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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成章（1878年1月24日—1912年1月14日），字希道，號煥卿，曾用名漢思、起兵、志革、巽言、匋耳山人、會稽先生[1]，浙江會稽（今紹興市）陶堰人[2]，祖籍江西九江[3][4]，清末革命團體光復會的創始人、領導人之一，1912年，被蔣介石奉陳其美命令所暗殺。陶成章著有《浙案紀略》、《中華民族力務消長史》等，湯志鈞輯有《陶成章集》。
陶成章飽讀詩書，早年為私塾教師。1902年赴日本留學，翌年回國。1904年10月與蔡元培、龔寶銓等在上海發起建立以江浙人士為主的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推蔡元培為會長，陶則負責聯絡會黨[5]。
乙巳（1905年）……先生因中國人迷信最深，乃約陳大齊在東京學習催眠術，以為立會聯絡之信用，並著有《催眠術精義》一書。夏間歸國，設講習所於上海。其講義的一部分發表於《大陸報》第三年第七號（1905年5月28日）與第三年第八號（1905年6月12日），名為《催眠術講義》。
1905年與徐錫麟等於紹興創立大通學堂，招收會黨人士並將其教育成為革命骨幹。
1906年3月出版《催眠術講義》，商務印書館，1906年12月2版，1907年出第3版，至1928年已印至第24版。
1906年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後回國。1907年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後，陶被清廷通緝，流亡至南洋，在當地辦報宣傳革命。
1908年，陶到日本主編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前因孫中山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引發同盟會內部分裂[6]，章炳麟與陶成章等人於1910年重組光復會，章為會長，陶為副會長。
1908年春夏之際，陶成章等在杭州聯合蘇、浙、皖、贛、閩五省洪門等會黨，成立秘密組織「革命協會」。定「山」為「一統龍華山」，定「堂」為「漢族同登普度堂」，供祀「岳武穆王」像，宣誓收回「大明江山」，最高行政機關為「新中國軍政省」，下「分作內、外二府」。外府職官從上到下為都督、統制使、軍正使、巡察使、正副介士。所有官職均「取法於大明大唐」。
其章程說，革命成功之後，「暫時設一總統，由大家公舉，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年限雖不定，然而不能傳子傳孫。或者用市民政體，或者竟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也未可知。然而必須看那時候我國國民程度了。」「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財產，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們四萬萬同胞，並四萬萬同胞的子孫，不生出貧富的階級。」「到那時候，土地沒有，也沒有大財主，也沒有苦百姓，稅也輕了，厘捐稅關也都廢了，兵也少了。從此大家有飯吃了，不愁冷了，於是乎可以太太平平，永遠不用造反革命了。」
入會規定須有「盟證人、執法行刑人」，要求新入會者仿洪門三十六誓，在神位前跪誓。「第一誓誠心入會，不敢反悔，如有反悔，天誅地滅。第二誓入會以後，協力同心，不敢畏避，如有畏避，雷殛火燒。第三誓會中秘密，不敢漏泄，如有漏泄，身受千刀。第四誓祭旗起義，聞命必到，如有不到，命盡五殤。第五誓兄弟同心，如同手足，如生外心，身死五刑。」
1908年9月，陶成章化名唐繼高，到新加坡向孫中山提出撥款兩千銀元作《民報》經費的要求。此時，越南河口起義失敗後被法國殖民當局解送到新加坡的六百多名戰士的安置，成為孫中山和正處於經濟危機中的新加坡華僑的沉重負擔（後孫中山等人創辦中興石場，才將這六百多人安置下來），孫中山自己也常常衣食難濟，他只好將自己的手錶、衣物交給陶成章變賣。不久陶成章又提出籌款五萬元的要求，孫中山無法辦到，陶成章以蘇、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自到南洋籌款，華僑卻很少認捐。陶成章懷疑孫中山暗中搗鬼，遂指稱河口起義所用軍費不過一千多元，孫中山將各地同志的捐款攫為己有，家中發了大財。接着，陶成章糾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發表《同盟會七省意見書》，即所謂的《孫文罪狀》。指責孫中山「謊騙營私」，在滙豐銀行有巨額存款，貪污兩萬革命經費，有「殘賊同志」、 「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三種十二項「罪狀」，提出九條善後辦法，要求「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在法國的張繼，也要求孫中山「退隱深山」，或「布告天下，辭退同盟會總理」[7]。
當時各地革命黨人對陶成章、章太炎等人指控孫中山之事極為氣憤。華興會領袖黃興在東京致書孫中山，表示「陶等雖悍，弟當以身力拒之」。越南的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內公函》，詳述發動廣西、雲南起義的經過，以確鑿事實駁斥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誹謗。南洋的中國革命黨人公布了孫中山的經濟情況：「先生九龍的家裡，只有母親，自己的夫人和女兒，幾間舊房子，此外別無所有。還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裡耕種。假使先生為革命發了財，把錢寄到家裡去，為什麼家裡的房子，家裡的人，還是這樣蹩腳呢？」 [8]
孫中山本人亦斷然拒絕陶成章等反對派的要求：「此時為革命最衰微之時，非成功興盛之候，是為弟冒艱危、茹困苦以進取之時代，非退隱之時代也……弟被舉為總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辭退亦斷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總理已在要求同盟會及章太炎認不是之時，同盟會及太炎至今未有認過，則弟已不承為彼等之總理者久矣。」並勉勵革命黨人道：「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訌，誠為至艱危困苦之時代，即為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也。倘有少數人毅力不屈，奮勇向前，支撐得過此厄運，則以後必有反動之佳境來也。」 [9]
1911年，武昌起義後回上海，號召光復會舊部，參與上海光復行動，並策劃杭州光復。取下杭州後，被舉為浙江省臨時參議會議長。[10]
1912年1月陶成章因病秘密療養於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陳其美命令部下蔣介石暗殺陶成章，蔣介石欣然受命，並將刺陶一事寫入日記[11]。13日，有二人到醫院探訪，然後前往病房內鎗擊陶成章，陶頭腹中彈，當夜去世[12]。開槍者，一說是蔣介石由光復會成員王竹卿引赴醫院後，由蔣介石親自開槍；另一說為蔣介石收買王竹卿，由王竹卿動手[13]。
孫中山聞悉陶成章的死訊，發電報給陳其美，要他緝捕兇手「明正其罪」，同時稱讚了陶的功績：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餘年，奔走運動，不遺餘力，光復之際，陶君實有鉅功，猝遭慘禍，可爲我民國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滬，豈容不軌橫行，賊我良士，應由滬督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靈，以洩天下之憤。
總統孫文。[14]
1月21日，在上海永錫堂開徐錫麟、陳伯平、馬宗漢及陶成章四人追悼大會，約有4000多人參加[15][16]，後陶成章歸葬浙江杭州[17]。
1月28日，章太炎在《大共和日報》發表《致孫中山公開信》，譴責同盟會與光復會之間相殘。
數月後，上海公共公廨以陳錫奎及李友山、徐春山三人為刺殺案正、從犯，判刑監禁[18]。
蔣介石本人撰《中正自述事略》時，對此事毫無避諱，他直言竺紹康說徐錫麟之死「實為陶成章之逼成」，「陶之為人，不易共事」。魯迅曾稱陶成章為「煥皇帝」。[19]，而在《事略稿本》中，蔣介石自言成功暗殺陶成章是其獲得孫中山信任之始。[20]
民國二年（1913）6月22日，王文慶、沈鈞業、方於笥等人成立「陶社」以紀念陶成章[21]。
歷史學者汪榮祖認為陶成章聲望太高，即將被公推為浙督，為孫中山所不容，授意陳其美殺之[22]。但歷史學者楊天石認為陶被刺為與孫中山無關，因為蔣介石在日記中稱「余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並且孫中山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後，在研究內閣人選時致函蔡元培稱：「至於太炎君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尊隆之跡，在所必講，弟無世俗睚眥之見也」。章太炎是兩次「倒孫風潮」的主力，孫中山卻以「友誼小嫌」淡淡視之，當然更不會部署刺陶。[23]
楊天石認為陶成章是革命者，腳踏實地、艱苦樸素、堅毅果敢，注重聯繫下層會黨，這些是其突出優點。但是他在思想、性格上也有嚴重缺點，如不善於和別人合作；猜忌、多疑，心胸狹窄，將主觀設想當成客觀事實；常常高估自己，低估合作者；思想偏激，感情用事等[23]。
其妻孫曉雲，遺腹子陶珍，字本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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