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士德使團（英語：Amherst embassy）是由威廉·阿美士德勳爵率領、繼馬戛爾尼使團後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二個使團。英國派遣使團的直接原因是為了解決脫利斯號所引起的中英貿易爭端，而使團的目的是通過覲見當時的嘉慶皇帝改善中英關係、促進英國在華的貿易利益。使團在1816年2月出發，7月初抵達廣東並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匯合，8月初抵達天津。由於阿美士德使團仍然秉承馬戛爾尼使團的外交對等原則，從始至終都拒絕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為此與清朝君臣抗辯數日，結果使團在抵達北京的8月29日當天遭嘉慶遣返；使團離去後，嘉慶更是下諭旨要求英國「嗣後毋庸遣使遠來，徒煩跋涉」。
使團在清朝官員廣惠的陪同下，大致沿着馬戛爾尼當年的路線南下經由中國內地前往廣州，途中所見所聞更是令英國人認識到清朝國力的衰退。如果說馬戛爾尼使團是無功而返，那麼阿美士德使團就是不歡而散，比起馬戛爾尼使團更為失敗[1][2]。嘉慶朝君臣在事後對英國的圖謀更為警惕，但卻對英國國力國情了解有限，仍舊以貿易作為對英政策的籌碼。英國在經歷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的接連失敗之後，更加深刻認識到清朝社會經濟的現況，以及通過外交途徑已經無法改變與中國的關係，因此不再一昧遵從清朝對其設下的各種限制，更加偏向於使用武力維護自身的貿易利益，這也為後來的鴉片戰爭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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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國力在乾隆朝後期由盛轉衰，普通民眾普遍面臨貧困和飢餓，民生凋敝又進一步導致社會動盪，民變接踵而至，財政也難以為繼。然而自乾隆中後期以來整個統治階層在皇帝本人的帶動下開始由儉向奢轉變，以和珅為首的官吏貪墨成風，極力追求物質享受而對國家政治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無視日益嚴峻的社會危機。繼位的嘉慶作為「守成之君」雖然用盡辦法清理吏治，卻仍然無法扭轉國勢漸衰、國庫虧空的局面，官員對朝廷的命令往往陽奉陰違、顢頇敷衍，底層書吏在上級的縱容和利益的驅使下目無法紀、肆意妄為。[4][5][6]
於此同時，西方列強也逐漸侵蝕清朝的外部環境：俄羅斯則已經侵入滿洲，並在中亞擴張，1806年（嘉慶十一年）更是派兵入侵庫頁島；英國東印度公司則在1763年控制了印度的廣大區域，並進一步向中國邊境擴張，至1816年更是控制尼泊爾，進而覬覦西藏。隨着外部宗藩被逐一剪除，往昔萬國來朝的朝貢體系已經逐漸門庭冷落，清朝自身也岌岌可危。然而，嘉慶朝對於世界局勢和自身外交環境的理解，卻仍停留在乾隆時期，仍然秉持天朝上國的心態，以為英國只是憑藉茶葉貿易興盛的偏遠小國；與此同時，英國經歷1793年馬戛爾尼訪華的失敗之後，對華態度悄然發生改變——馬戛爾尼本人聲稱：「清帝國好比是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它之所以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中沒有沉沒，僅僅是由於一般幸運的、能幹而警覺的軍官們的支撐，而它勝過其它鄰船的地方，只在它的體積和外表。但是，一旦一個沒有才幹的人在甲板上指揮，那就不會再有紀律和安全了。」[4][5][7]
具體到一口通商的廣州，粵海關官吏橫徵暴斂、索取無度，在清廷三令五申下肆無忌憚地向外商和行商敲詐勒索、索取陋規：外商按當時制度下只能藉由行商與廣州當局代為溝通，即便在貿易、執法中遇到了明顯的不公也無處申訴；行商中因官員勒索而破產者不乏其例，商人因此抗拒加入十三行，行商的日益減少也令十三行體系越來無法應對日益增長的中外貿易。在另一方面，中英茶葉貿易激增導致英國白銀大量流失中國，東印度公司為彌補損失放任其船員、大班夥同私商向中國走私鴉片，越來越多的商人繞過了東印度公司和十三行的壟斷特權從事非法貿易。在此背景下，東印度公司借着在華合法地位掩護私商的鴉片貿易，與廣州當局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加深，雙方因為貿易、法律問題摩擦不斷。[8][9][10]
1792年英國派出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使團雖以為乾隆慶壽為名，實際以擴大中英貿易為使命。雖然中英雙方對於禮儀問題各執一詞，乃至於雙方對馬戛爾尼覲見乾隆所行的禮節眾說紛紜，但使團終歸得到了覲見的機會：在宗藩的集體覲見之外，乾隆單獨會見了馬戛爾尼和斯當東父子，在馬戛爾尼覲見之後，和珅又安排乾隆與使團中唯一會說中文的英國人小斯當東交談，小斯當東還獲得了乾隆賞賜的荷包。然而，乾隆對於馬戛爾尼所提出的要求全部予以駁回，還對英國心生警覺，「不可不預為之防」，使團希望藉由覲見擴大貿易的全部落空。[11]
當馬戛爾尼使團回國之後，關於其失敗的討論甚囂塵上。由於當時歐洲正處於中國熱之中，許多人仍然相信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優越性的描述，也有許多人出於對大英帝國的民族自豪感懷疑英國人在中國受到了侮辱，因此使團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撰寫一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實以平息輿論。隨着這些資料的陸續出版，越來越多人了解到了中國的現狀，例如黑格爾在讀過《耶穌會士書信集》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後就評價中國「翻來覆去只是一個雄偉的廢墟而已……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中國在歐洲的形象從值得敬佩的理想國變成了需要教訓的「半野蠻」國度。[12]
作為使團副使出訪的老斯當東原本希望在訪華之後作為常駐使節留在北京，卻只得悻悻而返；隨後，1796年乾隆在禪讓之際邀請英國遣使訪華[13]，老斯當東卻因病不能參加。[14]小斯當東也受到了父親老斯當東和老師約翰·巴羅的影響，有志於父輩的未竟之業。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輟學後通過裙帶關係在1798年獲得了在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工作的機會，僅僅19歲就成為了商館最年輕的職員。在廣州任職期間，小斯當東潛心鑽研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從1800年開始花費10年心力翻譯《大清律例》，成為知名的中國通，但他在1800年、1810年擬定的遣使計劃均遭到了公司高層的否定。[15][16]
工業革命後英國國力與日俱增，試圖通過殖民擴張擴大自己在東方的貿易利益。在馬戛爾尼使團失敗後，英國因拿破崙戰爭擱置了再次派遣使團的計劃，將目光轉向盟友葡萄牙治下的葡屬澳門，在1802年和1808年兩次發兵企圖占領澳門，但均以失敗告終。[17]1802年，英國第一次試圖占領澳門時，在北京司天監任職的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和湯士選上稟嘉慶，要求中國政府重視此事，二人指出馬戛爾尼使團的野心不止於增加通商口岸，還希望在中國沿海獲得島嶼作為居留地，並且英國正是從租地開始逐步侵蝕、最終在1798年（嘉慶三年）吞滅孟加拉。然而嘉慶將二人所述交由官員查核，清廷的官員卻認定事系訛傳。[18][19][20]1808年，英軍趁着葡萄牙本土淪陷再度發兵澳門，澳門當局拒絕英軍入城並求助於清朝，英軍不僅不顧中國的警告接管澳門並派遣艦隊抵達廣州。英軍的舉動引得嘉慶龍顏大怒，嘉慶下令封鎖澳門交通、中斷中英貿易，這導致英國不得不放棄占領澳門，在年底引兵回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也向中國政府保證英國戰艦不再來華，此後中英恢復貿易。[19][21]
在圍繞澳門的博弈結束後，中英關係不僅沒有緩和，反而因為一系列事件進一步惡化。首先是發生在1810年的黃亞勝案，官府在不知道確切人犯的情況下要求東印度公司交出兇手、處死涉案海員，並且禁止東印度公司所屬的船隻出海，這件事不僅令公司廣州商館的大班剌佛[譯名 1]被迫離開廣州，還有兩位行商被處以流刑。而到了1813年，廣州當局拒絕允許此前回國「捉拿兇手」的剌佛回到廣州，這引發了英國人的強烈不滿。[23][24]隨後在1814年，英國國皇家海軍脫利斯號來到中國沿海以澳門為基地執行對美國的貿易封鎖，企圖阻止美國商船進入廣州。脫利斯號4月在澳門附近海域俘虜美國商船漢打號[譯名 2]，5月又派遣預備船深入虎門，在黃埔附近的珠江江面上追捕逃往廣州的美國商船。英軍在珠江口的持續封鎖，以及無視中國法律在中國管轄水域中攻擊、掠奪美國商船的行為無疑觸怒了廣州當局，廣州當局以中斷貿易命令東印度公司轉令英國海軍退出廣東水域，但東印度公司以海軍不歸其管轄為由拒絕，因此雙方僵持不下。[26][27]此前，東印度公司委託了翻譯阿耀攜帶禮物拜訪此前曾招待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任軍機大臣、後來擔任兩廣總督的松筠，松筠將此事上報嘉慶，阿耀回到廣州後在10月4日被當局逮捕。[24]
事後，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宣布主動中斷中英貿易，撤出在廣州的外商，並且委派小斯當東作為代表要求談判，如若拒絕則將北上向皇帝「申冤」。廣州當局在10月就已經滿足了英方的絕大多數要求，但小斯當東在釋放阿耀一事上不肯罷休，有意將其作為談判的砝碼改變中英交往的方式，談判一度因此中斷，最終雙方在1814年底達成妥協。雖然廣州當局公布了有利於英國商人的貿易新規，但廣州的外商所感受的壓力並沒有減少，而作為談判代表、能夠「號令」外商違抗朝廷的小斯當東則受到廣州當局和朝廷的仇視。[28][19][29]受限於當時的通訊條件，直到1815年10月倫敦《泰晤士報》仍在報道中英貿易中斷，這也令倫敦的東印度公司高層認真考慮派遣使團的可能。[17]
動議與籌備
早在1808年英軍占領澳門後，小斯當東就提議派遣使團緩和關係，而他的老師——在英國海軍部任職的約翰·巴羅則在英國政府內全力支持小斯當東的計劃，但相較於英國政府，直接負責對華交涉的東印度公司對派遣使團持相對謹慎的態度，最終也是在英國政府內部的推動下阿美士德使團才得以成行。[30][31]
隨着1814年拿破崙退位、歐洲再度恢復和平，許多國家都有意加入對對華貿易，潛在的競爭壓力令約翰·巴羅在1815年2月14日寫信給英國政府內負責監管東印度公司的控制委員會主席白金漢郡伯爵，遊說其支持派遣使團。在他看來，歐洲恢復和平後法國人將在在華貿易對英國產生威脅，因為在當時有許多法國的耶穌會傳教士在北京的宮廷中工作，他們可以起到法國和中國兩國宮廷之間聯絡人的作用，而另一方面廣袤的中國內地將會為工業革命後的英國工業品提供巨大的市場。1815年3月3日，東印度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董事會所屬秘密商務委員會在倫敦召開會議討論了這一議題，並且認可其潛在價值，因此擬派攝政王指定的正使和公司廣州商館的兩位職員組成使團。隨後，白金漢郡伯爵和東印度公司的正副董事長一同拜訪時任英國首相利物浦伯爵，但利物浦伯擔心類似馬戛爾尼使團的失敗會對其支持度產生不利影響，因此興趣寥寥，導致遣使計劃一度擱淺。[32][33]
1815年7月7日，倫敦收到了廣州方面1月16日發出的信件，信中稱廣州局勢不容樂觀、請求英國政府向北京派遣使團——這為出使計劃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倫敦方面也再度行動起來。白金漢郡伯爵在7月26日致信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提議派遣使團，而東印度公司則在7月28日回信報告廣州的情況和東印度公司擬定的談判要求——同日，東印度高層致信英國政府要求派遣使團——白金漢郡伯爵和東印度公司高層都相信廣州當局試圖控制其在廣州的商館，而皇帝本人則遠在北京受到地方當局的蒙蔽，只有以英國君主的名義向北京派遣使團覲見皇帝當面申明冤屈才能保護公司的貿易和職員，而東印度公司願意承擔遣使的全部費用[33]。最終，利物浦內閣在1815年8月10日批准了東印度公司的遣使計劃。[34]
此前，巴羅多次向委員會推薦自己的學生小斯當東，堅信小斯當東是正使的不二人選，但他此時顯然還不知道小斯當東已經因為廣東的糾紛被嘉慶盯上，同樣也不知道小斯當東和當時唯一在清廷工作的法國傳教士南彌德有定期聯繫。[35]不過對於正使的人選，考慮到公司與清朝屬國廓爾喀之間正在發生的戰爭，白金漢郡伯爵和東印度公司高層一致認為應該選取地位崇高、儀表堂堂而又有軍人風骨的候選人，在他們看來如此人物更能獲得中國人的尊敬，小斯當東因此出局。[36]
在8月10日遣使計劃獲批後，白金漢郡伯爵就開始物色大使人選，東印度公司則為大使2年內的長途跋涉開出了2萬英鎊的報酬，相當於今日的200萬英鎊。一開始，白金漢郡伯爵提名了有意受任的好友約翰·沙利文，沙利文家境優渥，曾是控制委員會委員，也在公司工作過，但東印度公司高層認為其資歷不足。接着，白金漢郡伯爵找到了阿美士德勳爵，後者斷然拒絕。最後，白金漢郡伯爵又邀請賓寧勳爵擔任大使。就在賓寧猶豫不決之際，阿美士德出於家庭財政方面的考慮，回心轉意願意擔任大使。於是，白金漢郡伯爵同意，如果賓寧不願意做大使，那麼就由阿美士德出任大使，而賓寧則在9月15日寫信拒絕了職位，阿美士德這才如願以償。[37]
1815年9月27日，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正式通告向中國派出使團的消息。同日，董事會也向廣州商館發出信件通知使團信息，信中確定了阿美士德將作為大使，廣州商館的兩位頭號人物——商館特選委員會主席益花臣[譯名 3]和中國通小斯當東已經獲得副使的提名，但副使的具體人選及在使團中的地位，將會由阿美士德到中國之後親自決定。英國政府本有意直接任命益花臣和小斯當東作為使團的副使，但倫敦董事會暗地裡向英國政府致書擔心二人先前已經招致中國政府反感，任命為副使反而會激怒中國政府、導致任務失敗。因此，在副使從缺的情況下，白金漢郡伯爵任命其私生子咸利·依禮士出任使團秘書兼特使缺席時的全權代理，也就是使團實質上的二號人物。[40][41]依禮士是一名履歷豐富的外交官，他在畢業後就進入東印度公司工作，並曾擔任過駐波斯全權代表，參加過1812年英美戰爭和平條約的談判。[42]
早在1815年7月28日東印度公司主席團致書控制委員會主席白金漢郡伯爵時就已經提出東印度公司遣使的任務，阿美士德後來接受任命的時候也收到了東印度公司的這些要求：[43][44]
- 公司的貿易特權應得到明確和詳細的規定；
- 保證貿易不會突然中斷；
- 中國政府官員不得介入商館事務，商館有權僱傭中國僕從，並且免於中國官吏的濫權、辱罵和粗暴對待；
- 商館成員可以通過常駐人員或中文文書建立與北京司法機構的聯絡渠道，並且有權在給地方當局的各種書信文件中使用中文；[註 1]
- 解釋「脫利斯號事件」以及其它適合討論的政治話題。
總而言之，阿美士德使團的目的在於改善與中國的關係，繞開廣州當局直接向皇帝申訴英國商人在廣州遭遇的不公，並且力圖為中英貿易的發展打下長期而穩定的基礎。根據訓令的第4條要求，英國有必要在廣州設立領事，或者向北京派遣常駐人員，抑或確保廣州商館能夠有一條和北京當局溝通的渠道。儘管乾隆拒絕英國向其宮廷常駐人員，阿美士德認為嘉慶並沒有理由拒絕英國人向北京的公共機構派遣常駐使節：理想狀態下，英國和北京政府之間、以及英國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能夠暢通無阻，確保公司的利益免於地方官員的不公平對待；此外，在確保廣州貿易利益和政府間溝通渠道的前提下，阿美士德還希望中英之間互設常駐使節，英國可以獲得廣東以北的一處沿海商埠。[47]
在進行外交談判之前，阿美士德首先需要考慮如何獲得皇帝覲見的問題，這就自然牽扯到是否要向中國皇帝磕頭的問題。在英國人看來磕頭是屈辱的、不平等的，阿美士德希望基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進行平等外交，避免進行屈辱性的三拜九叩，或者尋找變通的方法，為此他研究了許多先前的案例、傳教士的記錄和廣州商館的情報——他還得到了參加過馬戛爾尼使團的約翰·巴羅的協助。巴羅閱讀過荷蘭使團的記錄，荷蘭使團畢恭畢敬完成所有儀式向皇帝磕頭之後卻因為傳教士的干擾無功而返，所以即便磕頭也不能保證使團的成功。阿美士德意還注意到1720年俄國伊斯梅洛夫使團覲見康熙的時候，雖然伊斯梅洛夫最終向康熙磕頭，但康熙後來向俄國派遣使臣時使臣按照俄國的禮儀向沙皇行禮，以此達到了外交上的對等。馬戛爾尼的案例令阿美士德相信，不需要磕頭也可以覲見皇帝，並且磕頭只是儀式性問題而不能解決使團的目的性問題——在平等的基礎上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爭端；然而，又有更多的例子顯示，如果拒絕磕頭就無法覲見皇帝，譬如1805年的戈洛夫金使團就因此被嘉慶遣返。阿美士德還收到了駐京天主教傳教士南彌德的信件，南彌德強調馬戛爾尼和戈洛夫金訪華都沒有打點好接待使團的中國官員，因而導致失敗。[48][49]
阿美士德仍希望與中國建立平等的關係，因此他認為如果國書中能夠指定遵照馬戛爾尼的禮儀，就可以避免外交上的尷尬。[50]在使團出發前夕的1816年1月1日，英國外交大臣加索理弗子爵向阿美士德發布訓令，訓令一面強調使團對中英貿易的重要性，使團不僅僅肩負着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利益，還被視作將中英兩國邦交重歸正軌的最後補救措施；至於是否要磕頭的問題，加索理弗子爵同意為了完成使命，「閣下可按照中國朝廷的一切儀式覲見」，然而他又要求阿美士德所行的禮儀「不能有損國家的榮譽，或降低閣下本人的尊嚴」，這就置阿美士德於兩難的局面。阿美士德寫信給白金漢郡伯爵和加索理弗子爵要求澄清：加索理弗要求阿美士德堅持馬戛爾尼的先例，又賦予了其莫大的自由裁量權；白金漢郡伯爵先是答覆「我不能確定哪些儀式體現了君主的榮耀或有損於皇帝的威嚴」，又承認阿美士德到時候很可能需要謹慎應對、隨機應變——對於馬戛爾尼所行的禮儀，白金漢郡伯爵則沒有外交大臣和阿美士德本人那樣的決心，反而在國書避免提及。[51][52]
此前的研究中，阿美士德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禮儀在中國的嚴肅性，因此為了讓中國人重視他和他的國家——充分吸取馬戛爾尼使團的教訓，以期中國能夠平等地看待英國而不是視作朝貢國，阿美士德需要通過各種手段充分彰顯英國的實力和地位。阿美士德不僅斥巨資購買華麗的服飾、裝飾和餐具，希望能夠彰顯英國人的品味和大英帝國的繁榮，還將使團在海上的居所也儘可能裝飾得富麗堂皇並配以美酒、美食。[53]
在挑選禮品方面，馬戛爾尼使團依賴法國傳教士的記載，誤以為中國人喜好天文、機巧等物，最後選取的禮物被乾隆斥為「奇技淫巧」，而南彌德也稱嘉慶皇帝崇尚節儉、不喜奢華，不會喜好這類禮物；因此阿美士德挑選的禮物大多是基於展現英國上流社會審美的英國產品。阿美士德不僅為皇帝準備禮品，還準備了打點官員的禮物。使團攜帶的禮品包括水晶吊燈、玻璃器皿、陶瓷、鐘錶、香水、鼻煙等等，還有繪製有英國君主、建築、花卉等的精選畫作，不少手工業者也想要藉機推銷自己的商品，這些禮物總價值22,005英鎊13先令7便士，相當於今天的200多萬英鎊。[19][54]
為了確保籌備工作的順利，阿美士德還聯絡英國國內的各種人脈，其中包括時任下議院議長查爾斯·亞波德、時任陸軍大臣巴麥尊勳爵以及之後參加航行的亞嘑士地號[譯名 4]船長兼密友默里·麥克斯韋、孻也號[譯名 5]船長巴塞爾·霍爾等人，麥克斯韋在10月就已經在允諾阿美士德的請求，載運使團到中國。使團原定於1815年12月1日出發，以期避開中國沿海的颱風季節，然而由於船隻的裝修和改造工程延期，一直等到1816年2月3日完工後，使團才得以出發。1816年1月倫敦方面正式向廣州發出出使的消息，但由於此時使團尚未成行，並且廣州商館的領導人益花臣即將離任，直到2月12日商館高層才對訪華的消息召開會議，主持會議的小斯當東認為不應該將不確定的消息上報中國政府，因此中國方面直到阿美士德使團接近廣東時才得知訪華的消息。[56]
阿美士德使團共有75人，較馬戛爾尼使團少20人，成員包括：左王差英吉利國男爵西雅治斯當東[譯名 6]、正王差英吉利國侯爵羅耳阿美士德[譯名 7]、右王差米斯咸利依禮士[譯名 8]、筆貼式兼譯生米斯端[譯名 9]、筆貼式兼譯生米斯爹惠氏[譯名 10]、筆貼式兼譯生米斯馬禮遜[譯名 11]、筆貼式兼譯生米斯萬寧[譯名 12]、正王差少爺貴米斯阿美士德[譯名 13]、正王差自用筆帖式米斯咸[譯名 14]、讀聖經兼少爺先生米斯額理府[譯名 15]、醫夫兼物性學米斯亞比利[譯名 16]、醫夫米斯彼耳孫[譯名 17]、醫夫米斯林[譯名 18]、雅文學米斯夏威黎[譯名 19]、王差圍兵武官米斯古家[譯名 20]、圍兵二武官米斯欣彌西[譯名 21]、守各禮物米斯瑪拉治[譯名 22]、守各禮物米斯布利[譯名 23]、協守各禮物米斯亞波德[譯名 24]、協守各禮物米斯馬耳屯[譯名 25]、跟班18人、為禮物之役3人、樂手12人、圍兵22丁。其中，亞比利的助手布利實際上是邱園派到中國收集沿途植物和種子的園丁，海軍見習士官亞波德則是其父英國下議院議長亞波德拜託好友阿美士德安排到使團中。[58][59][60]
阿美士德使團在語言能力上也遠超馬戛爾尼使團。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英國國內並沒有堪用的中文人才，因此不得不在旅途中找到兩位不會英語的天主教傳教士作為翻譯，乃至於有時候還要依靠小斯當東現學現用，因此整趟中國之行語言隔閡都十分嚴重。相較而言，阿美士德使團已集中當時英國國內最頂尖的中文人才，光專職翻譯就有5人；其中馬禮遜的中文水平可能和副使小斯當東不相上下，另外隨團醫生彼耳孫其實也是略懂中文。在隨團譯員中，萬寧師從歐洲頂尖的漢學家，是第一個抵達拉薩、面見達賴喇嘛的西方人，在從西藏偷渡到中國內地失敗後就來到廣州的東印度公司商館工作；端和徳庇時都是在廣州商館師從馬禮遜，由於端中途曾經回國一段時間，因此徳庇時的中文水平相較要好，並且曾作為翻譯隨小斯當東到廣州會見官員，徳庇時也是第一個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英語的人；馬禮遜則是基督新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也最早翻譯中文《聖經》的人之一，從1809年他開始作為東印度公司在廣州工作，他也是團隊中最重要的翻譯，承擔了國書的中譯、官員之間的口譯等重要工作。反觀中國方面，官員對於翻譯極為輕視，在雙方會談時候譯員不得就坐，乃至於有官員公然詈斥；然而因缺乏英語人才，中國官員在使團訪華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又不得不仰仗於英國使團的譯員。[61][60]
阿美士德使團的文書翻譯由馬禮遜負責，小斯當東也有參與審閱。英國仍舊堅持馬戛爾尼使團以來外交對等的原則，這在使團的翻譯中也有體現。馬禮遜在翻譯英文國書的時候，由於上一次使團使用「欽差」二字被乾隆點出，因此這次馬禮遜所翻譯的大使職務為生造名詞——「王差」，但使團無法控制中國官員使用「貢使」的名稱，因此雙方「各自表述」這些職位。國書中英國攝政王和嘉慶「稱兄道弟」，清朝的官員看到之後就以用詞不當為由退回，沒有敢將國書呈給嘉慶[10]。期間，嘉慶對名單中官銜譯名使用滿人專屬官職「筆帖式」感到不滿，最後大臣們以「因仰慕官名」為藉口為英人敷衍嘉慶，結果私人秘書和漢語秘書都被強制改作「譯生」。使團離開時收到了嘉慶頒布的敕諭，回國後阿美士德批判敕諭附帶的南彌德的拉丁語譯文淡化了嘉慶自命天朝上國、高高在上的倨傲語氣，因此還讓馬禮遜如實翻譯，將嘉慶的語氣色彩體現在譯文中。[62][63]
中國之行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搭乘英國海軍亞嘑士地號，在英國海軍孻也號和東印度公司特許船將軍休伊特將軍號和護航下從英格蘭港口此時朴次茅斯西南的斯皮特海德錨地啟程，2月18日過葡萄牙的馬德拉群島[64]，在赤道以南海域亞嘑士地號辭別兩艘護航艦，轉向至里約熱內盧並在巴西見證了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一世的葬禮[65]。3月31日，亞嘑士地號離開里約熱內盧港，並於4月18日抵達好望角，5月5日離港奔赴荷屬東印度，進入爪窪島西側的巽他海峽，與孻也號和休伊特將軍號在安耶爾錨地會合[66]。
5月25日，小斯當東等人從抵達廣東的奧蘭多號得到正式通知，得知了阿美士德已經啟程前往中國，並於28日將消息轉達廣東巡撫署理兩廣總督董教增。[67]6月4日，英國專員加拉威禮在行商浩官陪同下，前往廣州拜會署理兩廣總督董教增，正式向中國政府提交稟帖，告知了阿美士德使團即將訪華。在投書之前，兩人在禮儀問題起了衝突，董教增堅持「督撫大吏見暹羅諸國貢使」的拜伏禮，但加拉威禮無法接受，經過協商後以加拉威禮免冠、董教增起身示意替代[68]。董教增向嘉慶奏明使團之事：「該夷（英國）……因系太子攝政，思念高宗皇帝恩德，仰慕大皇帝仁聖，遣使進獻，以輸誠敬，並鋪張征服佛蘭西（法國）。聲明貢使於一月後起程……經赴天津，不由廣東行走……」[69]得知英國使團來華的消息後，廣州十三行的領導人浩官和潘啟官找到加拉威禮，擔心小斯當東會激怒皇帝，希望他勸說小斯當東不要隨團前往北京，但是遭到拒絕，二人後來通過董教增施壓但未果。[70][71][68]
嘉慶得知使團即將來華的消息後，在6月24日傳諭各地密切監視英國使團的動向，下令使團將會行經的福建、浙江、江蘇、山東各省督撫飭令沿海州縣探查英國「貢船」的位置，如果沒有在沿海州縣海面惹出事端就不必過問，但是如果中途靠岸要求改道，地方官員則必須加以拒絕，務必讓英國人在天津登岸；此外，嘉慶還命令督撫暗中飭令地方文武官員「加意防範，毋稍疏懈」。嘉慶又在6月28日傳諭主管天津沿海的長蘆鹽政廣惠，要求此次英國使團來華，不必向馬戛爾尼使團那般隆重地鋪張，以「慣例」迎接，明言：「此事朕不以為喜，何必有意迎合誇張？[72]」嘉慶還向直隸總督那彥成傳諭，稱英國使團假意朝貢、暗圖不明，如果英國使團像上一次馬戛爾尼使團一樣提議增加通商口岸，應該回答「天朝法度森嚴，不敢冒昧奏請，絕其妄念」，並且特意要求使團必須「情詞貢順」方可入覲，否則就用皇帝不在北京、使者不便久留的說辭打發走人。嘉慶又令軍隊着手準備「以資彈壓」。[73]
1816年6月21日阿美士德一行從巴達維亞（今雅加達）啟航[74]，7月8日阿美士德在進入廣東近海南丫島海域立即派人前往廣州聯繫小斯當東。實際上，為了預防廣州官員要求他們交出禮品、迫使使團通過陸路前往北京[註 2]，小斯當東一行人在7號就搭乘英國海軍發現號出海到澳門，並且派遣調查者號聯絡阿美士德，而阿美士德也早在6月12日就派遣孻也號北上聯絡小斯當東。孻也號最終在7月8日找到小斯當東，雙方約定在「紅江」島[註 3]與南丫島之間的馬尿灣或者大南丫島北面會面，並最終在「紅江」近海會合。[77][78]在會見使團之前，小斯當東就已經在5月25日獲知自己未獲任為副使，感到十分不滿。7月9日，小斯當東協同馬禮遜、德庇時、萬寧等商館人員從澳門出發迎接阿美士德，阿美士德等人察覺到小斯當東的不滿，為了拉攏遲遲沒有加入使團的小斯當東，阿美士德還是將其任命為副使。廣州當局也向嘉慶皇帝匯報了小斯當東的動向，署理兩廣總督董教增則稱「茲英吉利國王以斯當東曾經入都，諳習天朝禮節，諭令充當副貢使臣進京」，認為英國方面是因為小斯當東熟悉天朝禮儀才任命其為副使；然而嘉慶並不買賬，他收到報告後在8月4日的上諭中痛斥董教增聽任小斯當東等人私自出海，並令各地官員嚴加防範，而此時英國使團早已抵達天津。[79]
7月13日使團從「紅江」島出發，15日和16日經過大坵島和小坵島，17日駛出台灣海峽，18日行至舟山群島，21日轉向渤海，26日夜停泊在渤海入口的廟島群島附近。[80]航行途中，使團內部就談判內容達成一致，有兩點：第一，在北京建立外交使館，爭取建立北京和廣州之間的通訊渠道；第二，增加一兩個開放通商口岸。[81]在航行過程中，國書的中文譯本在7月22日由馬禮遜翻譯、小斯當東覆核交給阿美士德。在抵達渤海之前，使團就在25日派孻也號先行出發向直隸總督傳遞了使團人員名單和禮物清單，並請求他派出同上次來訪相同的船隻數量，但是由於大霧無法同亞嘑士地號取得聯繫[82]。7月28日艦隊抵達大沽口，負責傳遞信息的孻也號在離岸6英里處，而其餘船隻都在離岸15英里處，孻也號則與幾艘中國漁船取得了聯繫。[83]
7月29日早上，天津兵備道張五緯和山永協副將寅賓登上孻也號同英方取得聯繫，告知直隸總督將會在大沽口接待使團。[82]30日，張五緯和寅賓登上孻也號並帶來一個廣東人作為翻譯，然而使團成員並不會講廣東話，兩人最後帶走了使團給直隸總督的信件。[84]其實直隸總督那彥成於幾天前的7月24日因貪污革職，因此使團此時無法跟他們所期盼的直隸總督會面。31日，張五緯和寅賓登上亞嘑士地號會見阿美士德，隨後阿美士德登陸會見長蘆鹽政廣惠，這也是阿美士德第一次會見了中國官員，廣惠為使團送來了大量食品作為饋贈。8月1日嘉慶任命馬戛爾尼訪華時擔任粵海關監督[85]的工部尚書蘇楞額和長蘆鹽政廣惠為欽差前往天津迎接使團，最後在8月4日廣惠協同天津道張五緯和天津道副將寅賓登船代為接風，英方再度提交了人員名單和禮物清單，並且告知使團正在準備國書的譯本，並計劃把譯本遞交給軍機大臣托津。[86][72]與此同時，清廷就已經開始安排使團覲見德計劃，8月4日清廷寄諭蘇楞額和廣惠，嘉慶希望使團覲見的時間能夠避開8月26日進宮齋戒的時間，計劃讓使團在8月23、24日來圓明園參觀並等候召見。[87]
8月8日，阿美士德召集使團就磕頭問題進行討論，阿美士德本人擔心拒絕磕頭會導致使團被遣返，他的左手小斯當東力主拒絕磕頭，他的右手依禮士則認為達成覲見的使命更重要，小斯當東強調屈從不會帶來貿易問題上的實質性讓步，又向阿美士德暗示中國方面可能會取消禮儀。[88]8月9日，使團在大沽口登陸。8月10日，嘉慶指示蘇楞額和廣惠在8月21日將使團「按期」帶到海淀鎮的蠍子湖公館居住，等到8月24日傳召使團到正大光明殿，接下來幾天在圓明園聽戲、參觀、開席，27日帶到北京城裡的四譯館，29日到紫禁城太和殿領賞受封，次日離開北京，在天津出海回國；同時還指示兩人要在在使團覲見之前討論禮儀問題，如果英國使團拒絕磕頭，則需要加以開導，在天津筵席的時候蘇楞額和英國使團一行應該行禮謝宴，以檢驗英國使團的誠心。8月12日，使團抵達天津城外，蘇楞額和廣惠登船同阿美士德會面，雙方寒暄之後蘇楞額提出要看攝政王給嘉慶的國書譯文，遭到阿美士德拒絕，阿美士德告知蘇楞額需要按照馬戛爾尼使團慣例遞交給嘉慶近臣，但蘇楞額則稱自己已經受命全權負責此事。正當雙方相持不下時，蘇楞額突然問小斯當東是不是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時帶過來的那個小孩，小斯當東隨即承認，會談才得以打破僵局繼續下去，蘇楞額還邀請使團參加筵席。會後，小斯當東找到阿美士德，他認為蘇楞額和廣惠在邀請時反覆使用「天顏」、「賜宴」等詞彙，實際上暗示明天筵席會存在禮儀問題，使團成員一致認為不應該向皇帝的象徵物磕頭。[89][90]
8月13日，使團一行進入天津城內，蘇楞額和廣惠在天津道衙門口迎接使團，然而在入席之前蘇楞額突然提出使團成員應該按照中國禮儀向供奉有嘉慶皇帝牌位的香案行大禮，阿美士德表示會像對自己君主一樣向皇帝行禮。蘇楞額強調磕頭禮，而阿美士德則主張馬戛爾尼的先例。蘇楞額稱當年馬戛爾尼也是向乾隆磕頭，而阿美士德則稱馬戛爾尼的報告中稱他自己是行英國禮儀，隨後蘇楞額質問小斯當東，小斯當東則稱當年自己年紀尚小、記不得了。[註 4][94]最終，中方做出讓步，英國方面按照馬戛爾尼的慣例，雙方各自按照自己的禮節行禮，中國方面三跪九叩，而使團成員則是免冠3次、深鞠躬9次、起身9次；至於向嘉慶本人所行的禮儀，阿美士德則一再強調馬戛爾尼的先例，並且願意自負責任。[95]與此同時，軍機處已經按照嘉慶的旨意制定了使團覲見的嚴密計劃和儀式，在暢想使團行禮的細節了。[96]
為了不耽誤嘉慶安排的日程，蘇楞額等人在8月14日「如期」開拔前往北京[97]。在路途中，蘇楞額和廣惠兩人都惴惴不安，深怕自己沒有令使團磕頭會觸怒皇帝，因此私下找到小斯當東希望他能夠說服阿美士德。嘉慶在15日看過使團天津情形的報告後果然勃然大怒，先是指責二人沒有遵從面諭，要求二人等使團遵從中國禮儀後才能帶入京城，然後又命令二人施壓曾經參加過馬戛爾尼使團的小斯當東將功補過，最後警告二人如果在不習禮儀的情況下將使團帶到京城則會將使團掃地出門並將二人治罪。[98]嘉慶在諭旨最後仍意猶未盡，赫然硃批「絕不姑息」，告誡二人「彼時無（毋）悔」。[99][100]
蘇楞額和廣惠二人在收到諭旨後無比驚恐，當天就向上表嘉慶請罪，嘉慶則在16日下令停船，使團於是止步於武清縣蔡村。蘇楞額和廣惠立即找到阿美士德等人面談，以不行禮就會被遣返為籌碼向使團施壓，但阿美士德則以「不敢私自更改本國禮節」為由拒絕改變禮儀，仍然堅持此前的「免冠、鞠躬、起身」禮；見此，二人又按照嘉慶旨意向小斯當東施壓，而小斯當東則回應稱「回國時聞得正使告知國王云，（馬戛爾尼）系照依本國禮節行禮，是以此次不敢更改……實系不能記憶」，並以使團中職位不如阿美士德、服從正使命令為擋箭牌，雙方因此僵持數日。[101][102]
最後，就在雙方僵持之下，阿美士德提出可以有條件三跪九叩，仿照俄國使團的先例，只要覲見時或者之前有同等資格的中國大臣向攝政王畫像行相同的禮儀，或者中國向英國派遣使臣時向英王三跪九叩，那麼阿美士德則願意行禮，然而蘇楞額和廣惠卻不敢將英使的請求上報。[103][104]雙方爭執期間，廣惠怒斥翻譯馬禮遜沒有如實翻譯，馬禮遜一度拒絕為其翻譯[105]。就在中英雙方就禮儀問題相持不下時，使團所搭乘的英國軍艦於14日不辭而別，離開天津南下；嘉慶在17日聽聞後勃然大怒，怒斥蘇楞額和廣惠，而又聽聞小斯當東稱「所行禮節全不記得」，點名小斯當東「奸詐欺罔之情可惡至極」，硃批「支吾可惡」、「所言甚屬欺誑」[106]——嘉慶原本想將使團立即逐回，但因為船隻已走，只能讓他們繼續前進。[104][107]
嘉慶在8月18日撤換主管官員，又令使團前至通州。前去迎接使團的則是嘉慶近臣國舅公理藩院尚書和世泰和禮部尚書穆克登額，嘉慶還嚴令蘇楞額和廣惠不得向使團泄露人事變動。[108][104]嘉慶在給和世泰等人的詔書中稱「至司（斯）當東於乾隆五十八年曾隨伊父入貢，彼時貢使等欲行本國之禮，略加開導，旋即遵行三跪九叩禮節，斯當東曾經目睹……至爾所云『前次貢使回國時，告知爾國王仍稱行本國禮節』，爾等回國如何告知爾國王，我天朝都置之不問」，直接指認斯當東父子當年在馬戛爾尼來華行禮問題上向英國政府做虛假報告。然而當清朝官員告知阿美士德只要他能夠行禮，隨便怎麼向英國國內報告時，阿美士德不但表示強烈的反對，還義正嚴詞以虛假報告為恥[109][110]。8月22日，使團抵達通州，和世泰等人見面即向使團就磕頭問題下最後通牒，但使團堅決抵制磕頭，局面再度僵持。阿美士德在此時提出，如果中國皇帝因為禮儀問題拒絕接見，煩請儘早告知回國時間。[111]
嘉慶令和世泰以8月28日為限，如果使團仍是拒絕則不必開導，聽候皇帝旨意。[112]和世泰則向嘉慶上報「該貢使禮節尚未如儀」，現在還在「會同演習」。接到皇帝的限期命令後，深恐被怪罪辦事不利的和世泰等人再度想找到小斯當東，但是被對方拒絕。25日，嘉慶繼續要求和世泰演習，但態度有所軟化：「凡事不必過於苛細，轉失馭外之禮。即五十八年（指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亦系將就了事。此一事耳，總之逐回，不如接見之為事。」與此同時，使團內部也對禮儀問題出現分歧，英國方面派出的阿美士德、依禮士等認為如果拒絕磕頭則會導致使團失敗，但小斯當東強烈反對磕頭，並且召集東印度公司成員表達意見，小斯當東在使團和廣州商館成員內占到表決多數，最後阿美士德決定採納小斯當東的意見，並將此決定通過馬禮遜翻譯成文書交給和世泰。[113][114][115]和世泰收到消息後反而告知使團將即日前往北京，使團反覆和官員確認後得到了一致的回覆，停滯數日之後匆忙開始準備行程。[116]
8月27日，和世泰向嘉慶謊報使團雖然「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禮」，將在8月28日將使團帶到蠍子湖公館等候覲見，故意隱瞞了使團拒絕行中國禮節的情況[117]，而對阿美士德使團則稱皇帝已經免去三跪九叩之禮[118]。嘉慶閱後欣然宣使團入京，並為使團安排了覲見、筵席、參觀等事項，定於30日在圓明園覲見。嘉慶又在28日臨時傳召和世泰和穆克登額，但和世泰等人只得向嘉慶進言「實不能令改使臣演禮，明日瞻禮時必能成禮，不致失儀」。嘉慶本人對於和世泰「不能成禮」的說法頗為不滿，痛斥其「一昧姑息，將就了事，徑自帶來」，然後又下旨安排使團在明日覲見，因此和世泰不得不在下午連忙趕回通州，加緊安排使團進京的行程。[119]
8月28日下午，英國使團突然接到了覲見的命令，匆忙之中準備前往圓明園覲見，在下午4點啟程。使團的車隊是臨時組建，禮品都是由中國馬車載運，而阿美士德的馬車只能用4隻騾子牽引，一行人或是乘坐騾拉小車，或是騎馬，一直趕路到天黑，天黑後又在夜間坑坑窪窪的路上一直走到9點。飢腸轆轆的使團成員在享用完蘇楞額和廣惠為使團準備的、阿美士德本人形容為「令人作嘔」（disgusting）的大餐後，休息了僅僅一個小時就又開始趕路，午夜時分抵達北京城下，九門提督奉命不關城門以為迎接。[118]然而使團並沒有進入北京城，反而抄小路前往圓明園，使團的車馬時不時陷落在顛簸的泥路里，直到走到大道上才有所改善。8月29日5點，使團終於抵達圓明園附近別院停歇，但官員仍不允許使團下車休息，而是將其直接帶到圓明園。[120]
8月29日，嘉慶在早上六點半就早早來到正大光明殿等候覲見。此時此刻，使團的正副使者正被隨行的滿洲官員們帶到圓明園中的偏僻角落中「開導」。由於覲見比預定的30日提前一天並且只接見阿美士德父子及副使小斯當東，使團成員認為這次覲見只是私下的非正式覲見，必須的禮服和國書都來不及準備，因此強烈要求推遲一日覲見，但是遭到了滿洲官員的無視。在蘇楞額和廣惠口頭開導無效之後，和世泰一邊說可以依照「你們體例」，一面企圖用蠻力將阿美士德拖出房間，但遭到了阿美士德的頑強抵抗，此後阿美士德堅持回到旅館休息，和世泰再難如願。[121][122][123]在正大光明殿等候的嘉慶三次傳見，卻只收到「正使不能快走」、「正使病泄，稍緩片刻」、「正使病倒，不能覲見」的回應，只得下詔等到正使「病癒」之後再見，先行召見副使，結果又被告知「副使俱病，俟正使痊癒後，一同進見」。嘉慶派遣御醫探望使團，御醫回稟嘉慶使團成員沒有病，受到愚弄的嘉慶在憤怒之下頒旨：「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卻其貢不納，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並將和世泰等人革職治罪。[124][125]使團在11點時收到了遣返的消息，震驚之餘又被命令返回通州。下午，九門提督派遣軍官要將使團掃地出門，並告知使團如果願意磕頭則還有覲見的最後機會，但遭到了使團回絕。使團在風雨交加中晝夜兼程，終於在30日的凌晨抵達通州。[126]
8月30日，嘉慶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後果，知道英國使者從不願意磕頭，又了解到和世泰等人欺上瞞下，將罪責全部推給和世泰等人「屢違諭旨，以致外國使臣干犯名義」——念在「（英國）於重洋萬里之外遣使進表納貢，其輸誠慕化之意」，為表歉意，又派人追上使團，雙方交換禮物，英國方面的禮物有「地理圖4張，該國王、王妃畫像2張，銅版印的英國山水、人像畫95張」，而中國方面的禮物為「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盤、大荷包二對、小荷包八個」。嘉慶特准阿美士德使團經由中國內地行走，他認為即便英國人繪製地圖，使團所經都深居內陸，無益於英國自海道而來，正可以讓英國使團了解到「中國疆域之閎廓，山川之險阻」。同日嘉慶頒給英國君主的一道敕諭，這道諭旨經過驛道，最終於抵達廣州，由兩廣總督蔣攸銛在1817年1月6日鄭重轉交給阿美士德。嘉慶在這道諭旨中就不復寬厚大度，而是一面鋪展萬國來朝的威儀，指責英國人不服從中國人的禮節；另一方面念在英國遠在海外，派遣使者「重勞唇舌，非所樂聞」，而「天朝不寶遠物」，因此命令英國如果不願意行禮的話以後不必遣使。[127]
回國之旅
儘管嘉慶將使團失敗歸咎於大臣，並且從未向使團解釋過為何拒絕覲見的原因，但是使團內絕大多數成員都將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嘉慶——使團在向外交大臣喬治·坎寧匯報時，描述嘉慶為一位獨斷專橫、反覆無常的暴君。從天津到北京的一路上，嘉慶一再發布自相矛盾、前後不一的命令，尤其是在使團經過一整夜不眠不休的長途跋涉後又粗暴地決定將使團遣返——這實在有違待客之道，無疑是對使團的侮辱。使團在9月4日看到了《京報》上刊載的嘉慶將使團問題歸咎於和世泰的詔書，嘉慶看上去表現出了極為友好的一面；但是當使團抵達廣州後又收到另一份邸報，這份邸報刊載了嘉慶給兩廣總督的詔書，裡面稱使團不肯行禮才是失敗的原因；使團認為這份詔書是針對廣州的外國人發布，這種表里不一的態度令使團感到不滿。至於嘉慶所指責的那些臣工，使團反而認為他們都恪盡職守、從令如流。儘管嘉慶賦予了使團離京後自由行走的權限，但使團對於嘉慶的反感有增無減。[128]
遭受遣返之後，英國人帶着沮喪的心情開始了新的旅程，使團將會花費4個月的時間穿越中國內地，在1817年1月抵達廣州。[129]1816年9月2日，使團回到天津；幾天後的9月8日，使團從天津出發，沿着京杭大運河南下，使團的船隊包括60艘船，載運包括73個英國人、400名中國船夫和縴夫、隨行的一眾官員以及英國使團所有的禮品行李，廣惠受罰陪同使團南下。[130]使團在9月22日抵達山東內的首站臨清縣、24日抵達東昌府、29日抵達濟寧州；10月4日進入江蘇境內，10月5日在宿遷縣眾興集度過中國的中秋節，10月6日渡過黃河，10月8日來到了清江浦，10日抵達揚州府，14日抵達運河和長江交匯處的瓜洲鎮。[131][132]船隻駛入長江後，並沒有像馬戛爾尼一樣繼續沿着運河到蘇州，而是按照嘉慶指定的捷徑沿長江、贛江溯流而上。[133]隨後，使團在19日進入長江，溯江而上，21日抵達南京。11月1日使團離開南京，次日抵達安徽境內的大通鎮並在那裡逗留，7日啟程前往鄱陽湖水域。14日，船隊駛入鄱陽湖，在湖口縣的大孤塘避風，隨後在23日抵達南昌，繼續馬戛爾尼當年的路線。雖然天氣不佳，但使團還是在12月11日抵達贛州府，18日在南康縣舍舟陸行，開始穿越大庾嶺，19日過梅關抵達廣東境內。12月25日，使團在韶關改走水路，1817年1月1日抵達廣州。[134]
雖然嘉慶極為大度的允諾英國使團在中國內地旅行的權利，但實際上使團的行程是按照凌晨出發、半夜到城的時間安排，同時使團也受到各地官員的監視和限制，因此幾乎沒有機會讓使團參觀任何城鎮的內部，也很難和民眾產生交集。[135]即便如此，使團還是能夠比馬戛爾尼使團更加深入地遊覽中國內地，並且對清朝的衰敗印象深刻。乾隆去世後，嘉慶決定厲行節約、不再南巡，於是在使團南下的運河兩岸到處都是當年乾隆南巡留下的破敗遺蹟，而各地的基礎設施早已年久失修，而參加過馬戛爾尼使團的小斯當東對此感觸頗深。除了平民百姓的窮苦生活，使團還觀察到了清朝軍備的落後，清朝士兵大多仍處於慣用弓箭的冷兵器時代，當他們使用火銃時，點火後就遠遠躲開、背對蹲坐，以免炸膛受傷。與此同時，使團發現，中國的官吏和民眾雖然對外國事務一無所知，但對於本國卻是盲目自大。基於這些觀察，使團認為中華文明雖然在亞洲首屈一指，但相較之歐洲文明早已相形見絀，只能算是半開化的狀態。[136]
阿美士德使團不僅對中國沿海的許多海域進行勘探，還抵達過當時正在鎖國的朝鮮王朝和當時西方尚未發現的琉球國。英國艦隊在離開塘沽之後就迫不及待地計劃兵分三路考察「歐洲航海者從未涉足」的渤海：休伊特將軍號負責勘測渤海中部的航線；亞嘑士地號則從塘沽南下，勘測渤海灣和萊州灣沿岸的水文，並且在威海衛登陸補充淡水；孻也號則沿着遼東半島西岸向南直到旅順口，跨過渤海海峽來到登州附近偵察；三艦最後在萊州灣會合。[137]
在孻也號船長巴塞爾船長的帶領下，亞嘑士地號和孻也號繼續向東航行到了朝鮮，並在1816年9月4日於忠清道舒川郡馬梁鎭登陸。雖然由於語言不通，船隊和朝鮮人交流並不多，但亞嘑士地號船長麥克斯韋將一本《聖經》作為禮物贈送給當地官員，令馬梁鎭成為《聖經》在朝鮮半島的始播地之一。[138][139][140]離開朝鮮後，巴塞爾一行在9月16日抵達琉球王國的那霸港。由於暴風雨導致船隻損壞，巴塞爾一行在琉球滯留了40多天，考察了琉球的風土民情，其記載也啟發了1853年佩里遠航日本期間迫使琉球開國。為表達對琉球人維修船隻的感謝，巴塞爾等人要求面見琉球國王，但尚灝王以清朝諭令「琉球國王除天朝冊使外，另勿肯見他國人」為由回絕。[141]
從琉球出發後，亞嘑士地號在1816年11月2日抵達廣東珠江口的伶仃洋。當亞嘑士地號抵達廣東後，為躲避風浪並且遵循馬戛爾尼使團的舊例，向廣州當局請求停泊到內河黃埔港口，但是廣州當局拖延數日不許入港，於是艦隊自行前往虎門並和清軍水師交戰。面對扼制海口的清朝水師和虎門炮台，亞嘑士地號一炮擊中指揮艦令其停止行動，僅僅憑藉右舷齊射便令虎門炮台啞口，從而順利駛入內河二道灘，並向廣州當局抗議。兩廣總督蔣攸銛則隱瞞事實，謊稱亞嘑士地號開得太快以致於虎門炮台沒有收到准許入港的指令、向英艦開炮，對英國人的還擊隻字未提；英國國內則因此將亞嘑士地號艦長麥克斯韋視為勇敢維護大英帝國尊嚴的英雄。[142][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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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在此次事件中認定小斯當東從中作梗，因此在8月30日和9月6日連續兩道命令下發兩廣總督蔣攸銛，令其禁止洋商收留小斯當東，小斯當東和使團回到廣東之後就「一併回國，勿許停留」、「斷不許其再來」。蔣攸銛在回復的表文中則進一步提出要將英使來華的失禮之處刊刻成書、公開發行，以此來伸張天朝威儀，令外邦人臣服敬畏；嘉慶並不同意，指示蔣攸銛在廣東大擺筵席為其餞行，要求其對北京之事不着片語，「以彰顯天朝之大」。[145][146]
1817年1月1日阿美士德一行和船隊在廣州會合，使團在3日與廣州的英國商館和美國領事開辦了筵席，6日[127][106]兩廣總督為使團舉辦盛大的儀式並向使團轉交了嘉慶致英國國王的敕諭，9日行商為阿美士德開餞別宴，13日英國商館為勒令回國的小斯當東開餞別宴，20日使團從黃埔港口啟程回國。[147]1月23日，使團抵達澳門，但澳門當局以為葡萄牙女王舉行國喪為由拒絕接待使團，最後是由東印度公司和登岸的英國海軍士兵自行為使團舉行儀式。[17]1月28日，使團離開澳門，並在2月2日抵達馬尼拉。離開馬尼拉後，使團駛往爪哇，但是途中在加斯帕海峽亞嘑士地號附近觸礁沉沒，阿美士德一行人被迫舍船滯留在普洛利特島，幾經波折最終抵達了爪哇島，並在4月12日轉乘東印度公司愷撒號回國，5月27日抵達好望角，停留在開普敦。[148][149]
6月11日使團離開開普敦，在6月27日抵達聖赫勒拿島。[150]當1817年3月囚禁在島上的拿破崙一世得知阿美士德使團即將來訪的時候，聽說英國人因為不肯磕頭遭到驅逐，就止不住地抱怨英國人不懂得入鄉隨俗遵從中國的禮節。拿破崙同意了阿美士德來訪的請求，雙方在6月29日單獨會面。此前，阿美士德就已經耳聞拿破崙對英國人不入鄉隨俗的嘲諷，拿破崙多次向身邊人諷刺：「如果英國的禮節不是吻手而是吻屁股，是否也要讓中國的皇帝脫褲子呢？」然而真正會面時，拿破崙只是耐心聽完阿美士德的講述，沒有任何評論，講述起自己在島上的境遇。在阿美士德走後，拿破崙曾私下裡表示，雖然阿美士德自己有意入鄉隨俗、遵從中國的禮節，但是他終歸是聽從了小斯當東的錯誤意見，才導致使團的失敗，拿破崙還反對通過武力打開中國國門的想法。[151]拜訪完拿破崙後，使團在7月2日離開聖赫勒拿，8月17日回到了英國。[152]
後續
阿美士德回國之後，時任兩江總督、曾任廣東巡撫的孫玉庭受召覲見，嘉慶令其講述英國情形：他先是回憶馬戛爾尼來華時候「方該夷人入見時，見其兩腿褲襪繃緊，直立而不能曲」，因此不能完整行禮，又稱：「（英國人）不得茶葉，則人皆病目。我能制其死，彼必畏懼。況彼國之船過大，內洋水淺，斷不能進折。且最怕火攻，無能為也！彼若妄有干求，必當折以天朝之法度，若勢有不能，不必責以中國之儀文。」而當論及英國國力之時，孫玉庭又說：「其富由中國，彼以所有易茶葉，轉鬻於附近諸夷，故富耳。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彼窮且蹙，又安能強？」嘉慶因此特別注意控制茶葉的進出口，下令禁止茶葉海運、只允許陸路運輸茶葉，以杜絕「通夷」的風險。嘉慶還諮詢了兩廣總督蔣攸銛是否可以從此以後徹底中斷中英之間的貿易來往，但蔣攸銛報告稱粵海光關稅將近七成以上都是來自英商，嘉慶因此斷絕了這個念想。[153][154]
為防止英國人因使團被驅逐在沿海構釁，嘉慶又在1818年調阮元為兩廣總督，阮元也在當年的1月29日和5月10日兩次進言預防英國事務。阮元認為英國在華謀求的無非是商業利益，因此「多鎮以威，未便全綏以德，否則貪得無厭，得進一步，將又占一步，而事端反從此啟」，並且請示嘉慶預備三策——「停止貿易」、「斷糧禁買辦」、「攻毀擅闖內洋之船」；但嘉慶則對自身武力並不信重，反而以「我兵未必甚壯也」要求阮元謹慎使用武力。孫玉庭對英人的見解及「以商制夷」的思想，也為道光朝君臣所繼承，乃至於林則徐到廣東查辦鴉片之時仍計劃「以商制夷」，而琦善等人依然堅信英人沒有茶葉即會「大便不通立死」、「其富由中國」的說法。[155][156]
嘉慶頒給英王的國書返抵英國後，一直原封不動保留在英國外交部，直到1891年該部整理文件，發現有中國方面檔案，請求中國使館代認；經由時任清朝駐英使館參贊、身為馬戛爾尼後裔的馬格理辨別，由黃綾重重包裹、內含滿、漢、拉三語版本敕諭的原匣被帶到中國使館，最後到了清朝駐英公使薛福成手上。[157]
相較於馬戛爾尼訪華，阿美士德使團對中國的態度進一步惡化。馬戛爾尼所見到的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的末尾，他所見到的乾隆皇帝具有「卓越的理解能力、不平凡的心靈活力和果斷的氣質」，而阿美士德所見證的中國正處於嘉道中衰，嘉慶皇帝本人則是「最為剛愎自用之人」，也是廣州貿易糾紛的真正原因。雖然馬戛爾尼認為中國軍事力量薄弱，但就對華外交仍「心存幻想」，而阿美士德認為中國人以自我為中心的優越感，令任何平等的外交渠道都無法改變同中國的貿易，這也為後來的鴉片戰爭埋下伏筆。[158]此後，英國政府放棄了通過派遣外交使團改善雙邊關係、促進貿易利益的做法。[159]
使團通過對中國的觀察，進一步摒棄了對其政治體制的幻想——即清廷才是阻礙中外交往和社會進步的主要因素——使團一行人及參與過使團的廣州商館成員認定，清政府乃專制獨裁的殘暴政權，除了限制貿易、鼓動排外之外，還在中國社會內部以極其不人道的方式迫害民眾、壓制反抗。使團船隊成員之一的麥克勞德[註 5]認為，清政府通過愚民政策讓其民眾相信其統治「臻於至善」（at the summit of perfection），實際上則是「通過禁止一切創新和改良，建立起一套倒行逆施、壓抑人性智識的惡政」（the absurd tyranny of fettering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by forbidding all innovation and improvement）。英國人在和中國朝廷打交道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了對方欺軟怕硬、害怕英國人惹事的作風，因此更加傾向於以強硬的態度維護自身利益。[161]雖然東印度公司高層放棄了從外部改變中國的想法，轉而要求廣州商館卑躬屈膝以保全貿易利益、配合官府制止在華散商的不法行為，中英關係在此後經歷十多年的相對平靜，但與此同時英國的散商勢力依舊日益壯大，和東印度公司、廣州當局的矛盾也愈演愈烈，並最終取代了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中的地位，推動倫敦當局以更強硬的姿態面對中國。[162][163][10]
小斯當東回國後，經購買議席晉身英國國會議員。雖然他在擔任議員期間，以國會對華問題專家身份極力維護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並反對鴉片貿易，但當1840年中英之間再度因為貿易爆發衝突時，小斯當東仍在下議院演說支持對華戰爭：「正在準備中的這場戰爭是世界級的戰爭，其結局將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儘管很遺憾，但我還是認為這場戰爭是正確的，而且也是必要的。」[164][165]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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