)自由主義/現實主義的支持者則認為社會構成主義拋棄了太多的實證的假設,因此不能被視為實證主義的一種。
馬克思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關係理論反對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對於國家衝突或合作的觀點;相反的他們專注於經濟和物質上的觀點。他們假設經濟是高於其他一切問題的;強調階級是主要的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國際系統是結合了資本主義制度追求資本聚集的結果。也因此,殖民時期帶來了殖民地的原料,也帶來了控制的殖民地市場以供出口,而殖民地自治化帶來的則是新的依賴殖民國的形式。
馬克思主義的依賴理論主張,已開發國家為了追求權力,藉由政治顧問、傳教士、專家和跨國企業滲透開發中國家將其融入資本主義體制內,以此佔用他們的自然資源,並使他們必須依賴已開發國家。
馬克思的理論在美國較少受到注意,但它在歐洲和其他地方較為常見。
國際社會理論(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y)聚焦於國家之間共有的基準和價值觀,以及它們管理國際關係的方式。這樣的基準包括外交、秩序、和國際法。與新自由主義不同的是,他們並非採取實證的方式,同時由於此一學說興起於英國和澳洲而不是美國,因此也被稱為英國學派(The English School)。這些理論家專注於人道的國際介入(國際人道干預)上,並將其分割為兩種群體,一種團結主義的群體擁護人道介入,而另一種多元論的群體則強調主權的觀念和秩序。
國際關係批判理論跨越多種社會科學,在本質上而言也不僅限國際關係。擁護者如羅伯特·寇克斯(Robert Cox)和安德魯·林克萊特強調人類對於解放的需要,因為國家減少了在提供個人服務和安全上的角色。因此,這種「批判」的國際關係理論是以國家為中心的。
後實證主義的國際理論試著結合各種形式的安全問題。他們主張國際關係是以研究外交事務和關係為主的,國家和非國家的參與者都應該包含在內。與一般研究高層的國家政治不同的是,國際關係也應該研究世界上較為平常的國際政治—包含了高層與低層的政治部分。因此,一些議題例如性別(通常以女性主義為名突顯女性附屬於男性的關係,雖然最近一些女性主義也允許加以逆轉)和種族(例如庫德族或巴勒斯坦人等沒有國家的參與者)都是與國際安全有關的—替代了傳統上專注於外交和戰爭的國際關係研究。
後實證主義的理論經常明確地提倡一種倫理學的國際關係研究基準。這在傳統的國際關係裡通常被排除,因為實證主義的理論在實證的真相和判斷的基準之間已經劃清了界線—而後實證主義者則主張理論是由現實所構成的;換句話說,由於不受權力影響的知識並不存在,因此完全獨立而真實的理論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後實證主義理論並不試著按照科學或社會學的方向進行。相反地,他們試著以研究有關問題的方式來講述國際關係,以判斷國際現狀是如何提升某些權力關係的。
一些例子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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