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盟國對日本首都東京所開展的戰略性轟炸行動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1945年3月9日夜間到10日清晨，美國陸軍航空軍使用大量燃燒彈轟炸大日本帝國首都東京，造成九萬甚至可能超過十萬日本人喪生，其中大部分是平民，上百萬人流離失所，破壞嚴重程度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單場空襲新紀錄。此次空襲代號「會議室行動」（Operation Meetinghouse），日方稱「東京大空襲」（東京大空襲）[1]。共計279架B-29超級堡壘轟炸機投下大量炸彈，將東京東部基本焚毀，日本空防和民防面對美軍空襲基本不起作用，美方僅損失14架轟炸機和96名機組人員。
盟軍從1944年6月開始空襲日本，針對東京的轟炸代表行動進入高潮。美國陸軍航空軍在此次行動前集中力量精確轟炸日本工業設施，但成功率很低，促使高層決定改用燃燒彈轟炸。3月10日的行動是盟軍首次使用大量燃燒彈襲擊日本城市，美國陸軍航空軍轟炸機隊的戰術與之前的精確轟炸大相徑庭，包括改為夜間低空飛行轟炸。空襲造成的破壞極其嚴重，新戰術因此成為美國陸軍航空軍B-29轟炸機隊的行動標準直到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後，針對此次空襲是否道德的爭論經久不息。許多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援引3月10日的東京大轟炸批評盟軍戰略轟炸行動，譴責美軍有意攻擊平民；也有許多歷史學家認為盟軍此前的精確轟炸失敗，所以美國陸軍航空軍只能改用區域轟炸戰術。歷史學界普遍認為，從軍事角度而言，針對東京及之後其他目標的空襲戰術非常成功。為紀念此次空襲，日本建起兩座官方紀念館，多個社區紀念館和一座私人博物館。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陸軍航空軍的作戰教範主要強調精確轟炸關鍵工業設施，城市區域轟炸屬次要選項。美國在戰爭早期針對德國的空襲就採用精確打擊戰術，轟炸機出發後，機組人員憑肉眼確定目標。實踐證明這種手段事倍功半，美國在歐洲戰場最後20個月針對德國的戰略轟炸中，憑藉肉眼發現目標的只有一半左右，針對柏林、德累斯頓的大範圍區域轟炸都不是靠人眼識別目標，空襲大量城鎮的「號角行動」（Operation Clarion）也不例外。[2]美國空襲德國時主要投擲高爆彈，美國第八航空隊投下的燃燒彈僅占投彈噸位的14%[3]。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從1942年初開始集中力量摧毀德國城市直至戰爭結束，燃燒彈占投彈噸位21%[4]。盟軍針對德國城市的區域轟炸導致數以十萬計的平民喪生，漢堡和德累斯頓等城市還發生大規模火災暴風[5]。
大日本帝國在侵華戰爭期間一直對中國城市採取區域轟炸戰術[6]，目標是恐嚇平民，同時切斷中方補給，專門打擊工業目標的很少。這些空襲基本採用燃燒彈和高爆彈，中國大部分城市都被摧毀，陪都重慶市更是日軍戰機反覆打擊的目標。[7]
美國於1942年4月18日發動杜立德空襲，是針對東京的首次空襲，但造成的破壞很小[8]。1944年6月，美國第20轟炸機司令部（XX Bomber Command）開始「馬特霍恩作戰」，B-29轟炸機從中國出發空襲日本，但東京距離太遠，所以未受影響[9]。局勢在1944年10月轉變，美國第21轟炸機司令部（XXI Bomber Command）的B-29轟炸機開始進駐馬里亞納群島機場，群島距日本本土比中國近得多，所以能持續轟炸包括東京在內的大部分日本城市[9]。同年11月1日，首架F-13超級堡壘偵察機飛過東京上空，拍下該市西部城區和工業設施的照片[10][11]。此後美軍偵察機多次出動，拍下東京其他地區的照片，這對3月10日及其他空襲計劃的制訂和實施至關重要[12]。
盟軍針對日本的戰略轟炸行動總體計劃首先還是精確打擊關鍵工業設施，後來才加入燃燒彈轟炸城市的計劃[13]。1944年11月11日，第21轟炸機司令部接到直屬上級美國第二十航空隊的首批目標指令，主要目標是日本飛機和航空發動機工廠，採用精確打擊戰術。根據指令授權，日本城市屬次要目標，可以採取區域轟炸手段，並且很可能使用燃燒彈以驗證戰術效果。[14]與大部分同級單位不同，第二十航空隊是由亨利·阿諾德上將直接指揮[15]。
11月24日，B-29轟炸機開始襲擊東京，首輪攻擊目標是郊區的飛機發動機廠，但收效甚微[9]。第21轟炸機司令部之後針對東京及其他城市的空襲繼續沿用精確轟炸戰術，使用高爆彈，但因天氣惡劣和飛機的各種機械故障事倍功半[9]。面對一系列的失敗行動，原第20轟炸機司令部首長柯蒂斯·李梅少將於1945年1月接掌第21轟炸機司令部[9]。阿諾德和第二十航空隊總部都認為，針對日本的作戰行動還沒有取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進展，李梅也心知肚明，如果不能取得成果，他一樣要捲鋪蓋走人。在李梅看來，把作戰重點從精確轟炸改為區域轟炸最有希望扭轉第21轟炸機司令部的處境。[16]
準備
1943年，美軍高層開始評估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是否可行。日本的主要工業設施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而且大部分生產是在市區的民居和小工廠完成，所以很容易受此類攻擊破壞。作戰規劃者估計，只要用燃燒彈轟炸日本最大的六個城市就能破壞近四成工業設施和每月760萬人的勞動力損失，同時會造成50餘萬人死亡，約775萬人無家可歸，350萬人被迫轉移。[17][18]上述計劃還把作戰重點從精確轟炸工業目標轉變成區域轟炸的時間定在整個空襲行動進行到一半時，預計是在1945年3月[19]。
燃燒彈轟炸日本的準備工作很早便已開始。1943年，美國陸軍航空軍在杜格威試驗場（Dugway Proving Ground）用德國村莊和日本村莊風格建築群檢測燃燒彈攻擊效果[20][21]。這些試驗表明M69燃燒彈在引發不可控火災方面效率極高。B-29轟炸機投下大量燃燒彈組成的集束炸彈，用凝固汽油彈引燃火焰。炸彈落地時，保險絲接通電荷，先噴出凝固汽油再點燃。[22]根據第21轟炸機司令部的計劃，大量燃燒彈在1945年3月前送到馬里亞納群島儲存，每個月出動的B-29轟炸機要有四成架次攜帶燃燒彈，每架3.6噸[23]。阿諾德及其他軍方高層希望在累積大量燃燒彈後再轟炸，以摧枯拉朽之勢瓦解日本城市防禦[24]。
美軍還通過多次空襲論證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是否有效。1944年11月29日夜間到30日凌晨，美軍對東京發起小規模燃燒彈空襲，但效果不彰，另外多起空襲也曾使用燃燒彈[25]。12月18日，84架隸屬第20轟炸機司令部的B-29轟炸機對中國漢口發起燃燒彈空襲，造成大面積破壞[26]。第二十航空隊當天指示第21轟炸機司令部出動100架B-29轟炸機使用燃燒彈轟炸日本城市名古屋。12月22日，78架轟炸機使用精確轟炸戰術空襲日本飛機製造廠，只有少量燃燒彈擊中目標。[25]1945年1月3日，97架B-29轟炸機獲派用燃燒彈襲擊名古屋，但引發的火災很快就被消防員控制住。美軍的上述空襲對日本影響不大，促使日本當局對城市防範燃燒彈襲擊的能力過分自信。[27]2月4日，美軍出動69架B-29轟炸機向神戶市投擲燃燒彈，該市1039幢建築受損或被毀[28]。
2月19日，第二十航空隊向第21轟炸機司令部下達新目標指令。雖然日本航空工業仍是首要目標，但指令中也更加強調要對燃燒彈攻擊日本城市，[29]指令還要求儘快開展大規模燃燒彈空襲試驗[30]。2月25日，美國共出動231架B-29轟炸機，其中172架抵達東京上空，創下第21轟炸機司令部行動規模的新紀錄。空襲在白天開始，轟炸機在高空編隊飛行。襲擊成效顯著，近2.8萬幢建築毀於一旦，是當時盟軍針對日本最具破壞力的襲擊。李梅和第二十航空隊高層都認為，此時空襲證明大規模燃燒彈轟炸戰術行之有效。[31][32]
3月4日，精確轟炸日本飛機製造廠的行動又以失敗告終，第21轟炸機司令部此後不再以此類行動為主[33]。精確轟炸造成的平民傷亡較少，3月10日前，所有針對東京的空襲行動一共造成該市1292人喪生[34][35]。
1945年3月初，李梅認為日本天氣不利，精確打擊日本工業目標的行動不大可能成功。該國平均每個月只有七日天晴，強烈的高速氣流導致轟炸機難以從高空擊中目標。李梅最終決定，集中第21轟炸機司令部的力量襲擊日本城市。[36]與此同時，上級發來的指令也同意李梅這樣調整戰術[37]。3月5日，第21轟炸機司令部人員得知，3月9日前沒有大規模空襲計劃，李梅的幕僚在此期間完善空襲東京的戰略[38]。3月7日，李梅在會議上同意從9日至22日針對本州開展一系列高強烈襲擊，為4月1日入侵沖繩做準備[39]。
結合此前行動的經驗，李梅決定為此次空襲採用截然不同的戰術。第21轟炸機司令部的幕僚分析2月25日的空襲後得出結論，當時轟炸機投擲燃燒彈的海拔位置太高，如果能在低空投彈，不但能更準確地命中目標，而且飛機也能攜帶更多炸彈。[注 1]雖然這樣轟炸機容易受到日本防空力量打擊，但李梅認為該國控制火災的能力不足，所以轟炸機面臨的風險也不會太大[41]。日本夜間天氣通常比白天好，而且B-29轟炸機使用的遠距離無線電導航系統也是在黃昏後效果更佳，所以軍方決定在夜間開展空襲[42]。此外，B-29轟炸機無法在夜間保持編隊飛行，所以軍方指示各飛機員獨立攻擊目標，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是飛行員無需為保持隊形不斷調整發動機，減少燃油消耗，使超級堡壘轟炸機載彈量達到往常的兩倍[43]。美國陸軍航空軍情報部門認定日本只有兩個夜間戰鬥機部隊，對美軍的威脅很小。李梅為此決定拆掉除尾部機炮外B-29轟炸機所有的機槍，進一步減輕飛機重量，加大載彈量。[42][44][45]據李梅本人表示，他制訂的最終方案是許多軍官通力合作的智慧結晶[46]。3月7日，部分B-29轟炸機機組人員開展演習，用雷達導航並從低空攻擊目標，此時高層依然沒有告訴他們此次訓練的目的[47]。
第21轟炸機司令部三個飛行聯隊的指揮官同意採用新戰術，但擔心機隊會有大量人員傷亡[42]，李梅的部分幕僚也有同感，第21轟炸機司令部情報部門預計會損失七成轟炸機[48]。李梅就新戰術向阿諾德的參謀長勞里斯·諾斯塔德（Lauris Norstad）准將尋求建議，但沒有正式呈請對方批准。他在事後表示，此舉是為保護上級，如果行動失敗，阿諾德也不會受到牽連。[44]李梅通知第二十航空隊總部，他準備在3月8日啟用新戰術，因為他知道阿諾德和諾斯塔德這天都不在。從現有記載來看，李梅預計第二十航空隊不會反對使用燃燒彈轟炸平民區，只擔心上級會覺得新戰術風險太大。[49]
日軍預計美國陸軍航空軍會在夜間大規模襲擊東京地區。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美軍已多次夜襲當地，但規模都不大。負責攔截關東地方空襲的大日本帝國陸軍飛行戰隊第10飛行師團（第10飛行師団）更加注重培訓飛行員在夜間執行任務，該師團的飛行第53戰隊（飛行第53戦隊）轉變成專門的夜間戰鬥機隊。[50]3月3日夜間到4日凌晨，日軍截獲的美軍無線電信號表明第21轟炸機司令部正開展大規模夜間飛行演習，意味着美軍準備發動大規模夜間空襲[51]。但是，日軍沒有預料到美軍會改用低空轟炸戰術[52]。
拱衛東京的兵力不足以防範大規模空襲，日本東部軍的關東防空部隊負責東京地區空防，擁有調動飛機和高射炮的最高優先權[53][注 2]。日本高射第1師團由八個聯隊組成，共有780門高射炮，每個聯隊都配有探照燈，高射炮部署在本州中部，東京就在其中[55]。美軍情報部門估計，空襲發動後天，日軍可以調動331門重型和307門輕型高射炮保衛首都[56]。日軍使用哨艇、雷達站和嘹望台組成前線偵察網，負責儘早發現敵情並匯報[57]。但因缺少雷達和消防裝備，日軍高射炮兵難以在夜間瞄準敵機[58]。已有雷達站的覆蓋範圍很小，防空武器的消防設備功能尚不成熟[59]。1945年3月，第10飛行師團的210架戰鬥機大多只適合白天作戰，轄下的飛行第53戰隊有25或26架夜間戰鬥機[60]。飛行第53戰隊向夜間戰鬥機隊轉變的過程困難重重，許多飛機員因訓練計劃過度密集而精疲力盡[61]。
東京缺乏高效的民防體系，該市共有287個消防局，約8000名消防員，但缺乏現代消防裝備[62]，採用的消防策略也無法有效應對燃燒彈[63]。東京市民共組織超過14萬個社區消防互助協會，名義上一共擁有275萬業餘消防員，但同樣缺乏裝備[64]，這些消防互助組只有最基本的設備，面對M69燃燒彈基本無能為力[63]。東京建有少量防空洞，大部分居民在住宅附近挖有散兵坑[65]，市區各處都挖有防火道，用於制止火勢蔓延，為此該市超過20萬民居被毀。但是，防火道中大多堆有瓦礫，之後淪為大火的燃料。日本政府鼓勵兒童和非關鍵崗位的平民撤離東京，截至1945年2月底約有170萬人轉移。[66]然而，又有大量平民在同一時期從貧窮的鄉下遷入東京[67]。
空襲
3月8日，李梅下令第二天夜間對東京發動大規模燃燒彈襲擊[68]，目標是該市東北部長約6.4公里，寬約4.8公里的矩形區域，由隅田川分割，包括淺草、墨田、深川大部分地區，第二十航空隊將其劃為「一區」[69]。「一區」是東京的下町，大部分居民是工薪階層和工匠[70]，約有110萬人，人口密度在世界各地城區都名列前茅[71]。這裡幾乎沒有重要的軍事工業設施，但有大量上游小型供應商，大部分建築是用木頭和竹子建造且間隔很小，一旦遭受燃燒彈攻擊就極易導致嚴重後果[52]。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曾在此地引發火災，導致大面積破壞，人員傷亡也很可觀。美國情報機構知道這裡容易發生火災，戰略情報局就把「一區」歸入東京最易燃的區域。[72]
根據B-29轟炸機機組人員收到的命令，空襲的主要目的是摧毀目標區的大量小工廠，而且有意造成平民傷亡，以擾亂主要工業設施運作[73]。第21轟炸機司令部三個聯隊各自負責不同的投降高度，最高的2100米，最低的只有1500米。高度範圍均在日本輕型高射炮的射程外，並且低於重型高射炮的有效射程。[56]
李梅曾聽取美國核武器開發項目簡報，所以不能冒被日方生擒的風險親自帶隊出擊[44]，最終空襲是由第314轟炸聯隊（314th Bombardment Wing）指揮官托馬斯·薩斯菲爾德·鮑爾（Thomas S. Power）准將領隊[74]，李梅認為他是第21轟炸機司令部最優秀的聯隊長[75]。許多飛機員對此次行動的新戰術不以為然，認為在高空投彈更安全，希望保留防禦火力[45]。各轟炸機的機組人員間大多關係很好，所以留在基地的防禦炮手也對行動憂心忡忡[76]。
第21轟炸機司令部保養人員在行動前保持高強度工作36小時，確保儘可能多的飛機做好戰鬥準備。事實證明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可以出戰的B-29轟炸機從以往的六成平均值大幅提升到八成三。其他地面人員負責給轟炸機裝置炸彈和燃料。[77]共有346架B-29轟炸機準備出戰，其中第73轟炸聯隊（73rd Bombardment Wing）169架，第313轟炸聯隊（313th Bombardment Wing）121架，兩個聯隊的基地都在塞班島。第314轟炸聯隊在空襲前夕剛剛抵達關島，只能出動56架B-29轟炸機參戰。[44]預定最早飛抵東京上空的B-29轟炸機配有使用凝固汽油彈的M47炸彈，引發的大火需要機械滅火設施才能控制。其他轟炸機裝載M69燃燒彈組成的集束炸彈。[68]第73和313轟炸聯隊的每架超級堡壘轟炸機配有6.4噸炸彈，第314轟炸聯隊需要飛行的距離更遠，所以每架飛機裝有4.5噸炸彈[56]。
當地時間3月9日下午5點35分，轟炸機開始從基地出發，全部325架B-29轟炸機花兩小時45分鐘才起飛完畢[52][56]。飛機在前往日本途中遇上湍流，但東京上空天氣睛好，雲層很少，首批抵達的機組人員匯報視野開闊，能夠清楚地看到16公里外[52]。地面天氣寒冷多風，並有時速72至108公里的東南向陣風[78][79]。
四架B-29轟炸機在午夜前夕率先抵達東京上空，負責引導其他轟炸機進入。四架飛機沒有攜帶炸彈，而是配有額外的燃料和無線電設施，還有第21轟炸機司令部最優秀的無線電操作員，空襲期間飛機一直在7600米高空環繞東京飛行。事實證明這種做法毫無用處，事後美軍也認定沒有必要。[80]
空襲在當地時間3月10日凌晨0點08分開始[81]。探路轟炸機同時飛向目標區，各自飛行路線呈直角，這些飛機上都是第73和313轟炸聯隊最優秀的機組人員[3]。他們投下的M47炸彈迅速引發大火併組成巨大的「X」形狀，用於向其他轟炸機指示目標位置。第21轟炸機司令部各個聯隊負責攻擊「X」覆蓋範圍的不同區域，確保空襲造成盡可能大範圍的破壞。[82]火勢擴大後，各轟炸機分散打擊目標區尚未起火的部分[52]。鮑爾駕駛的B-29轟炸機在東京上空盤旋90分鐘，機上有專門配備的地圖學家團隊，負責標記火勢蔓延範圍[83]。
空襲共持續約兩小時40分鐘[84]。火災產生大量煙塵，導致東京上空的能見度逐漸下降，部分轟炸機因此誤炸遠離目標區的地點，火焰的熱量還導致最後一波B-29轟炸機遭遇強烈湍流[56]。大火焚燒屍體的氣味進入飛機，迫使部分飛機員使用氧氣面罩[85]。共有279架超級堡壘轟炸機襲擊東京，共投下1510噸炸彈。另有19架B-29轟炸機未能飛抵東京，改為打擊機會目標或不得已目標[86]，最終提前返航，主要原因包括機械故障，或是飛機員擔心喪命決定放棄主要目標[87]。
拱衛東京的軍隊雖然預計美方會來空襲，但直到對手抵達目標上空才發現敵機。關東平原的防災部隊雖在戒備狀態，但夜間戰鬥機隊接到的指令是無需先行出擊，等待敵軍來襲。[88]雖然哨艇提前發現美軍戰機，但因無線電接收不良，大部分報告沒有收到，再加上防禦部門的混亂，導致日軍在收到船隻發來的少量報告後基本沒有採取行動[78]。3月9日午夜左右，日方在勝浦市附近發現少量B-29轟炸機，但誤以為只是偵察機。之後大量低空飛行的超級堡壘轟炸機又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日軍雷達站依然按照以往經驗搜索高空的美國飛機。[89]B-29轟炸機開始投彈後，日方才於凌晨0點15分發出城市正遭受空襲的警報[81]。第10飛行師團出動所有夜間空襲攔截力量，高射第1師團的探射燈和高射炮部門投入戰鬥[89]。
正如李梅預料的那樣，日本防守效率低下。雖然美國軍隊遭遇大量防空火力，但瞄準的位置要麼太高，要麼太低，而且不斷有高射炮因火災影響無法操作，導致攻擊頻率隨時間推移逐漸降低。[90]日軍在空襲期間共擊落12架B-29轟炸機，另有42架受損，其中兩架損傷嚴重，只能報銷處理[91]。日軍戰鬥機基本不起作用，飛行員沒有雷達站的引導，而且無法同高射炮部隊配合作戰[92]。戰鬥期間，日方戰機沒有擊落美軍轟炸機，美方機組人員一共只看到76架次日軍戰鬥機，發起的攻擊只有40次[90]。許多日軍飛機因燃料耗盡墜毀，飛行員隨之喪命[93]。被擊落的B-29轟炸機中有五架在海上迫降，機組人員獲美國海軍潛艇救援[90]。美軍是役共有96名機組人員陣亡或失蹤，六人受傷[94]。
當地時間3月10日早上6點10分至11點27分，沒有被擊落的B-29轟炸機陸續返回馬里亞納群島基地[86]。許多轟炸機表面留有大火灰燼產生的斑點和條紋[85]。
東京東北部各地迅速發生大面積火災，局勢在空襲開始不到30分鐘時就超出消防機構控制[95]。空襲開始一小時後，消防部門放棄救火[62]，改為拯救被困居民，並引導大家轉移到安全地點[96]。至少有125名負責幫助平民的消防員和500位民防隊員喪生，96輛消防車毀於一旦[62]。
風助火勢，大量美國燃燒彈引發的小火迅速合併成大火，進而形成向西北方向移動的火災暴風，沿途幾乎所有建築受損或被毀[97][98]，只有用石頭修築的建築倖免[99]。空襲開始一小時後，東京東部大部分地區即便沒有變成白地，也都成了火海[100]。
留在家裡或試圖救火的民眾基本上生存無望。據歷史學家理查德·B·弗蘭克（Richard B. Frank）記載，只有迅速了解局勢並趕快逃命才有可能存活[97]。空襲開始後不久，新聞廣播開始呼籲平民儘快撤離，但很多人沒有立即行動[101]。民房附近挖出的散兵坑無法抵禦火災暴風，藏身其中的平民被活活燒死或窒息身亡[63]。
成千上萬的民眾在疏散路途中遇難，居民希望與所在社區的互助協會保持聯繫，但在火災中很容易分散[102]，整晚都待在一起的家庭很少[103]。事實證明，大量民眾根本無路可逃，煙塵把能見度降至一兩米範圍，道路很快就被大火切斷[99][102]。大量平民急於衝向預計安全的運河，許多人在慌亂中摔倒並被活活踩死[104]。空襲造成的人員喪生中大部分是在轉移途中死亡[105]，許多家庭無一生還[97]。一大群平民經過隅田川上的言問橋時遭遇B-29轟炸機投下的全載彈量炸彈，活活燒死的人數以百計[106]。
轟炸目標區內的安全地點寥寥無幾。1923年關東大地震後，東京建起可用於避火的大型公園，許多人因此前來躲避，但火勢實在太強，僅從空地經過就導致大批平民遇難[107]。淺草寺情況類似，成千上萬在此聚集的居民喪生[108]。很多人躲進學校、劇院等堅固建築，甚至藏身運河[107]，但這些地方也不能防範火災暴風，大量留在學校的平民死於煙霧和高溫[109]，許多躲進運河的人因吸入煙霧或火災暴風經過耗盡氧氣致死[84]。但事實證明，這些運河及其他水域還是救下成千上萬條人命[95]。大火在3月10日上午自行熄滅，大火燒到部分大規模空地或中川運河時因缺乏可燃物逐漸消失[90][110]。此後幾天裡，又有成千上萬的傷員死亡[111]。
空襲結束後，東京各地民眾向災民伸出援手[34]，消防員、警察和軍人努力救援困在倒塌建築中的人[112]。許多之前住在貧民窟的難民安置在東京繁華地區，其中有些對生活條件的差異感到憤慨，引發騷亂和搶劫[113]。東京各處公園及開闊地帶設立難民中心[114]，上百萬人在此後幾周離開首都，其中超過九成在附近的都道府縣安置[34]。由於破壞程度太過嚴重，大量人員離開東京，當局沒有嘗試恢復市內大範圍地區的市政服務[105]。
影響
3月10日東京大轟炸造成的死亡人數尚無定論。日本當局空襲後共找到並記錄屍體7萬9466具，東京衛生署長估計有8.36萬人遇難，4萬零918人受傷[34][95]。東京消防機構估計有9.7萬人死亡，12.5萬人受傷；東京警視廳認為傷亡總數為12萬4711人。二戰結束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估計東京因此次空襲導致8萬7793人喪生，4萬零918人受傷，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兒童和老人。[98]根據理查德·B·弗蘭克1999年的著作記載，歷史學界普遍認為空襲死亡人數在九至十萬之間，還有些歷史學家斷定實際人數要高得多[34]。例如埃德溫·帕爾默·霍伊特（Edwin Palmer Hoyt）1987年的著作就認為喪生人數高達20萬，2009年馬克·塞爾登（Mark Selden）聲稱，日本和美國政府估計有十萬人死亡，實際人數可能要高幾倍[112][115]。美軍空襲前，大量人口離開或搬入東京，部分社區無人生還，大量記錄毀於一旦，所以無法統計準確傷亡人數[34]。
轟炸後日本當局找到的大部分屍體未經確認身份直接埋進萬人冢[34][116][117]，許多躲在河流及附近的人死後遺體被水捲走後下落不明[118]。空襲25天後，當局停止搜索屍體[105]。
轟炸引起大面積破壞，警方記錄顯示有26萬7171幢建築被毀，占當時東京建築總量的四分之一，致使100萬零8005人流離失所[95]。淺草、深川、本所、城東和下谷大部分建築毀於一旦，東京另外七個區損失的建築約占一半，另外14個區部分建築受損。全市共有41平方公里燒成白地。[119]此次轟炸造成的毀壞範圍之廣，死亡人數之多都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單次空襲之最，超過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95]。大量人員傷亡和破壞導致東京無數工人不能上班，重創日本戰時經濟[120][121]。
根據機組人員報告和偵察機當天拍下的照片，李梅和阿諾德都認為此次行動成績斐然[94][122]。阿諾德向李梅發出賀電，稱「此次任務證明你的手下有足夠膽識成就一切」[111]。參與空襲的機組人員也對結果感到滿意[123]。第21轟炸機司令部在空襲後的評估中認定，轟炸機襲擊的時間不長，但東京上空有強風助長火勢，所有燃燒彈轟炸的破壞範圍基本集中在特定區域[124]。
二戰結束前，美國很少有人質疑3月10日東京大轟炸及燃燒彈轟炸其他日本城市的做法是否道德[125]，戰術得到大部分決策官員及美國平民支持。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Michael Howard）認為，平民和政府的態度證明當時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儘快結束戰爭[126]。例如阿諾德和李梅都認為，正是3月10日空襲和之後的燃燒彈轟炸推動戰爭很快結束，救下無數美國人的生命[127]，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也持同樣觀點[128]。戰爭部長亨利·劉易斯·史汀生知道李梅採用的戰術，國內公眾對燃燒彈轟炸東京之舉沒有什麼反應，對此他雖然感到遺憾，但還是容許軍隊繼續發起同類空襲直至戰爭結束[129]。
3月11日夜間到12日凌晨，名古屋遭遇類似襲擊，然後是14日清晨的大阪市、17日晚到18日凌晨的神戶市，並且名古屋在18日夜間到19日凌晨又一次遇襲[130]。3月23日晚到24日凌晨，美軍對名古屋飛機發動機製造廠實施的夜間精確打擊以失敗告終，但此次空襲未使用燃燒彈的唯一原因是第21轟炸機司令部已經用完庫存[131]。1945年3月針對東京、名古屋、大阪和神戶的空襲共將超過80平方公里城市化為灰燼[130]。名古屋、大阪和神戶的死亡人數遠低於3月10日的東京，每次空襲的遇難者不到一萬，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日本當局已經意識到他們之前嚴重低估燃燒彈轟炸的威脅，所以準備更加充份[132]。
日本政府最初企圖壓制3月10日空襲新聞的傳播，但之後又把消息用於政治宣傳。3月10日，大本營發布的公報聲稱「市內多個地點起火」，[133]但轟炸引發重大災難的消息很快就傳遍全國[134]。至此，日本政府不再像以前那樣對空襲破壞輕描淡寫，反而鼓勵媒體宣揚災難的嚴重程度，希望激起民眾對美國的憤恨[135]。3月11日，日本所有報紙都在頭版報導轟炸，報導重點是日軍摧毀的B-29轟炸機數量，以及此次空襲嚴重違反人道的控訴[136]。此後的報紙新聞很少提及傷亡人數，從展示的少量照片來看空襲導致的破壞很小[137]。日本政府喉舌東京廣播電台給空襲貼上「屠殺轟炸」的標籤[95]，其他廣播電台繼續強調美軍損失的轟炸機，聲稱日本民眾渴望繼續戰鬥[138]。美國報紙主要報導東京遭受的破壞，對傷亡人數語焉不詳，也沒有估算死亡人數，但這不是審查制度導致，而是源自美國陸軍航空軍公報和報告的內容[139]。
此次空襲重創日本平民士氣，與3月其他多起燃燒彈轟炸一起令越來越多的民眾相信局勢遠比政府宣傳嚴峻。對此日本政府繼續採取高壓政策，重懲「不忠於國家」或「散布謠言」的人，同時政治宣傳着重恢復國民對空防和民防措施的信心，這些手段整體收效甚微。[140]
日本當局空襲後沒有採取多少措施改善東京防務。第10飛行師團大部分高級軍官因3月10日的失敗被開除或被調職[141]，師團所獲增援僅有20架飛機，而且在首都連續兩周沒有遭受進一步襲擊後又轉移到別處[93]。從4月開始，日本減少針對盟軍空襲的攔截行動，打算保留軍機，準備應對盟軍入侵日本本土。高射第1師團繼續活躍至1945年8月戰爭結束。[142]日本軍方始終未能找到有效抵抗夜間空襲的辦法，夜間戰鬥機部隊效率低下，許多城市都沒有高射炮保護[143]。
1945年4月至5月中旬，第21轟炸機司令部重點攻擊日本南部機場，支援入侵沖繩的行動。從5月11日開始直至戰爭結束，該部的B-29轟炸機在白天天氣適宜時精確轟炸目標，其他時間則在夜間使用燃燒彈襲擊日本城市[144]。東京之後又多次遭受燃燒彈空襲，其中最後一次發生在5月25日夜間至26日凌晨[145]。此時該市已有過半化為灰燼，400多萬人流離失所。美軍高層認為東京已經不值得再動用重型轟炸機，所以不再是第21轟炸機司令部的目標。[116][146]二戰結束時，第21轟炸機司令部四分之三的飛機出動屬燃燒彈轟炸任務[145]。
位於橫網町公園的追悼東京空襲犧牲者和和平禱告碑
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中心
二戰結束後，原本埋在萬人冢的屍骨被掘出後火化，骨灰埋入墨田區橫網町公園的納骨塔，與1923年關東大地震5.8萬遇難者的遺骸相伴。從1951年開始，每年3月10日這裡都會舉辦佛法會。空襲後的幾年裡，多個受災地區建起社區紀念館[147]。1990年，東京都議會通過決議，把3月10日定為「東京都和平之日」（東京都平和の日）[148]。
戰爭結束後的幾十年裡，針對此次空襲豎立的紀念建築很少[149]。20世紀70年代，日本開始提議修建官方東京和平博物館紀念3月10日的空襲，但東京都議會在1999年取消項目[150]。最終橫網町公園立起「追悼東京空襲犧牲者和和平禱告碑」（東京空襲犠牲者を追悼し平和を祈念する碑），於2001年3月揭幕[151]。積極倡導設立東京和平博物館的日本市民私人集資建起「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中心」，於2002年開幕[150][152]。截至2015年，該中心已成為日本有關燃燒彈襲擊的主要信息庫[153]。「江戶東京博物館」也有少量與東京大轟炸有關的內容[154]。學者卡里·卡拉卡斯（Cary Karacas）認為，官方低調對待這些紀念項目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不願承認當年「是日本發起歷史上針對亞洲城市的首次空襲」。卡拉卡斯指出，日本政府寧願把紀念重點放在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因為這些空襲能夠強調日本是受害者。[154]
2007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的倖存者及遇難者親屬發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就此次空襲前後的行徑道歉和賠償。原告方主張，此次襲擊屬於戰爭罪行，日本政府不應該同意1951年《舊金山和約》提出的部分條件，放棄針對美國政府此類行動索賠的權利。原告聲稱，日本政府只向空襲的軍人遇難者及親屬賠償，忽視平民之舉違反戰後憲法。日本政府對此回應稱，政府沒有賠償空襲受害者的義務。2009年，東京地方裁判所裁定政府勝訴。[155]此後，公眾運動一直倡導日本政府通過立法，賠償空襲中的平民倖存者[154]。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3月10日東京大轟炸是美國的重大軍事勝利，標誌着針對日本最行之有效的空襲時期開始。例如，美國陸軍航空軍的官方歷史記載就認為此次空襲完全達到李梅的目標，與之後的燃燒彈轟炸共同推動戰爭提早結束。[156]塔米·戴維斯·比德爾（Tami Davis Biddle）在《劍橋二次大戰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中表示，「東京空襲標誌着美國遠東空戰發生戲劇化轉變，經過持續數月的挫敗，步履蹣跚的日本人終於嘗到美國工業全力一擊的苦果」[157]。馬克·拉達斯（Mark Lardas）的著作指出，3月10日的行動只是盟軍第二次真正成功突襲日本（第一次是1月19日襲擊飛機製造廠），在他看來，盟軍戰略轟炸行動最終能夠成功，最關鍵的要素就是李梅決定變更戰術，從精確轟炸改為區域燃燒彈轟炸，並且從低空投彈[158]。
部分歷史學家認為，美國陸軍航空軍的戰略重點從精確轟炸變為區域轟炸意義重大。康拉德·克萊恩（Conrad C. Crane）認為，燃燒彈空襲標誌着全面戰爭升級態勢進入新階段，代表對德空戰開始邁向高潮[159]。肯尼斯·P·韋雷爾（Kenneth P. Werrell）指出，使用燃燒彈和原子彈攻擊日本城市已經成為對日戰略轟炸行動的縮影，有些人認為，其他一切作戰行動要麼只是前奏，要麼無關緊要[160]。比德爾、威廉·W·拉爾夫（William W. Ralph）和巴雷特·蒂爾曼（Barrett Tillman）認為，第21轟炸機司令部採用燃燒彈轟炸戰術的重要原因是阿諾德和李梅都希望能證明B-29轟炸機的作戰能力，而且戰略轟炸部隊能夠成為贏得戰爭的關鍵因素[161][162][163]。英國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也有同樣看法，他還在著作中把1945年第21轟炸機司令部改用區域轟炸戰術的具體情況與1942年轟炸機司令部的同類戰術轉變對比[164]。
許多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援引德累斯頓轟炸和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從道德和實踐角度批評盟軍戰略轟炸行動[165]。二戰結束數年後，質疑兩次轟炸行動的聲音開始出現，並隨時間推移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許多人質疑這些行動是否道德，又曾產生什麼樣的後果[166]。塞爾登就認為針對東京的襲擊代表美國開始「以摧毀全部人口為戰爭目標」[167]。哲學家安東尼·克利福德·格雷林（A. C. Grayling）對盟軍轟炸德國和日本城市整體抱持不認可態度，認為3月10日的空襲「毫無必要且得不償失」[168]。部分評論認為，美軍高層是出於種族主義動機決定使用燃燒彈轟炸戰術，理由是美國陸軍航空軍在針對德國的空襲中更重視精確轟炸[169]。韋雷爾的著作認為其中可能有種族因素影響，但他覺得其他各種因素的影響更大[76]。弗蘭克也得出類似結論，但他認為，如果德國城市也像日本城市一樣不能有效應對火災，而且德國戰時經濟情報也像日本戰時生產設施情報一樣缺乏，美軍就會在歐洲採用燃燒彈轟炸戰術[170]。蒂爾曼的著作指出，考慮到之前的精確轟炸效果不彰，區域轟炸已是美國陸軍航空軍唯一的可行戰術[171]。
空襲結束後，昭和天皇於3月18日視察被毀城區[172]，但此事對天皇的影響尚存爭議。F·J·布拉德利（F.J. Bradley）認為，裕仁此時確信日本已經輸掉戰爭[172]；蒂爾曼認為此次空襲對天皇沒有任何影響，弗蘭克認為裕仁在1945年中期之前都支持繼續戰鬥[173][174]。
注釋
參考資料
擴展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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