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9年和2000年，多國駐東帝汶國際部隊（International Force East Timor, INTERFET）的後勤保障在高峰期有來自23個國家的11,693人參與。其中5,697人來自澳大利亞，是自越戰以來澳大利亞部隊在海外部署人數最多的一次。東帝汶國際部隊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它是由澳大利亞領導的，這讓澳大利亞扮演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角色。澳大利亞國防軍（Australian Defence Force, ADF）的後勤保障部門曾在1990年代被大幅削減。澳軍並沒有預料到隨後會承擔如此龐大的維持和平任務，也沒有準備好支持如此規模的澳大利亞部隊部署，更不用說擔任國際聯軍的牽頭國了。
東帝汶國際部隊於1999年9月部署到東帝汶。90％以上的貨物和大部分人員由海軍特遣部隊運送。11個國家向東帝汶國際部隊航空聯隊（ICAW）提供了運輸機，該聯隊為保障東帝汶國際部隊出動了3,400架次，運載了9,500公噸（10,500短噸）的貨物，並運送了30,000多名乘客。聯軍在澳大利亞達爾文市建立了具備供給、裝備和物資的基地，在許多情況下，聯軍人員會先行抵達澳大利亞皇家空軍達爾文基地，再等待通過海路或空運送往東帝汶。
東帝汶給後勤保障帶來了重大挑戰。東帝汶只有一個深水港帝力，其最大碼頭深度只有7公尺（23英尺）。適合海岸後勤（LOTS）的海灘很少，亦只有三個機場。為了實現用儘可能多的作戰部隊充斥東帝汶的作戰構想，部隊最初在登陸時只攜帶最少的車輛和補給，再由後勤保障單位在10月和11月期間完成運送積壓的物資。有效的後勤保障使東帝汶國際部隊能夠在沒有因後勤不足而受到嚴重限制的情況下執行任務，儘管存在備件、醫療用品和設施短缺的情況。
背景
位於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帝汶島已有長達4萬年的人類居住史，被來自印度南部、馬來西亞和美拉尼西亞的移民先後占領。該島由小王國統治，與鄰國進行香料、奴隸和檀香木貿易。[1]1633年，葡萄牙在該島東部建立了一個定居點。1661年，東帝汶正式被荷蘭和葡萄牙瓜分，1701年任命了葡屬帝汶的第一任總督。在接下來的三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東帝汶都是葡萄牙的殖民地。[2]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帝汶曾被澳大利亞和荷蘭軍隊占領，[3]1942年2月19日被日軍入侵。[4]麻雀部隊、澳大利亞獨立連隊和荷蘭駐島部隊開展游擊戰，直到1943年1月澳大利亞和荷蘭軍隊撤離。[5]東帝汶人民對澳大利亞人的援助，使澳大利亞和東帝汶之間建立了一種聯繫，成為澳大利亞流行神話的一部分。[6]戰爭結束後，東帝汶被澳大利亞占領。[7]澳大利亞支持印尼脫離荷蘭獨立，[8]並提議讓東帝汶成為聯合國托管國；但面對英國的反對，澳大利亞退縮了。[9]
1974年4月康乃馨革命後，葡萄牙啟動了逐步非殖民化進程，東帝汶陷入帝汶民主聯盟（UDT）支持者與革陣之間的內戰。1974年10月，印尼開始了吞併東帝汶的軍事行動。1975年11月28日，革陣單方面宣布獨立，試圖阻止印尼的行動，但12月7日印尼軍隊入侵東帝汶。[10]印尼對東帝汶的吞併得到了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承認，但沒有得到葡萄牙和聯合國的承認。大多數國家將其視為印尼控制下的「聯合國指定的非自治領土」。[11]1999年5月5日，在聯合國的斡旋下，印度尼西亞和葡萄牙達成協議，並於1999年8月30日舉行全民公決，在印度尼西亞內部自治和完全獨立之間做出選擇。人民以壓倒性的優勢投票支持後者。[12]隨後，親印度尼西亞的民兵在印度尼西亞國民軍（TNI）人員的支持下，實施了暴力的焦土政策。[13]
美國拒絕對東帝汶進行干預。人們擔心與印度尼西亞發生衝突的經濟和政治後果。[14]美國人認為，在波斯尼亞戰爭中，美國執行了大部分危險的任務，並支付了大部分費用，其盟友應該做更多的工作。[15]1999年的《赫爾姆斯-拜登法案》（Helms-Biden Act）限制了美國向聯合國提供軍事支持的能力。9月15日，聯合國安理會第1264號決議成立了一支由澳大利亞領導、印度尼西亞認可的維和部隊——東帝汶國際部隊，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復東帝汶的秩序。[14][16]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表示，會將「以有限但必要的方式為該部隊做出貢獻——包括通訊和後勤保障、情報、人員和物資的空運以及協調對悲劇的人道主義反應」。[17]這意味着美國將扮演一個軍事聯盟中從屬國的陌生角色，[18]而澳大利亞則扮演同樣陌生的牽頭國角色。根據北約出版物，兩國的軍事準則都未為這樣的意外安排提供指引。[19][20][21]
東帝汶帶來了重大挑戰。東帝汶只有一個深水港帝力，其最大碼頭深度只有7公尺（23英尺），極大地限制了它的貨運能力，[22]因為一艘1,000個標準箱的集裝箱船的平均吃水約為8.3公尺（27英尺）。[23]適合海岸後勤（Logistics Over-the-Shore，LOTS）的海灘很少，亦只有三個機場。東帝汶內陸多山，道路陡峭、狹窄、維護不善，在雨季容易被洪水沖斷。[24]歐庫西飛地造成了地理上的複雜性，該飛地與東帝汶其他地區是分開的。[25]東帝汶人口貧窮，許多基礎設施遭到破壞或摧毀；因此，東道國幾乎無法提供保障，東帝汶國際部隊必須完全自力更生。[22]按計劃，後勤工作仍然是各國自己的責任，各國負責本國部隊的後勤保障。實際上，作為牽頭國的澳大利亞，被要求提供聯盟其他成員沒能提供的所有這些能力。其中大部分是在作戰保障和作戰勤務保障領域。[26]
1990年代的十年防務削減對澳大利亞國防軍（ADF）的後勤和保障部門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響，[27]因為領導層試圖保持作戰能力。[28]霍華德政府的國防政策力圖最大限度地提高「齒尾比」的做法，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29]1999年3月11日，國防部長約翰·摩爾宣布，行政削減可以提高戰備能力，因此澳大利亞陸軍駐達爾文的第1旅可以像駐湯斯維爾的第1旅一樣，在28天內就能部署。他宣稱，這樣一來，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將兩個旅的兵力部署到亞太地區的一處動盪地區，並特別提到東帝汶是一種可能性。[30]然而，正是這樣的削減，讓迅速部署成為了不可能。雖然這些削減提供了短期的財政利益，[28]但遠遠沒有提高作戰能力，用戴維·博蒙特（David Beaumont）中校的話說，「將資源優先分配給作戰能力，卻容許這在後勤職能方面帶來的風險，讓陸軍走向了作戰失敗的絕境」。[31][32]
規劃
1999年7月到8月之間，澳大利亞陸軍戰略指揮部負責人邁克爾·基廷（Michael Keating）少將減少了ADF各類人員的調動通知。堪培拉、悉尼和布里斯班的後勤人員知道這一點，但未獲授權為部隊和倉庫補充庫存，購買必要的特種設備，或預先部署部隊、車輛、設備或供給。這種行動很容易被他國察覺，並可能使澳大利亞和印尼之間本已緊張的關係更加緊張。[33]8月22日，第3旅旅長馬克·埃文斯准將在湯斯維爾的總部召開了其下屬指揮官參與的秘密會議。第10部隊保障營的指揮官米克·基歐（Mick Kehoe）中校不是埃文斯的下屬；他的分隊隸屬於駐悉尼的傑夫·威爾金森（Jeff Wilkinson）准將的後勤保障部隊。不過，在威爾金森的同意下，他還是參加了這次及隨後的與部署到東帝汶有關的會議。[33]
澳大利亞戰區司令（Commander Australian Theatre, COMAST）羅伯特·特雷洛爾（Robert Treloar）空軍少將指定彼得·科斯格羅夫少將在布里斯班的聯合部隊部署總部（Deployable Joint Force Headquarters，DJFHQ）負責制定「噴火行動」（Operation Spitfire）計劃[33]，疏散外國僑民與選定的東帝汶人。後勤人員由唐·卡曾斯（Don Cousins）中校指揮。威爾金森的高級計劃官員克利夫·科爾（Cliff Cole）少校、吉姆·埃文斯（Jim Evans）少校參加了規劃會議。埃文斯曾在波斯尼亞戰爭中在英國陸軍後勤總部服役6個月，被從澳大利亞陸軍後備運輸中隊指揮部抽調出來，擔任威爾金森在聯合部隊部署總部的聯絡官。[33]
後勤保障部隊不是為了管理澳大利亞以外地區部署部隊的後勤保障而創建的；它的任務是去指揮陸軍的野戰部隊後勤單位。1999年，後勤保障部隊正在經歷重組。[34]威爾金森原本希望被任命為「噴火行動」的後勤部門指揮官，負責協調三軍的所有後勤工作。但直到8月26日，即第一批部隊開始部署到澳大利亞北部參加行動的前一天，他才被指定為後勤部門指揮官。[35]為了支持「噴火行動」，基歐任命菲爾·麥克馬斯特（Phil MacMaster）上尉帶領一小隊專家，與史蒂夫·金洛克（Steve Kinloch）中校的第3旅行政保障營（3rd Brigade Administrative Support Battalion，3 BASB）合作。基歐後來承認，這個錯誤決定讓他失去了關鍵人員在幾周內的服務。[36]
9月6日，即「噴火行動」開始後的第二天，威爾金森收到了多國干預東帝汶的「典獄行動」（Operation Warden）[35]的正式通知。東帝汶境內和周邊地區的行動代號為「穩定行動」（Operation Stabilise），而「典獄行動」還包括在澳大利亞的後勤保障活動。[37]同時，他還被解除了對「鱷魚99」（Crocodile 99）的後勤保障責任。[35]「鱷魚99」是美澳兩國在昆士蘭州北部肖爾沃特灣軍事訓練區舉行的大型聯合軍事演習，計劃於10月開始。[38]9月6日至14日開展了「噴火行動」，在此期間，有約2,500名平民從東帝汶空運到達爾文。[39]9月8日開始規劃「典獄行動」。[35]
在新西蘭，國防軍總司令凱里·亞當森空軍中將於6月23日發布了一項指令，開始為新西蘭參加東帝汶行動作準備，代號為「卡斯特爾行動」（Operation Castall）。新西蘭國防軍（New Zealand Defence Force，NZDF）成立了一個聯合規劃小組，由空軍准將約翰·漢密爾頓領導，但同澳大利亞一樣，規劃工作因印尼的政治敏感性而受到阻礙。亞當森決定指派一個步兵連，加上直升機和後勤保障人員，在28天內隨時準備行動。新西蘭內閣批准了使25輛M113裝甲運兵車達到戰備狀態所需的資金。聯絡官於8月被派往澳大利亞，其中一名聯絡官前往悉尼的澳大利亞戰區總部，觀察後勤準備工作。畢業於澳大利亞國防學院的馬丁·鄧恩上校因熟悉澳大利亞國防軍和有作戰經驗而被選為前方規劃小組的負責人。[40]
很快就確定，澳大利亞國防軍在後勤方面能提供的援助不多，事實上，澳軍還在尋求新西蘭在空運、海運和醫療勤務方面的援助。9月下旬，澳軍與新軍簽署了一項後勤互助協議。聯合規劃小組決心讓新西蘭部隊儘可能地自給自足，令其帶上60天的補給。由於東帝汶沒有處理集裝箱的設施，因此在新西蘭設計和製造了特殊的集裝箱處理起重機。據聯合規劃小組計算，將一個營的隊伍調往達爾文或帝力，需要租用兩艘商船，每艘商船的運力7,500公噸（7,400長噸）。新西蘭可供租用的商船很少，但最終還是找到了兩艘合適的船隻。此外，還租用了一架波音747貨機，將高優先級貨物運往達爾文。[41]在一次飛行中，它運載了108.7公噸（107.0長噸）的貨物，其中包括7輛四輪驅動汽車。[42]9月30日，第一艘包租船伊丹格拉赫特號（MV Edamgracht）離開惠靈頓。緊隨其後的是10月18日出發的愛迪生格拉赫特號（MV Edisongracht）號。這兩艘船裝載了120輛汽車或設備，以及100個集裝箱中的1,000公噸（980長噸）貨物。它們於10月12日和19日抵達達爾文，由裝載它們的同一碼頭作業排卸貨。[43]
組織
威爾金森和卡曾斯一致認為，需要在東帝汶東南450英里（720公里）的達爾文建立一個基地，以支持「噴火行動」和隨後的行動。[35][44]達爾文的空港和海港、物資儲存和分配設施以及信息和通信網絡的局限性並沒有被忽視，但同時，由於達爾文地處偏僻，其自給能力較強，比其他類似規模的城市擁有更好的設施。澳軍長期駐紮在附近，與當地政府和社區有着密切的關係。[34]8月28日，威爾金森任命第9部隊保障營營長巴里·麥克馬納斯（Barry McManus）中校為達爾文北方司令部（Northern Command，NORCOM）總部「噴火行動」部隊後勤保障組（Force Logistic Support Group，FLSG）組長。馬克·邦瑟准將的NORCOM是一個作戰總部，負責規劃和開展澳大利亞北部的行動，通常以區域偵察為重點。陸軍職業管理總幹事布魯斯·奧斯本（Bruce Osborn）准將負責找到合適的澳軍軍官，充實到FLSG和DJFHQ的人員隊伍中。[35]澳軍「非核心」後勤職能的外包，導致了從廚師到港口碼頭裝卸工等許多基本工種的嚴重短缺，因為其中許多工作已不再由軍事人員擔任。[45]
國防軍總長克里斯·巴里海軍上將在澳大利亞國防軍總部集中規劃向東帝汶部署部隊的戰略和行動，以繞過擔任高級環境顧問的各軍種首長。特雷洛爾被任命為澳大利亞全國指揮官，威爾金森為後勤部指揮官（Logistics Component Commander，LOGCC）。[46]吉姆·斯特普爾頓（Jim Stapleton）准將被任命為海事部指揮官（Maritime Component Commander，MCC），羅克斯利·麥克倫南（Roxley McLennan）空軍准將為空務部指揮官（Air Component Commander，ACC）。[47]斯特普爾頓領有「雙重頭銜」：作為MCC指揮官（645.1任務組），他向科斯格羅夫（645任務組指揮官）報告；但作為艦隊准將（Commodore Flotillas，COMFLOT）（627.1任務組），他向COMAST的海事指揮官約翰·洛德海軍少將（627任務組指揮官）報告。[48]美國第3海軍陸戰遠征旅總指揮官約翰·G·卡斯特洛（John G. Castellaw）准將被任命為美軍指揮官（USFORINTERFET）。[18]9月20日，USFORINTERFET的35名人員抵達達爾文。[49]9月19日，巴里宣布：
這次行動將稱為「穩定行動」，由我任命的科斯格羅夫少將指揮……「穩定行動」和「典獄行動」共同代表了澳大利亞政府自二戰以來代表澳大利亞人民作出的最重要的軍事承諾。我們的後勤保障也必須達到世界一流水平。[16][50]
第10部隊保障營於1998年3月1日由第10終端團（10th Terminal Regiment）、第2野戰後勤營（2nd Field Logistics Battalion）、第1師郵政分隊（1st Division Postal Unit）和國防部國家存儲和配送中心（Defence National Storage and Distribution Centre，DNSDC）船隻基地維修支隊（Watercraft Base Repair Detachment）合併而成。除位於達爾文的第36水運部隊（36th Water Transport Troop）外，其他部隊均駐紮在湯斯維爾地區。其分隊包括第30/35水運和終端中隊（30th/35th Water Transport and Terminal Squadron）、第26作戰補給連（26th Combat Supply Company）和第2裝備連（2nd Equipment Company）。[51]第10部隊保障營除了為行動提供一般（三線）支持外，還負責在昆士蘭州北部提供四線後勤保障。因此，該營由可部署和不可部署的部隊組成。第2裝備連是一支不可部署的分隊，有大量平民；而負責第一類（食品和飲用水）、第三類（汽油、機油和潤滑油）和第五類補給品（彈藥）的第26作戰補給連也有許多平民。[51][52]
沒有制定任何計劃來應對該營必須部署到海外的緊急情況。[52]1999年11月，陸軍總長弗蘭克·希克林中將宣布，從2000年11月起，第10部隊保障營將被解除對昆士蘭北部的責任。同時，該營被一分為二，第10部隊保障營（東帝汶國際部隊）被部署到東帝汶，而第10部隊保障營（後方）則留在昆士蘭北部，由第2裝備連指揮官麥克斯·沃克（Max Walker）少校指揮。[51]
澳軍沒有預料到會有如此大規模的維和任務，於是從美國庫存中借來了4000件高炮背心。這批背心從哥倫布國防供應中心運出的，經芝加哥和墨爾本飛往達爾文。[53]由於過度依賴及時交貨，許多物品的庫存量很低，[54]這個問題也影響了新西蘭國防軍。[55]擔憂在部署後面臨後勤保障不足的士兵，清空了當地超市貨架上的物品，如防曬網、剃鬚刀、牙膏和發網。每個士兵的個人檔案都經過檢查，以確認他們是否適合部署。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日本腦炎疫苗的接種方案，這是東帝汶的一種流行病，需要在四周內注射三次，最後一次注射後十天內禁止乘坐飛機。[51]
部署
麥克倫南擁有13架澳大利亞皇家空軍（RAAF）洛克希德C-130H「大力神」運輸機，隸屬第86聯隊B支隊，分別駐紮在安伯利空軍基地、達爾文空軍基地和廷德爾空軍基地，由西蒙·賈爾斯（Simon Giles）空軍少校指揮。[56]此外，還有新西蘭皇家空軍（RNZAF）第40中隊的兩架C-130H和美國第517空運中隊的一架C-130H，前者有6名機組人員，[42]後者有2名機組人員和10名維修人員。美軍的這架C-130H平時駐紮在阿拉斯加埃爾門多夫空軍基地，曾用於支持克林頓總統訪問新西蘭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後來，美軍增加到4架C-130H型飛機，配備了20名機組人員和33名維修人員，[57]增加的飛機和人員來自第613航空遠征隊。[58]
第一批抵達東帝汶的聯軍部隊是東帝汶國際部隊的反應部隊，由澳大利亞特種空勤團、新西蘭特種空勤團和英國特種海勤團的成員組成，[59]他們於9月20日乘坐五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C-130H型飛機離開達爾文。[60]他們在帝力的科莫羅機場降落，並迅速占領機場。這確保了從湯斯維爾起飛的C-130H型飛機載着澳大利亞皇家軍團第2營和第3/第4騎兵團的兩輛M113裝甲運兵車順利降落。當天，共出動33架次C-130機型，向東帝汶運送了1,500名士兵。[61]9月21日凌晨，皇家廓爾喀步槍隊第2營的一個廓爾喀人連抵達，並從國際部隊反應部隊接手了護衛聯合國東帝汶特派團大院的責任。[62][63]
帝力直升機場當時遭到遺棄，但沒有被燒毀或嚴重破壞。[64]駐紮在湯斯維爾的第5航空團的12架西科斯基UH-60黑鷹直升機從達爾文直接飛往該機場，同時在航線沿途預先仔細部署了船隻，以防有直升機需要緊急降落。[64][65]9月26日，新西蘭空軍第3中隊的3架貝爾UH-1易洛魁直升機加入了直升機編隊；10月中旬飛行器的數量增加到6架。[59]澳大利亞空軍a部署到東帝汶的還有第162偵察中隊的貝爾OH-58奇奧瓦直升機、第173航空中隊的三架比奇超級空中國王飛機，以軍第86聯隊B支隊的四架DHC-4馴鹿運輸機，這些飛機於10月10日起開始抵達東帝汶。[65][66]國際部隊共向東帝汶部署了49架飛機。[65]
由空軍少校喬治·克里斯蒂安森（George Christianson）率領的空中交通管制小組乘坐第七架飛機從湯斯維爾起飛，與第3旅人員一起抵達帝力，但沒有攜帶通訊設備。克里斯蒂安森來到了控制塔，通過印尼語翻譯解釋說自己是交通管制員，借用到了印尼軍人員的無線電設備。[64][67]第381遠征作戰保障中隊承擔了帝力機場的運營責任，而第382遠征作戰保障中隊則負責運營包考的卡孔機場。這兩個中隊隸屬於澳大利亞空軍第395遠征作戰保障聯隊。澳空軍第2機場防禦中隊接手了從9月22日起由第2皇家軍團負責的機場護衛。[65][68]由於澳大利亞空軍面臨飛機裝載工短缺的問題，新西蘭空軍增援了兩個六人小組：一組駐紮在達爾文，一組駐紮在帝力，並與澳空軍在當地的22名裝載工會合。[69]
東帝汶國際部隊航空聯隊（INTERFET Combined Air Wing，ICAW）仍駐紮在達爾文。三架法國空軍C-130H型飛機和兩架加拿大皇家空軍第436運輸中隊的CC-130型飛機也加入了該聯隊。法國飛機於9月22日開始在達爾文執行任務。9月20日，加拿大飛機載着一個空運科和一個維修科從安大略省特倫頓的基地飛往湯斯維爾，然後於9月27日轉場到達爾文。[70][71]英國皇家空軍（RAF）一支由4架C-130K「大力神」運輸機組成的分隊在9月20日之前抵達，但其中兩架於9月23日撤回，第三架於11月1日撤回，使英國空軍的特遣隊減少到只有一架飛機。英國空軍的運氣不佳，10月20日，一架駐在帝力的「大力神」前輪輪胎受損；10月21日，另一架駐在達爾文的三引擎飛機降落時爆胎。[72]10月，加入聯隊的還有意大利空軍的兩架G222運輸機、泰國皇家空軍601運輸中隊的一架C-130H「大力神」運輸機和德國空軍的三架C-160運輸機。由11個國家組成的ICAW為支持INTERFET出動了3,400架次航班，運送了9,500公噸（10,500短噸）貨物和三萬多名乘客。[73]
然而，按重量計91.7%/按體積計93.2%的貨物，以及大多數乘客都是通過海路抵達東帝汶的。[74]由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登陸艦托布魯克號、登陸艇巴厘巴板號、文萊號和納閩號以及補給艦成功號組成的海軍特遣部隊，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號、安扎克號、新西蘭蒂卡哈號和英國格拉斯哥號巡防艦的護衛下，於9月18日在達爾文起錨，並於9月20日空運開始之日抵達東帝汶。[61]美國莫比爾灣號巡洋艦、新西蘭奮進號補給艦、法國旺代米亞爾號巡防艦和澳大利亞 達爾文號巡防艦已在東帝汶附近水域。[39]由於澳大利亞海軍的另一艘補給艦韋斯特里亞號在1998年的一場火災中受損而無法運作，運載航空燃油的奮進號成為了聯軍不可或缺的資產。[59]
澳大利亞皇家海軍於1994年購買的登陸艦卡尼布拉號和曼努拉號當時仍在改裝中，無法使用。為了彌補這兩艘船服役延誤帶來的損失，澳大利亞海軍於1999年6月10日光船租賃了高速雙體船傑維斯貝號。[75]9月21日，傑維斯貝號載着澳大利亞皇家軍團第3營的541名傘兵抵達帝力。澳大利亞海軍清障潛水支隊第4小組對港口進行了偵察，隨後第2騎兵團的兵員以及29輛ASLAV輕型裝甲車從托布魯克號上登陸上岸。[65]在首次登陸後，托布魯克號四次往返於達爾文和東帝汶之間，運送了642名士兵和2,000公噸（2,000長噸）的貨物。[76]
澳大利亞國防軍運輸調度部門的工作人員面臨着巨大的挑戰，他們不僅要在幾天內（而不是通常所需的幾個月內）找到合適的商業空運和海運，以將部隊部署到東帝汶；還必須解決跨大陸運輸部隊、裝備和物資的困難。移動第10部隊保障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最初的設想是，先將保障營從湯斯維爾經陸路轉移到達爾文，再從那裡出發前往東帝汶。然而，擁有相關執照的工作人員沒有長途行動的經驗，[77]在運輸途中或在達爾文等待運輸時，裝備很有可能會丟失。[78]
悉尼的調度官找到了兩艘船，船主願意在短時間內將船出租，一艘是穀物船卡拉塔根號（Calatagan），另一艘是丹麥的集裝箱船斯文堡守護者號（Svendborg Guardian）。這兩艘船都不是特別合適，船員們也不會說英語，但在當地一家裝卸工公司的協助下，這兩艘船接受了改裝並安裝了束縛裝置。兩船將大約7,000平方公尺（75,000平方英尺）的車輛和裝備從湯斯維爾直接運到帝力，沒有損失。另有3,000平方公尺（32,000平方英尺）的車輛和設備只得通過陸路運往達爾文，再由法國西洛可號登陸艦、新加坡無畏號巡防艦和丹麥民船北極大西洋號（Arktis Atlantic）運往帝力。[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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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穩定行動」期間，澳大利亞國防軍租用了17艘商船，以補充其戰略運輸能力。所有船隻都是外國船隻，因為國防部認為澳大利亞船隻的性價比不高。達爾文港在這次行動里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其設施得到了升級，碼頭容量提升到了70公噸（77短噸）。為了減輕達爾文港設施的壓力，傷亡人員被轉移到其他城市；為了避免給當地供應商造成負擔，實際採購在悉尼進行。在一位澳大利亞國防軍聯絡官的協助下，達爾文港務局對港口進行了管理，使港口的吞吐量擴大了四倍，並且沒有發生航運延誤。[34][79]
行動
為了實現科斯格羅夫的作戰構想，即用儘可能多的作戰部隊充斥東帝汶，馬克·埃文斯在部署他的旅時，只配備了最少的車輛和後勤保障。[64]與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澳大利亞北部的演習不同，後勤保障將跟隨作戰部隊，而不是預先部署好再等待部隊。[80]由於作戰形勢不確定，彈藥和醫療用品等物品的需求無法預測。因此，計劃是由悉尼的國防部存儲和配送中心在達爾文建立儲備，然後通過航空聯隊空運到科莫羅機場，或通過傑維斯貝號和托布魯克號海運到帝力港，將這些物資按需運送給第10部隊支援營。然後，第10部隊保障營再把這些物資分發給第3旅行政保障營或直接發給部隊。[81]如果直接把物資送到帝力，就會像1966年越南戰爭中澳大利亞部隊發生的情況一樣，物資到達後沒有部隊接收，沒有儲存物資的設施，也沒有分發物資的交通工具。[82]卡曾斯按照科斯格羅夫的作戰官阿什·鮑爾上校的建議確定了優先事項。應急儲備被存放在近海的成功號上。[81]
澳大利亞國防軍使用三套計算機系統跟蹤貨物，即標準國防供應系統（Standard Defence Supply System，SDSS)、Lotus Notes臨時需求系統（Lotus Notes Interim Demand System，LNIDS）和貨物可見度系統（Cargo Visibility System，CVS）。1994年，澳軍和平監測小組曾在布干維爾使用過這些系統，並根據其經驗進行了改進。多年來，人們已經認識到後勤系統脫節的問題。在「典獄行動」中沒有使用CVS系統，因為它不能處理大量的緊急需求。SDSS是國防部首選的系統，但實地單位更喜歡較簡單的LNIDS系統，甚至用於不是該系統設計處理對象的庫存物資。[83]
麥克馬納斯的部隊後勤保障組（FLSG）負責從達爾文購買、接收、儲存和轉運物資。他缺少能熟練使用SDSS和LNIDS系統的受訓操作人員，無法跟蹤物流動向和訂購備件等物品，也沒有足夠的人手準備貨盤或裝載飛機，只有四名受訓工作人員有能力處理即將泛濫的郵件。他成立了一個名為「高端配送中隊」（Top End Distribution Squadron，TEDS）的特設分隊，並從新業主手裡租下了達爾文郊區貝里馬的一些前軍用倉庫，用於在被前線調用前存放物資。他在達爾文空軍基地成立了一處終端業務分隊，負責處理空運調度。他與達爾文空軍基地的第395遠征作戰保障聯隊和第321遠征作戰保障中隊協調空運交付，並與庫納瓦拉海軍基地協調海運交付。最終，大約120名人員被分配到後勤保障組，他們來自第9和第10部隊保障營以及第7作戰勤務保障營。[84]金洛克被任命為陸軍保障小組指揮官，在第10部隊保障營到達之前，負責保障帝力的先頭部隊。[85]
水是第一優先的事項。在配備了鑽井設備的工兵部隊到達之前，帝力沒有飲用水。每個登陸士兵都必須攜帶一天的水量，這意味着他們的背包中有8至10公升（1.8至2.2英制加侖；2.1至2.6美制加侖）的水。第二天的水補給則以袋裝水的形式隨部隊上飛機或上船。9月21日，兩輛分別載有22,000公升（4,800英制加侖；5,800美制加侖）水補給的水罐車隨登陸艇抵達。這些水罐被用來補充海空兩路送來的罐裝水。托布魯克號運送了三輛裝滿瓶裝水和罐裝水的卡車。應急儲備則存放在近海的成功號上。[84]同樣，卡曾斯讓每個士兵攜帶一天的戰鬥口糧。他預計每個人至少要吃兩到三周的戰鬥口糧。在托布魯克號和傑維斯貝號上攜帶了額外的口糧，但第一次大量補給直到9月26日托布魯克號返航時才抵達。成功號上有1萬份作戰口糧的應急儲備。非澳大利亞特遣隊被指示隨身攜帶42天的補給，[84]但大多數人抵達時都需要援助，以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這包括餐飲、運輸和卸載其裝備和補給。[82]第一支菲律賓特遣隊抵達時沒有口糧或水。[86]
燃油也是個問題，因為澳大利亞國防軍沒有自船至岸的加油能力。在「穩定行動」的頭三個月中，海軍部隊是東帝汶各部隊柴油和航空燃油的唯一來源；在這期間，國際部隊每天消耗3,000公升（660英制加侖；790美制加侖）的燃油。起初，裝在可摺疊燃油桶里的燃油，作為韋斯特蘭海王直升機的下垂載荷從成功號上運至直升機場。10月中旬，陸軍油罐車抵達帝力後，它們被從碼頭東面的硬地停車坪開到登陸艇上，運到成功號邊上加滿油後，再運回碼頭；這個過程需要大約5個小時。[84][87]油罐車和水罐車的駕駛員會被邀請登上成功號，在那裡他們可以洗個澡，享受一頓熱飯，並在等待加油/加水時洗衣服。[88]奮進號負責從新加坡或達爾文到東帝汶的往返運輸，通常每次為成功號補充150公噸（150長噸）航空燃油和2,200公噸（2,200長噸）柴油。奮進號於10月20日回國，緊隨其後的是成功號，接替成功號的是加拿大皇家海軍的保護者號補給艦，保護者號搭載有加拿大第443海上直升機中隊的一架海王直升機。[70][87]
每個士兵都攜帶了最初的彈藥供給。托布魯克號和傑維斯貝號運來了更多的彈藥物資，並在帝力港停泊的船艦上存放了應急儲備。由於其重量，由海路而不是空路對彈藥進行了再補給。至於其他物品，如備件和醫療用品，每支分隊被指示攜帶15至30天的補給。[84]儘管第3旅1500名士兵手頭的彈藥存量有限，但該地區有約1.5萬名印尼軍，他們據推測有着充足的彈藥。[89]空中和海上橋梁也不安全，易被攔截：印尼軍在該地區有海軍資產，包括水面艦艇和兩艘209型潛艇，[39]情報來源報告說，駐紮在西帝汶的印尼軍飛機包括3架鷹式教練機、多架OV-10輕型攻擊偵察機、1架SA330美洲獅直升機和1架C-212運輸機。澳大利亞空軍的P-3獵戶座海上巡邏機一直在監視着潛艇，兩架F/A-18大黃蜂戰鬥攻擊機隨時待命，以防需要執行防空或密接空中支援任務。[90]
補給計劃很簡單，但經過精心調整，幾乎沒有出錯的餘地。它在頭48小時內就崩潰了。醫務人員和補給意外地遭到延誤。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不知道是否會導致人員傷亡。還有一些不可預見的需求，比如管理機場所需的空軍人員與裝備；[91]而且，與「噴火行動」不同，澳大利亞國防軍不是航空聯隊唯一的客戶。由於存在政治壓力，要求優先部署媒體代表和東帝汶特派團人員及其設備和物資，第2營和第3旅行政保障營的剩餘人員及其車輛、物資和瓶裝水只能推後部署。[64]想要與東帝汶同伴會合的第三旅成員，看到他們別人而不是自己登機，感到沮喪，並辱罵了調度人員。[92]東帝汶特派團大院內的國際部隊利用了一批廢棄的路虎發現車隊，這部分彌補了第2營的車輛短缺。[91]成功號上的應急儲備水不得不立即運送上岸，第2營還徵用了第3旅空運來準備作為儲備的水。當攜帶了500箱瓶裝水第3營乘坐傑維斯貝號抵達時，他們將部分儲備轉交給了第2營。[91]
到10月4日，東帝汶國際部隊占領了帝力、包考和聖保羅，聯軍開始進入與西帝汶接壤的邊境地區。第一階段是 「拉瓦拉克行動」（Operation Lavarack），其中，第2營與第3/4騎兵團B中隊及其裝甲運兵車分別從空路和海路出發，先於10月5日占領了巴利博，後在10月10日，占領了東帝汶和西帝汶邊境中部的馬利亞納。10月6日，「斯特蘭德行動」（Operation Strand）開始，在南海岸的蘇艾成功登陸。10月22日，「暫息行動」（Operation Respite）開始，占領了孤立的歐庫西飛地。11月21日，廓爾喀人連在帝力北部的阿陶羅島登陸。[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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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務之急，是在分隊級的補給和陸軍保障小組所擁有的儲備物資消耗殆盡之前，將第10部隊保障營運到帝力。[94]9月26日，由基歐率領的一個七人偵察組乘坐澳航公司航班從湯斯維爾經布里斯班飛往達爾文，第二天乘坐法國C-130H飛機飛往帝力。[95]基歐決定冒着與彈藥存儲有關的風險，在港口進駐第10部隊保障營。[96]他飛回達爾文與先遣隊會合，先遣隊於9月30日乘坐一架新幾內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加伯特機場直飛達爾文，然後乘坐傑維斯貝號連夜趕往帝力。10月8日，主力部隊按照同樣的路線跟進。[95]
格蘭特·卡瓦諾（Grant Cavanaugh）上校被任命為後勤保障總部指揮官。他於9月24日抵達帝力，沒有工作人員，也沒有指揮金洛克和麥克馬納斯的權力——前者受命於馬克·埃文斯，後者受命於科斯格羅夫。[97]為了填充卡瓦諾的總部，威爾金森從自己的部門抽調人手。在澳大利亞指揮與參謀學院學生的協助下，威爾金森起草了一份長達40頁的部隊級後勤作戰命令，其中有54篇附錄。[98]由於決定優先卸載澳大利亞皇家軍團第5/7營的車輛和物資，第10部隊保障營的部署被推遲，並導致其直到10月20日才開始正常運作。[96]到10月14日，第3/4騎兵團B中隊的裝甲運兵車幾乎無法使用。車輛的履帶板在三周的高節奏行動中已經磨損，沒有備件進行必要的維護或修理。部分車輛無法使用，另一部分則被限制使用，這一問題直到一周後B中隊的其餘人員帶着備件到達後才得以緩解。[99]8-公噸（7.9-長噸；8.8-短噸）的麥克貨車已不再生產，備用零件必須自行製造。[100]
調度部門的工作人員優先考慮食品、水、燃料和彈藥。外國特遣隊抱怨說，在優先權和職權管理方面出現了混亂。加拿大特遣隊報告說，在達爾文：
JMCC聯合行動協調中心確定的運輸/人員調動優先權有時令人生疑。每天優先級都在發生變化，這個重要問題在我們訪問的大多數時間裡一直沒有得到改善。我們看到成箱的啤酒被裝上大力神[飛機]，而我們的NCE[國家指揮部]車輛還在機場等候區等待。達爾文是真正的瓶頸，而人們多次感覺到，國際部隊與達爾文的AS[澳大利亞]之間的溝通渠道是不存在的，[國際部隊]沒有決定權。[101][102]
第一批抵達東帝汶的工兵是第3戰鬥工兵團，[103]其主力部隊於9月27日乘傑維斯貝號抵達。[104]該團的行動是為了支援第3旅。[103]第198工兵科於10月2日和5日部署。[105]這支分隊負責規劃、協調和管理施工任務。10月10日至13日，艾哈邁德·穆斯塔法（Ahmad Mostafa）上校對東帝汶進行了詳細的工程偵察，並制定了工程計劃。他確定了三項主要的工程挑戰。首先是道路：第3作戰工兵團將其大部分時間用於維護道路和橋梁，但即將到來的雨季有可能使這些道路無法通行，並有可能讓國際部隊的停車坪、住宿區乃至機場化為泥潭。第二項挑戰是提供硬質地面，以防止上述情況發生。第三項挑戰是廢物處理問題。從澳大利亞運來的幾百座集便器用來收集和處理人類排遺，並定期由污水收集車排空。干垃圾則由一處設立在科莫羅的垃圾處理站處理。[103]
在早期階段，聯軍意識到東帝汶僅有的一點基礎設施正在被親印度尼西亞的民兵破壞，[106]但聯合部隊部署總部沒有工程人員。[77]澳大利亞國防軍的工程能力因國防預算削減而降低，但陸軍仍保留了兩個建築中隊，主要歸功於它參與了土著及托雷斯海峽島民委員會的陸軍社區援助方案（Army Community Assistance Program，AACAP），該方案為偏遠地區的土著社區提供設施。1999年8月，剛完成了在昆士蘭州瓊本的AACAP建築任務並回到悉尼的第17建築中隊，接到了180日內轉移的通知；[107]其時，第21建築中隊正駐紮在羅克漢普頓支持「鱷魚99」演習。[35]9月13日，第17建築中隊接到了28日內轉移的通知，但沒有得到更多人手以達到滿員狀態，也沒有得到申購工程儲備和設備的授權。[108]9月20日，該中隊接到了7日內轉移的通知。直到這時，它才從其他分隊調來22名工兵，以補充兵力。[108]澳大利亞希望其他國家能滿足聯軍的工程需求，但這並沒有發生。[109]響應澳大利亞派遣工兵部隊的呼籲，肯尼亞派遣了一支建築部隊，但該部隊遲至12月底才能抵達。[103]
10月14日，第17建築中隊先遣隊從第3戰鬥工兵團手中接過維護帝力主要水源點的責任，並開始尋找其他水源。10月26日，主力部隊帶着160名人員和130輛汽車抵達東帝汶。建築中隊修復了廢棄的水井，安裝了濾水器和加氯器，使國際部隊人員和平民都能獲得穩定供應的清潔飲用水。德斯蒙德·穆勒少將的保障指揮部為第17建築中隊補充了一台新購買的碎石機、一架履帶式混凝土配料機和一台高空作業平台。[110]由於供應系統的負擔過重，建築中隊的一些申購單未能得到滿足，其任務的複雜程度隨之加重。[77]
第17建築中隊的下一個優先事項是升級帝力直升機機場，以便利全天候作業。直升機場位於地勢較低的地方，在雨季很容易洪水泛濫。第198工程科提出了一個設計方案，要求挖掘底基，建造硬質地面，並為11個直升機停機坪鋪設穿孔鋁板。這項工作由第17建築中隊負責，歷時4周完成。在蘇艾，為支持全天候的C-130運行，對跑道進行了升級改造。跑道延長了150公尺（490英尺），並增加了一個轉彎節點；此外，還提供了硬質地面，以及住宿、車間和五個直升機停機坪。[111]
莫斯塔法決定將第21建築中隊也派往東帝汶，但國防部高級官員擔心，東帝汶國際部隊正在超出其任務範圍，並開始發展東帝汶的基礎設施——這也是當初沒有部署工程建築資產的原因。最後，第21建築中隊於11月8日奉命向東帝汶派出一個工厂部隊小組，協助道路維修，其人數上限為80人。[110]主力部隊於12月3日抵達帝力，但載有重型廠房和設備的船隻直到11月27日才抵達布里斯班，途中還多次發生故障。12月17日，道路工程終於開工。第21建築中隊修復了從帝力到艾萊烏的主要通道。肯尼亞部隊於12月26日抵達，並着手修復南部的道路。在最初的一場大雨之後，雨季並不像最初預計的那麼嚴重，但隨着第3戰鬥工兵團在1月中旬的離開，不再有資源來維護邊境地區的道路。[112]
為解決廢物處理問題，第17建築中隊組裝了ATCO的預製廁所，配有抽水式化糞池和獨立的供水系統。在洗衣房內安裝了相關的水電設備，設立了黑水和灰水的獨立處理設施。在距離帝力約10公里（6.2英里）的地方設立了一處固體廢物處理場。在帝力機場建立了可容納500人的半永久性營地，提供了ATCO的預製營房。第17建設中隊負責水平施工，第381遠征作戰保障中隊則負責垂直建築施工。第17建築中隊還建造了一處設施，用於清洗返回澳大利亞的物資、裝備和車輛，以符合澳大利亞嚴格的檢疫規定。該設施有20個托架，配有水箱和水泵，以及相關的電氣、管道和水網。[111]
到1999年10月下旬，東帝汶駐守的人員開始期望能夠過上更舒適的生活。[82]在悉尼，黛安娜·加拉施中校談判簽訂了從達爾文運來新鮮農產品的合同，並建立了靈活的口糧補給系統。冷藏集裝箱、發電機和廚房拖車被運到東帝汶。在第一批部隊抵達帝力六個星期後，有22個戰地廚房可以提供熱食。然而，許多士兵仍在地面上睡覺。仍然沒有洗衣設施，所以士兵們只能在舊的口糧罐里洗衣服。各分隊被提供了資金來雇用東帝汶平民提供洗衣設施，但不同分隊的資金利用情況良莠不齊。[82][113]
卡曾斯催促送來帳篷和野營用品，但被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淹沒的墨爾本保障司令部難以提供這些物資。科斯格羅夫把保持行動節奏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為雨季及時建立食品、燃料、水和彈藥的儲備。作為曾在越戰里度過較長時間艱難生活的老兵，他認為部隊可以在沒有設施的情況下多呆一段時間。澳大利亞陸軍司令約翰·哈特利少將於11月4到5日視察了東帝汶，並提出了一份報告，對特雷洛爾和穆勒的表現提出了高度的批評。[82][113]
在整個11月，澳大利亞和東帝汶的後勤人員努力減少積壓，為雨季建立儲備，並改善實地部隊的生活條件。部隊後勤保障組平均每天運送176公噸（194短噸）貨物，每周運送60個冷藏集裝箱的新鮮食品。11月上旬，積壓的備件得以解決，巴利博有了食堂和淋浴設備。11月12日，第2營終於收到了全套營地用品，包括帳篷、椅子、桌子、擔架和墊路板。12月15日，保障總部承擔了保障東帝汶部隊的責任。[112]
在東帝汶各港口受損的原始條件下卸貨面臨困難。這一困難在蘇艾尤為突出，因為當地沒有設備來卸下加拿大和新西蘭運來的集裝箱。只能使用托布魯克號的一台起重機將集裝箱先卸到一艘重型登陸艇上，當登陸艇到達岸邊時，再由一輛側裝卡車接走。這既不快又不安全。更好的解決方案是用重型起重直升機卸貨，但澳大利亞海軍沒有重型起重直升機，而陸軍的CH-47「支努干」直升機也因傳動裝置的問題而停飛。澳大利亞戰區總部只得向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請求援助。9月29日，美國國防部長威廉·科恩提供了4架來自第31海軍陸戰遠征隊的CH-53「海種馬」直升機，這些直升機從佩萊利烏號直升機登陸攻擊艦上參與行動。10月5日，它們被第11海軍陸戰遠征隊的直升機接替，後者從貝洛·伍德號直升機登陸攻擊艦上起飛。直升機登陸攻擊艦為直升機提供了很好的維護支持，在不增加美國在岸上足跡的同時也代表了美國，但僅僅為了支持4架直升機而部署數千名水兵和海軍陸戰隊員是不經濟的。[114][115]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轉而求助於美國陸軍的後勤民用增援計劃。根據合同，DynCorp公司提供了兩架米-8和兩架米-26直升機及其空中和維修人員。在即將到來的季風季節，直升機上岸作業需要在帝力機場建造混凝土直升機停機坪，但東帝汶缺乏生產混凝土的設施。所需的所有建築設備以及訓練有素的操作人員都必須運到島上。根據與美國簽訂的雙邊《採購和交叉服務協定》，澳大利亞負責為100名空中、地面和施工人員提供食物，並為他們的車輛和直升機提供燃料。澳大利亞戰區還通過位於達爾文的美國太平洋司令部中轉站幫助運送人員和設備。兩架米-8以及它們的備件和一輛油罐車，由俄羅斯的安-124運輸機從保加利亞運往東帝汶。兩架米-26型飛機則自備動力從俄羅斯飛來，共計耗時十天。在1999年12月至2000年2月期間，這四架直升機飛行了475小時，沒有發生任何事故，運送了6,400名乘客和850公噸（840長噸）貨物。[114]
事實證明，日本腦炎疫苗接種制度是有效的，東帝汶國際部隊沒有記錄在案的病例。影響部隊的主要疾病是登革熱和瘧疾，分別有306和334個病例。這兩種疾病都是東帝汶的流行病。澳大利亞軍隊在東帝汶記錄了224例登革熱病例。[116]當時沒有登革熱疫苗，儘管有證據表明日本的腦炎疫苗對登革熱有部分預防效果。除了休息外，病人在康復前沒有經過任何治療。[117]預防登革熱和瘧疾等蚊子傳播的疾病的措施包括使用驅蟲劑、安裝經過百滅寧處理的蚊帳以及其他的控制蚊子措施，如在可能的蚊子繁殖區噴灑殺蟲劑。[118]登革熱令人擔憂的一點是，從東帝汶返回昆士蘭北部基地的部隊可能會在澳大利亞導致登革熱爆發，因為該地區存在登革熱的主要病媒埃及伊蚊。據報告，在湯斯維爾的士兵中有9個確診病例，他們受到嚴密監測；在平民中沒有發現任何病例。[119]
與以往的戰爭一樣，瘧疾是一個主要問題，一名馬來西亞聯合國觀察員死於瘧疾。[116]澳軍為防治瘧疾建立了預防制度，要求澳軍人員在離開澳大利亞前兩天開始，每天服用100毫克（1.5格令）的多西環素，並在返回澳大利亞後繼續服用兩周。對於有不良副作用的人員，則以每周250毫克（3.9格令）的甲氟喹替代。從澳大利亞回國後，還要繼續終末預防，要求連續三周服用每日三次，每次7.5毫克（0.116格令）的伯氨喹。[118]此外，以斯科特·J·基奇納（Scott J. Kitchener）少校帶領的澳大利亞陸軍瘧疾研究所的一個小組作為顧問前往帝力。[120]於2001年和2002年在東帝汶進行的甲氟喹試驗發現，約有6.5％的士兵受到甲氟喹副作用的影響，主要是神經精神方面的影響。[121]長期以來，人們該藥物的使用一直存在擔憂。[122]
結果表明，自1975年越南戰爭結束以來，各級指揮部對以往戰役的記憶已經淡化。軍官們沒有監督化學預防藥物的服用，雖然大多數士兵都乖乖地吃藥，但還是有人沒有吃。惡性瘧原蟲和間日瘧原蟲都是東帝汶的地方病，2000年9月，平民中瘧疾的流行率比平時高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人為躲避暴力而逃到叢林裡，在那裡有更多的蚊子。在東帝汶的澳國防軍人員中有64個瘧疾病例。由於沒有證據表明瘧原蟲對多西環素有抗藥性，其感染原因只能是沒有服用藥片或藥片在熱帶條件下變質。大約三分之二的病例是惡性瘧，其餘的是間日瘧。惡性瘧病例用奎寧、甲氟喹和多西環素聯合治療，而間日瘧病例用氯喹和伯胺喹聯合治療。[118][120]
另有212個病例是澳國防軍人員返回澳大利亞後報告的。除了有兩人在返回後兩周內出現了間日瘧病例外，其餘都是惡性瘧病例。雖然巴布亞新幾內亞曾有對伯氨喹的抗藥性記錄，但東帝汶沒有；然而終末預防方案的療效依然不及預期。由於伯氨喹是唯一能在肝臟消滅瘧原蟲的藥物，無論如何，病例又經過了一個療程的氯喹和伯氨喹治療。另外，還注意到，已經患過瘧疾的人對治療的依從性非常好。約有44個病例復發，11個病例二次復發，2個病例三次復發。[118][120]
東帝汶國際部隊的醫療資源因接收了大量東帝汶平民而捉襟見肘。許多病人是兒童，他們的症狀主要是骨折和傷口感染。有些人的骨折沒有正確地接合。現有的醫療用品不足以應付需求，士兵們不得不從廢棄的診所、帝力總醫院（Dili General Hospital）和印尼軍的商店中搜尋醫療用品。[123]10月中旬，國際部隊野戰外科小組（Field Surgical Team，FST）在博物館大樓內開設了東帝汶國際部隊醫院，擁有55張病床，提供一系列醫療和外科服務。該小組的成員來自布里斯班的陸軍第一野戰醫院（Army's 1st Field Hospital in Brisbane）和維多利亞州萊沃頓的第6皇家空軍醫院（6th RAAF Hospital）。這些人員有參加「沙多克行動」（Operation Shaddock）的經驗，該行動是為援助1998年海嘯受害者而部署到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雖然80%的住院病人是國際部隊人員，但該醫院也治療東帝汶和其他國家的平民。國際部隊醫院有着帝力唯一一間設備齊全的重症監護室。較不緊急的病例則被轉移到法國軍事醫院（French Military Hospital）和紅十字會管理的帝力總醫院。[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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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初，已有72,000多名平民返回帝力，他們主要來自周邊地區，但越來越多的人來自更遠的地方。帝力體育場成為運送人道主義援助的協調中心。澳大利亞在1992年－1993年對索馬里的干預行動「安撫行動」（Operation Solace）里積累了一些技術，並用來避免在糧食分發點發生騷亂。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第96民政營B連派出了經驗豐富的喬·艾森（Joe Ison）中校，他於9月25日在帝力建立了一個軍民行動中心（Civil Military Operations Centre，CMOC）。他的十人小組得到了國際部隊總部澳大利亞人的增援。他與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紅十字會、樂施會和其他機構協調救濟工作。11月初，他的小組被來自夏威夷的第322民政旅（322nd Civil Affairs Brigade）的一個分隊接替。在第3旅轉移到與西帝汶相鄰的邊境地區後，各機構在向那裡的人民提供援助時面臨困難。一位救援組織的代表在一次行動中心會議上說，假設季風降雨沒有把道路沖毀，他唯一的一輛卡車需要兩個月才能把6公噸（5.9長噸）的物資運到東帝汶南岸的蘇艾。最終，兩架CH-53飛機在一個下午就把他的物資運走了。[123][125]
第10部隊保障營的一些成員以前曾在盧旺達和布干維爾服役，但東帝汶收到的郵件量仍然令人吃驚。用叉車將空軍的大型金屬L托盤運送到帝力的澳大利亞第5野戰郵局（Australian Field Post Office 5），處理的郵件量從10月份的每天250公斤（550英磅）增加到11月初的每天12公噸（13短噸）。隨着聖誕節的臨近，澳國防軍人員的親友開始大量利用澳大利亞政府提供的免費郵件投遞服務，郵件量從11月中旬開始增加到每天37公噸（41短噸）。傑維斯貝號每周三次從達爾文取回寄來的郵件。外發郵件每周7天發往澳大利亞。這導致郵政部門每天必須工作14至16小時才能避免積壓。[126][127]
東帝汶國際部隊高峰期有來自23個國家的11,693人。其中有5,697人來自澳大利亞，[128]是越戰以來澳大利亞部隊在海外的最大規模部署。[129]但是，正如部隊後勤保障組的法律官員布朗溫·沃西克（Bronwyn Worswick）少校指出的那樣，「我們的後勤系統是為了向我們供應而設立的，而不是為了向其他國家供應和銷售而設立的」。[130][131]行動開始時，澳大利亞只與英國和新西蘭達成過正式的後勤保障安排。因此，各國特遣隊在抵達時並不清楚他們將被要求支付什麼費用，導致可能在供應和成本收回問題上造成聯盟分裂。[132]
雖然要求東帝汶國際部隊對發放的所有物資進行核算，以便日後收回成本；但部隊後勤保障組沒有要求新西蘭進行嚴格的核算，因為它們是如此密切的盟友。這兩個國家有着相似的行動文化，即認為眼前的行動需求是最重要的，而對細節的擔憂可以留待往後。東盟國家並不認同這種文化，他們希望以商業方式接受後勤保障。部分特遣隊試圖實行以現金為基礎的經濟，在購買小件物品時支付費用。韓國部隊甚至為延遲交付的口糧尋求經濟補償。澳大利亞的燃油泵上沒有計量器，因此很難測量向特遣隊提供的燃油量。也沒有記錄車輛維修所需勞力和材料的程序；這些程序在現場才得以建立。[132]
在《部隊派遣國準則》（Guidelines for Force Contributing Nations）中，要求特遣隊在抵達澳大利亞時能自給自足42天。事實證明，這不過是徒勞的希望。一些特遣隊在澳大利亞剛開始組建聯軍時的一片混亂中抵達，派出國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提供後勤保障，並期待由作為牽頭國的澳大利亞來提供後勤保障。[133]日本提供了至關重要的財政援助，捐助了1億多美元。[134]由於澳大利亞計算機系統的局限，直到2000年9月，澳大利亞國防軍在支持國際部隊方面的費用才得以統計，這妨礙了澳大利亞向聯合國東帝汶國際部隊信託基金提出償還的要求。[83]
任務結束
印度尼西亞於1999年10月19日承認東帝汶為獨立國家，印尼軍隊於10月31日撤出，由東帝汶國際部隊接手。2000年2月1日至23日，東帝汶國際部隊將管理東帝汶的責任移交給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135]2000年2月20日，第10部隊保障營將保障東帝汶部隊的責任，及其在東帝汶的少數剩餘人員移交給了第9部隊保障營。[36]澳大利亞的後勤保障一直提供到東帝汶過渡當局能夠自立為止。向東帝汶過渡當局的後勤移交工作直到2000年7月1日才完成。[136]
回顧
對澳大利亞來說，干預東帝汶的行動暴露了其後勤能力的嚴重缺陷。澳大利亞缺少聯合後勤指引，陸軍、海軍和空軍也沒有為支持聯合特遣部隊而進行過聯合後勤行動演習。缺乏諸如自船至岸加油能力等重要裝備，也沒有足夠的叉車和拖車來運送集裝箱。在航空和水運碼頭業務、石油分配、供應員、醫療專家和廚師等關鍵領域存在技能短缺。澳大利亞國防軍可以像普通消費者一樣購買補給品的想法被否定了，倉庫無法應付對個人物品、物資、裝備和備件的突發需求。美軍飛機人員不得不在執行任務時穿戴着美國自己的頭盔和高炮背心。後勤計算機系統的設計是為了跟蹤貨物在澳大利亞各個基地間的移動，而不是為了部署部隊。人事系統沒有實現自動化，有四起未成年人員被派往東帝汶的事件。54天後，保障司令部才準備好承擔東帝汶的責任。[137][138]
威爾金森把對東帝汶行動的保障描述為「非常容易的」後勤場景。[139]行動區離澳大利亞很近；涉及的地區和部署的部隊相對較小；沒有高級別戰鬥；後勤單位可以不受敵方行動的影響履行職責。[139]東帝汶國際部隊的靴子一落地，情況就穩定下來了，超負荷的後勤系統也沒有被大量彈藥和其他作戰物資的緊急要求所壓垮。[26]不管是靠運氣好還是靠管理好，科斯格羅夫都擁有執行任務所需的資源，沒有因後勤保障不足而受到嚴重限制。雖然部隊有充分的理由對缺乏備件、醫療用品和設施提出批評，但總的來說，歷史學家鮑勃·布林（Bob Breen）這樣總結道，「澳大利亞人對後勤系統的要求比大多數國家要嚴格，其得到的後勤保障是許多其他國家所夢寐以求的。」[140][141]
腳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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