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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泉青瓷燒制技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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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 |
申報地區或單位 | 浙江省龍泉市 |
分類 | 傳統技藝 |
序號 | 359 |
編號項目 | Ⅷ—9 |
登錄 | 2006年 |
龍泉青瓷是以中國浙江省龍泉市古代窯址為核心、分支廣佈週邊、影響遍及華東、中南及西南的瓷窯系統。一般認為龍泉窯的鼎盛時期在南宋。由於融合南北技術優點,提高燒製溫度,成品瓷化程度高,在技術層面達到了現代學術認定的瓷器要求;同時改進釉料配方,創制出粉青、梅子青等前所未見的品種,被歷來藏家激賞,列入宋代名窯。此後龍泉窯幾經興衰,不絕如縷,延續至今。其產品以青瓷為主,歷代依據當時的資源條件和市場需求,發揮青瓷多變的特性,衍生出眾多品種,相互之間差別很大,是中國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青瓷產地。現代龍泉青瓷主流為厚釉、無開片、翠青色產品,胎體澄淨,紫骨鐵足,包括日常器皿和仿古陳設器。
南宋初處州府龍泉縣琉田市建立的瓷窯,其中章生一在龍泉琉田創建的瓷窯叫哥窯,這種胎質細密潔白,釉色以粉青、梅子青為代表,花紋裝飾上出現了堆塑和貼花;一般稱龍泉窯皆指此。章生一的弟弟章生二在龍泉琉田創建的瓷窯叫弟窯,也稱為章龍泉窯、章窯。
元代龍泉青瓷大量運銷海外,瓷窯範圍擴大至麗水、永嘉等地;明代仍然繼續燒造,清代中期以後衰落。
龍泉窯古瓷窯1960年曾加發掘,現已發現300多個窯址,依龍泉山而建,其中以大窯地區最多,大窯龍泉窯古瓷窯址於1988年列入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3月,龍泉窯遺址被評選為20世紀中國百大考古重大發現。
2009年9月,龍泉青瓷傳統燒制技藝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2012年9月,龍泉窯遺址與越窯遺址一同作為青瓷窯遺址列入由國家文物局公布的《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共45項)[1]。
2013年5月,慶元縣的上垟窯址做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的古遺址併入大窯龍泉窯古瓷窯址。6月9日,浙江省文物局公布其為第一批省級考古遺址公園[2]。
通過對於龍泉窯瓷器的胎釉的化學組成、釉層厚度、燒成溫度、氣氛性質以及顯微結構等檢測與研究,得到結論如下[3]
多數學者認為龍泉窯起始時間為五代至北宋這一時間段[4],龍泉窯創燒伊始便與外銷關係緊密,北宋晚期龍泉窯已銷往海外,但種類較為單一,數量有限,很大程度上是仿越窯風格的產品,並沿襲了越窯的外銷路線。海外的部分貿易港口曾發現此類器物,如埃及的福斯塔特曾出土北宋龍泉窯兩面刻劃花碗;坦桑尼亞的基爾瓦也曾出土北宋龍泉窯內外壁刻劃碗[5];日本博多曾出土北宋末期龍泉窯產品[6]。北宋末期龍泉窯開始興起,雖在沉船及海外遺址發現數量不多,卻是南宋和元代龍泉窯瓷器大量外銷的先聲。
南宋時期龍泉窯迎來了迅速發展的時期並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偏安杭州的南宋王朝對於海外貿易十分看重,北方產瓷區淪陷後,龍泉窯產區成為南宋王朝對外貿易瓷器生產的重要區域,加之瓷器可以通過松溪、甌江以及浙江境內的其他自然水系方便的通往溫州、寧波等重要港口,龍泉窯瓷器得以大量銷往海外,在華光礁一號、南海一號、後渚沉船等沉船上和埃及福斯塔特等地都曾發現龍泉窯產品。值得指出的是,南宋時期福建地區的窯場亦全面發展,生產青黃釉瓷、青灰釉瓷的窯口眾多,如閩清、莆田、松溪、南安、福清等諸窯口,由於部分福建窯口產品在數量及質量上占優,且具有沿海的區位優勢,此時的外銷青瓷及青灰釉、青黃釉瓷器在數量上或以福建地區所產為多。至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龍泉及其臨近區域進一步繁盛,福建青黃釉瓷則漸趨式微,至元代中晚期,龍泉窯達到鼎盛,成為了外銷陶瓷中絕對的主體[7]。
元代龍泉窯外銷達到了一個頂峰,此時在海外沉船和遺址中發現的中國瓷器中龍泉窯往往占到50%以上。如韓國海域發現的元代新安沉船,其出水中國陶瓷器共17324件,其中龍泉青瓷類產品有9842件[8];位於斯里蘭卡的尼拉維利(Nilaveli)沉船,其年代相當於元代中晚期,所見器物幾乎均為龍泉窯瓷器;印尼海域的玉龍號沉船雖被盜撈嚴重,但對其所出器物的組合考察發現其與福建平潭大練島元代沉船所出器物組合相似,其船貨亦以龍泉窯產品為多數[7]。東非肯尼亞格迪古城遺址中出土的元代中國瓷器共有289件,其中龍泉窯產品有257件,元末明初的中國瓷器共有218件,其中龍泉窯產品(含龍泉窯系產品)有182件。北非的阿伊扎布為北非與東方貿易的重要港口,三上次男和出光美術館於1966年對其進行了調查,共採集了695片青瓷、93片白瓷、40片元青花、171片黑釉瓷,這些瓷片屬於11-14世紀的中國陶瓷,其中青瓷又以元代龍泉窯產品為多[9]。
與此對應的是元代文獻中亦有龍泉窯大量外銷的記載,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中多處記載以「處州磁器」「處州磁」「處瓷」「青處器」[註 1])與外國博買[註 2],博買的地區有琉球(今日本沖繩)、蘇祿(今菲律賓蘇祿群島或專指和樂島)、舊港(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巨港)等二十處,此外,周達觀的《真臘風土記》「欲得唐貨」條中也記載:「其次如真州之錫鑞、溫州之漆盤、泉處之青瓷器。」根據《元史》等文獻記載,元朝與日本之間有明確記載的商船來往即有110次,這與日本博多發現的大量龍泉青瓷以及駛向日本的新安沉船上出水的大量龍泉青瓷能夠相互印證[10]。
明朝建國初,龍泉窯仍繼承了元代大量外銷的傳統,但隨着海禁的實施和朝貢制度的建立,政府逐步禁止海上民間私人貿易,取而代之的是朝貢貿易,且這一時期的朝貢貿易嚴格限定在會同館等衙門進行。此時的龍泉青瓷多作為給來朝貢的國家的賞賚品,或將其作為與外國交換戰略物資(特別是戰馬[註 3])及各色香料的重要貿易物品[11]。雖然此時嚴禁海上民間私人貿易,但東南亞還是發現了少量明初的裝載有中國陶瓷的沉船,其上的貿易陶瓷除了大量泰國與越國的產品外,中國陶瓷以龍泉青瓷、景德鎮青花瓷較為多見,如發現於泰國灣的羅堅(Rang kwien)14世紀晚期沉船和發現於馬來半島東海岸的15世紀初期的圖靈(Turiang)沉船[12]。
鄭和下西洋攜帶了大量龍泉青瓷作為賞賚品或貿易品,也帶動了龍泉窯的發展,但性質屬於官方行為,民間貿易仍被禁止,鄭和下西洋結束後,朝廷加強了海禁力度,民間走私龍泉青瓷更加困難[13]。同時明朝與各國朝貢往來日漸稀少,朝貢貿易也逐漸蕭條[註 4],不再具有朝貢賞賚品需求後,龍泉窯對外輸出逐漸衰落,明初外銷瓷器的品種以龍泉窯為多數,到明中期(成化至正德)時,景德鎮青花瓷已經發展成熟,景德鎮也成為當時的瓷業中心,進而取代了龍泉窯在陶瓷外銷中的地位[14]。由於外銷的需要,南方沿海地區如廣東、福建等地出現不少仿龍泉窯的地方窯口,一定程度上也對龍泉窯形成了衝擊。[11]進入明中晚期以後,龍泉窯生產規模不斷縮小,質量也大不如前,外銷規模減小,然而根據《龍泉縣誌》記載:「崇禎十四年(1641)七月,由福州運往日本瓷器27000件,同年十月有大小97艘船舶運出龍泉青瓷30000件,在日本長崎上岸」可見明末龍泉窯尚有一定的生產和外銷規模[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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